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的时代”。所以，我以“忙碌时代的读书方法”为主题写过两篇文章。分工、市场、转型期社会的短期行为，总之，人们逐渐失去了阅读的耐性，索性将阅读的工作交给“专门阅读”的一群人去做。
　　有专门阅读的人群吗？有过，在古希腊奴隶主家庭里，一些奴隶专门读书和思考，然后，由他们的主人带到市场上去，讲解他们读了的和想了的事情，荣誉当然归于主人——奇怪吗？只要社会认可这样的荣誉。
　　那么，在我们这个忙碌时代里，谁的社会分工是专门读书呢？至少，以我的观察，包括这样一群人：月刊和双月刊的编辑以及采访前必须做“家庭作业”的记者们；周刊和双周刊的编辑，但记者们此时会特别忙碌，无暇读书；出版社里不需要靠“编辑字数”混饭吃的编辑，工作室和策划室的“主谋”——如果没有“书号”制度，这些人原本可以是“出版商”；民营书店的主要经营者——为了自己的品牌，或许也为了要以书为自己的志业；最后是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年轻教师，在“教育官僚部”实施的所谓“量化管理”的重压下，为了发表论文或完成家庭作业，或许也为了要以学术为自己的志业。
　　我最近意识到，在这份清单里还应列入“民间治学人士”，他们的人数正日益增加，其共享的特征是“在学院之外问学”。其中包括一批“80后”年轻人，他们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大众媒体写文章；还包括一批“白领”，工作略显悠闲，收入尚可维生，心智与能量超出他们的同事许多倍。
　　此外，不能不提及的，是一些政府官员，那些愿意悠闲思考并愿意思考深层问题的，而不是那些争权夺利、营私舞弊的官员，他们读书的量和质，或许与他们的阅历有关，导致了相当丰富的成果。
　　与此同时，原本专门读书的人群——主要是大学里已经衣食无忧的教授们，他们不再专门读书甚至不再读书，他们辗转往复于无以计数的会议——那些旨在瓜分庞大科研经费的会议，或辗转往复于记者群和电视台——也就是那些能让他们解答世界上最肤浅问题的地方。
　　我搜索不到任何一篇值得读的评论文章，对这本4月份出版并于此前已“广”为“告”知的畅销小说，所有的搜索结果都是“广告”或“连载”。这似乎印证了上面的分析，卖书的和买书的人，不是读书的人。
　　这仍不能令人信服，这本书没有一篇哪怕是“感想”之类的评论文章吗？我认为这与毕淑敏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该主题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深层心理问题。在杭州，几年前，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接受采访，他推测杭州人口至少20％显著地患有心理障碍——记者用的词是“抑郁症”，但我怀疑记者不很清楚，抑郁症只是情绪障碍的一种，与分离与转换障碍、心因性疾病和情感症等并列；然后，情绪障碍再与社会障碍并列，成为心理障碍的两大主类。
　　后来我又读到一篇报道，宣称中国人口的20％患有心理疾病。总之，转型期社会的心理特征是与极端不确定性联系着的“焦虑”。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心情都像疯狂股民那样疯狂，外星人的清醒目光一望而知，这里其实没有股市内和股市外的区分。
　　毕淑敏笔下的心理障碍，确如她在“自序”里陈述的那样，看似“奇特”，却都是可理解的。周团团下毒，旨在拆散父亲及其女秘书策划的婚姻；桑珊萌生了杀人念头，是因为她的同性恋女友打算嫁给一位外企老板；“因公牺牲”的副市长乌海的妻子陷入困境，是因为她发现了乌海暗中联系的情妇。此外，还有一对来咨询的夫妻，同是“下岗职工”，艰难时世，贫困与情感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观者泪下，表演者亦哭作一团。
　　与“女心理师”贺顿一样让我感动的，是乔老太太，一位杀人比一般人多但比“双枪老太婆”少的女游击队员，局级干部，思路清晰，家族领袖，老伴儿三年前患了癌症，那也没有什么，反正是她在照料他和家族事务。要害问题是，她现在也患癌症而且死期比老伴儿更早。这意味着，就像天鹅那样，一个去，另一个不会不去。“贺顿被逗笑了，但紧接着涌出了眼泪。”——毕淑敏的文笔，轻松，深沉。上卷没有交代的是另一个谜——她必须与她的101只洋娃娃一起火化。毕大姐，我等着读下卷呢。
　　或许不应有“下卷”？不过，封底已经披露了下卷的内容：贺顿因早年经历和青年经历而形成的心理障碍——很可能是心因性疾病的一种，与她治疗的心理障碍患者们，交互作用，引发了更戏剧性的情节；然后，她遇到一位心理学权威，他采用非法且残暴的手段解开了她下半身冰冷的症结——被尘封遗忘的经历。
　　
　　《女心理师（上）》，毕淑敏著，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7年第10期“本刊5月荐书”。本文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