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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妇女》杂志刊登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则媒体征婚启事。一个女大学生千里迢迢应征，成了征婚者河南煤矿某工人的妻子。一个是小学没毕业的矿工，一个是在大学进修的音乐教师，20多年过去了，这对夫妻的婚姻究竟怎样?
一个矿工无奈的征婚启事
1957年9月15日，朱俊芳出生在河南商丘娄店乡江庄村一户农民家庭，他有3个兄弟。生活的重担让父母过早地累弯了腰，身为长子的朱俊芳别无选择，他仅仅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回家扛起了锄头，下地为家里挣工分。
16岁那年，有人给朱俊芳介绍了一个邻村的姑娘，父母觉得不错，于是借钱给女方家买了些衣服当作订亲的彩礼。3年后，朱家正式提亲的时候，女方家提出一个要求：未过门的媳妇要亲自到朱家看看朱俊芳。
姑娘来了，一进门看到的是破烂的房屋、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几个未成年的弟弟，她的心一下子凉了，连饭也没吃就走了，随后退回了彩礼。在朱俊芳的眼里，退亲是奇耻大辱。这件事对父母的打击更大，父亲开始神智不清，慢慢地患上了精神病，满大街乱跑，最后病死在马路边。不久，母亲得了癌症。短短两年时间，朱俊芳的父母相继去世。
因为自己的婚事闹得家破人亡，朱俊芳选择了离家到外地谋生，一方面治疗心灵的创伤，另一方面努力赚钱，他不想让弟弟们也跟自己一样被人看不起。在离家500里以外的河南省济源县(现济源市)的一个煤矿上，朱俊芳开始了矿工生涯。1982年，焦作矿务局(现焦煤集团)到济源招收井下通风工，朱俊芳被选中。虽然工资提高了，生活条件好了。可他就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1984年3月的一天，朱俊芳的苦衷被热心的工友王好义得知，王好义平时喜爱看书、看报、舞文弄墨，他异想天开地给北京的《中国妇女》杂志社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朱俊芳的经历，并且询问能不能通过征婚的途径为朱俊芳找到对象。没想到，《中国妇女》很快就回了信，说可以为朱俊芳刊登征婚启事。
王好义迫不及待地找到朱俊芳。谁知朱俊芳一听满脸羞红，还嚷嚷着：“这可不中，在杂志上做广告找媳妇够丢人哩。”王好义来了气：“咱们工人堂堂正正找媳妇，有啥丢人的?你要一辈子娶不上媳妇，那才叫丢人!”于是，朱俊芳硬着头皮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拿出15元钱，连同王好义代写的征婚启事一块儿塞进了信封。
一个月后的一天，朱俊芳的征婚启事刊登在1984年《中国妇女》第5期《鹊桥》栏目，内容如下：“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4人，房8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7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王好义举着杂志连跑带颠地找到朱俊芳，朱俊芳心里直犯嘀咕：会有人应征吗，哪个姑娘能看上矿工呢?
十几天忐忑的等待之后，朱俊芳收到了第一封来信，他慌忙去找王好义。王好义三把两把撕开了信，瞧了一眼便喊起来：“一个上海姑娘要和你交朋友哩!”朱俊芳“傻”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想到不但有人会应征，而且居然是上海姑娘。更让朱俊芳吃惊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收到的应征信达到百余封，这让他手足无措。
前来应征的俊俏女大学生
最后，在100多个应征者中。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大学生成了朱俊芳的新娘。
李萍时年21岁，是黑龙江克山师专音乐系的进修生，她出生于黑龙江杜尔伯特自治县一个干部家庭，进修前是一名音乐教师，专攻美声唱法。李萍身高1.60米，长着一双杏眼和标致的瓜子脸，是个俊俏姑娘。最初看到朱俊芳的征婚启事后，李萍并没有想到要去征婚，但是父亲的行为让她改变了想法。
李萍的父亲是一个观念传统而性格暴躁的人，他不允许女儿私交男友。也不允许她和男同学交往，他一手包办要给女儿找对象。有一次，父亲催着李萍去相亲，李萍不去，父亲一巴掌打下去，李萍的脸就肿了。一气之下，李萍拿上66元工资，离家出走到了北京。几天奔波下来，她没有找到工作。当时，她身上还有一点钱，够买一张回家的车票，但是她不想走回头路，如果回去就得听从父亲的安排。但是，要是不回家，她以后怎么办呢?
李萍拿着一个提包，包里有几本专业书，还有几本杂志，其中一本就是刊登有朱俊芳征婚启事的《中国妇女》。打开杂志，李萍不由自主地翻到了那一页，这一次她动心了，但是又不好意思往那方面深想。后来，考虑到自己现状的无奈，李萍心想：“反正我也不想回家，就上河南走一趟吧，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6月26日，李萍来到焦作，她有些犹豫，觉得太难为情：“一个大姑娘怎么能亲自来找人家相亲呢，叫人家怎么看我呢?”于是，李萍找了一家招待所暂时住下。那一夜，她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她决定先给朱俊芳写一封简短的信：“朱俊芳同志，你好。你的征婚启事我已看到，我现在已从东北来到焦作，住在焦作市招待所302房间。你如有空儿，请明天上午到招待所，咱俩面谈。此致敬礼。”
信写好了，李萍却没有投递出去。第二天，她硬着头皮来到矿上，一方面是为送信，一方面也想看看朱俊芳本人。到了冯营矿以后，李萍不好意思开口打听朱俊芳，她又坐车回到了市区。吃罢午饭，朱俊芳下了决心，她坐上车再次去了冯营矿。
李萍发现矿门口有个卖苹果的大嫂，她走上前说：“大姐，这里的工人同志您都认识吧？”大嫂说：“姑娘，你想要干什么?听口音，你不像我们河南人。”李萍说：“我是从黑龙江过来的，您认识朱俊芳吗?”大嫂说：“他是我的老乡，我领你去找他吧。”李萍没有勇气直接去见一个陌生男人，她的脸红了，对大嫂连声说：“不用麻烦了，我想请您把我写的纸条转给朱俊芳同志。大嫂，不好意思，请您不要看那个纸条行不行啊?”大嫂好像明白了什么：“不看，我一定不看。”李萍回到招待所，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消息。
朱俊芳接到李萍的纸条后，连忙找到王好义。王好义给朱俊芳念完信，朱俊芳有些不知所措。次日，在王好义的陪同下，朱俊芳请假来到了招待所。当时的场面有点尴尬，李萍一见到朱俊芳就愣住了：他的长相出乎她的预料，个子矮小，比起照片要苍老许多，他穿的衣服很破，袖口都烂了。
看着李萍失望的表情，朱俊芳明白了几分，他说：“你愿意就留下，不愿意俺就给你盘缠送你回家。”交谈中，李萍还了解到，朱俊芳没有上过几年学，而且实际年龄比她大8岁。李萍决定，第二天一早离开焦作。
矿工赢得女大学生的芳心
然而，一个恶作剧般的“锁门事件”改变了李萍的决定。
当天晚上，一帮矿工兄弟突然把朱俊芳和李萍反锁在一间民房里，想把生米做成熟饭。屋内只有一个单人床，李萍坐在床边，朱俊芳 站在地上，两人一直僵持着。后来，朱俊芳给李萍拿了一床新被子说：“你睡下吧，这么晚了，又跑了老远的路，你肯定累坏了。你放心，我就坐在门边，不会乱来的。”
朱俊芳走到门边，坐在了小凳子上。李萍真的困了，她靠着床睡着了。面对这个美丽的女大学生，善良的朱俊芳没有像矿工兄弟们希望的那样去“做饭”，而是靠在墙根蹲了一夜。
天亮后，原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工会副主席对朱俊芳的工友们进行了批评，并向李萍表示，是走是留由李萍说了算。此时此刻。“锁门事件”使李萍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说想在矿上再住一段时间。
从这天开始，朱俊芳每天给李萍买饭，在生活上细心地照顾她，他们的感情一点点培养起来了。这期间，矿领导为李萍提供住宿地方，并给她家里发了一封电报。李萍的妈妈和妹妹得到消息后，昼夜兼程赶了过来。母女3人哭成一团，妈妈告诉李萍，因为她的出走，她爸爸病倒了，她必须回家。李萍流着泪拒绝了，她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今生的归宿……李萍话音未落，门外的矿工们已经欢呼起来。妈妈叹息地看着女儿，她明白女儿的心已经留在这里了。很快，矿领导安排李萍到职工子弟学校教音乐课。
1984年10月1日，煤矿工会为大龄青年举办集体婚礼，朱俊芳与李萍参加了这个仪式。朱俊芳拿出30元给李萍买衣服，李萍为两人各买了一件短袖衬衫。婚后，工会在工人村给他们分了一间房子，并送给他们一张床，朱俊芳为这张单人床接了一块木板，拼凑成双人的婚床。在二人的小家里，摆着在集体婚礼上工会赠送的一面镜子、一只花瓶和两只脸盆。朱俊芳把攒了几个月的150元工钱拿出来，到集市上买回了写字台和饭桌。其他的厨房用品，大多数是朱俊芳的工友们送的，连锅碗都是别人“赞助”的。
婚后第二年，李萍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朱强，小名壮壮。煤井事故多，为了让丈夫好好休息、集中精力工作，李萍独自承担了照看儿子和打理家务的重担。朱俊芳没有辜负妻子，连年被评为矿先进工作者，每个月他都比其他矿工多挣两三百元。
一个仅上过3年小学的煤矿工人，娶了一个学音乐的大学生做妻子，虽然一时间被传为佳话，但文化程度的差异给夫妻俩的交流带来了一些小“麻烦”。为了便于交流，两个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文字，美其名曰“新象形文字”。李萍是教师。经常出外讲课、开会、听课，有时回家很晚。于是，怎样做家务、怎样去幼儿园接孩子就成了问题。由于没有电话，他们只好写留言条。朱俊芳识字有限，于是他们只好画画儿，比如接孩子，就画一个孩子；做饭，就画一个馍，锅底下是一团火……
这样的日子，朱俊芳过得有滋有味，原本苦涩灰暗的脸庞整天笑眯眯的。由于工作踏实，精神乐观，有敬业精神，他从未出过一次事故。平时，他与妻子一同出门上班，下班后见妻子已做好了饭菜，他回报妻子的主要方式就是憨笑。
1987年。夫妻俩决定回东北探亲。一下火车，李萍就看见了等候在出站口的母亲，母亲的头发白了，她的眼泪流出来了。李萍的两个妹妹叫了一声“大姐”，3个人痛哭流涕。相聚是短暂的，李萍就要回河南了。父母征求她的意见，想让朱俊芳先走。让她在家里多呆一些日子。妹妹也一再挽留：“大姐啊，你走了那么多年，父母整夜想你，他们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你就别走了。”李萍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还和家人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最终，她回到了丈夫身边。
征来的婚姻见证社会发展
煤矿领导和工会组织考虑到李萍对婚姻的选择难能可贵，先后为她多次调动工作，并为其破格办理了招工和转干手续。李萍的父母疼惜女儿，先后寄来一台黑白电视、一台彩电。
孩子慢慢长大了，住房越来越显得狭窄，于是在结婚10周年之际，夫妻俩商量着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他们的积蓄只有几千元钱，李萍向父母借了3000元，向两个妹妹借了2000元，向朋友借了1000元，买了一套52平方米的两居室。当时，这套房子价值1.1万元。一年后，朱俊芳和李萍把欠账还清，用1000多元添置了一套家具，花700元给孩子买了一张小床。到了1997年，一向节俭的朱俊芳在李萍的催促下，花2000多元买了一台扬子牌冰箱。
1998年。为了方便儿子在市内上学，领导照顾李萍，把她调到了位于市区的焦西矿子弟学校工作。1999年，经过首都多家媒体联合评选，认定朱俊芳为改革开放20年“中国征婚第一人”。2001年，冯营矿宣布破产，许多矿友失业，朱俊芳因工作表现突出，被安排到九里山煤矿。不久，矿领导考虑到朱俊芳年龄较大，又把他从井下调到了井上的选煤厂。朱俊芳对政府和矿领导充满了感激，工作上兢兢业业，他说：“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工作和媳妇都是国家给的，我就应该多为国家出力流汗。”
多年来，李萍和朱俊芳的喜事一件接一件，他们家多次被评为矿、集团“五好家庭”，朱俊芳是连年的矿先进工作者，李萍不仅是“五好家属”，还被中国地质工会等4家单位评为“中国煤矿女工家属安全工作先进个人”，她多次参加全国表彰大会，作为矿工家属代表在焦作市的各个矿和7个县作巡回报告、演讲。后来，上海东方卫视专门约请朱俊芳全家去做节目，夫妻俩曲折离奇而又幸福美满的生活。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感叹不已。
2003年，李萍和朱俊芳又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新房。同年，他们的儿子朱强考入焦作大学计算机系。
2005年，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了这个温馨的家庭。那是4月份的一天，朱强告诉母亲，一到晚上他的腰部就像锥子扎着疼，疼得他彻夜难眠。李萍以为儿子是在运动中扭伤了腰，便买了些药膏给儿子敷上。
4月30日深夜，李萍听到异常的声响，她走进儿子的房间，只见朱强抱着被子在床上翻滚，双脚不停地踢着墙。第二天。李萍带着儿子来到医院，经查，朱强被确诊为左肾下腔静脉血栓。5月6日手术后，朱强体内的血栓没有被溶解掉。李萍和朱俊芳将孩子转到郑州治疗，医生检查后发现，朱强左肾静脉已被血栓完全堵塞，左肾肿胀、充血，随时有可能导致右肾静脉血栓。为了扼制病情发展，医生决定将朱强的左肾切除。然而不久后，朱强的右肾静脉也出现了血栓。一个月下来，朱俊芳和李萍为儿子看病花去了近10万元。孩子的病对夫妇俩的打击很大，他们几乎崩溃。
3年来，儿子的医药费已经高达30多万元。朱俊芳是合同制矿工，每月全部收入1000元左右，李萍每月工资1000多元。为了筹集医药费，夫妻俩除了借钱，只有卖房。他们卖了130多平米的房子，搬进了90多平米的房子；不久，又卖了90多平米的房子，搬进了40多平米的房子。李萍伤感地说：“我家为了给儿子看病，卖房子：人家为了给儿子结婚，买我家的房子。”
目前，朱强正在河南中医学院二附院治疗，李萍日夜护理，她原本端庄漂亮的脸上布满了憔悴。朱俊芳坦承，李萍嫁给他太委屈了，她是大学生，能歌善舞，爱交朋友；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俩人缺少共同语言。李萍说，虽然她也委屈过、后悔过，但是既然当初自己这样选择了，这一辈子都要和朱俊芳相亲相爱，共度人生。
金庸先生曾说过，我们中国人成功的婚姻不但讲情，而且讲义，情和义结合起来，才是完美的幸福的婚姻。现在。人们都说，朱俊芳和李萍的婚姻，就是情和义的完美结合。
编辑 魏 光
一个矿工无奈的征婚启事
1957年9月15日，朱俊芳出生在河南商丘娄店乡江庄村一户农民家庭，他有3个兄弟。生活的重担让父母过早地累弯了腰，身为长子的朱俊芳别无选择，他仅仅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回家扛起了锄头，下地为家里挣工分。
16岁那年，有人给朱俊芳介绍了一个邻村的姑娘，父母觉得不错，于是借钱给女方家买了些衣服当作订亲的彩礼。3年后，朱家正式提亲的时候，女方家提出一个要求：未过门的媳妇要亲自到朱家看看朱俊芳。
姑娘来了，一进门看到的是破烂的房屋、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几个未成年的弟弟，她的心一下子凉了，连饭也没吃就走了，随后退回了彩礼。在朱俊芳的眼里，退亲是奇耻大辱。这件事对父母的打击更大，父亲开始神智不清，慢慢地患上了精神病，满大街乱跑，最后病死在马路边。不久，母亲得了癌症。短短两年时间，朱俊芳的父母相继去世。
因为自己的婚事闹得家破人亡，朱俊芳选择了离家到外地谋生，一方面治疗心灵的创伤，另一方面努力赚钱，他不想让弟弟们也跟自己一样被人看不起。在离家500里以外的河南省济源县(现济源市)的一个煤矿上，朱俊芳开始了矿工生涯。1982年，焦作矿务局(现焦煤集团)到济源招收井下通风工，朱俊芳被选中。虽然工资提高了，生活条件好了。可他就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1984年3月的一天，朱俊芳的苦衷被热心的工友王好义得知，王好义平时喜爱看书、看报、舞文弄墨，他异想天开地给北京的《中国妇女》杂志社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朱俊芳的经历，并且询问能不能通过征婚的途径为朱俊芳找到对象。没想到，《中国妇女》很快就回了信，说可以为朱俊芳刊登征婚启事。
王好义迫不及待地找到朱俊芳。谁知朱俊芳一听满脸羞红，还嚷嚷着：“这可不中，在杂志上做广告找媳妇够丢人哩。”王好义来了气：“咱们工人堂堂正正找媳妇，有啥丢人的?你要一辈子娶不上媳妇，那才叫丢人!”于是，朱俊芳硬着头皮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拿出15元钱，连同王好义代写的征婚启事一块儿塞进了信封。
一个月后的一天，朱俊芳的征婚启事刊登在1984年《中国妇女》第5期《鹊桥》栏目，内容如下：“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4人，房8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7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王好义举着杂志连跑带颠地找到朱俊芳，朱俊芳心里直犯嘀咕：会有人应征吗，哪个姑娘能看上矿工呢?
十几天忐忑的等待之后，朱俊芳收到了第一封来信，他慌忙去找王好义。王好义三把两把撕开了信，瞧了一眼便喊起来：“一个上海姑娘要和你交朋友哩!”朱俊芳“傻”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想到不但有人会应征，而且居然是上海姑娘。更让朱俊芳吃惊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收到的应征信达到百余封，这让他手足无措。
前来应征的俊俏女大学生
最后，在100多个应征者中。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大学生成了朱俊芳的新娘。
李萍时年21岁，是黑龙江克山师专音乐系的进修生，她出生于黑龙江杜尔伯特自治县一个干部家庭，进修前是一名音乐教师，专攻美声唱法。李萍身高1.60米，长着一双杏眼和标致的瓜子脸，是个俊俏姑娘。最初看到朱俊芳的征婚启事后，李萍并没有想到要去征婚，但是父亲的行为让她改变了想法。
李萍的父亲是一个观念传统而性格暴躁的人，他不允许女儿私交男友。也不允许她和男同学交往，他一手包办要给女儿找对象。有一次，父亲催着李萍去相亲，李萍不去，父亲一巴掌打下去，李萍的脸就肿了。一气之下，李萍拿上66元工资，离家出走到了北京。几天奔波下来，她没有找到工作。当时，她身上还有一点钱，够买一张回家的车票，但是她不想走回头路，如果回去就得听从父亲的安排。但是，要是不回家，她以后怎么办呢?
李萍拿着一个提包，包里有几本专业书，还有几本杂志，其中一本就是刊登有朱俊芳征婚启事的《中国妇女》。打开杂志，李萍不由自主地翻到了那一页，这一次她动心了，但是又不好意思往那方面深想。后来，考虑到自己现状的无奈，李萍心想：“反正我也不想回家，就上河南走一趟吧，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6月26日，李萍来到焦作，她有些犹豫，觉得太难为情：“一个大姑娘怎么能亲自来找人家相亲呢，叫人家怎么看我呢?”于是，李萍找了一家招待所暂时住下。那一夜，她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她决定先给朱俊芳写一封简短的信：“朱俊芳同志，你好。你的征婚启事我已看到，我现在已从东北来到焦作，住在焦作市招待所302房间。你如有空儿，请明天上午到招待所，咱俩面谈。此致敬礼。”
信写好了，李萍却没有投递出去。第二天，她硬着头皮来到矿上，一方面是为送信，一方面也想看看朱俊芳本人。到了冯营矿以后，李萍不好意思开口打听朱俊芳，她又坐车回到了市区。吃罢午饭，朱俊芳下了决心，她坐上车再次去了冯营矿。
李萍发现矿门口有个卖苹果的大嫂，她走上前说：“大姐，这里的工人同志您都认识吧？”大嫂说：“姑娘，你想要干什么?听口音，你不像我们河南人。”李萍说：“我是从黑龙江过来的，您认识朱俊芳吗?”大嫂说：“他是我的老乡，我领你去找他吧。”李萍没有勇气直接去见一个陌生男人，她的脸红了，对大嫂连声说：“不用麻烦了，我想请您把我写的纸条转给朱俊芳同志。大嫂，不好意思，请您不要看那个纸条行不行啊?”大嫂好像明白了什么：“不看，我一定不看。”李萍回到招待所，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消息。
朱俊芳接到李萍的纸条后，连忙找到王好义。王好义给朱俊芳念完信，朱俊芳有些不知所措。次日，在王好义的陪同下，朱俊芳请假来到了招待所。当时的场面有点尴尬，李萍一见到朱俊芳就愣住了：他的长相出乎她的预料，个子矮小，比起照片要苍老许多，他穿的衣服很破，袖口都烂了。
看着李萍失望的表情，朱俊芳明白了几分，他说：“你愿意就留下，不愿意俺就给你盘缠送你回家。”交谈中，李萍还了解到，朱俊芳没有上过几年学，而且实际年龄比她大8岁。李萍决定，第二天一早离开焦作。
矿工赢得女大学生的芳心
然而，一个恶作剧般的“锁门事件”改变了李萍的决定。
当天晚上，一帮矿工兄弟突然把朱俊芳和李萍反锁在一间民房里，想把生米做成熟饭。屋内只有一个单人床，李萍坐在床边，朱俊芳 站在地上，两人一直僵持着。后来，朱俊芳给李萍拿了一床新被子说：“你睡下吧，这么晚了，又跑了老远的路，你肯定累坏了。你放心，我就坐在门边，不会乱来的。”
朱俊芳走到门边，坐在了小凳子上。李萍真的困了，她靠着床睡着了。面对这个美丽的女大学生，善良的朱俊芳没有像矿工兄弟们希望的那样去“做饭”，而是靠在墙根蹲了一夜。
天亮后，原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工会副主席对朱俊芳的工友们进行了批评，并向李萍表示，是走是留由李萍说了算。此时此刻。“锁门事件”使李萍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说想在矿上再住一段时间。
从这天开始，朱俊芳每天给李萍买饭，在生活上细心地照顾她，他们的感情一点点培养起来了。这期间，矿领导为李萍提供住宿地方，并给她家里发了一封电报。李萍的妈妈和妹妹得到消息后，昼夜兼程赶了过来。母女3人哭成一团，妈妈告诉李萍，因为她的出走，她爸爸病倒了，她必须回家。李萍流着泪拒绝了，她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今生的归宿……李萍话音未落，门外的矿工们已经欢呼起来。妈妈叹息地看着女儿，她明白女儿的心已经留在这里了。很快，矿领导安排李萍到职工子弟学校教音乐课。
1984年10月1日，煤矿工会为大龄青年举办集体婚礼，朱俊芳与李萍参加了这个仪式。朱俊芳拿出30元给李萍买衣服，李萍为两人各买了一件短袖衬衫。婚后，工会在工人村给他们分了一间房子，并送给他们一张床，朱俊芳为这张单人床接了一块木板，拼凑成双人的婚床。在二人的小家里，摆着在集体婚礼上工会赠送的一面镜子、一只花瓶和两只脸盆。朱俊芳把攒了几个月的150元工钱拿出来，到集市上买回了写字台和饭桌。其他的厨房用品，大多数是朱俊芳的工友们送的，连锅碗都是别人“赞助”的。
婚后第二年，李萍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朱强，小名壮壮。煤井事故多，为了让丈夫好好休息、集中精力工作，李萍独自承担了照看儿子和打理家务的重担。朱俊芳没有辜负妻子，连年被评为矿先进工作者，每个月他都比其他矿工多挣两三百元。
一个仅上过3年小学的煤矿工人，娶了一个学音乐的大学生做妻子，虽然一时间被传为佳话，但文化程度的差异给夫妻俩的交流带来了一些小“麻烦”。为了便于交流，两个人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文字，美其名曰“新象形文字”。李萍是教师。经常出外讲课、开会、听课，有时回家很晚。于是，怎样做家务、怎样去幼儿园接孩子就成了问题。由于没有电话，他们只好写留言条。朱俊芳识字有限，于是他们只好画画儿，比如接孩子，就画一个孩子；做饭，就画一个馍，锅底下是一团火……
这样的日子，朱俊芳过得有滋有味，原本苦涩灰暗的脸庞整天笑眯眯的。由于工作踏实，精神乐观，有敬业精神，他从未出过一次事故。平时，他与妻子一同出门上班，下班后见妻子已做好了饭菜，他回报妻子的主要方式就是憨笑。
1987年。夫妻俩决定回东北探亲。一下火车，李萍就看见了等候在出站口的母亲，母亲的头发白了，她的眼泪流出来了。李萍的两个妹妹叫了一声“大姐”，3个人痛哭流涕。相聚是短暂的，李萍就要回河南了。父母征求她的意见，想让朱俊芳先走。让她在家里多呆一些日子。妹妹也一再挽留：“大姐啊，你走了那么多年，父母整夜想你，他们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你就别走了。”李萍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还和家人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最终，她回到了丈夫身边。
征来的婚姻见证社会发展
煤矿领导和工会组织考虑到李萍对婚姻的选择难能可贵，先后为她多次调动工作，并为其破格办理了招工和转干手续。李萍的父母疼惜女儿，先后寄来一台黑白电视、一台彩电。
孩子慢慢长大了，住房越来越显得狭窄，于是在结婚10周年之际，夫妻俩商量着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他们的积蓄只有几千元钱，李萍向父母借了3000元，向两个妹妹借了2000元，向朋友借了1000元，买了一套52平方米的两居室。当时，这套房子价值1.1万元。一年后，朱俊芳和李萍把欠账还清，用1000多元添置了一套家具，花700元给孩子买了一张小床。到了1997年，一向节俭的朱俊芳在李萍的催促下，花2000多元买了一台扬子牌冰箱。
1998年。为了方便儿子在市内上学，领导照顾李萍，把她调到了位于市区的焦西矿子弟学校工作。1999年，经过首都多家媒体联合评选，认定朱俊芳为改革开放20年“中国征婚第一人”。2001年，冯营矿宣布破产，许多矿友失业，朱俊芳因工作表现突出，被安排到九里山煤矿。不久，矿领导考虑到朱俊芳年龄较大，又把他从井下调到了井上的选煤厂。朱俊芳对政府和矿领导充满了感激，工作上兢兢业业，他说：“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工作和媳妇都是国家给的，我就应该多为国家出力流汗。”
多年来，李萍和朱俊芳的喜事一件接一件，他们家多次被评为矿、集团“五好家庭”，朱俊芳是连年的矿先进工作者，李萍不仅是“五好家属”，还被中国地质工会等4家单位评为“中国煤矿女工家属安全工作先进个人”，她多次参加全国表彰大会，作为矿工家属代表在焦作市的各个矿和7个县作巡回报告、演讲。后来，上海东方卫视专门约请朱俊芳全家去做节目，夫妻俩曲折离奇而又幸福美满的生活。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感叹不已。
2003年，李萍和朱俊芳又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新房。同年，他们的儿子朱强考入焦作大学计算机系。
2005年，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了这个温馨的家庭。那是4月份的一天，朱强告诉母亲，一到晚上他的腰部就像锥子扎着疼，疼得他彻夜难眠。李萍以为儿子是在运动中扭伤了腰，便买了些药膏给儿子敷上。
4月30日深夜，李萍听到异常的声响，她走进儿子的房间，只见朱强抱着被子在床上翻滚，双脚不停地踢着墙。第二天。李萍带着儿子来到医院，经查，朱强被确诊为左肾下腔静脉血栓。5月6日手术后，朱强体内的血栓没有被溶解掉。李萍和朱俊芳将孩子转到郑州治疗，医生检查后发现，朱强左肾静脉已被血栓完全堵塞，左肾肿胀、充血，随时有可能导致右肾静脉血栓。为了扼制病情发展，医生决定将朱强的左肾切除。然而不久后，朱强的右肾静脉也出现了血栓。一个月下来，朱俊芳和李萍为儿子看病花去了近10万元。孩子的病对夫妇俩的打击很大，他们几乎崩溃。
3年来，儿子的医药费已经高达30多万元。朱俊芳是合同制矿工，每月全部收入1000元左右，李萍每月工资1000多元。为了筹集医药费，夫妻俩除了借钱，只有卖房。他们卖了130多平米的房子，搬进了90多平米的房子；不久，又卖了90多平米的房子，搬进了40多平米的房子。李萍伤感地说：“我家为了给儿子看病，卖房子：人家为了给儿子结婚，买我家的房子。”
目前，朱强正在河南中医学院二附院治疗，李萍日夜护理，她原本端庄漂亮的脸上布满了憔悴。朱俊芳坦承，李萍嫁给他太委屈了，她是大学生，能歌善舞，爱交朋友；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俩人缺少共同语言。李萍说，虽然她也委屈过、后悔过，但是既然当初自己这样选择了，这一辈子都要和朱俊芳相亲相爱，共度人生。
金庸先生曾说过，我们中国人成功的婚姻不但讲情，而且讲义，情和义结合起来，才是完美的幸福的婚姻。现在。人们都说，朱俊芳和李萍的婚姻，就是情和义的完美结合。
编辑 魏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