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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世纪，西欧，二元制社会，日耳曼因素，罗马因素
中图分类号 K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68-05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社会，属于一种典型的二元制社会结构。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抑或文化上，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局面，诸如贵族与国王的对抗、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灵界与俗世的对峙，等等。这种鲜明的二元对立特点，肇始于古典文明终结后日耳曼人统治下欧洲独特的社会环境。随着亚欧民族大迁徙浪潮的迅猛推进，日耳曼人不但摧毁了西罗马奴隶制帝国，也在吸收了古典文明的基础上，从部落制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状态。在与罗马人接触时，作为日耳曼人一部分，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开始了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主要表现为社会封建化。这样，在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法兰克王国逐渐形成了二元制凸显的封建文明。
一、西欧乡村与城市间的二元对立
人类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在纵向和横向两个不同维度上发展，主要呈现为在时间上的无限延伸和在空间上的不断拓展。这个过程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上古时代的欧洲，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存在，主要指的是以地中海为中心、以希腊罗马文化为表征的古典文明。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起，先是亚历山大帝国，继而罗马帝国，日益拓宽地中海区域欧洲文明的边界，一方面扩大了西方人的知识视域，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与东方文明的汇合。及至公元4世纪中叶，受北匈奴自东而西迁移的影响，原始社会末期的日耳曼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并在风雨飘摇中的西罗马帝国废墟上，陆续建立起了若干个封建王国。尽管这些日耳曼人王国存在时间大都不长，但它们给中世纪的欧洲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就是以基督教为信仰、以采邑分封制为核心的封建文明。
中世纪的欧洲史，起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前后延续千年之久，并引起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诸如：政治重心由欧亚非三洲交汇的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了欧亚大陆西端的内陆地区;经济形态由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转变为混合着日耳曼和罗马两种因素的西欧封建制;精神文化由世俗性特色显著的古典文化，转变为神秘主义彰显的基督教文化;文明模式由罗马世界主义的一元化，演变为日耳曼封建主义的多元化。至中世纪盛期，随着西欧城市的兴起，虽然封建社会属性并未发生改变，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倾向日益凸显出来，表现如下：
第一，封建领主对城市行使领主权。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有两个来源，一是从衰落中走向复兴的罗马时期城市，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新建的中世纪城市。因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把古典文明一扫而光，那些失去文明、主要靠农业为生的遗留城市，既是宗教中心、也是庄园管理中心。①从10世纪起，中世纪城市因经济复苏而勃兴。不论是幸存的，抑或是新建的，这些城市都建立在封建主的领地上，领主基于土地所有权，享有对它们的领主权，其中以司法权最为重要。据此，市民们须对领主承担必要的封建义务，如我国著名学者马克垚先生所指出的，那些封建领主“都象对待乡村、对待自己的庄园那样对待城市，行使其领主权”。当然，西欧各地的領主权有差，“其中包括对当地居民征发劳役、征收各种实物及货币的权利，禁用权，征收执行领主留宿的饮食费用，征发军役，征收市场税，对某些产品（如酒）一定时期的专卖权，高级或低级的司法审判权等等”。①
第二，“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领主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它有形无形地制约了城市的发展，而与市民生活格格不入。在中世纪的西欧，市民与自由民为同义语。据比利时史家的看法，西欧的城市自由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首先是人身自由，这可以确保商人和工匠自由来往、自由居住，并可使他们及其子女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其次是司法自由，主要指通过创立自己的特别法庭，市民们不再受庄园法庭的制约，从而使他们得以摆脱其所属审判管辖区域的束缚;最后是政治自由，即通过制定刑法，以确保城市的和平与安全，并废除与从事工商业活动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赋税，实现地方自治。②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解读中世纪的城市自由：其一，人身自由是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城市意味着自由，市民是自由人而不是农奴，对领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其二，和农奴制度把自由人降为依附者的做法相反，城市制度可把非自由人（农奴）变成自由人（市民）。根据习惯，逃亡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即取得自由身份。有一则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实指“农奴身份的一切痕迹在城市的墙垣之内消失”。③其三，市民不但取得人身自由（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其安全也受到（司法）保障。例如，市民不得被任意传唤出庭，不得遭强行逮捕，在审讯之前不得被监禁，在城市以外不受审判。其四，市民可以自由的条件（缴纳一定的货币地租）向领主领有土地，而不必承担劳役义务，即不对领主发生人身依附关系。所以，中世纪西欧城市便获得了“自治城市”（borough）或“自由城市”（free city）的称呼。
第三，市民们为了实现城市自由而斗争。市民和领主谈判、城市之间结盟、争取国王颁发的特许状、武装起义等，不仅斗争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斗争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的王权发展状况。在英国，由于王权相对强大，城市主要通过“向国王每年交纳一笔数目固定的款项”，④换取王室颁发的特许状，获得自治权。自治城市通常设立自己的司法审判机关，以摆脱领主司法权的束缚;还实行相应的城市法规，涉及婚姻、继承、债务、抵押、借债等内容;并选举产生市政管理机构，如市议会、市长等。法国因王权弱小，除了谈判，和封建主或国王达成协议外，城市还通过武装斗争来争取自治权，其中以琅城最为著名。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王权根本有名无实，因而城市的独立性很强。德国不仅有帝国自由市，还形成了许多城市同盟。汉萨同盟，即“全德商人公会”，形成于12世纪，它是北德商人组建的城市联合体，意在实现自我保护。在意大利北部，最早出现的城市沿用了古代城邦的名称。伦巴第同盟将大部分北意城市囊括其中，其他城邦则叫作公社，如热那亚、都灵、拉古萨等。中部意大利城邦有佛罗伦萨、比萨、卢卡、锡耶纳、安科纳等。共和国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形式，以热那亚、威尼斯、比萨、佛罗伦萨等最为著名。 城市是文明开启的重要标志。“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⑤中世纪的西欧城镇兴起于贵族领地之上，并形成了对乡村的政治依赖;反过来，行会制度及其专业技术垄断，客观上造成了乡村对城镇工商业的依赖，乡村渐渐失去其经济优势。城镇则利用自身的商品经济优势，打破了独立自给的庄园，瓦解了贵族领地制和乡村农本经济。毫无疑问，商人是中世纪城镇的精英阶层，他们不仅与手工业行会争夺城镇的控制权，还支持王权反对封建贵族的统治。最终，城镇和行会制度的发展，导致了以庄园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的崩溃。
二、教权主义与灵俗二元政治的形成
4世纪初，基督教走上体态完备、自成一体和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合法宗教之路。4世纪末期，基督教登堂入室，演变成为罗马帝国国教。随着民族大迁徙浪潮的推进，日耳曼人逐渐反客为主，不但几乎摧毁了全部的古典文明，又主动放弃了其原始的多神信仰，转而接受了作为古罗马精神遗产的基督教。正因为这样，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失去文明的帝国城市才得以幸存下来。
496年，法兰克王国开国之君克洛维率众皈依罗马基督教，从此奠定了教会与俗世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起初，基督教会因力量所限，不得不仰仗法兰克君主的政治庇护;而法兰克统治者也因有求于教会，利用教会的精神威力，维护俗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754年和756年，矮子丕平两度向教皇“献土”，赢得了教皇对其称王的默认;800年，加洛林王朝君主查理大帝造访罗马，并经教皇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不过，这种相互利用的灵俗关系，表面上看好似和谐，事实上已经埋下了日后权力争夺的种子。
日耳曼人毁坏了古典文明，并没能以一种先进的文明取而代之，反而接受了从古代沿袭下来的基督教，受天主教会的支配。不过，欧洲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信仰与精神上的统一。西欧从属于一个普世教会，或公教会，人们阅读指定的拉丁文本《圣经》，并使用统一的拉丁语做礼拜。他们不仅享有共同的精神文化，追求共同的宗教生活，而且在他们的思维中，只有“基督教世界”意识，没有民族或民族国家观念。其实，在中古语汇中，“基督教世界”一词除“君主的”含义外，还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如共同的信仰、某种目的的联合，以及对基督在尘世代理人——教皇的服从等。教皇不仅是位于亚平宁半岛教皇君主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遍布西欧各地的天主教会至尊首领。中世纪时期，教皇有着广泛的宗教威严和权力，其中有两项最为重要：一是有权主持教廷工作、选拔枢机主教;二是有权召开宗教会议。作为西方基督教会的最高管理与执行机构，教廷由教皇与枢机主教共同组成，其职责就是以罗马基督教会最高法庭的名义发布教令、任命教职、征收宗教税、实行司法仲裁等。宗教会议的权威性，主要体现为阐述和决定宗教教义、商讨和处理重大教务问题，而由宗教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通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律法。
中世紀时期，教皇在与俗权的斗争中，借助于教权主义者的支持，形成了一股对抗俗权的国际势力，11世纪前半期出现的克吕尼运动就是典型表现。这场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得名于法国境内本笃派修会的克吕尼修道院，其代表人物是希尔德布兰德修士。随着教会权力的上升，神职人员开始贪图享受，不认真履行宗教职责，买卖圣职，聚敛财富;违背禁欲主义，结婚生子，甚至偷情通奸，有悖宗教伦理。这些腐败之风盛行，玷污了灵修生活的纯洁，也使教会威信扫地。希尔德布兰德曾协助教皇尼古拉二世，制定了教廷史上的第一个教皇选举法，以抵制俗权对教皇选举的操纵。1073年，他出任教皇、称格列高利七世后，极力反对教产私有化，禁止买卖圣职，还规定教士必须过集体生活，不得婚娶。他严守独身主义，并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过禁欲生活的教皇。他进一步强调教权至上的原则，收回了传统上为世俗君王控制的教权，主张教皇权独立、并凌驾于皇权之上，反对俗权干涉主教和修道院的叙任权，从而挑起了教俗权力之争，由此形成了以教皇为核心的欧洲神权政治体系。
随着教皇羽毛的丰满和天主教会势力的加强，尽管各地的人们属于不同民族，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使用不同的民族方言，他们都受到教廷的统治。在基督教世界普世主义原则的支配下，万流归宗的教廷和等级森严的神权教会，使得西欧各地对教权处于从属的地位。英诺森三世是中世纪最具权势的教皇，他自称为“万王之王，万王之主”，①并于1215年主持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4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与会者甚众，有71名大主教、412名主教、800多名修道院长和副院长，还有许多其他圣品人员和平信徒，德国皇帝及英王、法王、阿拉冈王、匈牙利王、耶路撒冷王、塞浦路斯王都派来了特使，意大利诸城市也各有自己的代表，“好像全世界都到齐了”。从此，教权主义达到了中世纪发展的顶峰。
三、民族国家与二元制社会的终结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文明，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不仅介于两座文化高峰即古典文明和文艺复兴之间，而且属于文明低谷的状态，故而15世纪意大利史家弗拉维奥·比昂多就借用“中世纪”这个术语来指称。与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表征的中国封建文明不同，西欧的封建时代多方面都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特点，其中政治上的教俗二元制现象尤为典型。人们对封建原则（既是相互的契约关系、又是隶属的主从关系）和宗教信仰的认同，掩盖了对统一民族亲和性和作为最高政治实体国家的认同。中世纪晚期，西欧正值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就是封建关系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二元制的经济特征正在消退，主要表现为庄园制经济瓦解、农奴摆脱依附关系而获得人身自由，而同时，商品货币关系越来越将城乡间分割与对立的封建经济活动，纳入了资本主义统一民族大市场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二元制政治特点逐渐褪色，一方面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衰落，另一方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发展趋向已势不可挡。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是指民族与国家合二为一的、中央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在基督教世界体系下，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分野由同一等级的人们所组成，他们是僧侣、骑士、商人、工匠，或农夫，因而在他们的观念中，完全没有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民族意识。这一特点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态——采邑分封制及其物化形式庄园制和农奴制所决定的。加之封建庄园的区隔，人们彼此间缺乏以民族情感为纽带的族群認同，更缺乏以王权为核心的主权国家观念。西欧社会之所以受到教会的主导和教皇的支配，关键在于中世纪俗世的多头政治或分裂割据状态。作为一种政治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出现于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它的基本特征是以民族共同体为载体、以人文传统为纽带，包括明确的疆界、完整而充分的主权和不可让渡的公民权利等几个要素。它作为普世主义“基督教世界”体系瓦解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共同体，与传统的中世纪王朝封建国家有鲜明的差别。
中古时代，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影响远超想象。在教廷和教皇的主导下，教会同俗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早期的教会，由于剧烈的动荡，依附于强势的日耳曼人王朝;中世纪盛期，教会在教权主义力量的驱动下，日益脱离屈从的地位，将各世俗王权踩在脚下。但城市兴起以后，王权开始借力于市民阶级，他们联手反对教会和贵族领主，推动了等级君主制的形成，从而奠定了民族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础。中世纪晚期，王权在市民阶级和新贵族的支持下，用“主权在王”的概念代替“主权在神”的信条，用神权君主代替神化上帝，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民族国家由此起步。就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来看，约克朝的爱德华四世曾试图结束长期的内乱和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可惜没有成功;亨利七世开创都铎朝后，在约克朝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国内的政治统一，而且谋求英格兰在欧洲的外交承认，从而将萌芽状态中的民族国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吉登斯教授指出，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得以维护”。①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先生也指出，民族国家建构与欧洲的政治生态间维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与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相同步，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一体性和国家主权这两个因素最为重要。②
总之，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的到来，西欧进入了民族国家形成阶段，中世纪的教权主义原则逐渐被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代替，世俗王权不仅具有保卫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政治职能，还具有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推动工商业发展、保护商人海外贸易公司以助力殖民扩张的经济职能，从而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和在促进经济起飞、增加国民福利方面，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民阶级的支配下，都铎英国君主通过政治色彩浓厚的宗教改革，冲破普世主义的束缚，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建立起主权独立的英格兰民族国家。都铎时代，英国实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重商主义，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文艺复兴）和民族主义（宗教改革），终结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从而巩固了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地位。
【作者简介】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K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68-05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社会，属于一种典型的二元制社会结构。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抑或文化上，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局面，诸如贵族与国王的对抗、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灵界与俗世的对峙，等等。这种鲜明的二元对立特点，肇始于古典文明终结后日耳曼人统治下欧洲独特的社会环境。随着亚欧民族大迁徙浪潮的迅猛推进，日耳曼人不但摧毁了西罗马奴隶制帝国，也在吸收了古典文明的基础上，从部落制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状态。在与罗马人接触时，作为日耳曼人一部分，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开始了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主要表现为社会封建化。这样，在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法兰克王国逐渐形成了二元制凸显的封建文明。
一、西欧乡村与城市间的二元对立
人类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在纵向和横向两个不同维度上发展，主要呈现为在时间上的无限延伸和在空间上的不断拓展。这个过程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上古时代的欧洲，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存在，主要指的是以地中海为中心、以希腊罗马文化为表征的古典文明。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起，先是亚历山大帝国，继而罗马帝国，日益拓宽地中海区域欧洲文明的边界，一方面扩大了西方人的知识视域，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与东方文明的汇合。及至公元4世纪中叶，受北匈奴自东而西迁移的影响，原始社会末期的日耳曼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并在风雨飘摇中的西罗马帝国废墟上，陆续建立起了若干个封建王国。尽管这些日耳曼人王国存在时间大都不长，但它们给中世纪的欧洲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就是以基督教为信仰、以采邑分封制为核心的封建文明。
中世纪的欧洲史，起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前后延续千年之久，并引起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诸如：政治重心由欧亚非三洲交汇的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了欧亚大陆西端的内陆地区;经济形态由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转变为混合着日耳曼和罗马两种因素的西欧封建制;精神文化由世俗性特色显著的古典文化，转变为神秘主义彰显的基督教文化;文明模式由罗马世界主义的一元化，演变为日耳曼封建主义的多元化。至中世纪盛期，随着西欧城市的兴起，虽然封建社会属性并未发生改变，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倾向日益凸显出来，表现如下：
第一，封建领主对城市行使领主权。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有两个来源，一是从衰落中走向复兴的罗马时期城市，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新建的中世纪城市。因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把古典文明一扫而光，那些失去文明、主要靠农业为生的遗留城市，既是宗教中心、也是庄园管理中心。①从10世纪起，中世纪城市因经济复苏而勃兴。不论是幸存的，抑或是新建的，这些城市都建立在封建主的领地上，领主基于土地所有权，享有对它们的领主权，其中以司法权最为重要。据此，市民们须对领主承担必要的封建义务，如我国著名学者马克垚先生所指出的，那些封建领主“都象对待乡村、对待自己的庄园那样对待城市，行使其领主权”。当然，西欧各地的領主权有差，“其中包括对当地居民征发劳役、征收各种实物及货币的权利，禁用权，征收执行领主留宿的饮食费用，征发军役，征收市场税，对某些产品（如酒）一定时期的专卖权，高级或低级的司法审判权等等”。①
第二，“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领主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它有形无形地制约了城市的发展，而与市民生活格格不入。在中世纪的西欧，市民与自由民为同义语。据比利时史家的看法，西欧的城市自由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首先是人身自由，这可以确保商人和工匠自由来往、自由居住，并可使他们及其子女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其次是司法自由，主要指通过创立自己的特别法庭，市民们不再受庄园法庭的制约，从而使他们得以摆脱其所属审判管辖区域的束缚;最后是政治自由，即通过制定刑法，以确保城市的和平与安全，并废除与从事工商业活动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赋税，实现地方自治。②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解读中世纪的城市自由：其一，人身自由是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城市意味着自由，市民是自由人而不是农奴，对领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其二，和农奴制度把自由人降为依附者的做法相反，城市制度可把非自由人（农奴）变成自由人（市民）。根据习惯，逃亡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即取得自由身份。有一则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实指“农奴身份的一切痕迹在城市的墙垣之内消失”。③其三，市民不但取得人身自由（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其安全也受到（司法）保障。例如，市民不得被任意传唤出庭，不得遭强行逮捕，在审讯之前不得被监禁，在城市以外不受审判。其四，市民可以自由的条件（缴纳一定的货币地租）向领主领有土地，而不必承担劳役义务，即不对领主发生人身依附关系。所以，中世纪西欧城市便获得了“自治城市”（borough）或“自由城市”（free city）的称呼。
第三，市民们为了实现城市自由而斗争。市民和领主谈判、城市之间结盟、争取国王颁发的特许状、武装起义等，不仅斗争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斗争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的王权发展状况。在英国，由于王权相对强大，城市主要通过“向国王每年交纳一笔数目固定的款项”，④换取王室颁发的特许状，获得自治权。自治城市通常设立自己的司法审判机关，以摆脱领主司法权的束缚;还实行相应的城市法规，涉及婚姻、继承、债务、抵押、借债等内容;并选举产生市政管理机构，如市议会、市长等。法国因王权弱小，除了谈判，和封建主或国王达成协议外，城市还通过武装斗争来争取自治权，其中以琅城最为著名。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王权根本有名无实，因而城市的独立性很强。德国不仅有帝国自由市，还形成了许多城市同盟。汉萨同盟，即“全德商人公会”，形成于12世纪，它是北德商人组建的城市联合体，意在实现自我保护。在意大利北部，最早出现的城市沿用了古代城邦的名称。伦巴第同盟将大部分北意城市囊括其中，其他城邦则叫作公社，如热那亚、都灵、拉古萨等。中部意大利城邦有佛罗伦萨、比萨、卢卡、锡耶纳、安科纳等。共和国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形式，以热那亚、威尼斯、比萨、佛罗伦萨等最为著名。 城市是文明开启的重要标志。“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⑤中世纪的西欧城镇兴起于贵族领地之上，并形成了对乡村的政治依赖;反过来，行会制度及其专业技术垄断，客观上造成了乡村对城镇工商业的依赖，乡村渐渐失去其经济优势。城镇则利用自身的商品经济优势，打破了独立自给的庄园，瓦解了贵族领地制和乡村农本经济。毫无疑问，商人是中世纪城镇的精英阶层，他们不仅与手工业行会争夺城镇的控制权，还支持王权反对封建贵族的统治。最终，城镇和行会制度的发展，导致了以庄园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的崩溃。
二、教权主义与灵俗二元政治的形成
4世纪初，基督教走上体态完备、自成一体和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合法宗教之路。4世纪末期，基督教登堂入室，演变成为罗马帝国国教。随着民族大迁徙浪潮的推进，日耳曼人逐渐反客为主，不但几乎摧毁了全部的古典文明，又主动放弃了其原始的多神信仰，转而接受了作为古罗马精神遗产的基督教。正因为这样，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失去文明的帝国城市才得以幸存下来。
496年，法兰克王国开国之君克洛维率众皈依罗马基督教，从此奠定了教会与俗世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起初，基督教会因力量所限，不得不仰仗法兰克君主的政治庇护;而法兰克统治者也因有求于教会，利用教会的精神威力，维护俗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754年和756年，矮子丕平两度向教皇“献土”，赢得了教皇对其称王的默认;800年，加洛林王朝君主查理大帝造访罗马，并经教皇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不过，这种相互利用的灵俗关系，表面上看好似和谐，事实上已经埋下了日后权力争夺的种子。
日耳曼人毁坏了古典文明，并没能以一种先进的文明取而代之，反而接受了从古代沿袭下来的基督教，受天主教会的支配。不过，欧洲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信仰与精神上的统一。西欧从属于一个普世教会，或公教会，人们阅读指定的拉丁文本《圣经》，并使用统一的拉丁语做礼拜。他们不仅享有共同的精神文化，追求共同的宗教生活，而且在他们的思维中，只有“基督教世界”意识，没有民族或民族国家观念。其实，在中古语汇中，“基督教世界”一词除“君主的”含义外，还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如共同的信仰、某种目的的联合，以及对基督在尘世代理人——教皇的服从等。教皇不仅是位于亚平宁半岛教皇君主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遍布西欧各地的天主教会至尊首领。中世纪时期，教皇有着广泛的宗教威严和权力，其中有两项最为重要：一是有权主持教廷工作、选拔枢机主教;二是有权召开宗教会议。作为西方基督教会的最高管理与执行机构，教廷由教皇与枢机主教共同组成，其职责就是以罗马基督教会最高法庭的名义发布教令、任命教职、征收宗教税、实行司法仲裁等。宗教会议的权威性，主要体现为阐述和决定宗教教义、商讨和处理重大教务问题，而由宗教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通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律法。
中世紀时期，教皇在与俗权的斗争中，借助于教权主义者的支持，形成了一股对抗俗权的国际势力，11世纪前半期出现的克吕尼运动就是典型表现。这场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得名于法国境内本笃派修会的克吕尼修道院，其代表人物是希尔德布兰德修士。随着教会权力的上升，神职人员开始贪图享受，不认真履行宗教职责，买卖圣职，聚敛财富;违背禁欲主义，结婚生子，甚至偷情通奸，有悖宗教伦理。这些腐败之风盛行，玷污了灵修生活的纯洁，也使教会威信扫地。希尔德布兰德曾协助教皇尼古拉二世，制定了教廷史上的第一个教皇选举法，以抵制俗权对教皇选举的操纵。1073年，他出任教皇、称格列高利七世后，极力反对教产私有化，禁止买卖圣职，还规定教士必须过集体生活，不得婚娶。他严守独身主义，并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位过禁欲生活的教皇。他进一步强调教权至上的原则，收回了传统上为世俗君王控制的教权，主张教皇权独立、并凌驾于皇权之上，反对俗权干涉主教和修道院的叙任权，从而挑起了教俗权力之争，由此形成了以教皇为核心的欧洲神权政治体系。
随着教皇羽毛的丰满和天主教会势力的加强，尽管各地的人们属于不同民族，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使用不同的民族方言，他们都受到教廷的统治。在基督教世界普世主义原则的支配下，万流归宗的教廷和等级森严的神权教会，使得西欧各地对教权处于从属的地位。英诺森三世是中世纪最具权势的教皇，他自称为“万王之王，万王之主”，①并于1215年主持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4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与会者甚众，有71名大主教、412名主教、800多名修道院长和副院长，还有许多其他圣品人员和平信徒，德国皇帝及英王、法王、阿拉冈王、匈牙利王、耶路撒冷王、塞浦路斯王都派来了特使，意大利诸城市也各有自己的代表，“好像全世界都到齐了”。从此，教权主义达到了中世纪发展的顶峰。
三、民族国家与二元制社会的终结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文明，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不仅介于两座文化高峰即古典文明和文艺复兴之间，而且属于文明低谷的状态，故而15世纪意大利史家弗拉维奥·比昂多就借用“中世纪”这个术语来指称。与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表征的中国封建文明不同，西欧的封建时代多方面都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特点，其中政治上的教俗二元制现象尤为典型。人们对封建原则（既是相互的契约关系、又是隶属的主从关系）和宗教信仰的认同，掩盖了对统一民族亲和性和作为最高政治实体国家的认同。中世纪晚期，西欧正值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就是封建关系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二元制的经济特征正在消退，主要表现为庄园制经济瓦解、农奴摆脱依附关系而获得人身自由，而同时，商品货币关系越来越将城乡间分割与对立的封建经济活动，纳入了资本主义统一民族大市场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二元制政治特点逐渐褪色，一方面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衰落，另一方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发展趋向已势不可挡。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是指民族与国家合二为一的、中央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在基督教世界体系下，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分野由同一等级的人们所组成，他们是僧侣、骑士、商人、工匠，或农夫，因而在他们的观念中，完全没有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民族意识。这一特点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态——采邑分封制及其物化形式庄园制和农奴制所决定的。加之封建庄园的区隔，人们彼此间缺乏以民族情感为纽带的族群認同，更缺乏以王权为核心的主权国家观念。西欧社会之所以受到教会的主导和教皇的支配，关键在于中世纪俗世的多头政治或分裂割据状态。作为一种政治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出现于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它的基本特征是以民族共同体为载体、以人文传统为纽带，包括明确的疆界、完整而充分的主权和不可让渡的公民权利等几个要素。它作为普世主义“基督教世界”体系瓦解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共同体，与传统的中世纪王朝封建国家有鲜明的差别。
中古时代，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影响远超想象。在教廷和教皇的主导下，教会同俗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早期的教会，由于剧烈的动荡，依附于强势的日耳曼人王朝;中世纪盛期，教会在教权主义力量的驱动下，日益脱离屈从的地位，将各世俗王权踩在脚下。但城市兴起以后，王权开始借力于市民阶级，他们联手反对教会和贵族领主，推动了等级君主制的形成，从而奠定了民族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础。中世纪晚期，王权在市民阶级和新贵族的支持下，用“主权在王”的概念代替“主权在神”的信条，用神权君主代替神化上帝，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民族国家由此起步。就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来看，约克朝的爱德华四世曾试图结束长期的内乱和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可惜没有成功;亨利七世开创都铎朝后，在约克朝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国内的政治统一，而且谋求英格兰在欧洲的外交承认，从而将萌芽状态中的民族国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吉登斯教授指出，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得以维护”。①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先生也指出，民族国家建构与欧洲的政治生态间维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与各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相同步，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一体性和国家主权这两个因素最为重要。②
总之，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的到来，西欧进入了民族国家形成阶段，中世纪的教权主义原则逐渐被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代替，世俗王权不仅具有保卫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政治职能，还具有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推动工商业发展、保护商人海外贸易公司以助力殖民扩张的经济职能，从而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和在促进经济起飞、增加国民福利方面，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民阶级的支配下，都铎英国君主通过政治色彩浓厚的宗教改革，冲破普世主义的束缚，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建立起主权独立的英格兰民族国家。都铎时代，英国实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重商主义，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文艺复兴）和民族主义（宗教改革），终结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从而巩固了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地位。
【作者简介】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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