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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习马会”的新闻热潮过后不久，台海两岸再出惊天新闻。
2015年11月30日，台湾“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委婉地透露两岸刚刚进行被俘情报员的交换工作，获释者以直接搭机方式返回，其中台谍朱恭训与徐章国从广西直飞台湾，而所谓“共谍”李志豪则从台湾飞往香港，双方并未碰面。
按照台湾岛内媒体的说法，这是60多年来首次释放台湾高级情报员，颇具历史与政治的破冰意义。不过，大陆国台办在同一天的回应是，朱恭训、徐章国（此人出事时，外界报为“许昌国”）二人对大陆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大陆安全利益，被相关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截至2015年10月，朱恭训、徐章国已服刑多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假释的有关条件，相关司法机关依法对朱、徐二人实施假释。至于台湾当局“假释”李志豪，则属于台湾有关方面的工作事务，与大陆无关。
《孙子》第十三篇“用间”指的是情报获取的方式及情报的运用，而间谍是获取情报的最佳途径之一。自1949年后，隔海进行的情报战时有起伏，尤其是台湾针对大陆的谍报活动从未停息，情报员使出浑身解数，利用渗透、吸收、刺探与诱捕等方式开展情报搜集工作，这是两岸“不能说的秘密”，以至于2011年大陆荧屏开年大戏《誓言今生》讲述的就是双方谍战攻防的往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算起，迄今已有数千名台谍或送命或把牢底坐穿。
一去不回的“公干”
台湾《中国时报》撰文和原台湾“军情局”高官庞家均《情报札记》一书披露，朱、徐二人原系大名鼎鼎的“军情局”高级军官，系2006年5月25日赴越南“公干”，实际是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约聘干部”的简称，即在大陆发展的情报下线），套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据台湾“军情局”高层人士透露，朱恭训出生于1959年，是台湾“情报局”士官班12期、“军情局”干部班26期学员，2002—2003年曾任“军情局”驻英国特派小组组长，2003年开始担任“军情局”四处副处长，主要工作是在东南亚吸收华侨进入大陆搜集情报，因此掌握着“军情局”在大陆的部分谍报人员的分布及联络情况。不过，更让“军情局”担忧的是，由于朱恭训的妻子担任“军情局”五处副处长，因此朱恭训极有可能对“军情局”吸收台商参加间谍组织的业务也了如指掌。
众所周知，通过台商间谍获取大陆情报恰恰是“军情局”最重要的情报搜集渠道。“军情局”高层曾担心，一旦朱恭训向大陆安全部门供出机密情报，“军情局”在大陆的情报网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尽管两岸之间炮火相向的对峙，已于20世纪70年代末宣告结束，但台湾针对大陆进行的各种情报战从未停息过。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对大陆的谍报战以反攻大陆、搞军事破坏等为主。到了80年代，隨着两岸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间谍活动逐渐转向搜集大陆各类重要情报。潜入大陆的台谍一般由台湾“军情局”负责派遣，其前身是国民党“军统局”，1985年，台“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立“军情局”，总部位于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那里还设有专门的间谍学校，台军内称为“山竹营区”。
1949—1988年是台谍在大陆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共有千余名台谍毙命，这些情报人员绝大多数是20—40岁的年轻人，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没留下。台湾老牌间谍头子叶翔之曾说，20世纪50—60年代，大陆情报防控严密，台湾通过诸如派遣“敌后工作人员”和吸收香港、澳门线民等方式开展情报搜集活动。
在1979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台湾每年都向大陆输送数百名间谍。原“军情局”的一名男职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共服刑24年。
真正引起世人关注的台谍案件，大多发生在1992年大陆加快改革开放之后。在此期间，负责收集大陆情报的台湾“军情局”等机构持续派遣间谍或收买赴大陆经商的岛内人员，并千方百计地渗透、策反意志不坚定的大陆人士。台谍到大陆活动呈现出明显的“两扮两亲”特点：所谓“两扮”是指台谍通过“扮台商”“扮娱乐业老板”来大陆，因为台商投资大陆现象极为普遍，以台商身份在大陆活动（包括与大陆官员接触）都较为自然，便于其窃密；“两亲”是“亲特定对象妻女”和“亲特定对象美女”，其中“亲特定对象妻女”是指特定情报工作对象的妻子或女儿由男性台谍负责亲近，“亲特定对象美女”就是让女台谍在大陆充当老板招募更多的美女进行情报搜集活动。
台湾最重视的是大陆军事情报，特别是涉及可能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自1992年起，台北就指示“军情局”所派台谍重点刺探解放军的导弹数目、部署位置和军事演习动态，“弄清楚哪些飞机挂哪些飞弹”。为搞到大陆机密情报，台湾不惜血本。自称“熟悉内情”的一名台商在接受岛内电视台采访时说，台商为李登辉、陈水扁当局收集情报的价码一般从5万元新台币起跳，最高可拿到数千万元之多。5万元新台币是利用一般台商的身份和当地人脉，做一些基本的情报收集整理。有些台商因生意不顺，拿点小钱打听些七拼八凑的情报算是交差。而有些较深入、有价值的情报，价格要高出数百倍。
阿扁一声呛，数十台谍齐落马
2003年11月30日，陈水扁在高雄搞竞选造势时，渲染大陆在东南沿海部署的近程导弹数量，数字甚至精确到个位数。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因为像这样具体透露台湾掌握的大陆导弹数字尚属首次。岛内媒体认为陈水扁试图通过释放此类信息激起民粹，争取选票，但他绝没想到这番话，几乎在一夜之间葬送了台湾在大陆布设多年的间谍网。
2003年12月22日，也就是陈水扁发表讲话后的第三周，香港特区《明报》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称，大陆安全部门根据陈水扁讲话“提供”的线索，在福建、山东、广东、浙江等省统一采取“大收网”行动，迅速逮捕36名涉案间谍，其中台谍21名（其中1名为女性），不少人以台商身份在大陆活动，这是近年来大陆侦破的最大一宗台谍案，涉案人多年来重点窃取大陆导弹部署情况。 报道一出，旋即在台湾岛内掀起波澜，台湾有关部门矢口否认，指责《明报》是为大陆心理战服务，但随着台谍案情曝光，台湾再也无法强词夺理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岛内泛蓝民意代表一再要求追究陈水扁“内乱外患罪”，指责其大嘴一张，“害死三军”。
追查台谍行动
2003年陈水扁“大嘴害谍”事件爆发后，大陆破获台谍网的效率和成果进一步提高，台湾“国安局”坦承，大陆逮捕“下线人员”的动作之快，令其按照传统“单点垂直”方法布设的间谍网“存活期往往不到一年”，未来“情报布线工作只會更加困难”。
2004年1月，大陆安全人员逮捕两名台谍，其中名叫余诗屏的女性是大陆迄今抓获的最年轻的台谍，台湾“军情局”企图利用她年轻幼稚的外表来欺骗对方，伺机窃取情报。
随着台湾岛内意识形态多元化，特别是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导致台湾情报机构产生“效忠对象混乱”、相关机构内斗激烈等严重问题，台军情系统士气涣散，再加上大陆经济实力提升，港澳台乃至海外华人的向心力增强，台湾军情工作完全进入瘫痪的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后，台湾安插在大陆“家门口”的两颗“情报钉子”无形中也被拔除，台高级涉密人员“反水”投奔大陆的情况也日益频繁。2000年，台湾“国安局”少将潘希贤首开投奔大陆的先河。2002年9月27日，台陆军“飞弹指挥部”中尉辅导长王宜宏偕同妻子与幼子飞到泰国曼谷，辗转投奔大陆，害得台“军情局长”薛石民隔空喊话，希望与大陆“作交易”，力图拿“某些筹码”换回王宜宏，但最终未能如愿。
2006年5月30日，台湾“军情局”第4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第4处组长徐章国上校为了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套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抱着侥幸心理绕道越南进入广西，结果“伸手便被抓”。台湾哀叹，朱、徐二人被捕，就等于把台湾在东南亚的所有情报网全部交给大陆。
鉴于老派的专业间谍派遣体制已告崩盘，台湾情报机构索性“不按牌理出牌”，在民进党执政末期，台湾“国安部”和“军情局”不分青红皂白，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裹胁一批生意难做的台商充当业余间谍，只是业余人员不但容易失手被捕，在被捕后更得不到任何照顾。
宜兰台商林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1993年他前往福建开办石材工厂，因贪图小利，上了台湾“军情局”的“贼船”。林凯说，因为是单线联系，“军情局”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系统的培训，“他们只是教我一些简单的暗语、编码及记录军事情报的方法，至于我们这些新手的人身安全，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林凯的间谍生涯只维持不到一年就结束了，他被关进大陆监狱服刑14年。2008年8月刑满释放时，他身边还有三名经历相似的“台商间谍”仍在继续坐牢。
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 “机会情报”
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迈入和平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对大陆谍报战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情报搜集从偏重军事转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机会情报”。
如今，从两岸长远的趋势来看，双方都希望和平发展，台湾的情报部门除了继续关注大陆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外，也会关注大陆发展趋势，并从中找出对台湾最为有利的契机，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情报”，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也包括为台湾企业在大陆和全球的发展竞争中争取先机。
经费曾是台湾对大陆谍战的优势，但是，随着大陆生活水准的提高，这项优势反而成为了台湾情报协调的软肋。
有高层情报人士透露，台湾过去用较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大陆内部的情报。尤其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穷台湾富，财大气粗的台湾情报部门敢于花大价钱腐蚀大陆内部的一些见钱眼开之徒，一批情报动辄花费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于是有人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铤而走险向台湾情报部门出卖情报。
随着大陆经济崛起，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反观台湾，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撕裂台湾社会，台商与资本纷纷出走，台湾经济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一路下滑成为亚洲四小龙之末。情报经费受到限制，不再像过去一样承担得起高额支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情报部门对大陆情报战的经济优势不再。而且台湾对大陆各种重要设施进行卫星拍照这样的情报搜集工作，大多是要花大价钱从美国人手中购买。除此之外，如今大陆科技进步，而台湾倚重的技术情报工具却在逐年递减。
前台湾“国安局长”蔡得胜有一次在民意机构的质询中不无心虚地提出，以台湾多年的经验和部署，台湾情报部门通过情报搜集而获得的对大陆的了解应可掌握到七成。对于这样一个答复，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开玩笑表示，希望剩下那三成不是最关键的。这反映出台湾情报部门自身对其获得情报的质量也没有多少信心。
随着两岸实现三通和台湾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每年有一百多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参访，还有很多大陆学生、学者赴台学习交流等。面对两岸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民进党人士疑神疑鬼，对大陆游客也是充满怀疑，一天到晚恐吓台湾学生说坐在他们旁边的大陆学生是间谍。对此，尽管台湾情报部门也曾澄清说，自2008年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台方很少发现有大陆人士用假身份来台潜伏或刺探军机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双方高层已有多项沟通渠道，大陆根本不需要做那样的小动作。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台湾情报部门一方面加大了对内部的清查，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大陆游客等的防范力度。
随着两岸交流热络，台湾对大陆持续数十年来的谍报战转趋低调，由热变冷，一方面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台湾在谍战中丧失优势，是两岸实力此消彼长的一个结果。
2015年11月30日，台湾“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委婉地透露两岸刚刚进行被俘情报员的交换工作，获释者以直接搭机方式返回，其中台谍朱恭训与徐章国从广西直飞台湾，而所谓“共谍”李志豪则从台湾飞往香港，双方并未碰面。
按照台湾岛内媒体的说法，这是60多年来首次释放台湾高级情报员，颇具历史与政治的破冰意义。不过，大陆国台办在同一天的回应是，朱恭训、徐章国（此人出事时，外界报为“许昌国”）二人对大陆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大陆安全利益，被相关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截至2015年10月，朱恭训、徐章国已服刑多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假释的有关条件，相关司法机关依法对朱、徐二人实施假释。至于台湾当局“假释”李志豪，则属于台湾有关方面的工作事务，与大陆无关。
《孙子》第十三篇“用间”指的是情报获取的方式及情报的运用，而间谍是获取情报的最佳途径之一。自1949年后，隔海进行的情报战时有起伏，尤其是台湾针对大陆的谍报活动从未停息，情报员使出浑身解数，利用渗透、吸收、刺探与诱捕等方式开展情报搜集工作，这是两岸“不能说的秘密”，以至于2011年大陆荧屏开年大戏《誓言今生》讲述的就是双方谍战攻防的往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算起，迄今已有数千名台谍或送命或把牢底坐穿。
一去不回的“公干”
台湾《中国时报》撰文和原台湾“军情局”高官庞家均《情报札记》一书披露，朱、徐二人原系大名鼎鼎的“军情局”高级军官，系2006年5月25日赴越南“公干”，实际是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约聘干部”的简称，即在大陆发展的情报下线），套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据台湾“军情局”高层人士透露，朱恭训出生于1959年，是台湾“情报局”士官班12期、“军情局”干部班26期学员，2002—2003年曾任“军情局”驻英国特派小组组长，2003年开始担任“军情局”四处副处长，主要工作是在东南亚吸收华侨进入大陆搜集情报，因此掌握着“军情局”在大陆的部分谍报人员的分布及联络情况。不过，更让“军情局”担忧的是，由于朱恭训的妻子担任“军情局”五处副处长，因此朱恭训极有可能对“军情局”吸收台商参加间谍组织的业务也了如指掌。
众所周知，通过台商间谍获取大陆情报恰恰是“军情局”最重要的情报搜集渠道。“军情局”高层曾担心，一旦朱恭训向大陆安全部门供出机密情报，“军情局”在大陆的情报网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尽管两岸之间炮火相向的对峙，已于20世纪70年代末宣告结束，但台湾针对大陆进行的各种情报战从未停息过。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对大陆的谍报战以反攻大陆、搞军事破坏等为主。到了80年代，隨着两岸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间谍活动逐渐转向搜集大陆各类重要情报。潜入大陆的台谍一般由台湾“军情局”负责派遣，其前身是国民党“军统局”，1985年，台“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立“军情局”，总部位于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那里还设有专门的间谍学校，台军内称为“山竹营区”。
1949—1988年是台谍在大陆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共有千余名台谍毙命，这些情报人员绝大多数是20—40岁的年轻人，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没留下。台湾老牌间谍头子叶翔之曾说，20世纪50—60年代，大陆情报防控严密，台湾通过诸如派遣“敌后工作人员”和吸收香港、澳门线民等方式开展情报搜集活动。
在1979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台湾每年都向大陆输送数百名间谍。原“军情局”的一名男职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共服刑24年。
真正引起世人关注的台谍案件，大多发生在1992年大陆加快改革开放之后。在此期间，负责收集大陆情报的台湾“军情局”等机构持续派遣间谍或收买赴大陆经商的岛内人员，并千方百计地渗透、策反意志不坚定的大陆人士。台谍到大陆活动呈现出明显的“两扮两亲”特点：所谓“两扮”是指台谍通过“扮台商”“扮娱乐业老板”来大陆，因为台商投资大陆现象极为普遍，以台商身份在大陆活动（包括与大陆官员接触）都较为自然，便于其窃密；“两亲”是“亲特定对象妻女”和“亲特定对象美女”，其中“亲特定对象妻女”是指特定情报工作对象的妻子或女儿由男性台谍负责亲近，“亲特定对象美女”就是让女台谍在大陆充当老板招募更多的美女进行情报搜集活动。
台湾最重视的是大陆军事情报，特别是涉及可能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自1992年起，台北就指示“军情局”所派台谍重点刺探解放军的导弹数目、部署位置和军事演习动态，“弄清楚哪些飞机挂哪些飞弹”。为搞到大陆机密情报，台湾不惜血本。自称“熟悉内情”的一名台商在接受岛内电视台采访时说，台商为李登辉、陈水扁当局收集情报的价码一般从5万元新台币起跳，最高可拿到数千万元之多。5万元新台币是利用一般台商的身份和当地人脉，做一些基本的情报收集整理。有些台商因生意不顺，拿点小钱打听些七拼八凑的情报算是交差。而有些较深入、有价值的情报，价格要高出数百倍。
阿扁一声呛，数十台谍齐落马
2003年11月30日，陈水扁在高雄搞竞选造势时，渲染大陆在东南沿海部署的近程导弹数量，数字甚至精确到个位数。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因为像这样具体透露台湾掌握的大陆导弹数字尚属首次。岛内媒体认为陈水扁试图通过释放此类信息激起民粹，争取选票，但他绝没想到这番话，几乎在一夜之间葬送了台湾在大陆布设多年的间谍网。
2003年12月22日，也就是陈水扁发表讲话后的第三周，香港特区《明报》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称，大陆安全部门根据陈水扁讲话“提供”的线索，在福建、山东、广东、浙江等省统一采取“大收网”行动，迅速逮捕36名涉案间谍，其中台谍21名（其中1名为女性），不少人以台商身份在大陆活动，这是近年来大陆侦破的最大一宗台谍案，涉案人多年来重点窃取大陆导弹部署情况。 报道一出，旋即在台湾岛内掀起波澜，台湾有关部门矢口否认，指责《明报》是为大陆心理战服务，但随着台谍案情曝光，台湾再也无法强词夺理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岛内泛蓝民意代表一再要求追究陈水扁“内乱外患罪”，指责其大嘴一张，“害死三军”。
追查台谍行动
2003年陈水扁“大嘴害谍”事件爆发后，大陆破获台谍网的效率和成果进一步提高，台湾“国安局”坦承，大陆逮捕“下线人员”的动作之快，令其按照传统“单点垂直”方法布设的间谍网“存活期往往不到一年”，未来“情报布线工作只會更加困难”。
2004年1月，大陆安全人员逮捕两名台谍，其中名叫余诗屏的女性是大陆迄今抓获的最年轻的台谍，台湾“军情局”企图利用她年轻幼稚的外表来欺骗对方，伺机窃取情报。
随着台湾岛内意识形态多元化，特别是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导致台湾情报机构产生“效忠对象混乱”、相关机构内斗激烈等严重问题，台军情系统士气涣散，再加上大陆经济实力提升，港澳台乃至海外华人的向心力增强，台湾军情工作完全进入瘫痪的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后，台湾安插在大陆“家门口”的两颗“情报钉子”无形中也被拔除，台高级涉密人员“反水”投奔大陆的情况也日益频繁。2000年，台湾“国安局”少将潘希贤首开投奔大陆的先河。2002年9月27日，台陆军“飞弹指挥部”中尉辅导长王宜宏偕同妻子与幼子飞到泰国曼谷，辗转投奔大陆，害得台“军情局长”薛石民隔空喊话，希望与大陆“作交易”，力图拿“某些筹码”换回王宜宏，但最终未能如愿。
2006年5月30日，台湾“军情局”第4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第4处组长徐章国上校为了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套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抱着侥幸心理绕道越南进入广西，结果“伸手便被抓”。台湾哀叹，朱、徐二人被捕，就等于把台湾在东南亚的所有情报网全部交给大陆。
鉴于老派的专业间谍派遣体制已告崩盘，台湾情报机构索性“不按牌理出牌”，在民进党执政末期，台湾“国安部”和“军情局”不分青红皂白，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裹胁一批生意难做的台商充当业余间谍，只是业余人员不但容易失手被捕，在被捕后更得不到任何照顾。
宜兰台商林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1993年他前往福建开办石材工厂，因贪图小利，上了台湾“军情局”的“贼船”。林凯说，因为是单线联系，“军情局”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系统的培训，“他们只是教我一些简单的暗语、编码及记录军事情报的方法，至于我们这些新手的人身安全，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林凯的间谍生涯只维持不到一年就结束了，他被关进大陆监狱服刑14年。2008年8月刑满释放时，他身边还有三名经历相似的“台商间谍”仍在继续坐牢。
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 “机会情报”
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迈入和平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对大陆谍报战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情报搜集从偏重军事转移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机会情报”。
如今，从两岸长远的趋势来看，双方都希望和平发展，台湾的情报部门除了继续关注大陆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外，也会关注大陆发展趋势，并从中找出对台湾最为有利的契机，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情报”，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也包括为台湾企业在大陆和全球的发展竞争中争取先机。
经费曾是台湾对大陆谍战的优势，但是，随着大陆生活水准的提高，这项优势反而成为了台湾情报协调的软肋。
有高层情报人士透露，台湾过去用较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大陆内部的情报。尤其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穷台湾富，财大气粗的台湾情报部门敢于花大价钱腐蚀大陆内部的一些见钱眼开之徒，一批情报动辄花费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于是有人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铤而走险向台湾情报部门出卖情报。
随着大陆经济崛起，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反观台湾，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撕裂台湾社会，台商与资本纷纷出走，台湾经济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一路下滑成为亚洲四小龙之末。情报经费受到限制，不再像过去一样承担得起高额支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情报部门对大陆情报战的经济优势不再。而且台湾对大陆各种重要设施进行卫星拍照这样的情报搜集工作，大多是要花大价钱从美国人手中购买。除此之外，如今大陆科技进步，而台湾倚重的技术情报工具却在逐年递减。
前台湾“国安局长”蔡得胜有一次在民意机构的质询中不无心虚地提出，以台湾多年的经验和部署，台湾情报部门通过情报搜集而获得的对大陆的了解应可掌握到七成。对于这样一个答复，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开玩笑表示，希望剩下那三成不是最关键的。这反映出台湾情报部门自身对其获得情报的质量也没有多少信心。
随着两岸实现三通和台湾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每年有一百多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参访，还有很多大陆学生、学者赴台学习交流等。面对两岸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民进党人士疑神疑鬼，对大陆游客也是充满怀疑，一天到晚恐吓台湾学生说坐在他们旁边的大陆学生是间谍。对此，尽管台湾情报部门也曾澄清说，自2008年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台方很少发现有大陆人士用假身份来台潜伏或刺探军机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双方高层已有多项沟通渠道，大陆根本不需要做那样的小动作。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台湾情报部门一方面加大了对内部的清查，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大陆游客等的防范力度。
随着两岸交流热络，台湾对大陆持续数十年来的谍报战转趋低调，由热变冷，一方面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台湾在谍战中丧失优势，是两岸实力此消彼长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