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者张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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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张小波在图书策划领域,继续书写着“张氏神奇”。他一举推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赫塔·米勒作品集》中文版,震动业界。诗人的爆发力、想象力加上出版人的独到眼光和气魄,理想主义气质和商人嗅觉的混合,成就了张小波在出版界坚固的地位。
  
  张小波,生于1963年,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作家,知名文化商人。20世紀80年代,他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上海“城市诗派”的旗手。后因策划《中国可以说不》系列而崛起于中国出版界,成为成功书商。他策划的《求医不如求己》《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等畅销书引领了出版界的风潮。
  
  “民营书商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出版的生态。现在不能想象,没有体制外这拨民营书商的进入,中国的出版能到目前这种态势。”
  
  2010年10月,张小波担任总裁的凤凰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出手大动作:一举推出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赫塔·米勒作品集》中文版,一套10册。消息一出,震动业界。
  从国内的出版业巨头来数,还真没有几家能有这种大手笔。德籍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2009年获诺奖之时,国内还没多少人知道她是何许人,一年之后,她的中文版都上市了,而且是以全套作品集的规模,这种气魄和速度在中国出版业是空前的。不要说民营的出版商做不到,即使国营的老牌出版社,做到这一点也基本是神话。
  之所以说出版全套《赫塔·米勒作品集》是大手笔,不仅在于其咄咄逼人的速度,而且在于它的投入。光是作品的版权费,就达14.5万欧元,再加上译者的稿费等等费用,若想收回全部成本,大约得卖到10万套。张小波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像赫塔·米勒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完成10万套确实比较困难。”
  
  “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度失望”
  
  凤凰联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凤凰联动可以说是个异数。严格说来,它既不是国营,也不属民营,而是一个“国民合营”的结晶。
  去年4月,国营出版集团巨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张小波的民营出版公司“共和联动”共同注资1亿元,组建了凤凰联动,其中,国营一方占股权51%,民营一方占股权49%。控股方派驻财务总监并按照出资比例获得利润回报,而日常经营管理则由原共和联动方面主要负责。
  张小波说:“当时有很多报道,说我们是被招安了,被收编了……我是觉得,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变成了一个新的出版主体,用所谓‘招安’这个词,词用得是非常爽利,但是否能准确描述这样一个现实?不一定。”
  凤凰联动成立一年多以来,张小波一直在探寻如何发挥合资双方的“长板”。他总结出:凤凰联动的长板,第一是创意力,这是自由竞争激发出来的;第二是灵活性;第三,是某种理想主义。“这么多年它长久地支撑在里面。很多时候,它会超越商业法则。”
  “比如,每年我们会选出这一年中最好的诗来出版诗集,而诗集在当前永远是会赔钱的。出版赫塔·米勒,也是超越商业法则的。”张小波说,“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我们中国的作家在语言表达上是滞后的。他们要么就回到古代,而对当下,他们找不到语言做有力和准确的表达。从这个角度说,我对中国当代作家极度失望。引进米勒,我们就是要看看,人家对于当下的文学表达是如何做到的。”
  在此之前,张小波还策划过出版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的作品。虽然也买下了全部版权,但出于种种原因只出了《羞耻》一本。即使这样,张小波仍说“这是最令他骄傲的一本书”。
  在商言商,书商不遵循商业法则,何以生存?况且张小波的名字是和一连串的畅销书连在一起的:《中国不高兴》《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国足球内幕》,乃至《山楂树之恋》《求医不如求己的智慧》系列……
  其中仅仅《中国不高兴》一书,就卖了60万册,当然是大赚了一笔。但张小波向记者辩白说,出《中国不高兴》,真不是首先出于商业价值考虑。“我们认为它会有影响力。书中谈到三鹿奶粉事件的时候,将它比喻成中国内部的‘奥斯维辛’事件,说在中国,价值观的虚无性和价值重建的紧迫性同时凸显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而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公众的主流价值是一致的。作为出版人,我骨子里对书中观点会有某些认同。至于卖得好,有影响力的书,当然会卖得好。”
  张小波说,他也出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立诚的书。“在网上那么多人骂他汉奸,我觉得,应该给他的思维一个全貌展现,让人能了解。这未尝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出版应该是社会一个共生的平台。我能做到即使是我不认同的观点,但我深知它有价值而把它出版,这一点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本人的政治倾向与我的出版之间,我希望能实现一个有控制性的互动。虽然这是很不容易的。”
  张小波说,他至今还看不懂财务报表。“反正有财务总监,就由他来管就好了。”张小波的全付精力在于策划选题,还有就是为要出版的新书写广告语。捕捉社会情绪的热点是张小波的拿手长项。他做的许多书一上市即能炒热,不管是掀起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民间养生的狂热。
  张小波刚刚推出的一本新书是《穷人通胀富人通缩》,正好打到了人们关心的社会痛点,而这本书是从去年就开始策划了,当时想的书名叫做《通货就要膨胀》,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现在的通胀已经不是“就要”的问题了。
  张小波另外一个要做的动作是,推出一批“80后”“90后”的“小青年写的书”。“关于中国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国的产业制造、中国向何处去……会不会变成跟西方一样的国家?有几条道路?我已经不愿意找‘50后’‘60后’的人写东西。他们基本上认知是过时的。”
  这或许就是张小波的成功之道。他能捕捉到社会潮流的最前端,看似在做“超越商业法则”的事情,却赚到了大钱。
  
  没有放弃写作
  
  张小波做书商已经将近20年。
  1991年,江苏镇江文联的干部张小波决定下海,此前他在国家机关已经待了7年,再往前,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本科生,那时的他,整天读的是萨特或卡夫卡,“写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上学和当机关干部的日子,让张小波饱读名著。“当然那时读萨特和走入社会10年后再读萨特,无论是理解和体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那段时间,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养分。”张小波回忆说。
  决定下海,是想改变命运。对于这些文学青年来说,做书商是一条最现成的路。张小波记得当时这一拨上海的和四川的诗人,比如宋渠、宋炜、李亚伟、马松……大家都在尝试做书,而张小波做的第一套书,是温瑞安的。“应该是赚到钱了,因为我们是先借了钱的,到最后把借的钱还掉发现还有剩的,这就说明是赚了钱了。”张小波说,他不记得赚了多少,那时就对账目心里没数。
  早年做书商的日子,张小波有些不堪回首。最困难的,还不光是资金问题,是感觉备受歧视,一种“无所归依”的感觉。“年年都说要整顿‘二渠道’,常常觉得手头的这本书就是最后一本书了。”
  所以,当2009年,张小波以自己的实力与凤凰出版集团实现组建凤凰联动时,他有一种欣慰感:“以前说你是民营的,二渠道,现在,他愿意和你对话了,承认你了。当然,审视自己这近20年从事出版的历程,会有很多的极不满足和极大的遗憾。你做的值得人去谈论的好书有多少?你做的是不是用过即扔的东西?但是虽遗憾,我不后悔,至少民营书商的存在,改变了中国出版的生态。现在不能想象,没有体制外这拨民营书商的进入,中国的出版能到目前这种态势。他们的‘转企’等各种改变,也是源自于我们。”
  张小波现在的生活是一种高速运转的节奏。他每天不停地与人开会,吃饭,打电话,在出差的路上,还要带上数部书稿,为它们写广告词。与20年前在镇江文联当干部相比,这完全是一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日子。但张小波说,他内心的改变没这么大,他还一直没有放弃写作的梦想。
  张小波的一部剧本《刽子手花园》被电影导演张元看中,已经准备投拍了。“这是我从商十几年来写的第一个剧本。你内心的虚荣心和光荣感是会被激发的……这个非常纠结,我内心有无数的写作计划。我每年都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把这个公司接管了?我是想回到一个自由的写作状态。但随着年纪的推移,总觉得不太可能了。无论你的体力、你的创造力、你对文字的把握,都不太可能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地恐惧。”
  这大概是很少人知道的张小波。张元说,没想到张小波的东西写得这么好,同时也说,张小波“很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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