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在胡同里不起眼，但谁都知道他，而且给人的印象都非常好。提起疯子，善声盈耳。我父亲就说，疯子人性好，他不是真疯，“文化大革命”失踪，回来就成这样了。
　　疯子姓金，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知道姓的，叫他金疯子，满人。他父亲是皇宫里的大厨，可有名了！北京几家有名的饭庄有请，老头不去。老头这点手艺自然传给了儿子，就这么一个独生子。
　　老头的媳妇据说是个妓女，生下金疯子就失踪了。老头也不找，自个儿把疯子拉扯大。但一说玩儿，这老头样样都会，花、鸟、鱼、虫，您想皇宫里出来的，能不好玩吗？提笼架鸟玩大鹰。
　　老头死在“文化大革命”头里，没受罪，一辈子享乐，死得很坦然，笑着，满面红光。疯子给老头发送走，尽了孝道，街坊邻居都伸手帮忙。
　　老人说，这老头一辈子没干过缺德事儿，就是好玩儿。
　　疯子家住七甲南头，他买东西老从我家门口路过，见了我总是一笑，点点头。我看了很舒服，跟他说话，他一笑。他见了我父亲，可有的说，站那儿一聊，半天不动窝儿。
　　我问父亲，这老头人挺好，怎么不爱说话？
　　“那是跟你，不熟，这老头可有两下子了！”父亲这样赞许，或许吧，我这个人好奇，就观察他。
　　我发小的母亲是街道主任，对金疯子最了解，我就去找发小的母亲聊金疯子。我说：“大姨，疯子怎么不结婚呀？”
　　大姨说：“金疯子不找，光棍一人，这个人各色，咱不清楚。日本时期他给日本人当过翻译，人性好，就连日本人都说他好。都说是特务、汉奸，但没听人叫过他。当过厨师，胡同里有人管他叫日本厨子。”
　　大姨一通夸奖他，说，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知书达理，信佛。据我瞅，他真不是一般人。
　　胡同里有一位信佛的老人，真正是一位老居士，在家修行。说疯子根基大，德行好，不是一般人下世转生。
　　我有一次看到疯子扫街，整条街干干净净，连一张纸片都看不见。我过去问他：“您会说日本话？教我两句。”
　　他哈哈一笑，一边扫地一边走了。
　　我愣在那儿，很尴尬。神路街这一带真是藏龙卧虎，什么人都有。我回家就跟父亲说：“爸，凭什么让疯子扫地呀？给他钱吗？”
　　“香山的警察，带管八大处，这么点儿孩子你管得着吗？”父亲有时片儿汤话多极了，真有事情问他，他也不拿你当回事儿，我挺烦他的，当他儿子，拿老子没辙，您说有什么辙？
　　疯子还什么都管，工体有足球赛，他也跑前跑后张罗。但他也不瞎忙，他也得吃饭呀！他一边为人服务，一边等个票，卖俩钱花。我瞅他常在“新生电影院”旁边的一个小酒馆，弄块臭豆腐，喝二两。他一边喝着一边笑眯眯的，不知道他为什么笑。
　　疯子没工作，街道上可能给他俩钱花，他没事儿就到工人俱乐部电影院门口等个电影票卖。5分钱等来的票，他可能卖一毛，因为电影马上就要开演了，票早卖没了，有俩人来的，特别是刚搞对象的男女青年，就花钱买了。
　　疯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挺精神，讲究，说话“您了”“我了”的，有理有面儿。这一带的老人都尊敬他，觉得他是个文化人。我父亲是这一带的老人，跟疯子的父亲特别好，所以疯子见了我父亲，话多极了。都是他们老爷子那些事儿呗！
　　在1966年，红卫兵一进胡同，街坊邻居有挨斗的，疯子一瞅风声不对，蔫蔫儿地走了。有红卫兵到他家找他，人们才知道疯子失踪了。
　　父亲明白疯子为什么失踪，在家跟我母亲小声说：“金老爷子这儿子聪明，他不走，完蛋了。”
　　母亲问：“是不是给日本人当过翻译？”
　　父亲一笑，点点头，自言自语上了，“他如果叫红卫兵逮住，活不了几天。不怪他老跟我聊三国，有脑子，这不就是他常跟我说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这是真有脑子、真聪明的一个人。”不止一个人这样跟我说。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疯子在神路街露面了。但有点傻，很木讷，他见了我父亲也没有笑模样。问他，他就呵呵呵，哈哈哈。从表面上看，他是疯了，失去了常态。可我父亲说：“疯子一定有难言之隐，他不便对人说。通过他的眼神，我看出来了。”
　　疯子是回来了，他还跟以前一样，瞎晃荡。后来我忙，对他的关注少了。
　　很长一段时间，疯子就没露过面，有一天父亲说：“疯子这回真走了，但他去哪儿，真不好说。”
　　再后来，疯子在人们的印象中渐渐消失了，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谁还去关注一个疯子？有人说他出家了，有人说他出国了。
　　反正疯子是在神路街消失了。
　　（编辑·王文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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