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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说《红字》中频繁出现的针线意象是该作品的一大特色，针线同海斯特的生活经历、阶级身份，以及性别角色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作品中，通过针线这一意象，海斯特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找到了女性气质显露的途径和表达自我的方式，同时也淡化了由她的“堕落”所带来的阶级身份以及性别身份越界所带来的问题。这，也就是针线意象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针线 海斯特 女性气质 阶级身份 性别角色
《红字》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曾多次被拍成电影。其中1995年黛米·摩尔主演的影片对小说主人公海斯特·白兰的形象做了相当程度的改编。海斯特在小说中以做针线为生，养活自己与私生女珠儿；而在电影中，海斯特以种地为生，拥有自己的农场。显然，导演认为海斯特以针线活谋生的这个细节无关小说主旨。历来的批评家也大多没有对小说中针线这一饱含文化和象征意义的符号给予足够关注。但对于《红字》这部小说来说，霍桑将小说转折性的第五章定名为《海斯特做针线》，并用大量的笔墨对海斯特的针线活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这对于行文很少蔓生枝节的霍桑来说，是别有深意的。笔者以为，借鉴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关成果，对《红字》中与针线相关的职业选择、阶级区隔、女性气质、女性性别分工等要素进行全面剖析，或许能够理解针线在《红字》中的存在原因和意义。
一、职业选择和阶级区隔
（一）职业选择
法律层面上来讲，《红字》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17世纪中叶。根据当时的法律，“通过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成为一个人，也就是说，妇女的存在或她的法律身份在婚姻中被搁置了，至少说是被并入了丈夫的存在之中，与他成为一体”a。如果丈夫丧生，妻子能够通过继承丈夫的财产，获得生活保障，然而一旦她背叛了婚姻，丈夫有权利将她逐出家门，剥夺她分享财产的权利。海斯特曾经受到该法律体系的“保护”，享受着丈夫罗杰·齐灵渥斯为她所提供的物质保障。不过在她与丈夫失散后，却犯下了当时法律所不容的通奸重罪，生下了私生女。这样的背景下，即使齐灵渥斯丧生，她也没有权利要求继承遗产。更何况齐灵渥斯生还，被仇恨蒙蔽了眼睛，母女两人“处境孤立，世上没有一个朋友敢于露面”b。对此时的海斯特来说，她别无选择，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
从17世纪美洲殖民地建立开始，女性相对来说有比较自由的职业选择。女性需要参与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帮助一起建立美洲新大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早期定居者多是清教徒，他们依据所拥有的财产和阶级出身决定他们的等级制度和社会身份：有的清教徒在新大陆成为殖民地政府的宗教或行政首领，有人则需要依靠卖劳力为生。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来自英格兰，家道中落，通过小说中海斯特回忆她家住宅的外在形象，如门廊上的盾形家族纹章以及她父亲的贵族服饰，可以想象海斯特出身中上等阶层，而不会是懂得农耕方面手艺的平民阶层。婚后的海斯特随着齐灵渥斯定居阿姆斯特丹，也不需要为生计而劳碌。因此她不可能一到新大陆，就能像农妇一样熟练地完成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电影中从事农业的拓荒者的形象显然不符合海斯特本人的真实情况。
个人谋生技能方面，即使海斯特接受的是家庭教育，根据她的出身，她应该学习过阅读、写字、绘画、音乐、针线等基本的技能。与绘画、音乐等同日常经济生活脱节的活动相比，缝纫针线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样的生活背景使海斯特有极大可能会选择做针线活作为她的谋生方式。
（二）阶级区隔
海斯特选择针线为职业，这个职业也模糊了她的阶级越界问题。对于海斯特来说，她的职业选择并不多。她没有足够的资本从事商业；为名声所累，无法做家庭教师；手工匠人是家族世代相传的技艺，她不会；而下田劳动、做女佣，甚至是沦为娼妓，这些选择会让她曾经隶属的中产阶级蒙羞。而在当时，料理家务、做针线、监督家里仆人的劳作却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做缝纫，是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女性与劳动妇女都需要掌握的技能之一。“尽管穷人女性织补袜子而富有的女性缝制随身携带的手袋，她们因阶级、年龄或所做针线活种类的不同而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与她们都需要做针线相比，这种差异并不那么重要”c。与阶级分层相关的劳动分工，在针线这一技艺上显得比较模糊。以针线为职业，使海斯特在工作的同时保持了中产阶级的优雅和尊严。
同时，在《红字》这部小说中，针线也成了联结海斯特这个社会边缘人与清教社会的纽带。试想如果海斯特真的从事农业，拥有自己的土地，她若将自己同社会隔离开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再踏入社会群体范围，那么红字“A”也就失去了其约束和规范的作用。然而，她的职业却是刺绣，一种无论中上层资产阶级还是下层阶级都不可或缺的工种。她的绣品要价不菲，只有主流社会阶层的达官贵人才有财力消费。她在挑战清教社会的父权人物，拒绝说出情人的名字的同时却上门为她的审判者做手套、做衣服。海斯特一丝不苟地做着刺绣，“像授任圣职、官吏就任，以及一个新政府可以对人民显示威严的种种形式这样一些公眾典礼，作为一种成规，执行得庄严有序，显示出一种阴沉而又做作的壮丽。高高的环形皱领、精心编织的饰带和刺绣华丽的手套，都被认定是居官的人夸耀权势的必需品（红，70）”。于是海斯特的针线活便出现在“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红，60）”。由此看来，海斯特虽“不在清教社区之中，但是却在它的近旁，支持着它”d。社会边缘人和清教社会通过刺绣联系在了一起。
二、针线活对女性气质的表现和表达自我的作用
（一）表现女性气质
霍桑在塑造海斯特这个女性形象时，让海斯特以针线为生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尝试去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性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海斯特犯的是情欲之罪，一出场就已经是带有红字“A”标志的罪妇，常年穿深色衣服，长发也遮盖在帽子下面，外形的女性特质和魅力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她表现其女性特质的手段也变成了她的针线手艺。海斯特把带有耻辱象征的红字“A”在她手里变成了艺术品：红线缝制，金线绣成花边来装饰，挂在她的胸前更像是一个绝美的装饰物；而她的私生女珠儿，在她手里也成为她的模特，她尽力给她最好的，用最美的衣服来装扮她，用最好的绣品来搭配她。刺绣是她在幽暗的日子里唯一的乐趣。她的绣品，凝聚着她高超的技巧和丰沛的想象，体现了她的创造力和对美的感悟。 d Harold Kaplan， Democratic Human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2005， p.137.
e Michael Davitt Bell， “Another View of Hester，” in Hester Prynne， Harold Bloom ed.，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90， p.88.
f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Letters， 1853-1856， Thomas Woodson et al. ed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1987， pp.456-7， p.304.
g Ross Murfin ed.， Ca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Scarlet Letter. Boston： St. Martin’ s Press， 1991， p.284.
参考文献：
[1] 陈榕.霍桑《红字》中针线意象的文化读解[J].外国文学评论，2007（2）.
[2] 史雅静.浅析针线活在《红字》中的意义[J].电影文学2014（24）.
[3] 胡尚田.论《红字》中的红字[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4）.
[4] 任晓晋，魏玲.《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0（1）.
[5] 毛凌滢.冲突的张力——《红字》的二元对立叙事[J].国外文学，2010，30（4）.
[6] 季峥，蒙雪琴.《红字》：对十九世纪女权主义理想的解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1）.
[7] 苗莉珺.《红字》中的西方文化价值观解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學版），2013，34（4）.
作 者： 吴超，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师范本科在读；王琼，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和西方女性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针线 海斯特 女性气质 阶级身份 性别角色
《红字》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曾多次被拍成电影。其中1995年黛米·摩尔主演的影片对小说主人公海斯特·白兰的形象做了相当程度的改编。海斯特在小说中以做针线为生，养活自己与私生女珠儿；而在电影中，海斯特以种地为生，拥有自己的农场。显然，导演认为海斯特以针线活谋生的这个细节无关小说主旨。历来的批评家也大多没有对小说中针线这一饱含文化和象征意义的符号给予足够关注。但对于《红字》这部小说来说，霍桑将小说转折性的第五章定名为《海斯特做针线》，并用大量的笔墨对海斯特的针线活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这对于行文很少蔓生枝节的霍桑来说，是别有深意的。笔者以为，借鉴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关成果，对《红字》中与针线相关的职业选择、阶级区隔、女性气质、女性性别分工等要素进行全面剖析，或许能够理解针线在《红字》中的存在原因和意义。
一、职业选择和阶级区隔
（一）职业选择
法律层面上来讲，《红字》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17世纪中叶。根据当时的法律，“通过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成为一个人，也就是说，妇女的存在或她的法律身份在婚姻中被搁置了，至少说是被并入了丈夫的存在之中，与他成为一体”a。如果丈夫丧生，妻子能够通过继承丈夫的财产，获得生活保障，然而一旦她背叛了婚姻，丈夫有权利将她逐出家门，剥夺她分享财产的权利。海斯特曾经受到该法律体系的“保护”，享受着丈夫罗杰·齐灵渥斯为她所提供的物质保障。不过在她与丈夫失散后，却犯下了当时法律所不容的通奸重罪，生下了私生女。这样的背景下，即使齐灵渥斯丧生，她也没有权利要求继承遗产。更何况齐灵渥斯生还，被仇恨蒙蔽了眼睛，母女两人“处境孤立，世上没有一个朋友敢于露面”b。对此时的海斯特来说，她别无选择，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
从17世纪美洲殖民地建立开始，女性相对来说有比较自由的职业选择。女性需要参与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帮助一起建立美洲新大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早期定居者多是清教徒，他们依据所拥有的财产和阶级出身决定他们的等级制度和社会身份：有的清教徒在新大陆成为殖民地政府的宗教或行政首领，有人则需要依靠卖劳力为生。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来自英格兰，家道中落，通过小说中海斯特回忆她家住宅的外在形象，如门廊上的盾形家族纹章以及她父亲的贵族服饰，可以想象海斯特出身中上等阶层，而不会是懂得农耕方面手艺的平民阶层。婚后的海斯特随着齐灵渥斯定居阿姆斯特丹，也不需要为生计而劳碌。因此她不可能一到新大陆，就能像农妇一样熟练地完成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电影中从事农业的拓荒者的形象显然不符合海斯特本人的真实情况。
个人谋生技能方面，即使海斯特接受的是家庭教育，根据她的出身，她应该学习过阅读、写字、绘画、音乐、针线等基本的技能。与绘画、音乐等同日常经济生活脱节的活动相比，缝纫针线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样的生活背景使海斯特有极大可能会选择做针线活作为她的谋生方式。
（二）阶级区隔
海斯特选择针线为职业，这个职业也模糊了她的阶级越界问题。对于海斯特来说，她的职业选择并不多。她没有足够的资本从事商业；为名声所累，无法做家庭教师；手工匠人是家族世代相传的技艺，她不会；而下田劳动、做女佣，甚至是沦为娼妓，这些选择会让她曾经隶属的中产阶级蒙羞。而在当时，料理家务、做针线、监督家里仆人的劳作却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做缝纫，是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女性与劳动妇女都需要掌握的技能之一。“尽管穷人女性织补袜子而富有的女性缝制随身携带的手袋，她们因阶级、年龄或所做针线活种类的不同而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与她们都需要做针线相比，这种差异并不那么重要”c。与阶级分层相关的劳动分工，在针线这一技艺上显得比较模糊。以针线为职业，使海斯特在工作的同时保持了中产阶级的优雅和尊严。
同时，在《红字》这部小说中，针线也成了联结海斯特这个社会边缘人与清教社会的纽带。试想如果海斯特真的从事农业，拥有自己的土地，她若将自己同社会隔离开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再踏入社会群体范围，那么红字“A”也就失去了其约束和规范的作用。然而，她的职业却是刺绣，一种无论中上层资产阶级还是下层阶级都不可或缺的工种。她的绣品要价不菲，只有主流社会阶层的达官贵人才有财力消费。她在挑战清教社会的父权人物，拒绝说出情人的名字的同时却上门为她的审判者做手套、做衣服。海斯特一丝不苟地做着刺绣，“像授任圣职、官吏就任，以及一个新政府可以对人民显示威严的种种形式这样一些公眾典礼，作为一种成规，执行得庄严有序，显示出一种阴沉而又做作的壮丽。高高的环形皱领、精心编织的饰带和刺绣华丽的手套，都被认定是居官的人夸耀权势的必需品（红，70）”。于是海斯特的针线活便出现在“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上、牧师的领结上（红，60）”。由此看来，海斯特虽“不在清教社区之中，但是却在它的近旁，支持着它”d。社会边缘人和清教社会通过刺绣联系在了一起。
二、针线活对女性气质的表现和表达自我的作用
（一）表现女性气质
霍桑在塑造海斯特这个女性形象时，让海斯特以针线为生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尝试去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性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海斯特犯的是情欲之罪，一出场就已经是带有红字“A”标志的罪妇，常年穿深色衣服，长发也遮盖在帽子下面，外形的女性特质和魅力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她表现其女性特质的手段也变成了她的针线手艺。海斯特把带有耻辱象征的红字“A”在她手里变成了艺术品：红线缝制，金线绣成花边来装饰，挂在她的胸前更像是一个绝美的装饰物；而她的私生女珠儿，在她手里也成为她的模特，她尽力给她最好的，用最美的衣服来装扮她，用最好的绣品来搭配她。刺绣是她在幽暗的日子里唯一的乐趣。她的绣品，凝聚着她高超的技巧和丰沛的想象，体现了她的创造力和对美的感悟。 d Harold Kaplan， Democratic Human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2005， p.137.
e Michael Davitt Bell， “Another View of Hester，” in Hester Prynne， Harold Bloom ed.，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90， p.88.
f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Letters， 1853-1856， Thomas Woodson et al. ed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 Press， 1987， pp.456-7， p.304.
g Ross Murfin ed.， Ca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Scarlet Letter. Boston： St. Martin’ s Press， 1991， p.284.
参考文献：
[1] 陈榕.霍桑《红字》中针线意象的文化读解[J].外国文学评论，2007（2）.
[2] 史雅静.浅析针线活在《红字》中的意义[J].电影文学2014（24）.
[3] 胡尚田.论《红字》中的红字[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4）.
[4] 任晓晋，魏玲.《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0（1）.
[5] 毛凌滢.冲突的张力——《红字》的二元对立叙事[J].国外文学，2010，30（4）.
[6] 季峥，蒙雪琴.《红字》：对十九世纪女权主义理想的解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1）.
[7] 苗莉珺.《红字》中的西方文化价值观解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學版），2013，34（4）.
作 者： 吴超，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师范本科在读；王琼，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和西方女性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