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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曾说，在长征路上，“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 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事实证明，武志平送给红四方面军的那份密码底本对于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西路军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的一个个成功战例，无不显现出毛泽东在军事上杰出的作战指挥才能。正如萧华在其《长征组歌》里所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用兵的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的敌军的空中情报。其中，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为何“用兵真如神”？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以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地要策应他们。”
“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做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7时余守候到翌晨3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向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作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 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张国焘的这些说法，是自我吹嘘还是果有实情？
曾任红四方面军电务处处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在他的回忆录《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说：“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行军很紧张，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我们就跟踪敌人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部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电台。会师后，见到中央红军电台的同志，他们说：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为了胜利，我们每天都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坚持‘战斗’。有一天晚上，蔡威、王子纲和我，三个人都患了疟疾，我发烧体温升高到三十九、四十（摄氏）度，总部突然打电话询问敌情，我打开收音机，坚持收听敌台广播，及时向总部报告了重要敌情。”
宋侃夫还在回忆录中透露，“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过陕南，我们专门组织一架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报告总部和中央。紅二方面军长征入川，我们也是通过敌人电台，了解到他们少粮缺衣，生活艰难。”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情报？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
一份密电码的曲折来历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形势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俗称陕军）防区。蒋介石原以为跳出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会经关中西进甘肃，因此早已将杨部主力第三十八军由陕南调往甘肃天水，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迅即扩编为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第一师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第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被军法处治，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处境亦不堪设想。这时，第三十八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陕军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武志平成了出使红军的陕军密使。
三十八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考虑一个问题：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与红军作战，派密使去联络红军，结果，红军拒绝与吉鸿昌联合，把找上门的来使杀了。徐梦周的意思很明确：“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很‘左’，他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均不信任，你要在取信二字上动些脑筋。”
为促使出使成功，也为红军作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和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代表杨虎城给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密信以及那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并雇请巴山地区的理发员杨才为向导，天不亮就动身离开了军部所在地汉中。
两天后，他俩翻越巴山顶部的天池寺，来到巴山南麓的西河口镇。然而，因红军南撤，这里成了土匪民团团长徐耀明的天下。潜伏在民团中的川军特务赵副官打开了那包军用地图，提出种种疑问。武志平掏出了伪造的红十字会身份证，声言“调查灾情”，带地图是方便行动，并为后续赈灾作记号用的。他还说，只要在哪个村寨上画个红圈圈，这个村寨就会得到红十字会的救济。
徐耀明发财心切，立刻与武志平拜为“兄弟”，并带着属下黑压压跪了一地，求这位“撒金播银的财神爷”多多恩泽。武志平从徐耀明的盛情接待中摸清了红军的大致位置后，以“急于调查灾情”为由，第二天便与他分手而去。临别时，徐耀明给雇来滑竿，赠以名片，还给必经之道的一个甲长写了信，让他向下传：“派脚力（向导）护送，一站一站朝下送。”
川军特务赵副官却在背后埋下了杀机。他怀疑武志平是红军探子，白天碍于徐耀明的阻挠，不能很好地搜身，就在深夜对手下的两个特务说：“这家伙身上肯定还有机密，明天你俩抬滑竿，找个没人的地方，先‘剥稻壳’（全面搜身），再‘吃生米’（灭掉他）。” 事有凑巧，此番密谋被起夜的向导杨才听到了。第二天上路之后，他设法将此阴谋密告了武志平，然后，为保自己平安，便与武志平分手了。
其后的几天路程，武志平皆以高度的警惕和高超的技能，击败了这两个特务以及另一部土匪的阴谋，终于保住了藏在军用地图里的那份密电码的秘密。
5月22日，武志平背着沉重的大包袱，在通江县两河口村的一座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的盛情接待。
密电码使红四方面军如虎添翼
多年后，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里说：“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得到这份密电码后，便在空中截获了许多军事情报，这对粉碎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的“六路围攻”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说，刘湘属下的“剿共”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部，是诸路“剿共”部队中最为效力、最为顽强的一支主力，如何摧毁它？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1934年1月下旬了。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度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他于2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我们因能译出他们的电信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
1934年2月14日清晨，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刻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由此撕开了一个大缺口，进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促使《汉中密约》顺利签订
前文已有交代，这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是武志平从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军部偷出来的，但见到傅钟等红军将领后，他却说是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的一份诚意，这就为两军和谈之天平增添了平衡的砝码。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将领十分满意，立刻派留苏归来的参谋主任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跟随武志平到汉中。1933年6月1日，双方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共有四项协议：一、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陕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干电池、松发油（可代擦枪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好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
1933年6月25日，陕军又赠给红四方面军17担紧缺物品。先后两个“17担”，隐喻十七路军番号，以示友好。
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人，成为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由此可见，《汉中密约》的统战之功是巨大的。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
事实证明，武志平送给红四方面军的那份密码底本对于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西路军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么重要的历史性密件，本该收藏于解放军博物馆中，遗憾的是，它在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中消失了。到如今，能在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找到一些零碎片断，已属万幸！
朱毛对红四方面军电台高度评价
曾在红四方面军从事电台工作的陈福初在其回忆录《怀念侃夫同志》里说：“1938年，侃夫同志回到了延安，我们去看望他。”“没过几天，毛主席就亲切地接见了他。毛主席对他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
曾在红四方面军从事电台工作的萧全夫在其回忆录《我的好局长—宋侃夫》里也有同样的记载：“長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宋侃夫传略》里载有朱德与宋侃夫的一段对话：“在部队南下转战途中，朱总司令曾同宋侃夫进行过一次谈话。朱德总司令说：‘宋局长，你还记得吧，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以后，敌人包围着你们，你们日夜行军，很少通报，我们就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敌情，及时把敌人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告诉你们。’宋侃夫回答说：‘记得！记得！我们一过平汉路，就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枣阳新集打了一仗，多亏了一方面军电台准确及时地通报敌情。’”
书中还详细记录了朱德所说的一段话：“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事实证明，武志平送给红四方面军的那份密码底本对于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西路军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突破乌江，奇袭腊子口……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的一个个成功战例，无不显现出毛泽东在军事上杰出的作战指挥才能。正如萧华在其《长征组歌》里所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用兵的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的敌军的空中情报。其中，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为何“用兵真如神”？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以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地要策应他们。”
“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做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7时余守候到翌晨3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向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作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 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张国焘的这些说法，是自我吹嘘还是果有实情？
曾任红四方面军电务处处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在他的回忆录《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说：“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行军很紧张，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我们就跟踪敌人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部领导看，然后再发给中央红军电台。会师后，见到中央红军电台的同志，他们说：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为了胜利，我们每天都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坚持‘战斗’。有一天晚上，蔡威、王子纲和我，三个人都患了疟疾，我发烧体温升高到三十九、四十（摄氏）度，总部突然打电话询问敌情，我打开收音机，坚持收听敌台广播，及时向总部报告了重要敌情。”
宋侃夫还在回忆录中透露，“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过陕南，我们专门组织一架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报告总部和中央。紅二方面军长征入川，我们也是通过敌人电台，了解到他们少粮缺衣，生活艰难。”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情报？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
一份密电码的曲折来历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形势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俗称陕军）防区。蒋介石原以为跳出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会经关中西进甘肃，因此早已将杨部主力第三十八军由陕南调往甘肃天水，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迅即扩编为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第一师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第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被军法处治，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处境亦不堪设想。这时，第三十八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陕军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武志平成了出使红军的陕军密使。
三十八军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考虑一个问题：鄂豫皖“剿共”，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不愿与红军作战，派密使去联络红军，结果，红军拒绝与吉鸿昌联合，把找上门的来使杀了。徐梦周的意思很明确：“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很‘左’，他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均不信任，你要在取信二字上动些脑筋。”
为促使出使成功，也为红军作些实实在在的贡献，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和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代表杨虎城给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密信以及那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并雇请巴山地区的理发员杨才为向导，天不亮就动身离开了军部所在地汉中。
两天后，他俩翻越巴山顶部的天池寺，来到巴山南麓的西河口镇。然而，因红军南撤，这里成了土匪民团团长徐耀明的天下。潜伏在民团中的川军特务赵副官打开了那包军用地图，提出种种疑问。武志平掏出了伪造的红十字会身份证，声言“调查灾情”，带地图是方便行动，并为后续赈灾作记号用的。他还说，只要在哪个村寨上画个红圈圈，这个村寨就会得到红十字会的救济。
徐耀明发财心切，立刻与武志平拜为“兄弟”，并带着属下黑压压跪了一地，求这位“撒金播银的财神爷”多多恩泽。武志平从徐耀明的盛情接待中摸清了红军的大致位置后，以“急于调查灾情”为由，第二天便与他分手而去。临别时，徐耀明给雇来滑竿，赠以名片，还给必经之道的一个甲长写了信，让他向下传：“派脚力（向导）护送，一站一站朝下送。”
川军特务赵副官却在背后埋下了杀机。他怀疑武志平是红军探子，白天碍于徐耀明的阻挠，不能很好地搜身，就在深夜对手下的两个特务说：“这家伙身上肯定还有机密，明天你俩抬滑竿，找个没人的地方，先‘剥稻壳’（全面搜身），再‘吃生米’（灭掉他）。” 事有凑巧，此番密谋被起夜的向导杨才听到了。第二天上路之后，他设法将此阴谋密告了武志平，然后，为保自己平安，便与武志平分手了。
其后的几天路程，武志平皆以高度的警惕和高超的技能，击败了这两个特务以及另一部土匪的阴谋，终于保住了藏在军用地图里的那份密电码的秘密。
5月22日，武志平背着沉重的大包袱，在通江县两河口村的一座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的盛情接待。
密电码使红四方面军如虎添翼
多年后，傅钟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里说：“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
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得到这份密电码后，便在空中截获了许多军事情报，这对粉碎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的“六路围攻”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说，刘湘属下的“剿共”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部，是诸路“剿共”部队中最为效力、最为顽强的一支主力，如何摧毁它？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1934年1月下旬了。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度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他于2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我们因能译出他们的电信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
1934年2月14日清晨，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刻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由此撕开了一个大缺口，进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促使《汉中密约》顺利签订
前文已有交代，这份密电码和军用地图是武志平从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军部偷出来的，但见到傅钟等红军将领后，他却说是杨虎城、孙蔚如等陕军将领的一份诚意，这就为两军和谈之天平增添了平衡的砝码。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将领十分满意，立刻派留苏归来的参谋主任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跟随武志平到汉中。1933年6月1日，双方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共有四项协议：一、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陕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干电池、松发油（可代擦枪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好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
1933年6月25日，陕军又赠给红四方面军17担紧缺物品。先后两个“17担”，隐喻十七路军番号，以示友好。
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人，成为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由此可见，《汉中密约》的统战之功是巨大的。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
事实证明，武志平送给红四方面军的那份密码底本对于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西路军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么重要的历史性密件，本该收藏于解放军博物馆中，遗憾的是，它在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中消失了。到如今，能在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找到一些零碎片断，已属万幸！
朱毛对红四方面军电台高度评价
曾在红四方面军从事电台工作的陈福初在其回忆录《怀念侃夫同志》里说：“1938年，侃夫同志回到了延安，我们去看望他。”“没过几天，毛主席就亲切地接见了他。毛主席对他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
曾在红四方面军从事电台工作的萧全夫在其回忆录《我的好局长—宋侃夫》里也有同样的记载：“長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长征在贵州期间，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宋侃夫传略》里载有朱德与宋侃夫的一段对话：“在部队南下转战途中，朱总司令曾同宋侃夫进行过一次谈话。朱德总司令说：‘宋局长，你还记得吧，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以后，敌人包围着你们，你们日夜行军，很少通报，我们就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敌情，及时把敌人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告诉你们。’宋侃夫回答说：‘记得！记得！我们一过平汉路，就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枣阳新集打了一仗，多亏了一方面军电台准确及时地通报敌情。’”
书中还详细记录了朱德所说的一段话：“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