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都认同一个观点，即民主只有在小国才能运行良好。在地方层次上，人们对所选择的领袖的能力和品德有更多了解，地方议题相对直接也更容易理解。即便出现了错误，地方层次的代价也较小。
　　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这一点一直被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所忽略—无论是小共同体还是拥有数亿人的庞大政治群体，领导人都在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选举中产生，每个成年人都有一张选票。
　　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地方层次上，人们有广泛的共识即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该政治体系的前提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在不同等级的政府中，选举和提拔领袖的标准应该是不同的。在中央层次上，政治议题变得更加复杂，政策不仅影响到“国民”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外国人和自然界，因此选拔过程应该随着政治权力台阶的上升而越来越多地注重选贤任能—具有高超能力和良好美德的人。
　　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部分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中国政府在1988年引入村民直接选举。而在更高层政府，已经形成一套复杂而全面的选拔体制。政府官员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和考验，只有在经过几十年下级政府管理的历练之后才能被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
　　当然，该体制需要更多的民主元素：在基层，选举不一定如理想的那样自由和公平。该体制也需要更加讲究选贤任能：官员的选拔应该取决于能力和道德水平而不是家庭背景或政治关系网。但是，这个模式本身—基层采取民主，越往上面越强调选贤任能—的确是不同于西方的，应该确立判断是否进步的标准。
　　与之对比，在欧洲，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在面积庞大、人口众多、由不同国家组成的高度多样化的政治组织内，期待民众以知情的方式投票本身就不现实。欧盟的政策影响到各成员国的国民和欧洲公民，欧洲选民应该投票支持那些代表国家利益和欧洲利益的政党。在原则上，欧洲选民应该很好地理解国家政治和欧洲政治，愿意了解最新消息，因为它对国家政治和欧洲政治产生影响，同时详细了解不同政党的政纲以便做出知情的决定，比如哪个政党能最好地处理欧盟的问题如GDP停滞不前和青年的高失业率等。无论人们喜欢欧盟更强大还是更弱小，欧洲的未来都不应该仅仅依靠不同欧洲国家的地方政策。
　　欧洲选民对此任务似乎并没有充分准备。一方面，选民投票率在过去20年一直下降，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率只有43%。而那些投票者常常显示出极端主义倾向。今年5月，28个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将选举欧洲议会的751名议员。民意调查显示，左翼和右翼的反欧盟民粹主义者将可能获得远远超过现在的12个席位，这样一来，欧盟的改革将变得更加困难。选民或许希望极端主义政党阻挠积极的变革。但是，选民真的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
　　西班牙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调查让人对此产生怀疑。大部分受访者在选举欧洲议会议员时对欧洲议题没有充分的政治认识，“与欧盟和欧洲议会有关的议题”只影响了13.7%的受访者。而且，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宣称，他们从来没有或几乎从来没有阅读过报纸上的政治和选举信息，绝大多数人说他们从来不在网上搜索选举信息。
　　选民投票缺乏知情的了解，这不能归咎于选民误解了选举的利害关系：72.6%的人承认欧盟决策影响到西班牙人的生活。简而言之，西班牙公民承认他们对欧洲议会议员的集体选择将影响到西班牙和欧洲，但他们缺乏知情投票所需要的政治知识。欧洲其他国家的选民比他们更理性的可能性非常低。
　　跟中国不同，欧洲民主习惯已经根深蒂固，选拔领导人不用公民投票而用纯粹的选贤任能模式是不现实的。但是，旨在提高选民能力的尚贤建议可以被注入选举体系之中，同时不至于破坏民主选举的基础。理想的情况也许是选民需要通过一场考试，以显示出他们对欧盟所有13个政党的政纲有充分的了解。更现实的解决办法是，要求选民通过强制性的多项选择考试，该考试是对13个得到承认的欧盟政党中两个政党的政纲的检测。
　　选民接受测试的要点，不是要偏向某个政党或政治倾向。重要的是，选民很好地了解他们投票支持的内容或人选。这样一来，政治代表更有可能实施可靠的政策。如果欧洲能从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一点有用的启发，过去的伟大西方政治理论家也会为欧洲喝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