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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寻死路，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作死”。明朝末年，就有这么一个“花样作死”的漳浦人一一黄道周。
他才华横溢，却因屡次直言犯上，被贬了又贬，还被皇帝怒斥：“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他是个文官，没有死于谏，却在明朝灭亡后，募集了数千人，以必死的决心抗击清兵。被俘后，清廷派洪承畴劝降，可他宁可绝食也不偷生，最终被砍了头。
任气节而不顾利害，这“作死”法，也够轰轰烈烈了。
瞎说什么大实话
明熹宗时期，太监魏忠贤专权。考中进士的黄道周刚入朝为官，便与同在翰林院的文震孟、郑郧等人订立了“尽言报国”的盟誓。
后来他改授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按照惯例，必须奉书跪着前行。可他认为讲筵是件很庄重的事情，便不遵循旧例，站起来走路，就算被魏忠贤威胁依旧故我。
然而他所处的，却是明朝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年代。在奸臣当道的局势下，他最终于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两年后，崇祯帝朱由检继位，大力打击阉党，治了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并肃清其余党。黄道周也在这年起复原职。他以为可以实现事君报国的大志了，风尘仆仆赶到京师，不久就被派到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走不了他的门路，多恨之入骨。
第二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不久后，东北拒敌失败，后金军队大举入侵，直逼京城。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他在军中逮捕袁崇焕，追究主使者，大兴株连，要杀了钱龙锡。
天子一怒，满朝官员没有一个人敢吭声。黄道周听说这事后，叹息道：“怎么能够让皇上背负诛杀辅臣的声名呢！”于是他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
奏折递上去后，崇祯大怒，要黄道周立刻回奏。这其实也是给他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然而黄道周却不顾一切地坚持己见，再次上疏表明自己是“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土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
他向崇祯解释：“国家供养军队多年，物力已经耗尽。这时候就算杀了钱龙锡，对边疆战事也没半点好处，反而白白灭了自己的土气，伤害了治国之本。臣不自量力，希望能够亲历疆场，审察险要厉害之处。一旦让我统兵，将扑灭燎原之火，这是我的最大的希望。”
黄道周的这些话，让崇祯更加愤怒，几乎要下令杀了他。但最终钱龙锡还是被他救下了，而黄道周“收获”的，则是降三级调用。
按理说，吃了这个大亏，黄道周应该明白“伴君如伴虎，这只老虎得顺毛摸”的道理了。但他后来的举动，却表明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黄道周因病请求回乡休养。临走前，他放心不下，给崇祯递上了《放门陈事疏》，言语间毫无忌讳，直指朝政弊端。
他表示，自从自己入朝为官以来，看到的大臣都没有远见，只知道苛求那些琐碎的事情。治理朝政的把督责当做要谈，治理边疆的把姑息当做上策，说到仁义道德，就觉得是迂昧不合常理，“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
这些话对崇祯来说实在太刺耳了，他借“葛藤”“株连”数语，让黄道周把话说清楚。
于是黄道周再上《放门回奏疏》，真的把话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今诸大臣没有一个是真正为朝廷考虑的，他们的用人行事，不过是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在这份奏疏中，黄道周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崇祯用人失当，重用小人，又向他举荐了一批人才。
然而对于这些忠言，崇祯不但不领情，还将黄道周削籍为民，让他滚回家去了。
官降三级算什么。连贬六级给你看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场有名的辩论在御前上演，辩论的主角之一便是黄道周。可他虽打赢了嘴战，却在之后被连贬六级。
事情是这样的。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再次启用黄道周，迁左谕德，任经筵日讲官、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经过时间的流逝，黄道周当初的话，几乎——应验。虽然他的忠言太过逆耳，但崇祯其实是真心想当一个好皇帝的。黄道周学识渊博，直言敢谏，名气又大，确实值得任用。
然而刚一上任，黄道周便不改谏官本色，连连上疏，很快又惹怒了崇祯，也得罪了许多同僚。
当时的首辅温体仁认为，灾害、战争归根结底是各郡县治理无序的结果，应该要用重法惩治，因此，他多次大规模发起狱讼。崇祯很赏识温体仁，认为他很能干。黄道周却上疏说：“治理天下要讲究方法，法律不是用来压制天下人民的器具。温体仁是龌龊小人，怎么能和他共谋大计？”这句话，让温体仁怀恨在心。
而对另一位权倾一时的大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黄道周也亳不掩饰地斥责他私下里妄自议和。当时朝廷正在肃清东林党，在杨嗣昌的设计下，黄道周虽然不是东林党朋，也被株连了。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请辞回家。
黄道周出身贫寒，以孝顺双亲而闻名。可这回，他却因这个“孝”字，栽了个大跟头。
黄道周连着递了数次辞职报告，崇祯皆不允。为了解释自己请辞的原因，他列举了十数条理由，其中一条写的是“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这些场面话，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
非常凑巧，有人在这时候弹劾了郑郧，说他曾打过自己的母亲，犯了大逆之罪。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是，郑郧年少时，因为其母悍妒，犯了七出之过，其父想要教训她。郑郧不愿意父亲因此留下不好的名声，也怕父亲下手太重，便哭着请求代父亲
但黄道周显然忽略了一点，夺情起复杨嗣昌等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高高在上的崇祯。他骂他们不忠不孝，无异于当面给了崇祯一个耳光。
为此，崇祯极力袒护杨嗣昌，这君臣二人联合起来，光是气势上，就足够碾压黄道周了。然而黄道周依然雄辩滔滔，“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 辩论的结果，是黄道周占了上风。可惜他赢了辩论，却输了天子的心。崇祯怒不可遏，斥责他：“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
这话一出来，黄道周可不干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声争辩道：“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甚至说皇帝，“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辩论之后，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到江西任按察司照磨。崇祯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认为他“可任辅导（相）”。
这正犯了崇祯的大忌——他最恨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于是，被激怒的崇祯，下令将他们两人都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好在几位大臣力谏，这才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
靠才华征服了狱卒
挨了八十大棍的黄道周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足足卧床80多天，才能稍稍起立。但他的名声，反而更响了。时人有言：“天下称直谏者，必日黄石斋。”
按理说，沦为了阶下囚，应该没什么好日子过。不过据《黄道周年谱》记载，他在狱中并没有受到狱卒的刁难：“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
黄道周14岁便游学广东博罗，获誉“闽海才子”，他的书法尤其出名，人们称其行书“飞鸿舞鹤”、楷书“峻厚古拙”，把他与王铎、倪元璐并列为“明末三大家”。狱卒们知道他的字好，每天都请他写字，他也欣然接受。“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
入狱15个月，黄道周备受酷刑折磨，杖疮发作，几不能自持，但他仍然坚持每月写上10部《孝经》，字字端正恭谨，可见其心诚。他还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在狱中，黄道周还完成了《易象正》十二卷。他以学者名世，精通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绘画亦见功力。被誉为惊世骇俗的书法，只是他“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他以数明理，以理明数，潜心研究《易》学，一生共留下《易》类著述十三种，对后来的学者颇有影响。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杨嗣昌暴病而死。崇祯想起黄道周的“清操力学，尚策励”，赦免了他的罪责，让他复官。然而这时候的黄道周，对气数已尽的明朝已经不抱什么期望了，他告病从南京径直回到老家漳浦，专心著书。
给自己找了另一条死路
自古以来，文死谏，武死战。黄道周是文官，他没有因为谏言而死，却为自己找了另一条死路。
明亡后，黄道周回福建担任隆武政权吏、兵二部尚书。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他募集了数千人，带着十余匹马和一个月的军粮，出仙霞关抗击清兵。这种以卵击石的顽抗，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
黄道周被俘，由清军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黄道周博学忠义，派已降清的洪承畴前去劝降。黄道周写下对联，讥讽洪承畴：“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洪承畴虽然羞愧至极，却还是上疏请求免去黄道周死刑。清廷不准，黄道周绝食十数日求死。他的妻子蔡玉卿还写信来鼓励他说：“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五日，是黄道周就义的日子。临刑前，他盥洗更衣，取出纸墨，画了一幅长松怪石赠人，留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他的老仆痛苦不已，黄道周反而安慰他：“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
在南京东华门刑场上，他向南拜了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随后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刽子手刀落，黄道周头断而身犹“兀立不仆”，敛其尸，衣服里赫然写着“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就义后，乡人在他出生的铜山深井村旧居里，设了神牌祭祀。相传10年后，有人在武夷山林中，看到一位和他极其相似的黄衫老者，策杖于林泉间，于是建庙崇祀他。在民间，人们把黄道周当做神一样供奉，尊称他为“助顺将军”。清乾隆年间，有黄姓人家将他的香火带到台湾，如今的台北市康定路也有“助顺将军庙”。
他才华横溢，却因屡次直言犯上，被贬了又贬，还被皇帝怒斥：“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他是个文官，没有死于谏，却在明朝灭亡后，募集了数千人，以必死的决心抗击清兵。被俘后，清廷派洪承畴劝降，可他宁可绝食也不偷生，最终被砍了头。
任气节而不顾利害，这“作死”法，也够轰轰烈烈了。
瞎说什么大实话
明熹宗时期，太监魏忠贤专权。考中进士的黄道周刚入朝为官，便与同在翰林院的文震孟、郑郧等人订立了“尽言报国”的盟誓。
后来他改授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按照惯例，必须奉书跪着前行。可他认为讲筵是件很庄重的事情，便不遵循旧例，站起来走路，就算被魏忠贤威胁依旧故我。
然而他所处的，却是明朝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的年代。在奸臣当道的局势下，他最终于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两年后，崇祯帝朱由检继位，大力打击阉党，治了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并肃清其余党。黄道周也在这年起复原职。他以为可以实现事君报国的大志了，风尘仆仆赶到京师，不久就被派到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走不了他的门路，多恨之入骨。
第二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不久后，东北拒敌失败，后金军队大举入侵，直逼京城。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他在军中逮捕袁崇焕，追究主使者，大兴株连，要杀了钱龙锡。
天子一怒，满朝官员没有一个人敢吭声。黄道周听说这事后，叹息道：“怎么能够让皇上背负诛杀辅臣的声名呢！”于是他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
奏折递上去后，崇祯大怒，要黄道周立刻回奏。这其实也是给他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然而黄道周却不顾一切地坚持己见，再次上疏表明自己是“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土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
他向崇祯解释：“国家供养军队多年，物力已经耗尽。这时候就算杀了钱龙锡，对边疆战事也没半点好处，反而白白灭了自己的土气，伤害了治国之本。臣不自量力，希望能够亲历疆场，审察险要厉害之处。一旦让我统兵，将扑灭燎原之火，这是我的最大的希望。”
黄道周的这些话，让崇祯更加愤怒，几乎要下令杀了他。但最终钱龙锡还是被他救下了，而黄道周“收获”的，则是降三级调用。
按理说，吃了这个大亏，黄道周应该明白“伴君如伴虎，这只老虎得顺毛摸”的道理了。但他后来的举动，却表明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黄道周因病请求回乡休养。临走前，他放心不下，给崇祯递上了《放门陈事疏》，言语间毫无忌讳，直指朝政弊端。
他表示，自从自己入朝为官以来，看到的大臣都没有远见，只知道苛求那些琐碎的事情。治理朝政的把督责当做要谈，治理边疆的把姑息当做上策，说到仁义道德，就觉得是迂昧不合常理，“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
这些话对崇祯来说实在太刺耳了，他借“葛藤”“株连”数语，让黄道周把话说清楚。
于是黄道周再上《放门回奏疏》，真的把话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今诸大臣没有一个是真正为朝廷考虑的，他们的用人行事，不过是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在这份奏疏中，黄道周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崇祯用人失当，重用小人，又向他举荐了一批人才。
然而对于这些忠言，崇祯不但不领情，还将黄道周削籍为民，让他滚回家去了。
官降三级算什么。连贬六级给你看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场有名的辩论在御前上演，辩论的主角之一便是黄道周。可他虽打赢了嘴战，却在之后被连贬六级。
事情是这样的。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再次启用黄道周，迁左谕德，任经筵日讲官、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经过时间的流逝，黄道周当初的话，几乎——应验。虽然他的忠言太过逆耳，但崇祯其实是真心想当一个好皇帝的。黄道周学识渊博，直言敢谏，名气又大，确实值得任用。
然而刚一上任，黄道周便不改谏官本色，连连上疏，很快又惹怒了崇祯，也得罪了许多同僚。
当时的首辅温体仁认为，灾害、战争归根结底是各郡县治理无序的结果，应该要用重法惩治，因此，他多次大规模发起狱讼。崇祯很赏识温体仁，认为他很能干。黄道周却上疏说：“治理天下要讲究方法，法律不是用来压制天下人民的器具。温体仁是龌龊小人，怎么能和他共谋大计？”这句话，让温体仁怀恨在心。
而对另一位权倾一时的大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黄道周也亳不掩饰地斥责他私下里妄自议和。当时朝廷正在肃清东林党，在杨嗣昌的设计下，黄道周虽然不是东林党朋，也被株连了。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请辞回家。
黄道周出身贫寒，以孝顺双亲而闻名。可这回，他却因这个“孝”字，栽了个大跟头。
黄道周连着递了数次辞职报告，崇祯皆不允。为了解释自己请辞的原因，他列举了十数条理由，其中一条写的是“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这些场面话，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
非常凑巧，有人在这时候弹劾了郑郧，说他曾打过自己的母亲，犯了大逆之罪。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是，郑郧年少时，因为其母悍妒，犯了七出之过，其父想要教训她。郑郧不愿意父亲因此留下不好的名声，也怕父亲下手太重，便哭着请求代父亲
但黄道周显然忽略了一点，夺情起复杨嗣昌等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高高在上的崇祯。他骂他们不忠不孝，无异于当面给了崇祯一个耳光。
为此，崇祯极力袒护杨嗣昌，这君臣二人联合起来，光是气势上，就足够碾压黄道周了。然而黄道周依然雄辩滔滔，“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 辩论的结果，是黄道周占了上风。可惜他赢了辩论，却输了天子的心。崇祯怒不可遏，斥责他：“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
这话一出来，黄道周可不干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声争辩道：“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甚至说皇帝，“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辩论之后，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到江西任按察司照磨。崇祯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认为他“可任辅导（相）”。
这正犯了崇祯的大忌——他最恨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于是，被激怒的崇祯，下令将他们两人都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好在几位大臣力谏，这才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
靠才华征服了狱卒
挨了八十大棍的黄道周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足足卧床80多天，才能稍稍起立。但他的名声，反而更响了。时人有言：“天下称直谏者，必日黄石斋。”
按理说，沦为了阶下囚，应该没什么好日子过。不过据《黄道周年谱》记载，他在狱中并没有受到狱卒的刁难：“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
黄道周14岁便游学广东博罗，获誉“闽海才子”，他的书法尤其出名，人们称其行书“飞鸿舞鹤”、楷书“峻厚古拙”，把他与王铎、倪元璐并列为“明末三大家”。狱卒们知道他的字好，每天都请他写字，他也欣然接受。“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
入狱15个月，黄道周备受酷刑折磨，杖疮发作，几不能自持，但他仍然坚持每月写上10部《孝经》，字字端正恭谨，可见其心诚。他还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在狱中，黄道周还完成了《易象正》十二卷。他以学者名世，精通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绘画亦见功力。被誉为惊世骇俗的书法，只是他“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他以数明理，以理明数，潜心研究《易》学，一生共留下《易》类著述十三种，对后来的学者颇有影响。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杨嗣昌暴病而死。崇祯想起黄道周的“清操力学，尚策励”，赦免了他的罪责，让他复官。然而这时候的黄道周，对气数已尽的明朝已经不抱什么期望了，他告病从南京径直回到老家漳浦，专心著书。
给自己找了另一条死路
自古以来，文死谏，武死战。黄道周是文官，他没有因为谏言而死，却为自己找了另一条死路。
明亡后，黄道周回福建担任隆武政权吏、兵二部尚书。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他募集了数千人，带着十余匹马和一个月的军粮，出仙霞关抗击清兵。这种以卵击石的顽抗，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
黄道周被俘，由清军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黄道周博学忠义，派已降清的洪承畴前去劝降。黄道周写下对联，讥讽洪承畴：“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洪承畴虽然羞愧至极，却还是上疏请求免去黄道周死刑。清廷不准，黄道周绝食十数日求死。他的妻子蔡玉卿还写信来鼓励他说：“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五日，是黄道周就义的日子。临刑前，他盥洗更衣，取出纸墨，画了一幅长松怪石赠人，留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他的老仆痛苦不已，黄道周反而安慰他：“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
在南京东华门刑场上，他向南拜了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随后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刽子手刀落，黄道周头断而身犹“兀立不仆”，敛其尸，衣服里赫然写着“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就义后，乡人在他出生的铜山深井村旧居里，设了神牌祭祀。相传10年后，有人在武夷山林中，看到一位和他极其相似的黄衫老者，策杖于林泉间，于是建庙崇祀他。在民间，人们把黄道周当做神一样供奉，尊称他为“助顺将军”。清乾隆年间，有黄姓人家将他的香火带到台湾，如今的台北市康定路也有“助顺将军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