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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上市”——A股常见现象，指业绩平平的公司在经过某些机构的精心包装后顺利登上A股，几轮涨跌之后，投资者得到的只有身心俱疲。
如今，地方政府也加入局中。对于那些想上市的企业来说，它们所在的地方政府会用尽浑身解数来帮助这家企业，用“特事特办”的方法为企业提供各种“补贴”。
之后，企业顺利融到了资金，而地方政府则如意得到了“政绩”。
但问题是，这些经过“财政粉饰”的上市企业如果业绩持续下滑怎么办？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部委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拥有上市公司的种种好处，假如发生上述情况，地方政府也仍会全力支持，“逢死必补”已是A股市场的明规则。
该人士称，现在地方官员深知上市企业对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性，当他们把上市公司的多少当做政绩时，就必然带来这种过度的补贴逻辑，而这不仅会扰乱市场的公平，还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隐患。
想上市？找政府
“很紧张，生怕讲错。”说起向省长汇报工作的情景，郭瑞（化名）坦言。作为某省金融办主任，郭瑞在最近几个月给省长汇报工作时颇感压力巨大。在这位金融办主任眼中，省长对于资本市场的了解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在每次汇报工作前，郭瑞都会仔细“复习”，以免遭斥责。
郭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几年前，现在他所在省的各级领导对于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已经空前高涨，“你说的任何一个专业性词汇或者数据，一旦出现瑕疵，省长都会当即指出。下一次汇报时，省长会问上次遗留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郭瑞表示，省领导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求在本地区挖掘有潜力的公司帮助其上市，而这种帮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在郭瑞眼中，区域内的企业和政府已经构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各地方政府对于鼓励本地企业上市的“优惠政策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
在广东省东莞市，当地政府日前下发了《东莞市培育企业上市操作规程》和《东莞市鼓励企业上市办法》两份文件，均自明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当地政府要求，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首先要求注册地在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上市辅导并通过监管部门验收之后，每家企业资助100万元。此外，如果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当地财政将给予每家企业连续两年的专项资助，年度资助奖金最高1000万元。截至目前，东莞市已认定46家上市后备企业。
如果说东莞的资助是重于资金奖励，那么安徽则从税收方面大开“绿灯”，对企业因上市而改制、重组、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土地、房产、车船等权证过户产生的营业税、契税、房产税、车船税、土地增值税，以及上市过程中因审计评估净资产增值部分应补缴的所得税，省及省以下地方财政所得部分，由同级财政以适当方式奖励给原企业股东。
10月27日，浙江温州市出台了企业上市5年行动计划（2011—2015年），要求到2015年末，当地在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达到30家以上，保持上市后备企業50家左右。温州的支持力度比安徽“阔气”，要求对改制上市企业在涉及财政、税收、工商、土地、房产、环保等多个方面全力扶持，降低企业改制成本。
此外，山东即墨市、河北张家口市等地甚至提出，重点后备上市企业投资高新技术项目、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优先推荐享受国家及地方高新技术产业资金、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国债项目财政贴息资金等各项政策性扶持资金。
上述金融办官员告诉记者，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兴起，沿海地区靠资本发家的故事让很多地方官深刻地感觉到了资本的魔力，“也就是近5年来，地方政府开始逐步重视辖区内的资本市场建设。”
“共生共荣”
面对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企业想不心动都难。各地政府的鼓励措施直接推动了2011年中国IPO数量的飙升。据万得资讯显示，年初至11月22日，中国IPO数量达到257家，募集资金超过2400亿元。
此前，安永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IPO宗数和融资规模已经位列全球第一。据悉，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等地的IPO数量排名前列，而黑龙江省、陕西省、甘肃省则排名靠后。
其背后的原因，上述研究人员坦言，对于地方官而言，上市公司数量不仅已经成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更重要的是，企业上市所带来的巨额税收必然会带动当地流动性的宽松。这些都是地方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为企业量身打造上市计划，于是有些“资质”不好的企业也幸运地进入了资本市场，之后由于先天不足导致业绩变脸。此时，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又不得不继续援助维持其生存。
“现在很多准上市公司之所以会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和地方财政的补助有直接关系。在外界看来，如果在大多数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后备企业的公司获得了各种优惠，而其他比其更优秀的企业则没有这个待遇，这明显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这对本就处于发展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上述研究人员称，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已经非常普遍，如果长期如此，准上市公司就会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补贴，甚至出现“就等着政府来包装”的想法。
问题是，企业上市本身就能从资本市场融到很多资金，为何还要政府那点补贴？
一位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接触过的准上市企业中，不少是由于拿到了当地财政补贴而受到承销商和中介机构的“另眼相看”，“最终结果是发行价格严重超出了其公司的实际情况。”该人士称，这种现象在各地比较普遍，而中介机构也是看中了“政府背景”而积极抬价，上市之后大赚一笔转身离场，由于缺乏监管，受伤的只有投资者。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创业板启动至今，其当初所谓的高成长性并未给投资者留下任何影响，取而代之的是高管抛售、业绩变脸。根据三季报数据显示，创业板271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合计142.89亿元，同比增幅仅16.65%，其中20家公司的净利润连续两年下滑，平均降幅高达55.94%。
而创业板公司的各种财政补贴层出不穷。
神奇的“补贴”
据万得资讯显示，2010年共有1454家公司得到政府补贴，涉及总金额高达463.40亿元，平均每家公司获3187.09万元。1454家公司中，享受到政府税费返还和减免的有514家，涉及金额79.32亿元，平均每家1543.03万元。
这意味着，有许多上市公司的业绩其实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其业绩未能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的盈利能力。
以中国嘉陵（600877.SH）为例，上半年公司盈利249万元，但营业利润为-5984万元，公司主要靠8642万元的非经常性损益实现业绩为正。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的“大头”则为一笔来自于重庆璧山政府的5699万元的政府补助，这笔补助在当期计入了营业外收入，成为中国嘉陵上半年业绩贡献的主力军。但在其中报中，中国嘉陵并未详细描述政府补助的明细，也没有告知投资者璧山政府大手笔补助的原因为何。
另外，宝馨科技（002514.SZ）近日发布公告称，其在9、10月份先后三次收到技术改造补贴、科技引导资金补贴总计2895.4万元。公告称，补贴将对公司201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江淮汽车（600418.SH）公告称，公司收到合肥市财政局补贴款4877万元，其中自主创新奖励3502万元，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1375万元。而日科化学（300214.SZ）10月18日公告称，获得政府拨付的项目专项资金368万元。
“现在有一大批上市公司是靠着财政补贴过活，如果没有这些补贴，很多公司肯定就被挂ST了。”上述人士称，即便公司成为ST类，只要是“壳”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地方政府的补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救了公司一时，由于长期严重依赖政府补贴，很多公司已经丧失了提高经营业绩的能力，使得“补助—上市—亏损—再补助—融资—再亏损”成为当下资本市场的奇景。
作为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晶面板制造商，京东方（000725.SH）是靠财政补贴躲过被ST的典型。
据京东方2011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企业上半年亏损达到12.2亿元，并预计，今年前三季度亏损将在21亿元至23亿元之间。通过查看京东方过去5年的年报发现，该公司从2006年至今共亏损50.6亿元，而政府对其的财政补贴更是达到11.89亿元。
有评论认为，京东方虽然连续亏损，但在每次将被监管层ST的关键时刻，总会得到政府的援助。尤其是在2009年，京东方靠着7亿元政府补贴才在账面上勉强出现了5000万盈利从而躲过一劫。
“不论是对准上市公司还是上市公司，现在来看，财政补贴不仅成为公司活下去的条件之一，也成为地方政府提高执政水平的标准之一。”上述学者认为，要解决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这种 “共生共荣”的逻辑必须从监管层面予以约束。
有评论认为，事实上，在二级市场中，虽然2006年新会计准则要求把政府补贴列入报表中，但现实情况是上市公司获得的大量补贴收入并未在报表中明示。监管机构应对此加大监管力度，本着维护市场公平的原则，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当年获得的不同性质的政府补贴和原因，使得投资者能够了解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和公司的真实业绩。
如今，地方政府也加入局中。对于那些想上市的企业来说，它们所在的地方政府会用尽浑身解数来帮助这家企业，用“特事特办”的方法为企业提供各种“补贴”。
之后，企业顺利融到了资金，而地方政府则如意得到了“政绩”。
但问题是，这些经过“财政粉饰”的上市企业如果业绩持续下滑怎么办？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部委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拥有上市公司的种种好处，假如发生上述情况，地方政府也仍会全力支持，“逢死必补”已是A股市场的明规则。
该人士称，现在地方官员深知上市企业对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性，当他们把上市公司的多少当做政绩时，就必然带来这种过度的补贴逻辑，而这不仅会扰乱市场的公平，还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隐患。
想上市？找政府
“很紧张，生怕讲错。”说起向省长汇报工作的情景，郭瑞（化名）坦言。作为某省金融办主任，郭瑞在最近几个月给省长汇报工作时颇感压力巨大。在这位金融办主任眼中，省长对于资本市场的了解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在每次汇报工作前，郭瑞都会仔细“复习”，以免遭斥责。
郭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几年前，现在他所在省的各级领导对于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已经空前高涨，“你说的任何一个专业性词汇或者数据，一旦出现瑕疵，省长都会当即指出。下一次汇报时，省长会问上次遗留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郭瑞表示，省领导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求在本地区挖掘有潜力的公司帮助其上市，而这种帮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在郭瑞眼中，区域内的企业和政府已经构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各地方政府对于鼓励本地企业上市的“优惠政策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
在广东省东莞市，当地政府日前下发了《东莞市培育企业上市操作规程》和《东莞市鼓励企业上市办法》两份文件，均自明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当地政府要求，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首先要求注册地在东莞市，上市后备企业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上市辅导并通过监管部门验收之后，每家企业资助100万元。此外，如果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当地财政将给予每家企业连续两年的专项资助，年度资助奖金最高1000万元。截至目前，东莞市已认定46家上市后备企业。
如果说东莞的资助是重于资金奖励，那么安徽则从税收方面大开“绿灯”，对企业因上市而改制、重组、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土地、房产、车船等权证过户产生的营业税、契税、房产税、车船税、土地增值税，以及上市过程中因审计评估净资产增值部分应补缴的所得税，省及省以下地方财政所得部分，由同级财政以适当方式奖励给原企业股东。
10月27日，浙江温州市出台了企业上市5年行动计划（2011—2015年），要求到2015年末，当地在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达到30家以上，保持上市后备企業50家左右。温州的支持力度比安徽“阔气”，要求对改制上市企业在涉及财政、税收、工商、土地、房产、环保等多个方面全力扶持，降低企业改制成本。
此外，山东即墨市、河北张家口市等地甚至提出，重点后备上市企业投资高新技术项目、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优先推荐享受国家及地方高新技术产业资金、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国债项目财政贴息资金等各项政策性扶持资金。
上述金融办官员告诉记者，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兴起，沿海地区靠资本发家的故事让很多地方官深刻地感觉到了资本的魔力，“也就是近5年来，地方政府开始逐步重视辖区内的资本市场建设。”
“共生共荣”
面对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企业想不心动都难。各地政府的鼓励措施直接推动了2011年中国IPO数量的飙升。据万得资讯显示，年初至11月22日，中国IPO数量达到257家，募集资金超过2400亿元。
此前，安永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IPO宗数和融资规模已经位列全球第一。据悉，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等地的IPO数量排名前列，而黑龙江省、陕西省、甘肃省则排名靠后。
其背后的原因，上述研究人员坦言，对于地方官而言，上市公司数量不仅已经成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更重要的是，企业上市所带来的巨额税收必然会带动当地流动性的宽松。这些都是地方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为企业量身打造上市计划，于是有些“资质”不好的企业也幸运地进入了资本市场，之后由于先天不足导致业绩变脸。此时，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又不得不继续援助维持其生存。
“现在很多准上市公司之所以会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和地方财政的补助有直接关系。在外界看来，如果在大多数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后备企业的公司获得了各种优惠，而其他比其更优秀的企业则没有这个待遇，这明显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这对本就处于发展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上述研究人员称，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已经非常普遍，如果长期如此，准上市公司就会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补贴，甚至出现“就等着政府来包装”的想法。
问题是，企业上市本身就能从资本市场融到很多资金，为何还要政府那点补贴？
一位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接触过的准上市企业中，不少是由于拿到了当地财政补贴而受到承销商和中介机构的“另眼相看”，“最终结果是发行价格严重超出了其公司的实际情况。”该人士称，这种现象在各地比较普遍，而中介机构也是看中了“政府背景”而积极抬价，上市之后大赚一笔转身离场，由于缺乏监管，受伤的只有投资者。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创业板启动至今，其当初所谓的高成长性并未给投资者留下任何影响，取而代之的是高管抛售、业绩变脸。根据三季报数据显示，创业板271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合计142.89亿元，同比增幅仅16.65%，其中20家公司的净利润连续两年下滑，平均降幅高达55.94%。
而创业板公司的各种财政补贴层出不穷。
神奇的“补贴”
据万得资讯显示，2010年共有1454家公司得到政府补贴，涉及总金额高达463.40亿元，平均每家公司获3187.09万元。1454家公司中，享受到政府税费返还和减免的有514家，涉及金额79.32亿元，平均每家1543.03万元。
这意味着，有许多上市公司的业绩其实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其业绩未能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的盈利能力。
以中国嘉陵（600877.SH）为例，上半年公司盈利249万元，但营业利润为-5984万元，公司主要靠8642万元的非经常性损益实现业绩为正。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的“大头”则为一笔来自于重庆璧山政府的5699万元的政府补助，这笔补助在当期计入了营业外收入，成为中国嘉陵上半年业绩贡献的主力军。但在其中报中，中国嘉陵并未详细描述政府补助的明细，也没有告知投资者璧山政府大手笔补助的原因为何。
另外，宝馨科技（002514.SZ）近日发布公告称，其在9、10月份先后三次收到技术改造补贴、科技引导资金补贴总计2895.4万元。公告称，补贴将对公司2011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江淮汽车（600418.SH）公告称，公司收到合肥市财政局补贴款4877万元，其中自主创新奖励3502万元，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1375万元。而日科化学（300214.SZ）10月18日公告称，获得政府拨付的项目专项资金368万元。
“现在有一大批上市公司是靠着财政补贴过活，如果没有这些补贴，很多公司肯定就被挂ST了。”上述人士称，即便公司成为ST类，只要是“壳”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地方政府的补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救了公司一时，由于长期严重依赖政府补贴，很多公司已经丧失了提高经营业绩的能力，使得“补助—上市—亏损—再补助—融资—再亏损”成为当下资本市场的奇景。
作为国内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晶面板制造商，京东方（000725.SH）是靠财政补贴躲过被ST的典型。
据京东方2011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企业上半年亏损达到12.2亿元，并预计，今年前三季度亏损将在21亿元至23亿元之间。通过查看京东方过去5年的年报发现，该公司从2006年至今共亏损50.6亿元，而政府对其的财政补贴更是达到11.89亿元。
有评论认为，京东方虽然连续亏损，但在每次将被监管层ST的关键时刻，总会得到政府的援助。尤其是在2009年，京东方靠着7亿元政府补贴才在账面上勉强出现了5000万盈利从而躲过一劫。
“不论是对准上市公司还是上市公司，现在来看，财政补贴不仅成为公司活下去的条件之一，也成为地方政府提高执政水平的标准之一。”上述学者认为，要解决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这种 “共生共荣”的逻辑必须从监管层面予以约束。
有评论认为，事实上，在二级市场中，虽然2006年新会计准则要求把政府补贴列入报表中，但现实情况是上市公司获得的大量补贴收入并未在报表中明示。监管机构应对此加大监管力度，本着维护市场公平的原则，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当年获得的不同性质的政府补贴和原因，使得投资者能够了解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和公司的真实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