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真能一辈子不和人争吵吗？ 人家冤枉了你，占了你的便宜，生气时骂了你，故意整你、给你穿小鞋，你都能保持心平气和不发脾气吗？亲人、多年熟稔的朋友、共事很久的同事、一直往来的邻里……一一过脑回忆， 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
　　
　　可父親是个例外。自懂事有记忆起，我从未看到他和任何人红过脸。
　　我们家在上海住低层，四楼的邻居常常偷懒，垃圾往洗菜池里丢，菜叶抹布废纸总是堵塞下水管， 而下水管都安装在房屋外墙，脏水杂物就凌空翻滴到我家的窗台和门口。妈妈气得哇哇叫， 父亲却不动声色拿了拖把默默清理。
　　小时候我常因贪玩忘了做作业，母亲发现后会正襟危坐地训我，父亲则总在一侧劝说打圆场。
　　父亲毕业于上海圣方济公学，英文颇佳，后就职于海关，直到1949年解放。因为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职员，“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整肃，调查下来他完全清白。后来他被送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接受新社会的改造。我有一本他留下的红色烫金字的华革纪念册，里面满是他和他同学们的共勉留言：守安兄，跟随时代的巨轮大踏步前进！手册中还有父亲用墨画的马克思、列宁的头像，具有那个时代浓浓的版画风格。可见他那时是如何地奋发向上，虽然那时他受伤的身体还未复原。
　　离开华革大后，他被分配去上海肉类食品加工厂，负责全市的猪肉调配工作。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猪肉凭票供应，每逢节假日父亲都要守候在电话机边上，不断为全市各菜场调配猪肉，常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才回家，有时干脆不回家。
　　那时每周四是干部下基层劳动日，按父亲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原本是可以申请免除的，母亲几次要他去找领导说明，他都不吱声、不回答。
　　下基层是去冷冻仓库背冷冻猪肉，在零下二十几度、地面溜滑的仓库内，将一百多斤的半爿全猪送上卡车，绝对不是个轻松活。每当他下基层我们就提心吊胆，终于有一天他咯血了，被送回了家。
　　第二天我陪他去中心医院就诊，医生让他验了血、拍了X光片，又让他撩起裤管，医生在他虚肿的小腿上用力按了一下，发亮的皮肤上马上出现一个凹陷的小坑， 医生说这是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咯血和浮肿，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非常普遍的毛病。
　　离父亲所在工厂不远的南市街上，有他们工厂开的熟食店，出售从猪头到猪尾、从内脏到猪脚的各类熟食。工作人员都是他的熟人，我们怂恿他去开点后门， 他也不吱声，只有一次，他用铝饭盒带回家两条猪夹肝（胰脏），那是他们厂里人人有份的福利。
　　吃不饱、营养不够，家里开始变卖父亲的旧行头，我和母亲将西装皮鞋送到寄卖商店变现。我那时也得了肺结核，傍晚时经常和父亲去街道小饭店排队购买饭菜，那里有少量不凭票的小鱼鲜和蔬菜。我和父亲分食一份，另一份则要带回家给母亲和四个弟妹。吃这些饭菜时，我们会笑着说，这顿吃的是西装的两个袖子和三粒纽扣。有时母亲那边的穷亲戚来讨救济，父亲知道他们来意，但他从不问给了多少，我们孩子会咕哝：我们吃了两个袖子，他们拿去了一条裤子。
　　那本红色纪念册中也有父亲的自勉字迹，和同学龙飞凤舞的行书不一样，父亲一手端正的楷书。看到这些字我会想起小时候生病时他写给学校的请假条，清楚辨认出钩撇点捺的痕迹，老师收到请假条总会当我面称赞一句，你父亲的字写得真好。甚至到菜场买菜时写的购物条，他的字也是工工整整的。
　　后来父母随子女移民加拿大，他患上帕金森，最后两年一直躺在床上。直到故逝，我们从未听过他哼一声不舒服。
　　父亲走后，我们碰到的熟人都会说：老项，老好人。每当听到他们这句话，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老实人就是无用人的别称;孔子则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父亲的为人和上述说法相近但并不相同，父亲的性格更表现了不同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国民性另一面——无言的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