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我在国内完成了医学教育。因家庭原因，本世纪初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在实验室工作几年后，我被派到伍斯特，开始接受住院医师方面的训练。伍斯特是马萨诸塞州中部的一个城市，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波士顿。3年训练期结束后，我留在了这里，开始做一名内科住院部医生，到现在已有六七年了。我的工作岗位叫做 “hospitalist”——在英文“医院”这个词的尾部加上“-ist”，就构成了我所在岗位的名称，即在医院住院部工作的内科医生。
　　在 2020 年，谁会希望与医院有扯不断的关系呢？

带着些微笑的结局

　　当我身处其中、慢慢地捱过 2020 年的时候，时间给我的感觉几乎是静止的。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它的双脚陷进稠厚的柏油里，举步维艰。终于，它慢吞吞地来到了12月17日。
　　我会一直记得那一天的，我在日历上画过一个大大的五角星。那天我在急诊室，做住院部的调度。急诊科医生需要将某位病人收治入院的时候，便会找到这个调度组，与组长商量是否同意该病人入院。如果同意，下一步就是等待床位，而在床位尚未被分配到之前，病人会停留在等待区。调度组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保证病人在这个等待区等待的时间内，继续保持呼吸，继续存在心跳。
　　谈何容易啊！调度组成员只能算病人的临时医生，但病人所有应当接受的治疗，都要照常进行。可是，上一个病人的情况尚未摸透，下一个病人又流水般到来。双拳难敌四手，一会儿就头晕眼花，手忙脚乱。
　　我的预约时间是上午11点30分，还有5分钟。
　　我抬头看了看电子屏幕，和往常一样，住院部250多张床几乎是满的。没有床位，也就意味着等待区的病人没有正式治疗组。走钢丝的感觉，实在让人焦虑。我又看了一下时间，告诉身旁的同事我需要离开20分钟，有事随时找我。
　　注射点设在会议大厅里。我随着人流排队，想起12月11日晚上辉瑞疫苗已经获得了紧急授权。今天——12月17日，第一批疫苗接种开始。
　　“近期有無发热、上呼吸道感染、旅行史、病毒检测阳性史？”
　　我摇摇头，回答“没有”。电脑后的女孩将一张卡片递给我，上面写着疫苗的批次。我在桌边坐下时才看到，疫苗是已经混悬好了的，可以室温保存几小时。它们躺在一只只小巧的注射器里，整齐地排成一排。酒精棉球擦在臂上，冰凉。进针，推注，她在卡片上签字。我几乎没有感觉，这就接种好了吗？
　　“你打了吗？ ”我轻声问她。
　　“还没有。先给你们打，你们是一线。”
　　我感到有点儿愧疚。接着，需要在大厅里坐上15分钟观察。椅子之间都相隔6英尺（约1.8米）。一眼望去，都是熟人的面孔，但每一双眼睛里，都含着与平时不一样的光。大家都戴着口罩。
　　坐在我左后方的，是感染科的霍尔医生。我朝他笑笑，感喟了一声：“真让人激动啊。”
　　“是啊，终于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亮了。”他声如洪钟。
　　隧道尽头传来的光，虽然微弱，但已经刺破了眼前的黑暗。
　　写到这里，我已经先把这段故事的结尾告诉了你，确定了这是一个多少带着点儿
　　微笑的结局。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是怎样的呢？

一度想到过退缩

　　2020年2月2日。早晨经过护士站的时候，海瑟护士对我说：“小乐，你知道吗？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你看啊，02022020，千年才重复一次的对称日。”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之后，一直到今天写下这些话，我再也没有过不戴手套和患者直接接触，再也没有吃到过可爱的女同事们带来的甜得发齁的法奇糖。我们每一个人之间，不得不拉开一个适当的距离——所谓的“安全社交距离”。
　　那天下午传来了这样的消息：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起，美国禁止过去 14 天内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但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除外。来自中国的航班只能在纽约等7个机场降落，以便对旅客进行甄别。
　　2月26 日，跨国生物技术公司百健在波士顿剑桥总部举行高层会议，有175位全世界各地的高管参加。几天之内，百健高层会议就声名远扬——它被确定为马萨诸塞州疫情暴发的中心。截至3月10日晚，该州的92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中有70例与这次会议相关，感染者包括百健的员工以及与他们有接触的人。
　　3 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急诊室的电话，要我去收治第一例疑似患者。那天我们有3名医生轮流收治病人。这第一例疑似，恰好轮到我去收治入院。
　　那是黄昏时分，斜阳照在我身上，我感觉自己被麻醉了，几乎不能动——我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一直想着，伍斯特距离波士顿市中心很远，属于郊区了，病毒不至于这么快就传过来了吧？虽然医院的简报早已警告过我们病毒阳性患者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急诊室，但我还是心存几分侥幸。
　　那段时间，我的背包里装着一套我在网上订购的封闭式防护服。但是，在其他人只
　　是戴着口罩，穿着一层薄薄的塑料防护服，露着腿脚、头颈，后背和脸上还有防护不到的地方的情况下，我又怎么可能穿着自备的全封闭式防护服，在众目睽睽之下，像外星人一
　　样出现在急诊室？我实在是做不到啊。而且那段时间里确实有新闻报道说，某地急诊科医生因为使用自己购置的防护服，被雇主开除了。
　　我该怎么办？虽然从医是我人生的志愿所在，但是坦白地说，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为此承受自己的生命危险啊。原谅我，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和平年代的生活经历，没有给我准备好这方面的训练和素养。 　　那时的我，一下子想到的，是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哥哥和弟弟。为什么医院不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防护用品呢？
　　“对不起，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不能去收这个病人。”
　　同事沉默了。过了片刻，其中一位对我说：“我不在乎，我可以去收治这个病人。但是小乐，我必须要慎重地告诉你，今天只是这一场漫长旅程开始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你需要找金凯利谈一谈。”金凯利是我们内科的负责人。
　　我告诉科里，我身体不适，第二天不能上班。我给人力资源部发了一封邮件：“如果我离职的话，需要提前多久告知雇主？”答复是“120天”。是的，120天，合同上面明确写着的。我又想到，将来有一天，我该怎么跟孩子们解释这件事呢？哦，妈妈因为太害怕了，所以在那个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赶紧躲了起来。是这样吗？躲过了这次的病毒，以后怎么办？超级细菌来的时候怎么办？埃博拉病毒来的时候怎么办？

心理上的自我调适

　　情绪恢复后，我开始与同事们一起，管理了很多病毒阳性患者。后来我发现，我当初的一些认识也是片面的，如今已经做出了修正。是的，我们一直没有使用全封闭式防护服。疑似和阳性患者一直住在负压病房里，减少了空气传播的可能性。加上“N95”口罩和眼罩，那层塑料防护服虽然没有将我们从头裹到脚，但一定程度上讲，似乎也够用了。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医护人员感染。3月底之后的每一周，陆续有很多医护人员被传染的消息传来，包括多位我的同事和朋友。萨瑞拉是第一位被检测为阳性的，当时我给她发了几条短信，也不敢问太多。后来，又有多位同事得病。看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伙伴得病，那种感受实在一言难尽。好在这些同事们后来全都顺利康复了。
　　4月里的一天，我和一名护士聊天。她告诉我她有一个2岁的女儿，疫情开始时她就把女儿送到了妈妈家，怕自己会把病毒传给女儿。
　　“小乐，你知道吗？我已经有一个月没见到我的女儿了。昨天，我直接开车去了我妈妈的住处。我拿了一个大号的垃圾袋，就是那种黑色大塑料袋，”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我把塑料袋往自己头上一套，打开门，磕磕碰碰地冲到房间里，一把抱住我的女儿，隔着塑料袋亲她。”
　　她哽噎了，无法再说下去。我想给她一个拥抱，但是不能，我们只能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她满眼泪花，却微笑着说：“我实在是太想她了。”
　　她的话，让我想起我的孩子。自从我开始管理病毒阳性患者，我在家里也开始自我隔离。我住主卧，孩子爸爸搬到孩子的房间。家中的长辈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日三餐，都是家人用一次性餐具送到我门口的小凳上。我偶尔去看哥哥和弟弟的时候，会戴上口罩和手套。
　　小区里的妈妈们有一个手机微信群，有时候我会把有关病毒的信息发在群里。她们回复说：小乐，谢谢你为我们大家做的一切，你真的很勇敢。我想了想，没有说明我情绪崩溃的那一天。
　　还是让她们觉得医护人员都是意志坚定的吧，这样，或许大家都会更坚定一些。不过，我也能感觉到，这些妈妈们不太愿意让她们的孩子和我的儿子一起玩儿了。我能理解她们的顾虑。

怎样回答病人的问题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每次下班回家，我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在车库里整理、消毒我的工作用品，洗换衣物，用紫外线小灯消毒车内。然而，这次并不是一次冲刺式的短跑，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
　　当时的情况真是让人沮丧。最难过的，是无法面对患者的提问。有一位患者，在我告知他有病毒肺炎的时候，他平静地问我：“那么现在，您将会用什么药物给我治疗？我将会有哪些选择？副作用是什么？”我无言以对。
　　我感激他那份纯然的信任，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他的问题——一个在通常情况下，我多多少少总会找到一些答案的问题。难道我要实话实说——您不看新闻吗？我们目前没有针对这個病毒的药物啊！这样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我们在接受培训的时候，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练习如何去“给予”患者不好的消息。我们常用的策略是告诉患者，“很遗憾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过，现在发现比半年后发现要好，而且这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病情。现在，让我们帮助你，我们一起来面对它。”
　　这样的话，一般来说，会带给患者一定的安慰。我想，它源自于100多年前特鲁多医生的那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可是，在2020年的三四月间，在病毒肺炎还没有确定的有效药物时，是很难面对患者那种殷切的目光的。我们所能给予的，只有支持治疗——吸氧、营养、调整水电解质平衡。
　　那些不幸进入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他们需要接受更高级别的支持治疗，包括呼吸机。在精神上，我们所能给予的，只有安慰。 　　有时的安慰，是医疗工作者强作镇定的安慰。有的时候，我甚至背离了不能给予——错误保证——的准则。对于相对年轻的患者，我会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所有你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全都康复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有经验。是啊，当我们没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时，为什么要让这些身处负压病房、正在吸氧的患者，独自去承担那份沉甸甸的担忧呢？要去担忧那百分之几的恶化的可能性？不如让他们卸下重担，“无缘无故”地去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康复。

战疫中的“三驾马车”

　　5月1日，瑞德西韦（remdesivir，昵称“人民的希望”）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病毒肺炎的重症患者。一开始因为药物不够，只能用于每分钟吸氧4升及以上的患者，后来渐渐放宽到所有需要吸氧的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的进展都让大家感到兴奋。
　　再到后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数据，“RECOVERY ”这一临床研究表明，对吸氧患者而言，地塞米松激素疗法降低了病毒阳性患者的28天死亡率。我们手中，终于又多了一种武器。
　　6月里的一天，有2位医生出现在我和普丽常呆的电脑室。电脑室里有一台小小的咖啡机，他们来喝咖啡。我看见了年长那一位的胸牌。他前不久刚刚因为病毒肺炎进了重症监护室，上了呼吸机，当时情况很糟糕。我问他，是否介意告知当时是如何染上病毒的。他说不介意，是因为给一位病毒阳性的患者气管插管。估计病毒的浓度比较高，即便戴了“N95”，手术室里还是有好几位同事都被传染了。他是病得最严重的一个，自己也没想到。
　　他们端着咖啡离开后，普丽问我：“你知道他旁边那位年轻医生是谁吗？”
　　“不知道。”我摇摇头。
　　“他是心脏科的，之前也感染了病毒，顺利康复了。很多康复了的医护人员主动捐血浆给我们的血库，正好他与那位长者的血型相配，于是他们成为了我们这里第一例实验性输注康复者血浆的案例。”
　　“并且成功了！”我兴奋地说。
　　“是的。”普丽也笑了。
　　多好！这应该就是所说的“过命的交情”了吧？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在这场战斗中人们最终找到了“三驾马车”——瑞德西韦、地塞米松和康复者血浆。虽然后来对于康复者血浆的效用存在着一定的疑问，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这是很多人的心理支柱之一，包括患者、他们的家人，也包括医生。

那些挥之不去的画面

　　大约在四五月份的时候，疫情到达了第一个高峰。一些场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有一位老妇，病情危殆，女儿是她的医疗代理人。我还记得这位可敬的女儿对我说过的话：“我的母亲已是高龄，患有老年痴呆症。我不希望她再继续受苦，也不想她去占用 ICU 的床位。把那张床留给更需要它的年轻人吧。”说完，她在电话里小声地哭了起来。临了，她对我说：“医生，谢谢你为我们大家做的一切。你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千万不要感染到病毒。”此刻再想起那个场景，想起那来自一个陌生人的殷切嘱咐，很容易将泪意带回眼里。
　　还有一位高龄老人，重病缠身，情况也很危险了。她很希望能继续接受所有可能的治疗。她对我说：“我的孙女这个夏天会从法学院毕业，我很想撑到她毕业的那一天。然后，我便可以安心地走了。”回想起这些话，怎能不让人泪下？是啊，我们都是人，具备人类的共通情感，无论来自何种种族、信仰或文化。
　　那段时间，医院禁止任何探视者，除了临终患者有极短的家庭探视时间。残酷，但实属无奈。我记得有一位临终的老人，独自躺在病床上。在那个幽静的房间里，亮着一盏小灯。
　　他没有探视者。空气里轻轻回荡着一支悠扬的曲子，很轻柔，也有些忧伤。老人已经处于深度熟睡中，在药物的帮助下，看不出他有明显的不适。他当时接受的是临终关怀治疗。我走进房间，在床前蹲下，握住了老人的手。他的手很大、厚实，他的面容平静。那一刻，无人能替代他的孤独。
　　有一天，一位老人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我正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她女儿这件事，我们都很开心。忽然，正在看着心电监护的同事朝我大声喊道：“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