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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龙玉：“外来”是坎
人离乡贱。记得当在上海打工的某天傍晚，我和同事们在店门口的水泥地上整理制面包的模具，两个上海人从我们身边经过，看见汗流浃背的我们，他俩非但没有同情我们，却用上海话交头接耳地骂我们“小赤佬”。无缘无故地被人骂，我们每个人心里十分恼火，但我们都忍住了。我们认识那其中的一位，他是旁边学校的老师，我们这些“外来”民工哪里斗得过身为当地人的他？
一个多小时后，那两个家伙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见我们还在做事，肆无忌惮地骂起我们，并将我们整理好的模具踢飞得很远。本来就怒火中烧的我们再也忍无可忍，一拥而上，追打那两个家伙。追了整整一条街后，他们侥幸逃脱了。心中的怒火发泄了，我们也为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上海老板将我们全部辞退了，并从我们的工资里扣除了闹事者的医药费。
此后，我四处奔波，辗转多地找工作，与形形色色的当地人接触，那种“外来”工不被公平对待的现象比比皆是。“外来”是坎，这种感受一次比一次强烈。最终，我放弃在外务工，回到家乡。时光飞逝，当年打工的经历过去近二十年了，可当时的感受终生难忘。
“外来”是一道坎，需要我们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外来”是与当地人的一个界线，线内线外，泾渭分明。“外来”是一个标志，无论从户籍还是从身份来比都不等同。“外来”是辛酸且无奈的代名词，只有你亲自经历，才解其中百般滋味。当然，“外来”这条路曲折而漫长，怎么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变得宽阔平坦？（安徽黄山）
邵海明：我也有理想和才华
两年前，我在南海桂城打工，周末的夜晚总喜欢到区中心的文化公园看别人跳舞。舞池在公园中心，在舞池上跳舞的都是本地人。某一个周末，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欲望，也提步朝舞池的方向走去，一个中年男子拦住我，说：“这是我们区委的舞池，你是外来人员，不能进去。”我沮丧地退到人群中，羡慕地观望着。到了九点，我还是按捺不住，又走向台阶。那个中年男子又拦住了我，我哀求他说：“我真的能跳，能让我进去试试吗？”中年男子显得不耐烦：“对不起，这里不欢迎外来工进去。”他将“外来工”三个字拖得又重又长，让人听来特别刺耳。
又是外来工！我像是给火焰山烤了，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出来打工多年，“外来工”这三个字不知被多少人拿来嘲讽过，我每次听来都觉得心内仿佛有一把钝刀子在不停地切割。但是，谁叫咱是地位低下的外来工呢？故此我只能沮丧地变成一个感叹号，毫无还嘴之力。
就在我要彻底死心走开时，一个慈祥的老者走过来问：“你真的能跳吗？要是你跳得好，往后我可以将你和本地人一样对待。”我一听，顿时惊喜万分，连忙说：“我真的能跳，读书时还拿过舞蹈比赛冠军呢。”老者“唔”了一声，然后转身对那个中年男子说：“对于有才华的外来人员，我们也应该平等对待，不能因为外来这两个字而扼杀了他们的才华。”
这一句话将我的泪水牵扯了出来。在异乡打工，不是遭人白眼就是受到冷落，很少有人能以这么平等的话语来温暖我。她让我感到了尊严的存在。即使我在这座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活得有点不尽人意，但我也有理想和才华，盼望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广东肇庆）
伍长然：谁能考上？
初中时，我们那个小城的大街小道突然贴出了好多张大红海报：一单位面向社会招聘一批公务员，一律通过考试录取，为公平起见，每人需交五千块的保证金。五千块是什么概念？那时我们班主任一个月工资才87.5元。可还是有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可惜，好景不长，我高中还没毕业，那单位就日薄西山了。去年我回家，顺便问了一下那些当时交了钱钻进去的，好一点的街上租个门面做点小生意，有的竟然要靠政府补贴才过得下去。按现在的说法，那些削尖了脑袋的也算是“外来”的了。
去年，当时我看到在1500万外来工中招考50名公务员的新闻时，只看标题就不看内容了。我想能参加考试的，肯定不是只读了几年中学或什么的那样简单。
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外来者，深刻体会到难以融入，开始埋怨这个环境，需要获得公平报考的机会，还希望在其它方面能够参与竞争。可只有当我们不再以户籍、身份等标签区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感受到真正的被重视。
马化腾是海南的，于深圳来说也是外来的。谁不知道他是富豪，但深圳相关部门还在喊他去领住房补贴。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24小时，我只能怪自己的能力。（广东东莞）
朱 斌：从一个词管窥时代公平
“非固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外来”一词的解释就这么简单，但它在许多中国人心里却是一个酸痛点。对于外来从业人员，或者更加赤裸裸地称为外来工，它的含义应该具体化为“非已有体制内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辞职来到这个城市。那时，由于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都很严格，我无法在当地落户，无法在所工作的单位入编。干的是单位所必需的技术岗位工作，享受的是可有可无的编外职工（或者说是临时工，那时这里还不兴外来工之类的称呼）的待遇，甚至在许多方面还不如本地的编外职工。我连户口都没有，根本无法申请住房、煤气、计划价的粮油票等等。单位在所承建的立交桥工程施工现场旁为我们搭建了一排冬冷夏热的板房，在那儿，我们一住就是三年。后来孩子入园入学也成了我们一度十分头痛的问题。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长三角地区的外来潮开始一年高过一年，引起了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外来人员的重视。称呼由原来不屑一顾的“外来工”逐步转变为不可忽视的“外来从业人员”。原来的人事坚冰开始缓缓解冻，承诺对当地建设与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人员开辟绿色通道，实施零建档制度。从此，像我这般的人不必再怕那边卡档案了，这边可以重新建立档案并上户口，关键的身份问题迎刃而解。这下可以买房装煤气了，但已没有了公房和计划价煤气分配的优厚待遇。
相信“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是我们每一个徘徊在体制外的外来人员所遭遇过的大尴尬。就说住房一项，“老人”有几百块钱一平米的房改房可买，我们“新人”呢？只好去买几千元一平米的商品房，而且可能要买他们住够了出售的二手房。没办法，谁让我们不是这地界亲生的孩子呢。
历史总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在破和立之间求平衡。新一代外来人员迎来了一个越变越好的时代，不再有那么多的诸如户籍、档案的限制。几年前，市里开通了对企事业急需人才招聘的绿色通道，紧随着又对外来创业的“领军型人才”提供了“双百”的优惠政策，也就是一百万启动资金、一百平米以上的住房。外来从业人员的综合保险制度也越来越完善。我们的社会称号又在悄然改变着，他们开始管我们叫新市民了。我更喜欢这个称号。
在品味迟来的蛋糕的同时，我们心中会有点酸楚。因为这一切可都是作为恩典被一点一点施舍给我们，而这一切本来就是我们应得的啊。我们已经被剥夺了多少年的享受权，或者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享受的机会。
我们花了三十年才能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喝咖啡，我们做到了，就值。（江苏常州）
人离乡贱。记得当在上海打工的某天傍晚，我和同事们在店门口的水泥地上整理制面包的模具，两个上海人从我们身边经过，看见汗流浃背的我们，他俩非但没有同情我们，却用上海话交头接耳地骂我们“小赤佬”。无缘无故地被人骂，我们每个人心里十分恼火，但我们都忍住了。我们认识那其中的一位，他是旁边学校的老师，我们这些“外来”民工哪里斗得过身为当地人的他？
一个多小时后，那两个家伙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见我们还在做事，肆无忌惮地骂起我们，并将我们整理好的模具踢飞得很远。本来就怒火中烧的我们再也忍无可忍，一拥而上，追打那两个家伙。追了整整一条街后，他们侥幸逃脱了。心中的怒火发泄了，我们也为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上海老板将我们全部辞退了，并从我们的工资里扣除了闹事者的医药费。
此后，我四处奔波，辗转多地找工作，与形形色色的当地人接触，那种“外来”工不被公平对待的现象比比皆是。“外来”是坎，这种感受一次比一次强烈。最终，我放弃在外务工，回到家乡。时光飞逝，当年打工的经历过去近二十年了，可当时的感受终生难忘。
“外来”是一道坎，需要我们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外来”是与当地人的一个界线，线内线外，泾渭分明。“外来”是一个标志，无论从户籍还是从身份来比都不等同。“外来”是辛酸且无奈的代名词，只有你亲自经历，才解其中百般滋味。当然，“外来”这条路曲折而漫长，怎么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变得宽阔平坦？（安徽黄山）
邵海明：我也有理想和才华
两年前，我在南海桂城打工，周末的夜晚总喜欢到区中心的文化公园看别人跳舞。舞池在公园中心，在舞池上跳舞的都是本地人。某一个周末，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欲望，也提步朝舞池的方向走去，一个中年男子拦住我，说：“这是我们区委的舞池，你是外来人员，不能进去。”我沮丧地退到人群中，羡慕地观望着。到了九点，我还是按捺不住，又走向台阶。那个中年男子又拦住了我，我哀求他说：“我真的能跳，能让我进去试试吗？”中年男子显得不耐烦：“对不起，这里不欢迎外来工进去。”他将“外来工”三个字拖得又重又长，让人听来特别刺耳。
又是外来工！我像是给火焰山烤了，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出来打工多年，“外来工”这三个字不知被多少人拿来嘲讽过，我每次听来都觉得心内仿佛有一把钝刀子在不停地切割。但是，谁叫咱是地位低下的外来工呢？故此我只能沮丧地变成一个感叹号，毫无还嘴之力。
就在我要彻底死心走开时，一个慈祥的老者走过来问：“你真的能跳吗？要是你跳得好，往后我可以将你和本地人一样对待。”我一听，顿时惊喜万分，连忙说：“我真的能跳，读书时还拿过舞蹈比赛冠军呢。”老者“唔”了一声，然后转身对那个中年男子说：“对于有才华的外来人员，我们也应该平等对待，不能因为外来这两个字而扼杀了他们的才华。”
这一句话将我的泪水牵扯了出来。在异乡打工，不是遭人白眼就是受到冷落，很少有人能以这么平等的话语来温暖我。她让我感到了尊严的存在。即使我在这座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活得有点不尽人意，但我也有理想和才华，盼望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广东肇庆）
伍长然：谁能考上？
初中时，我们那个小城的大街小道突然贴出了好多张大红海报：一单位面向社会招聘一批公务员，一律通过考试录取，为公平起见，每人需交五千块的保证金。五千块是什么概念？那时我们班主任一个月工资才87.5元。可还是有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可惜，好景不长，我高中还没毕业，那单位就日薄西山了。去年我回家，顺便问了一下那些当时交了钱钻进去的，好一点的街上租个门面做点小生意，有的竟然要靠政府补贴才过得下去。按现在的说法，那些削尖了脑袋的也算是“外来”的了。
去年，当时我看到在1500万外来工中招考50名公务员的新闻时，只看标题就不看内容了。我想能参加考试的，肯定不是只读了几年中学或什么的那样简单。
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外来者，深刻体会到难以融入，开始埋怨这个环境，需要获得公平报考的机会，还希望在其它方面能够参与竞争。可只有当我们不再以户籍、身份等标签区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感受到真正的被重视。
马化腾是海南的，于深圳来说也是外来的。谁不知道他是富豪，但深圳相关部门还在喊他去领住房补贴。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24小时，我只能怪自己的能力。（广东东莞）
朱 斌：从一个词管窥时代公平
“非固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外来”一词的解释就这么简单，但它在许多中国人心里却是一个酸痛点。对于外来从业人员，或者更加赤裸裸地称为外来工，它的含义应该具体化为“非已有体制内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辞职来到这个城市。那时，由于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都很严格，我无法在当地落户，无法在所工作的单位入编。干的是单位所必需的技术岗位工作，享受的是可有可无的编外职工（或者说是临时工，那时这里还不兴外来工之类的称呼）的待遇，甚至在许多方面还不如本地的编外职工。我连户口都没有，根本无法申请住房、煤气、计划价的粮油票等等。单位在所承建的立交桥工程施工现场旁为我们搭建了一排冬冷夏热的板房，在那儿，我们一住就是三年。后来孩子入园入学也成了我们一度十分头痛的问题。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长三角地区的外来潮开始一年高过一年，引起了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外来人员的重视。称呼由原来不屑一顾的“外来工”逐步转变为不可忽视的“外来从业人员”。原来的人事坚冰开始缓缓解冻，承诺对当地建设与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人员开辟绿色通道，实施零建档制度。从此，像我这般的人不必再怕那边卡档案了，这边可以重新建立档案并上户口，关键的身份问题迎刃而解。这下可以买房装煤气了，但已没有了公房和计划价煤气分配的优厚待遇。
相信“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是我们每一个徘徊在体制外的外来人员所遭遇过的大尴尬。就说住房一项，“老人”有几百块钱一平米的房改房可买，我们“新人”呢？只好去买几千元一平米的商品房，而且可能要买他们住够了出售的二手房。没办法，谁让我们不是这地界亲生的孩子呢。
历史总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在破和立之间求平衡。新一代外来人员迎来了一个越变越好的时代，不再有那么多的诸如户籍、档案的限制。几年前，市里开通了对企事业急需人才招聘的绿色通道，紧随着又对外来创业的“领军型人才”提供了“双百”的优惠政策，也就是一百万启动资金、一百平米以上的住房。外来从业人员的综合保险制度也越来越完善。我们的社会称号又在悄然改变着，他们开始管我们叫新市民了。我更喜欢这个称号。
在品味迟来的蛋糕的同时，我们心中会有点酸楚。因为这一切可都是作为恩典被一点一点施舍给我们，而这一切本来就是我们应得的啊。我们已经被剥夺了多少年的享受权，或者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享受的机会。
我们花了三十年才能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喝咖啡，我们做到了，就值。（江苏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