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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上午10点，记者见到中国数码版权集团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许东棋时，他正在看一份报纸：“最新消息，星外星唱片进军数字音乐，推出数字音乐商城，音乐作品可以付费下载了。这说明，数字音乐的付费下载是必然趋势！”
做中国音乐版权的“总代”
“在中国做音乐人很辛苦的！”在采访的过程中，许东棋多次向记者重复这样一句话，“中国音乐人仅靠写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音乐数字化后，音乐人的主要收入大多来自两部分：一是音乐网站所支付的版权费，另一个是手机用户通过几大电信运营商下载手机铃声后的收入分成。” 他说。
资深音乐人钟声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一般来说，互联网渠道商和音乐人的分账比例是98：2，音乐版权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而在电信运营商方面，音乐人同样占不到便宜。”
据了解，日韩等国的音乐版权方在分账时能够拿到90%；欧美国家的版权分账比例也普遍超过70%。
“中国音乐界没办法靠卖唱片赚钱，只能靠歌手演出和广告代言赚钱。为了打响歌手知名度，有些公司甚至会默许盗版音乐的传播。”许东棋说。
管理混乱的中国数字音乐在许东棋和哥哥许东升的眼里，是一个每年可带来上百亿元人民币的朝阳产业。
许东棋告诉记者：“这两年，我国网络音乐每年的总体市场规模都超过300亿元。”
来自音乐圣地台湾的许氏兄弟，从小受环境的熏陶，对音乐无比热爱。然而许东升没有想到，他在日本的工作经历会让自己有一天成为中国数字音乐版权管理的探路者。几年前，许东升在丰田集团子公司丰田通商任顾问，该公司拥有日本政府授予的著作权管理牌照，并为此开发了数字音乐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的管理技术。
日本在数字音乐版权管理方面有一套已经运行了10年之久的管理系统。“日本任何一家卡拉OK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到一个云端管理系统，每首歌的点击量都会被系统精确记录，系统会及时将版税转到音乐版权所有者以及其他渠道商的账上，分配公平明确。”许东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回到中国，许氏兄弟就在思考，为何国外可以这样公平分账，国内却如此混乱？思前想后，许东棋和哥哥毅然决定做中国音乐版权的“总代理”。
2007年，兄弟俩创建了北京易来申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联易汇众科技有限公司，并与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神农中国组合，完成借壳上市，并在2008年将新公司更名为中国数码版权集团，专门提供数字音乐分销渠道的版权管理系统开发、技术维护和数字音乐版权内容的代理与投资业务。
艰难的“探索之路”
起步之初，兄弟俩首先想到的是直接借鉴国外的成熟分账模式。
许东棋告诉记者，在国外，音乐著作权的管理是由一个系统平台完全控制的，音乐人和唱片公司可以将自己的音乐作品上传到这个系统，然后由系统授权给各个渠道，在整个使用过程中，内容生产者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同样的过程放在中国，却是完全倒置的关系。“在中国，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唱片公司和独立音乐人，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音乐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更没有权利去查询自己音乐的点击数。渠道商认为，我是在替你推广，不收你钱就不错了。”
“本地化这个工作我们做了两年。就想做一个类似国外的那种自动分账的系统。”
兄弟俩的第一个目标是卡拉OK市场。许东棋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中国的卡拉OK行业80%以上使用的是视频点播技术系统。该系统的供应商在复制音乐作品时几乎从未得到过著作权人的授权和许可。”最初，许氏兄弟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称音集协）签了一个10年战略合作协议，希望从技术介入的角度帮助音集协管理卡拉OK版权。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他们却发现：“中国卡拉OK产业的分账比例和到底该由谁去收钱这些问题，单凭技术很难解决。”
退出卡拉OK版权市场后，兄弟俩把目光投向了三大电信运营商。
由于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不愿意一个第三方介入自己的管理过程。在经历了一段原地踏步式的努力之后，许氏兄弟决定先和内容提供方合作，然后以管理自己内容的方式进入电信运营商的市场。
社交网络带来新机遇
经过一番努力，2010年底，中国数码版权集团拿到了国际三大唱片公司（环球、索尼、华纳）针对中国联通的歌曲代理权，以内容提供商的角色敲开了电信运营商的大门。
对于内容商来说，中国数码版权集团的系统平台可以做他们针对电信运营商的分销渠道，提供明确的内容使用情况监控；而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这个平台也能为他们提供合法的、版权可追溯的内容采购。
“我们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把歌曲上架。”许东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交付中国联通使用时，所有数字音乐的数据流都会导入数码版权公司的系统平台，“例如这首歌在哪个省被点击，我们这边会有清楚的数据出来，大家去根据这个报表结算”。
“我们已经是中国联通最大的音乐内容提供商。随着网络音乐收费时代的来临，一旦这个系统真正上线并得到广泛应用，我们之前所有的投入就能在一两年内回收。我相信，这个系统的上线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了。”
除了开发数字音乐系统平台，许氏兄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发现了很多新机会。“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新的尝试，希望通过社交网络去创造新的盈利模式。微博女王姚晨有两千万粉丝，新歌在上线时可以通过她的微博进行预售，每次下载收1元钱，如果粉丝们每人下载一次，这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只是我们的一个设想，类似这样的盈利模式在各类社交平台上都可以尝试。”许东棋告诉记者。
“各自为政不见得是错的。因为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比国外的更大，它的市场比国外大太多。我们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本来推动国内数字化分配的进程，也希望将来能把中国的好音乐带到国际上去。”
更多王辰越文章：http：//www.ceweekly.cn/jizhe/wangchenyue.html
做中国音乐版权的“总代”
“在中国做音乐人很辛苦的！”在采访的过程中，许东棋多次向记者重复这样一句话，“中国音乐人仅靠写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音乐数字化后，音乐人的主要收入大多来自两部分：一是音乐网站所支付的版权费，另一个是手机用户通过几大电信运营商下载手机铃声后的收入分成。” 他说。
资深音乐人钟声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一般来说，互联网渠道商和音乐人的分账比例是98：2，音乐版权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而在电信运营商方面，音乐人同样占不到便宜。”
据了解，日韩等国的音乐版权方在分账时能够拿到90%；欧美国家的版权分账比例也普遍超过70%。
“中国音乐界没办法靠卖唱片赚钱，只能靠歌手演出和广告代言赚钱。为了打响歌手知名度，有些公司甚至会默许盗版音乐的传播。”许东棋说。
管理混乱的中国数字音乐在许东棋和哥哥许东升的眼里，是一个每年可带来上百亿元人民币的朝阳产业。
许东棋告诉记者：“这两年，我国网络音乐每年的总体市场规模都超过300亿元。”
来自音乐圣地台湾的许氏兄弟，从小受环境的熏陶，对音乐无比热爱。然而许东升没有想到，他在日本的工作经历会让自己有一天成为中国数字音乐版权管理的探路者。几年前，许东升在丰田集团子公司丰田通商任顾问，该公司拥有日本政府授予的著作权管理牌照，并为此开发了数字音乐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的管理技术。
日本在数字音乐版权管理方面有一套已经运行了10年之久的管理系统。“日本任何一家卡拉OK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到一个云端管理系统，每首歌的点击量都会被系统精确记录，系统会及时将版税转到音乐版权所有者以及其他渠道商的账上，分配公平明确。”许东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回到中国，许氏兄弟就在思考，为何国外可以这样公平分账，国内却如此混乱？思前想后，许东棋和哥哥毅然决定做中国音乐版权的“总代理”。
2007年，兄弟俩创建了北京易来申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联易汇众科技有限公司，并与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神农中国组合，完成借壳上市，并在2008年将新公司更名为中国数码版权集团，专门提供数字音乐分销渠道的版权管理系统开发、技术维护和数字音乐版权内容的代理与投资业务。
艰难的“探索之路”
起步之初，兄弟俩首先想到的是直接借鉴国外的成熟分账模式。
许东棋告诉记者，在国外，音乐著作权的管理是由一个系统平台完全控制的，音乐人和唱片公司可以将自己的音乐作品上传到这个系统，然后由系统授权给各个渠道，在整个使用过程中，内容生产者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同样的过程放在中国，却是完全倒置的关系。“在中国，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唱片公司和独立音乐人，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音乐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更没有权利去查询自己音乐的点击数。渠道商认为，我是在替你推广，不收你钱就不错了。”
“本地化这个工作我们做了两年。就想做一个类似国外的那种自动分账的系统。”
兄弟俩的第一个目标是卡拉OK市场。许东棋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中国的卡拉OK行业80%以上使用的是视频点播技术系统。该系统的供应商在复制音乐作品时几乎从未得到过著作权人的授权和许可。”最初，许氏兄弟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称音集协）签了一个10年战略合作协议，希望从技术介入的角度帮助音集协管理卡拉OK版权。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他们却发现：“中国卡拉OK产业的分账比例和到底该由谁去收钱这些问题，单凭技术很难解决。”
退出卡拉OK版权市场后，兄弟俩把目光投向了三大电信运营商。
由于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不愿意一个第三方介入自己的管理过程。在经历了一段原地踏步式的努力之后，许氏兄弟决定先和内容提供方合作，然后以管理自己内容的方式进入电信运营商的市场。
社交网络带来新机遇
经过一番努力，2010年底，中国数码版权集团拿到了国际三大唱片公司（环球、索尼、华纳）针对中国联通的歌曲代理权，以内容提供商的角色敲开了电信运营商的大门。
对于内容商来说，中国数码版权集团的系统平台可以做他们针对电信运营商的分销渠道，提供明确的内容使用情况监控；而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这个平台也能为他们提供合法的、版权可追溯的内容采购。
“我们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把歌曲上架。”许东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交付中国联通使用时，所有数字音乐的数据流都会导入数码版权公司的系统平台，“例如这首歌在哪个省被点击，我们这边会有清楚的数据出来，大家去根据这个报表结算”。
“我们已经是中国联通最大的音乐内容提供商。随着网络音乐收费时代的来临，一旦这个系统真正上线并得到广泛应用，我们之前所有的投入就能在一两年内回收。我相信，这个系统的上线时间应该不会太久了。”
除了开发数字音乐系统平台，许氏兄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发现了很多新机会。“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新的尝试，希望通过社交网络去创造新的盈利模式。微博女王姚晨有两千万粉丝，新歌在上线时可以通过她的微博进行预售，每次下载收1元钱，如果粉丝们每人下载一次，这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只是我们的一个设想，类似这样的盈利模式在各类社交平台上都可以尝试。”许东棋告诉记者。
“各自为政不见得是错的。因为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比国外的更大，它的市场比国外大太多。我们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本来推动国内数字化分配的进程，也希望将来能把中国的好音乐带到国际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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