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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引博从政现象日益成为政界和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2000年以来，青岛、郑州、武汉等地相继推出引博从政政策。其实，在中央和国家各部委，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政机关已有相当数量的博士走上了领导岗位，博士处长、博士司长、博士区长等等就更多了。有的地方，如重庆，已形成了一个地厅级领导博士群。
引博从政的出现如同巨石落潭。但随着时间流逝，效果究竟怎样？据新华社记者最新调查，有些博士官遭遇了“排异”反应，90%的从政博士认为“博士是官场中的弱势群体”，难以完全融入部门领域，工作不能真正顺利开展。郑州引博从政的“排异”反应在当年年终考核中就有所体现。当时到位的52名博士有少部分博士优秀票不到一半，其中有六七人优秀票还不到30％。郑州市委组织部调查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是博士到位时间短，干部群众对博士了解不够。郑州市引进的博士，2/3曾有工作经历，1/3是“三门”博士（家门、校门、机关门），“排异”反应较突出的主要在这1/3中。对于“博士是官场中的弱势群体”的说法，10名博士在回答无记名调查问卷时，只有1人认为“完全不是这样”，4人选择了“符合真实感受”，另有5人在空格处填写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写道：“绝大部分如此”，“这是一次破冰”，“不能突出自己，否则就更加孤立”。
毋庸置疑，“博士官”的到来触动了方方面面的平衡。“一给官职，二给事业平台，三给生活保障。就是因为一个博士的帽子，就可以凭空获得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基层按部就班上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资历和资源，难道就因为文凭不够而失去发展的机会？”时过三年，郑州当地一位处级干部仍然不支持这样的“空降兵团”。
据报道，博士们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尽快融入新环境，如何让别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郑州市某博士副区长说：“排斥的压力来自各方面，刚到任时人家不信任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能担当起重要的职责。”还有位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的博士说：“从政也许不是我最好的选择，有两次我真想一走了之，因为不能做‘逃兵’，我一直挺到现在。我希望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离开。”这一报道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博士做官能行吗”的疑问。
应该说，博士从政的出现是社会和时代的一种进步，对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予以肯定和鼓励。但博士从政遭遇“排异”反应，既说明了那些从政博士本身在行政水平和人际沟通上存在硬伤，也说明当前国家为博士从政构筑的平台还未到位，博士从政还需要有更为完善的行政环境。对此，我们应该有相应理解和冷静思考。
高学历文凭＝高行政领导能力？
引博从政标准很明确，“博士以上文凭”。这种讲究学历档次绝对性的惟一合理解释，就是决策者信奉“高学历文凭＝高行政领导能力”的逻辑。“千里马犁地不如牛，拉磨不如驴”，用人要因才而用。博士并非“通才”，博士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但这并不表明博士具有较高的行政管理水平，高学位不等于有能力，知识化并不能简单理解成为博士化。对于大多数博士来说，走上行政工作岗位，实际上是让他们到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重新开发。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个别地方选拔博士当县长、市长，并不是从实际需要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出发，也不注重对实际能力的考察，而是陷入了对高学历人才的盲目引进和追风的泥淖里。这不是真正的尊重人才，而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现代版。
“博士县长”或“博士市长”的涌现，同样不意味着政府管理水平和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及能力就有了全面提升。引博从政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高学历人才与党政人才的区别，忽视了对从政人员应有的基本素质的考核，不仅会造成不应有的专业人才浪费，也为今后政府工作的开展留下了隐患。同时，“学历越高就越会受到重用”的信息导向，也为“惟文凭论”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显然，博士可以用来作为政府的“智囊团”，辅助政府部门参与决策，做高级顾问，同样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而不应该是一刀切下去，用“官位”来衡量和使用人才。
施行范围是否过于泛滥化和错位化？
一方面，引博从政初衷是考虑地方领导专业结构调整。如郑州市引博从政的最初意向是专门针对郑州市规划局的。但是后来却演变成了不分单位、地区和级别，施行范围开始泛滥化。另一方面，引来的博士不管他们曾经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如何出类拔萃，既然当上了行政领导，就应该干行政领导应该干的事情。“官”的本质就是服务，为“官”者最需要的能力是协调。而学术贵在独立，博士最应该坚持的是和“协调”相反的特立独行的思考态度。可以说，“官”和“博士”的轨道在本质上是很难“划”出交叉点的。博士官被“排异”，证明某些“博士官”站错了位置，踏错了节奏。
引博从政最终目的是希望用博士的知识结构来重塑一个秩序，但博士们要融入环境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不是他们改变了体制，而是体制改变了他们。”博士大多对科研和学术上的“游戏规则”比较熟悉，对行政上的“游戏规则”比较陌生。如果他们在行为和思维方式上仍沿袭原来的游戏规则，那就很难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同。而且对于博士从政，领导和同事的期望值较高，周围环境压力很大。而一个人实际行政能力与他的理论水平、专业研究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这就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如果博士从政不能弥平这个反差，那么就可能发生一定的冲突和危机。再加上政府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博士在受到排挤或打击的情况下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甚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博士所掌握的知识和“怪想法”，往往成为一些人攻击的把柄而成为其进步、发展的障碍。所以，引博从政如果不考虑既有官员的利益，不考虑现任官员的承受力，实施范围过于宽泛和错位，只能制造更多的问题，派生更大的阻力，增加改革的风险和成本，结果得不偿失。
是否违反了人才培养和选拔的规律？
应该承认，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政府应当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有自身的规律。从人才的成长规律来看，总有一个基层锻炼的过程。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引进的博士大多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这样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被委以重任，他们是否了解民间的疾苦，是否能够做出反映民意的决策值得怀疑。博士官遭遇“排异”反应不仅是选拔技术操作中的失误，也是决策者不顾人才成长与选拔的规律造成的结果。同时，引博从政也违反了招收公务员的“公开招考”制度和公平、公开的“竞争上岗”机制，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背道而驰。
“凡进必考”制度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是推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面旗帜。而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也要受这一制度的制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一些地方在引进博士时虽然也采取了面试等补救措施，希望能够录用到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但由于不尊重人才的成长规律，结果导致大量的不合格博士进入到了公务员队伍。博士官遭遇“排异”反应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系河南某单位引进的博士之一）
引博从政的出现如同巨石落潭。但随着时间流逝，效果究竟怎样？据新华社记者最新调查，有些博士官遭遇了“排异”反应，90%的从政博士认为“博士是官场中的弱势群体”，难以完全融入部门领域，工作不能真正顺利开展。郑州引博从政的“排异”反应在当年年终考核中就有所体现。当时到位的52名博士有少部分博士优秀票不到一半，其中有六七人优秀票还不到30％。郑州市委组织部调查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是博士到位时间短，干部群众对博士了解不够。郑州市引进的博士，2/3曾有工作经历，1/3是“三门”博士（家门、校门、机关门），“排异”反应较突出的主要在这1/3中。对于“博士是官场中的弱势群体”的说法，10名博士在回答无记名调查问卷时，只有1人认为“完全不是这样”，4人选择了“符合真实感受”，另有5人在空格处填写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写道：“绝大部分如此”，“这是一次破冰”，“不能突出自己，否则就更加孤立”。
毋庸置疑，“博士官”的到来触动了方方面面的平衡。“一给官职，二给事业平台，三给生活保障。就是因为一个博士的帽子，就可以凭空获得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基层按部就班上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资历和资源，难道就因为文凭不够而失去发展的机会？”时过三年，郑州当地一位处级干部仍然不支持这样的“空降兵团”。
据报道，博士们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尽快融入新环境，如何让别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郑州市某博士副区长说：“排斥的压力来自各方面，刚到任时人家不信任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能担当起重要的职责。”还有位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的博士说：“从政也许不是我最好的选择，有两次我真想一走了之，因为不能做‘逃兵’，我一直挺到现在。我希望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离开。”这一报道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博士做官能行吗”的疑问。
应该说，博士从政的出现是社会和时代的一种进步，对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应予以肯定和鼓励。但博士从政遭遇“排异”反应，既说明了那些从政博士本身在行政水平和人际沟通上存在硬伤，也说明当前国家为博士从政构筑的平台还未到位，博士从政还需要有更为完善的行政环境。对此，我们应该有相应理解和冷静思考。
高学历文凭＝高行政领导能力？
引博从政标准很明确，“博士以上文凭”。这种讲究学历档次绝对性的惟一合理解释，就是决策者信奉“高学历文凭＝高行政领导能力”的逻辑。“千里马犁地不如牛，拉磨不如驴”，用人要因才而用。博士并非“通才”，博士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但这并不表明博士具有较高的行政管理水平，高学位不等于有能力，知识化并不能简单理解成为博士化。对于大多数博士来说，走上行政工作岗位，实际上是让他们到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重新开发。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个别地方选拔博士当县长、市长，并不是从实际需要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出发，也不注重对实际能力的考察，而是陷入了对高学历人才的盲目引进和追风的泥淖里。这不是真正的尊重人才，而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现代版。
“博士县长”或“博士市长”的涌现，同样不意味着政府管理水平和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及能力就有了全面提升。引博从政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高学历人才与党政人才的区别，忽视了对从政人员应有的基本素质的考核，不仅会造成不应有的专业人才浪费，也为今后政府工作的开展留下了隐患。同时，“学历越高就越会受到重用”的信息导向，也为“惟文凭论”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显然，博士可以用来作为政府的“智囊团”，辅助政府部门参与决策，做高级顾问，同样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而不应该是一刀切下去，用“官位”来衡量和使用人才。
施行范围是否过于泛滥化和错位化？
一方面，引博从政初衷是考虑地方领导专业结构调整。如郑州市引博从政的最初意向是专门针对郑州市规划局的。但是后来却演变成了不分单位、地区和级别，施行范围开始泛滥化。另一方面，引来的博士不管他们曾经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如何出类拔萃，既然当上了行政领导，就应该干行政领导应该干的事情。“官”的本质就是服务，为“官”者最需要的能力是协调。而学术贵在独立，博士最应该坚持的是和“协调”相反的特立独行的思考态度。可以说，“官”和“博士”的轨道在本质上是很难“划”出交叉点的。博士官被“排异”，证明某些“博士官”站错了位置，踏错了节奏。
引博从政最终目的是希望用博士的知识结构来重塑一个秩序，但博士们要融入环境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不是他们改变了体制，而是体制改变了他们。”博士大多对科研和学术上的“游戏规则”比较熟悉，对行政上的“游戏规则”比较陌生。如果他们在行为和思维方式上仍沿袭原来的游戏规则，那就很难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同。而且对于博士从政，领导和同事的期望值较高，周围环境压力很大。而一个人实际行政能力与他的理论水平、专业研究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这就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如果博士从政不能弥平这个反差，那么就可能发生一定的冲突和危机。再加上政府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博士在受到排挤或打击的情况下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甚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博士所掌握的知识和“怪想法”，往往成为一些人攻击的把柄而成为其进步、发展的障碍。所以，引博从政如果不考虑既有官员的利益，不考虑现任官员的承受力，实施范围过于宽泛和错位，只能制造更多的问题，派生更大的阻力，增加改革的风险和成本，结果得不偿失。
是否违反了人才培养和选拔的规律？
应该承认，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政府应当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有自身的规律。从人才的成长规律来看，总有一个基层锻炼的过程。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引进的博士大多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这样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被委以重任，他们是否了解民间的疾苦，是否能够做出反映民意的决策值得怀疑。博士官遭遇“排异”反应不仅是选拔技术操作中的失误，也是决策者不顾人才成长与选拔的规律造成的结果。同时，引博从政也违反了招收公务员的“公开招考”制度和公平、公开的“竞争上岗”机制，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背道而驰。
“凡进必考”制度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是推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面旗帜。而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也要受这一制度的制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一些地方在引进博士时虽然也采取了面试等补救措施，希望能够录用到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但由于不尊重人才的成长规律，结果导致大量的不合格博士进入到了公务员队伍。博士官遭遇“排异”反应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系河南某单位引进的博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