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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中记》作为一部以地震为背景的小说，打破了传统的灾难文学叙事模式，选择从人类精神文化的角度切入，显示出其独特的思考向度。在对生命和死亡的敬畏与歌颂中，阿来力图去谋求一种传统与现代在新的现实语境之下共同存续的可能。《云中记》不仅是阿来在理性高涨的时代选择的精神性回归，亦是他对灾难书写的一次全新探索。
关键词：灾难书写;《云中记》;阿来;精神故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0）42-0039-03
灾难书写一直是文学的经典命题，而《云中记》是阿来第一部以自然灾害为主题的小说。作为生长在甘孜地区的人，作为汶川地震的亲历者，阿来却在地震过去的十年后才完成他对这场自然灾害的书写。他谈到，十年来，他有无数次想写地震的冲动，但每次都搁下了笔，因为“伤痛是不能轻易触碰的，要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阿来选择在十年后将伤痛反刍，是对自身苦难内化后的自省，也是其对灾难所存多义性的思考。
阿来此前的作品里其实也不乏对自然灾害的描述，如《尘埃落定》中肆虐的暴风雪，如“机村史诗”系列《随风飘散》《天火》中的森林大火、泥石流、水灾。阿来认为，自然灾害是充满宿命性的，唯有书写才可能与这一切矛盾达成和解，这也是他在创作中从不避讳直面灾难的原因。汶川地震过后，相较于“井喷”式出现的地震诗歌和纪实报告，阿来酝酿十年之久的《云中记》显得别有深度。因为它不只是单纯地“再现”灾难场面，更融进了对生命、死亡和苦难的叙写，并以此来表现灾难背后人类的思索与反省。《云中记》虽以地震为主题，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思考向度，它并未囿于中国文学场上固化的“灾难视域”和“繁复的单声部”现象 [1]，而是选择从人类文化与命运的角度去诠释一种新的灾难书写。
一、灾难面前：文化重构的思索
《云中记》讲述了一个古老村庄的祭师阿巴，在地震之后回到故土肩负起作为祭师的职责，最后与村庄一同消失的故事。作为祭师，阿巴的职责是侍奉神灵和抚慰鬼魂。他说，“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 [2]当云中村千年的历史、人伦、风俗、记忆在逐渐被遗忘的时候，阿巴的“还乡”勾连起了断裂的往昔与今日，弥合了云中村命运的空缺。这是阿巴个人灵魂的精神还乡，也是属于云中村的古老、庄重、深厚的神性文化的还乡。作为藏族作家，阿来深谙藏民族独有的古老文化和宗教信仰。他明白当面对宿命性的自然灾难时，当民族和个体处在悲剧的现实环境中时，必定需要信仰的复归才能够完成灵魂的超越。云中村像是一个古老文化的符号与载体，灾难过后的地质变动会让云中村消失，而它所承载的文化也将面临消泯。《云中记》想追问的是，在大地震动的灾难过后，受到震动的人类文化应该如何重构？
面对灾难，作家们总是通过文学发声，去充分展示人文关怀，力图“再现”灾难发生的历史场景。这种固有的灾难书写模式，却往往止步于灾难的表征现象，而无法触及其背后更广阔的意蕴。向宝云认为，中国文学缺乏灾难叙事，“不是说中国缺乏灾难， 也不是说中国文学缺少灾难题材， 而是说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 现有的灾难文学大多停留在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层面” [3]。因此，知识分子应当“再现”的不仅是灾难现实，更应是灾难导致的某些边缘化文明即将陨灭的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阿来关注的不仅是陨灭本身，更是陨灭所带来的文化重构。他希望文化“既有新的生长，也有旧的消失”，因为“就像人衰老了要死去。有些文化衰老了就不适合进步” [4]。《云中记》即充分显示出了阿来在这一向度的思考。它通过讲述一个祭师的故事，指出了在古老文明湮灭的当下，人类应如何从残存的历史经验中发现新的、能与时代接轨的文化生长点;构想着如何让旧有文化不囿于其本身，而是能与自然、历史、现实相融汇，终成为一种时代的“大声音”;并以此探寻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一种新的价值文明该如何产生与重塑。可以说，在书写给个体带去心灵的慰安的同时，阿来亦在寻找一条现代民族文化的重构之路。
二、纾解苦难：自然与人的合二为一
阿來在采访中谈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 [5]。当地震给云中村带来极大伤亡后，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哭泣;当云丹知道阿巴会随着云中村一同消失时，他也为阿巴哭泣。但阿来亲身见证死亡的时候，他却在思索，人是否可以更加庄重、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而不仅仅付诸哭泣。
在灾难多被表现为创伤、毁灭的文学语境里，灾难书写基本都充斥着满目疮痍与悲天悯人，灾难本身成为叙述文本去诉说和暴露的对象。但何为“灾难”，“灾难”应该如何定义，其实都是人类意志的产物。于地球而言，种种运动只是一个自我构造自我塑造的过程，是自然亘古不变的规律，是因为“大地上压这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 [2]。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方面渴求着回归质朴、寻求着“回到荒野”的方式，一方面却又将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将自然“无意”的规律运动成为“灾难”或“浩劫”。自然所带来的创伤与死亡不同于人为的灾难，它是难以有道德上的情感宣泄的，人类无从怪罪，唯有承受。《云中记》是在灾难书写的窘境中另辟蹊径，在这部作品里，阿来想歌颂的不止有生命，还有死亡。当余博士告诉阿巴山体最终会崩塌，而这些崩塌的泥土会在江边制造出新平底时，阿巴说：原来消失的山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另外的样子。所以，如果用生命的自然逻辑去看待消亡，那么逝去的一切都会化作另外的存在形式，在自然中延续另一份生命;当自然与人合二为一，那么逝去的亦是永存的。如岳雯所说，《云中记》是“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 [6]。可以看到，无论是阿来在书中赋予某种“寄魂”意义的鸢尾花，还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鄂温克人与驯鹿间的牵连，无疑都在暗示着——万物有灵，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个生命体，理应以生命自然消长的观念去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大地无意与人为敌”，这份苦难亦应被更为庄重地对待。 三、灾难过后，“精神故乡”的延续
关于故乡，阿来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没有了亲人与朋友，即便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乡，它也会在心理上成为一个陌生的地方。” [7]地震后，云中村人都被迁去了移民村居住，他们开始习惯在一个新的地方与旧邻开始新的生活。那么比起已成废墟的云中村，或许现在的移民村在云中村人的心里更像是故乡，甚至也将是最后的故乡。但如果故乡只能因此定义，那么祭师又何来还乡：阿来的表意显然不止于此。阿巴想回云中村，是因为他“有一阵子已经把云中村的味道都忘记了”，移民村的现代化无法弥补他内心的空虚。“故乡”在这一层面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乡，一种是精神的故乡。而这其中则蕴含一种隐喻，即灾难过后，在城市工业文明与传统之间，何处是故乡。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对城市化带有批判性意味的。她笔下的鄂温克族人天生与自然命运相连，但在工业文明来临时，鄂温克人却被迫与森林和动物告别，去往山下的现代化城镇定居。迟子建认为，是现代化的到来造成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失乡”。鄂温克人既受益于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却又想追寻缺失的精神原乡，所以他们总是在城市与山林之间徘徊。像伊莲娜，城市为她提供了成功与发展的机会，但她却一次次又逃回山林。因为她认为，只有自然能给予她生命的鲜活与灵感。而当山林也被现代文明的气息侵染后，伊莲娜便选择了将生命还给自然。
与迟子建不同的是，阿来对城市化始终抱有一种宽厚的态度。因为他认为，在保有民族淳朴和诗意的同时，他也为他的“民族的很多乡亲们、同胞们过着很艰苦的生活而感到痛苦” [8]。《云中记》里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并非是尖锐的对立的。阿巴曾经上过农业中学，还当过水电站的工人，他的前半生是受到城市文明照庇的。人渴求依靠物质文明来获得更好的生活，是人类发展不可违背的伦理需求，在这样的前提下，“故乡”或许只是一种选择。灾难过后，无论是选择新生活的安定，还是坚持回到故土，都是不应该遭到批判。阿巴选择“还乡”，是自我灵魂的救赎，回到“精神原乡”是他生命的意义。而仁钦选择的“还乡”是在曾经的故乡消失后，要还给云中村人一个新的“故乡”。在家园逝去后照顾留下的生命，是仁钦生命的意义。那一株阿妈鸢尾，也显示出了古老民族的文化与信仰确有着在与城市化的融合中得到延续的可能，“精神的故乡”是确能够在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意义的故乡里找到一席之地的。但捍卫人类发展权利与保存精神文明如何不悖反，人类如何在发展现代社会的同时、也孕育文化信仰的复苏的命题，却是值得人们长久追问的。
四、结语
《云中记》的选材基于地震，却也超越了地震本身。在《云中记》的创作中，阿来直面灾难现场、回顾创伤，用颂歌的方式去问询人类命运的难题，在书写灾难的同时也书写生命。对苦难含义做出重释、对人类文化进行重审，试图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构筑起精神对话的桥梁，去发掘一条人类文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重构之路，才是阿来这部作品的最終指归。
参考文献：
[1] 支宇. 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J]. 中华文化论坛，2009（01）：58-64.
[2] 阿来. 云中记[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3] 向宝云. 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J]. 社会科学研究，2011（02）：13-19.
[4] 舒晋瑜. 阿来：我敢说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小说[N]. 中华读书报，2019-11-20（05）.
[5] 蒋蓝. 阿来：让文字放射人性温暖之光[N]. 成都日报，2019-07-08（09）.
[6] 岳雯. 安魂——读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2）：56-66.
[7] 阿来. 大地的阶梯[M]. 海口：南海出版社，2018。
[8] 毛亚楠. 《云中记》：大地并不与人为敌[J]. 方圆，2019（12）：70-73.
（荐稿人：黄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授）
（责任编辑：胡甜甜）
作者简介：王禹鉴 （1995-），女，硕士在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生态文学。
关键词：灾难书写;《云中记》;阿来;精神故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0）42-0039-03
灾难书写一直是文学的经典命题，而《云中记》是阿来第一部以自然灾害为主题的小说。作为生长在甘孜地区的人，作为汶川地震的亲历者，阿来却在地震过去的十年后才完成他对这场自然灾害的书写。他谈到，十年来，他有无数次想写地震的冲动，但每次都搁下了笔，因为“伤痛是不能轻易触碰的，要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阿来选择在十年后将伤痛反刍，是对自身苦难内化后的自省，也是其对灾难所存多义性的思考。
阿来此前的作品里其实也不乏对自然灾害的描述，如《尘埃落定》中肆虐的暴风雪，如“机村史诗”系列《随风飘散》《天火》中的森林大火、泥石流、水灾。阿来认为，自然灾害是充满宿命性的，唯有书写才可能与这一切矛盾达成和解，这也是他在创作中从不避讳直面灾难的原因。汶川地震过后，相较于“井喷”式出现的地震诗歌和纪实报告，阿来酝酿十年之久的《云中记》显得别有深度。因为它不只是单纯地“再现”灾难场面，更融进了对生命、死亡和苦难的叙写，并以此来表现灾难背后人类的思索与反省。《云中记》虽以地震为主题，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思考向度，它并未囿于中国文学场上固化的“灾难视域”和“繁复的单声部”现象 [1]，而是选择从人类文化与命运的角度去诠释一种新的灾难书写。
一、灾难面前：文化重构的思索
《云中记》讲述了一个古老村庄的祭师阿巴，在地震之后回到故土肩负起作为祭师的职责，最后与村庄一同消失的故事。作为祭师，阿巴的职责是侍奉神灵和抚慰鬼魂。他说，“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 [2]当云中村千年的历史、人伦、风俗、记忆在逐渐被遗忘的时候，阿巴的“还乡”勾连起了断裂的往昔与今日，弥合了云中村命运的空缺。这是阿巴个人灵魂的精神还乡，也是属于云中村的古老、庄重、深厚的神性文化的还乡。作为藏族作家，阿来深谙藏民族独有的古老文化和宗教信仰。他明白当面对宿命性的自然灾难时，当民族和个体处在悲剧的现实环境中时，必定需要信仰的复归才能够完成灵魂的超越。云中村像是一个古老文化的符号与载体，灾难过后的地质变动会让云中村消失，而它所承载的文化也将面临消泯。《云中记》想追问的是，在大地震动的灾难过后，受到震动的人类文化应该如何重构？
面对灾难，作家们总是通过文学发声，去充分展示人文关怀，力图“再现”灾难发生的历史场景。这种固有的灾难书写模式，却往往止步于灾难的表征现象，而无法触及其背后更广阔的意蕴。向宝云认为，中国文学缺乏灾难叙事，“不是说中国缺乏灾难， 也不是说中国文学缺少灾难题材， 而是说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 现有的灾难文学大多停留在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层面” [3]。因此，知识分子应当“再现”的不仅是灾难现实，更应是灾难导致的某些边缘化文明即将陨灭的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阿来关注的不仅是陨灭本身，更是陨灭所带来的文化重构。他希望文化“既有新的生长，也有旧的消失”，因为“就像人衰老了要死去。有些文化衰老了就不适合进步” [4]。《云中记》即充分显示出了阿来在这一向度的思考。它通过讲述一个祭师的故事，指出了在古老文明湮灭的当下，人类应如何从残存的历史经验中发现新的、能与时代接轨的文化生长点;构想着如何让旧有文化不囿于其本身，而是能与自然、历史、现实相融汇，终成为一种时代的“大声音”;并以此探寻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一种新的价值文明该如何产生与重塑。可以说，在书写给个体带去心灵的慰安的同时，阿来亦在寻找一条现代民族文化的重构之路。
二、纾解苦难：自然与人的合二为一
阿來在采访中谈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 [5]。当地震给云中村带来极大伤亡后，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哭泣;当云丹知道阿巴会随着云中村一同消失时，他也为阿巴哭泣。但阿来亲身见证死亡的时候，他却在思索，人是否可以更加庄重、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而不仅仅付诸哭泣。
在灾难多被表现为创伤、毁灭的文学语境里，灾难书写基本都充斥着满目疮痍与悲天悯人，灾难本身成为叙述文本去诉说和暴露的对象。但何为“灾难”，“灾难”应该如何定义，其实都是人类意志的产物。于地球而言，种种运动只是一个自我构造自我塑造的过程，是自然亘古不变的规律，是因为“大地上压这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 [2]。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方面渴求着回归质朴、寻求着“回到荒野”的方式，一方面却又将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将自然“无意”的规律运动成为“灾难”或“浩劫”。自然所带来的创伤与死亡不同于人为的灾难，它是难以有道德上的情感宣泄的，人类无从怪罪，唯有承受。《云中记》是在灾难书写的窘境中另辟蹊径，在这部作品里，阿来想歌颂的不止有生命，还有死亡。当余博士告诉阿巴山体最终会崩塌，而这些崩塌的泥土会在江边制造出新平底时，阿巴说：原来消失的山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另外的样子。所以，如果用生命的自然逻辑去看待消亡，那么逝去的一切都会化作另外的存在形式，在自然中延续另一份生命;当自然与人合二为一，那么逝去的亦是永存的。如岳雯所说，《云中记》是“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 [6]。可以看到，无论是阿来在书中赋予某种“寄魂”意义的鸢尾花，还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鄂温克人与驯鹿间的牵连，无疑都在暗示着——万物有灵，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个生命体，理应以生命自然消长的观念去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大地无意与人为敌”，这份苦难亦应被更为庄重地对待。 三、灾难过后，“精神故乡”的延续
关于故乡，阿来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没有了亲人与朋友，即便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乡，它也会在心理上成为一个陌生的地方。” [7]地震后，云中村人都被迁去了移民村居住，他们开始习惯在一个新的地方与旧邻开始新的生活。那么比起已成废墟的云中村，或许现在的移民村在云中村人的心里更像是故乡，甚至也将是最后的故乡。但如果故乡只能因此定义，那么祭师又何来还乡：阿来的表意显然不止于此。阿巴想回云中村，是因为他“有一阵子已经把云中村的味道都忘记了”，移民村的现代化无法弥补他内心的空虚。“故乡”在这一层面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乡，一种是精神的故乡。而这其中则蕴含一种隐喻，即灾难过后，在城市工业文明与传统之间，何处是故乡。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对城市化带有批判性意味的。她笔下的鄂温克族人天生与自然命运相连，但在工业文明来临时，鄂温克人却被迫与森林和动物告别，去往山下的现代化城镇定居。迟子建认为，是现代化的到来造成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失乡”。鄂温克人既受益于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却又想追寻缺失的精神原乡，所以他们总是在城市与山林之间徘徊。像伊莲娜，城市为她提供了成功与发展的机会，但她却一次次又逃回山林。因为她认为，只有自然能给予她生命的鲜活与灵感。而当山林也被现代文明的气息侵染后，伊莲娜便选择了将生命还给自然。
与迟子建不同的是，阿来对城市化始终抱有一种宽厚的态度。因为他认为，在保有民族淳朴和诗意的同时，他也为他的“民族的很多乡亲们、同胞们过着很艰苦的生活而感到痛苦” [8]。《云中记》里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并非是尖锐的对立的。阿巴曾经上过农业中学，还当过水电站的工人，他的前半生是受到城市文明照庇的。人渴求依靠物质文明来获得更好的生活，是人类发展不可违背的伦理需求，在这样的前提下，“故乡”或许只是一种选择。灾难过后，无论是选择新生活的安定，还是坚持回到故土，都是不应该遭到批判。阿巴选择“还乡”，是自我灵魂的救赎，回到“精神原乡”是他生命的意义。而仁钦选择的“还乡”是在曾经的故乡消失后，要还给云中村人一个新的“故乡”。在家园逝去后照顾留下的生命，是仁钦生命的意义。那一株阿妈鸢尾，也显示出了古老民族的文化与信仰确有着在与城市化的融合中得到延续的可能，“精神的故乡”是确能够在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意义的故乡里找到一席之地的。但捍卫人类发展权利与保存精神文明如何不悖反，人类如何在发展现代社会的同时、也孕育文化信仰的复苏的命题，却是值得人们长久追问的。
四、结语
《云中记》的选材基于地震，却也超越了地震本身。在《云中记》的创作中，阿来直面灾难现场、回顾创伤，用颂歌的方式去问询人类命运的难题，在书写灾难的同时也书写生命。对苦难含义做出重释、对人类文化进行重审，试图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构筑起精神对话的桥梁，去发掘一条人类文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重构之路，才是阿来这部作品的最終指归。
参考文献：
[1] 支宇. 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J]. 中华文化论坛，2009（01）：58-64.
[2] 阿来. 云中记[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3] 向宝云. 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J]. 社会科学研究，2011（02）：13-19.
[4] 舒晋瑜. 阿来：我敢说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小说[N]. 中华读书报，2019-11-20（05）.
[5] 蒋蓝. 阿来：让文字放射人性温暖之光[N]. 成都日报，2019-07-08（09）.
[6] 岳雯. 安魂——读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2）：56-66.
[7] 阿来. 大地的阶梯[M]. 海口：南海出版社，2018。
[8] 毛亚楠. 《云中记》：大地并不与人为敌[J]. 方圆，2019（12）：70-73.
（荐稿人：黄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授）
（责任编辑：胡甜甜）
作者简介：王禹鉴 （1995-），女，硕士在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生态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