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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长征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非常熟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谈到长征这一段历史时却很少提到陈云，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陈云也参加了长征，但是由于中央的特殊安排，陈云没有走完全程。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把长征的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列出18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其中就提到了陈云。
接受重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对外称红星、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红1、3、8、9军团随后从各自驻地出发。
当时，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之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向红军第5、第8、第9军团派中央代表，并决定由陈云担任红5军团的中央代表。红5军团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后，由赵博生等按照中共党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个军团比红1、3军团成立晚，但过去属冯玉祥的部队，并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在战斗中用大刀砍杀敌人是出了名的，经过几年革命战争的考验，已经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屡建战功的部队。
陈云赴第5军团就任之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向他表明了中央的意图：在突围中，红1、3军团做开路先锋，8、9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中间位置，最艰苦的殿后任务由红5军团来担负。最后，周恩来还特别郑重地向陈云交代：红5军团领导班子虽然过硬，但殿后肯定会出现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利益，甚至要做好不惜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果断处理紧急情况，加强对红5军团的领导。
在这样异常危险的时刻，陈云毫不犹豫。虽然他过去没有在红军中任过领导职务，对部队情况还不甚了解，也没有作战经验，一下接受如此重任，确实非常艰难，但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是陈云的一贯作风。他向周恩来和朱德坚定地表示，将与军团其他领导一起，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
10月18日，红5军团从兴国县曲利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红5军团只有红13师和红34师两个师6个团的兵力，要抵挡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困难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为，随军带上军工、印刷等笨重器材。全军8.6万多人的行动常常是拥挤不堪，行动迟缓，这就更加重了红5军团的负担。庆幸的是善于用兵、身经百战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也被贬到红5军团兼任参谋长，陈云和刘伯承以及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齐心协力，率红5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部队出发的第三天，陈云便来到红13师，向师干部们介绍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承担的重要任务。离开根据地后，苏区籍战士出现开小差的现象，从11月4日起，陈云与13师官兵一起行军，与战士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经过调查研究，陈云紧急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并指出战士开小差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首先是政治动员不够，再就是政治机关和指导员的领导能力差，连队的支部工作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陈云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13师开小差的现象逐步减少。直到11月15日随13师冲破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后，陈云才离开13师回到红5军团总部。陈云所在的红5军团，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34师几乎全军履没。经此一战，红军锐减到3万人。此时陈云也逐步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与大多数红军战士的心情一样，他急切盼望能够扭转这种局面，使红军走出困境。
坚决支持毛泽东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中革军委决定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担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21日，陈云和刘伯承离开红5军团，正式到军委纵队接受任命。1935年初，刘伯承和陈云率军委纵队成功地渡过了乌江天险，攻占遵义。在这里，刘伯承和陈云分别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负责遵义城内的防卫事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会上，陈云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后，在发言中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支持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会后，中央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会议的决议，陈云为此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在红军过威信至鸭溪的路上向部队作了传达。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中央档案馆翻出了一份缺少第一部分、也没有落款的档案材料，从内容上看是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工作人员找了许多与会者辨认，大家都说不清来历。手稿送到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也认不出是谁的笔迹。随后，这份手稿送到陈云办公室。据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道：“我收到手稿原件时，陈云同志的工作正忙，所以在我那里压了一段时间。直到四五月间陈云同志按惯例在杭州休养时，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手稿交给了他。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他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份传达提纲，如今成了中共党史学界研究遵义会议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传达提纲中，陈云记载了会议的时间、与会人员、与会人员身份、会上主要人员的态度、会议作组织调整等内容。他用大量篇幅记叙了会议关于5次反“围剿”与西征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严厉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随着手稿的发表，澄清了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争论。
为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陈云就提出要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他指出：“要使一切党的组织了解游击战的重要，了解发展游击战争是现时党的第一任务，是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以阻止敌人的前进，可以保卫苏区。深入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创造新的苏区和新的红军。”陈云还目睹了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人不顾实际，根据地图瞎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我们好像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 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由此，陈云越来越觉得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也奠定了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和遵议会议精神的传达，给红军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红军的作战和行军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并迅速取得主动。
红军离开遵义后，改向川南方向前进。在土城一仗中，红军失利，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连夜开会，决定撤出战斗，东渡赤水西进，同时决定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会议一结束，他立即集中大部分卫生部、运输部的担架，赶到前沿阵地把伤员抢运下来，安置在镇内和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家中，并付给一定的医食费用，然后指挥军委纵队，把所有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机器和其他笨重物资，或销毁，或掩埋。或投人河中，但无线电台一台也没有丢弃。陈云彻夜未眠，仅用10个小时便完成了所有任务。
为了进一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1935年4月下旬，陈云和刘伯承分别任渡河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共同组织部队过江。渡江持续了九天九夜，陈云指出：“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指定专门部队负责渡江的秩序。必须防止人员蜂拥上船，否则就会翻船。这就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还需要有经验的船工。我们对当时的船工付给优厚的报酬。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附近船工都自愿来帮助我们。结果，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3万多人顺利过江，没有损失一人一马”。金沙江因江底盛产金沙而得名，发源于青海省，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支流。江的两岸祟山峻岭，地形十分险要，水流湍急，不能架浮桥，只能摆渡。当时搜集的大小船只总共只有7条，大船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而需要渡河的红军人马则有几万，且每小时只能往返三四次。所以能否有条不紊地上船是成败的关键。刘伯承和毛泽东等在北岸指挥，陈云和周恩来在南岸组织部队上船。由于组织工作周密有序，5月1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关3万人马只用9天9夜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两天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抢渡金沙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道险关，渡过这一险关，中央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后，陈云除担任军委纵队政委外，还兼任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地方工作部的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陈云就任地方工作部长后，一有机会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开展工作。1935年5月21日，红军占领冕宁城。第二天，陈云便接见了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向他了解西昌和冕宁中共地下党的情况，并与他商量组织抗捐军。随后，陈云又召开有红军干部和当地干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会后，他还为革命委员会起草了布告。到达冕宁后，红军已接近彝民居住区。为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民区，陈云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等口号。由于陈云等人的积极努力，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民区。
长征途中神秘失踪
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懋功的灵关殿时，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了陈云，连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有的说，陈云牺牲了；更多的人却说，陈云失踪了。这种传说竞流传了好几年。其实，陈云并未“失踪”，而是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原来，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致使上海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大都是通过上海中共党组织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红军惟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已在湘江之战中被毁，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地下工作者到上海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中共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呢?中共中央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合适的人选。
这一决定是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
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中共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本人也未把出走的原因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在临行前委托当时做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把一条蚊帐留给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便踏上了通往上海的艰险旅程。
1935年7月上旬，陈云抵上海后，沿用“李介生”这一化名秘密住进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云几经周折与在沪的中央特科取得联系，接着又见到从香港返沪的潘汉年(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这次回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决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由此，1935年9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苏联客船到海参崴，改乘火车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向世界宣传长征
众所周知，长征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和“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但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向世界宣传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就是陈云。
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红军从此掌握主动权；长征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兵心团结，二是受到民众帮助，三是拥有一批“非但聪明，且有才能”的领袖。陈云的汇报，对于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有直接影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的革命历程，称赞他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当时，中共是共产 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支持至关重要，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对巩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莫斯科，陈云不仅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长征的情况，而且还对长征加以宣传。当时，世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还缺乏了解，而国民党把共产党的领袖说成三头六臂的怪物，把红军称为“赤匪”，视之为洪水猛兽。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宣称他“剿匪”成功，红军已被“击溃”。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当时，陈云把从上海带去的回忆长征文稿整理成《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便于传播，《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之口，生动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行进至四川天全、芦山，历时8个月、途经6个省的传奇经历。在他的笔下，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信仰坚定，富有智慧，平易近人，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对红军领导人的诬蔑。而且，陈云集中笔墨描写了长征的情况，高度赞扬了红军将士的革命精神，文中高度赞扬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另外，也有好多细节描述，如：“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衣服与兵士相同”、“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这样大的事业”。它首次冲破反对派的严密新闻封锁，戳穿敌人制造的红军“逃窜”的谎言，使各国人民了解红军的英勇事迹，并向世界宣告中国革命已出现了曙光。1936年3月，陈云的这篇文章在巴黎《全民月刊》上刊载，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流传到国内，被多家报纸转载，这对于宣传长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对长征进行宣传的同时，陈云对长征进行了全面的总结。1935年10月，在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时，他总结了长征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当时，由于长征还未结束，他只总结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但他对长征的评价却是很中肯的。陈云认为，总的来说，长征取得了胜利，因为“西征达到了以下目的：1、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2、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3、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在陕西、四川和甘肃一带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至于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陈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在于“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她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党一直领导军队，主持制定军事计划和战略战术。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二是在于红军是一支优秀的军队。陈云指出：“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红军能冲能打，同时又能有组织地顺利退却。”“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们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红军有很强的战斗力，因为“各个军事学校已经培养了七批指挥员。”而且，“我们在进行国内战争这几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育我们的战士，提高了整个红军的战斗力。”三是在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我们“得以为红军招募到志愿兵。我们随处可以找到帮助我们搬运辎重的脚夫，到处可以把红军战士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
陈云对于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却很少谈及自己的功劳，即使偶尔回首往事，他更多的也是谈及别人。在延安时期，陈云问到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知道长征时期我们的日子是怎样过吗?工作人员回答说“不知道”。他说：“我们都是白天走路，晚上到宿营地后，要根据搜集到的敌人走到哪里了的情报进行研究，研究部署完了才能睡觉。只有一个人，是白天行军，晚上却睡不成觉，那就是周胡子(指周恩来)。他晚上要等各个部队都在什么地方宿营、遇到了什么情况的详细报告，确定第二天的部署……在整个长征中都是这样过来的”。
伟大的长征，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接受重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对外称红星、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红1、3、8、9军团随后从各自驻地出发。
当时，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之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向红军第5、第8、第9军团派中央代表，并决定由陈云担任红5军团的中央代表。红5军团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后，由赵博生等按照中共党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个军团比红1、3军团成立晚，但过去属冯玉祥的部队，并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在战斗中用大刀砍杀敌人是出了名的，经过几年革命战争的考验，已经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屡建战功的部队。
陈云赴第5军团就任之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向他表明了中央的意图：在突围中，红1、3军团做开路先锋，8、9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中间位置，最艰苦的殿后任务由红5军团来担负。最后，周恩来还特别郑重地向陈云交代：红5军团领导班子虽然过硬，但殿后肯定会出现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利益，甚至要做好不惜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果断处理紧急情况，加强对红5军团的领导。
在这样异常危险的时刻，陈云毫不犹豫。虽然他过去没有在红军中任过领导职务，对部队情况还不甚了解，也没有作战经验，一下接受如此重任，确实非常艰难，但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是陈云的一贯作风。他向周恩来和朱德坚定地表示，将与军团其他领导一起，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
10月18日，红5军团从兴国县曲利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红5军团只有红13师和红34师两个师6个团的兵力，要抵挡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困难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为，随军带上军工、印刷等笨重器材。全军8.6万多人的行动常常是拥挤不堪，行动迟缓，这就更加重了红5军团的负担。庆幸的是善于用兵、身经百战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也被贬到红5军团兼任参谋长，陈云和刘伯承以及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齐心协力，率红5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部队出发的第三天，陈云便来到红13师，向师干部们介绍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承担的重要任务。离开根据地后，苏区籍战士出现开小差的现象，从11月4日起，陈云与13师官兵一起行军，与战士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经过调查研究，陈云紧急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并指出战士开小差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首先是政治动员不够，再就是政治机关和指导员的领导能力差，连队的支部工作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陈云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13师开小差的现象逐步减少。直到11月15日随13师冲破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后，陈云才离开13师回到红5军团总部。陈云所在的红5军团，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34师几乎全军履没。经此一战，红军锐减到3万人。此时陈云也逐步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与大多数红军战士的心情一样，他急切盼望能够扭转这种局面，使红军走出困境。
坚决支持毛泽东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中革军委决定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担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21日，陈云和刘伯承离开红5军团，正式到军委纵队接受任命。1935年初，刘伯承和陈云率军委纵队成功地渡过了乌江天险，攻占遵义。在这里，刘伯承和陈云分别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负责遵义城内的防卫事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会上，陈云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后，在发言中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支持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会后，中央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会议的决议，陈云为此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在红军过威信至鸭溪的路上向部队作了传达。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中央档案馆翻出了一份缺少第一部分、也没有落款的档案材料，从内容上看是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工作人员找了许多与会者辨认，大家都说不清来历。手稿送到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也认不出是谁的笔迹。随后，这份手稿送到陈云办公室。据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道：“我收到手稿原件时，陈云同志的工作正忙，所以在我那里压了一段时间。直到四五月间陈云同志按惯例在杭州休养时，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手稿交给了他。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他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份传达提纲，如今成了中共党史学界研究遵义会议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传达提纲中，陈云记载了会议的时间、与会人员、与会人员身份、会上主要人员的态度、会议作组织调整等内容。他用大量篇幅记叙了会议关于5次反“围剿”与西征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严厉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随着手稿的发表，澄清了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争论。
为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陈云就提出要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他指出：“要使一切党的组织了解游击战的重要，了解发展游击战争是现时党的第一任务，是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以阻止敌人的前进，可以保卫苏区。深入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创造新的苏区和新的红军。”陈云还目睹了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人不顾实际，根据地图瞎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我们好像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 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由此，陈云越来越觉得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也奠定了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和遵议会议精神的传达，给红军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红军的作战和行军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并迅速取得主动。
红军离开遵义后，改向川南方向前进。在土城一仗中，红军失利，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连夜开会，决定撤出战斗，东渡赤水西进，同时决定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会议一结束，他立即集中大部分卫生部、运输部的担架，赶到前沿阵地把伤员抢运下来，安置在镇内和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家中，并付给一定的医食费用，然后指挥军委纵队，把所有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机器和其他笨重物资，或销毁，或掩埋。或投人河中，但无线电台一台也没有丢弃。陈云彻夜未眠，仅用10个小时便完成了所有任务。
为了进一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1935年4月下旬，陈云和刘伯承分别任渡河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共同组织部队过江。渡江持续了九天九夜，陈云指出：“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指定专门部队负责渡江的秩序。必须防止人员蜂拥上船，否则就会翻船。这就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还需要有经验的船工。我们对当时的船工付给优厚的报酬。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附近船工都自愿来帮助我们。结果，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3万多人顺利过江，没有损失一人一马”。金沙江因江底盛产金沙而得名，发源于青海省，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支流。江的两岸祟山峻岭，地形十分险要，水流湍急，不能架浮桥，只能摆渡。当时搜集的大小船只总共只有7条，大船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而需要渡河的红军人马则有几万，且每小时只能往返三四次。所以能否有条不紊地上船是成败的关键。刘伯承和毛泽东等在北岸指挥，陈云和周恩来在南岸组织部队上船。由于组织工作周密有序，5月1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关3万人马只用9天9夜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两天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抢渡金沙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道险关，渡过这一险关，中央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后，陈云除担任军委纵队政委外，还兼任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地方工作部的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陈云就任地方工作部长后，一有机会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开展工作。1935年5月21日，红军占领冕宁城。第二天，陈云便接见了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向他了解西昌和冕宁中共地下党的情况，并与他商量组织抗捐军。随后，陈云又召开有红军干部和当地干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会后，他还为革命委员会起草了布告。到达冕宁后，红军已接近彝民居住区。为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民区，陈云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等口号。由于陈云等人的积极努力，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民区。
长征途中神秘失踪
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懋功的灵关殿时，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了陈云，连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有的说，陈云牺牲了；更多的人却说，陈云失踪了。这种传说竞流传了好几年。其实，陈云并未“失踪”，而是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原来，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致使上海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大都是通过上海中共党组织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红军惟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已在湘江之战中被毁，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地下工作者到上海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中共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派谁去呢?中共中央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合适的人选。
这一决定是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
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中共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陈云本人也未把出走的原因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在临行前委托当时做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把一条蚊帐留给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便踏上了通往上海的艰险旅程。
1935年7月上旬，陈云抵上海后，沿用“李介生”这一化名秘密住进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云几经周折与在沪的中央特科取得联系，接着又见到从香港返沪的潘汉年(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这次回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决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由此，1935年9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苏联客船到海参崴，改乘火车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向世界宣传长征
众所周知，长征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和“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但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向世界宣传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就是陈云。
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红军从此掌握主动权；长征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兵心团结，二是受到民众帮助，三是拥有一批“非但聪明，且有才能”的领袖。陈云的汇报，对于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有直接影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的革命历程，称赞他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当时，中共是共产 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支持至关重要，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对巩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莫斯科，陈云不仅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长征的情况，而且还对长征加以宣传。当时，世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还缺乏了解，而国民党把共产党的领袖说成三头六臂的怪物，把红军称为“赤匪”，视之为洪水猛兽。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宣称他“剿匪”成功，红军已被“击溃”。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当时，陈云把从上海带去的回忆长征文稿整理成《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便于传播，《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之口，生动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行进至四川天全、芦山，历时8个月、途经6个省的传奇经历。在他的笔下，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信仰坚定，富有智慧，平易近人，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对红军领导人的诬蔑。而且，陈云集中笔墨描写了长征的情况，高度赞扬了红军将士的革命精神，文中高度赞扬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另外，也有好多细节描述，如：“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衣服与兵士相同”、“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这样大的事业”。它首次冲破反对派的严密新闻封锁，戳穿敌人制造的红军“逃窜”的谎言，使各国人民了解红军的英勇事迹，并向世界宣告中国革命已出现了曙光。1936年3月，陈云的这篇文章在巴黎《全民月刊》上刊载，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流传到国内，被多家报纸转载，这对于宣传长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对长征进行宣传的同时，陈云对长征进行了全面的总结。1935年10月，在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时，他总结了长征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当时，由于长征还未结束，他只总结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但他对长征的评价却是很中肯的。陈云认为，总的来说，长征取得了胜利，因为“西征达到了以下目的：1、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2、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3、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在陕西、四川和甘肃一带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至于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陈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在于“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她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党一直领导军队，主持制定军事计划和战略战术。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二是在于红军是一支优秀的军队。陈云指出：“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红军能冲能打，同时又能有组织地顺利退却。”“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们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红军有很强的战斗力，因为“各个军事学校已经培养了七批指挥员。”而且，“我们在进行国内战争这几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育我们的战士，提高了整个红军的战斗力。”三是在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我们“得以为红军招募到志愿兵。我们随处可以找到帮助我们搬运辎重的脚夫，到处可以把红军战士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
陈云对于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却很少谈及自己的功劳，即使偶尔回首往事，他更多的也是谈及别人。在延安时期，陈云问到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知道长征时期我们的日子是怎样过吗?工作人员回答说“不知道”。他说：“我们都是白天走路，晚上到宿营地后，要根据搜集到的敌人走到哪里了的情报进行研究，研究部署完了才能睡觉。只有一个人，是白天行军，晚上却睡不成觉，那就是周胡子(指周恩来)。他晚上要等各个部队都在什么地方宿营、遇到了什么情况的详细报告，确定第二天的部署……在整个长征中都是这样过来的”。
伟大的长征，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