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的《陪读》(发表于《花城》2010年第3期)是一篇颇具解构意味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富有节奏感地讲述了一个“行动与目的悖反”的故事：在县城读书的女儿弯弯恋爱了，丈夫李怀坤担心影响到她的学习，因此要“我”去县城陪读。一般的作者若处理“陪读”这个题材，往往会较多关注陪读过程的辛苦，进而表达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这个主题。然而，作家晓苏解构了这种常规的叙述模式，他将故事时间控制在“我”去县城的当天，以戏剧性的笔法将“我”一天以来的行动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的本意是去陪读，这构成了“我”接下来一系列行动的原因，而目的却远离了行动的初衷，甚至出现文末的“半夜醒来时我和余老师赤条条地睡在一起”这个极具戏剧性的结尾，这与哈姆雷特复仇行为的“延宕”，《城堡》中K想进入城堡却始终无法抵达的行为，在精神内核上具有某种相似性。
　　《陪读》的细部处理是十分出色的，它拥有戏剧动作的某种质素，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亮点。具体来说，就是紧扣某一事物或场面反复书写。我们可以从下面所举出的两个例子来具体分析。一是小说中出现的“春装”。在“我”和“红头发女人”买春装的对比中，写出了乡下女人“我”的无奈，作家的笔墨并没有就此打住，最后在余老师的家里，“我”穿上余老师妻子的春装，竟然和服装店的是同一款，意蕴顿生。第二，在餐馆里吃饭。“我”最初找地方吃饭时，发现那儿“餐馆只有一家”，“我”在餐馆里看到的是一男一女吃整只的啤酒鸭，“我”遭到了老板娘的羞辱后，离开了餐馆。后来，余老师出现了，“我”在他的陪同下也吃到了整只的啤酒鸭，颇具戏剧性的细节发生在相同的餐馆，“我”坐着的是相同的位置。在“我”故意说“你这回上菜好快呀”的暗示下，老板娘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我”的心理也得到了补偿。此外，作家晓苏在上述细部的处理上十分重视人物的内心活动，对叙述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显示出娴熟的驾驭材料的能力。
　　《陪读》在小说情节上是“摇摆”的。据曹文轩《小说门》中关于“摇摆”的阐述，在情节上表现为“曲线：情节运行的线索”。《陪读》在情节的设置上具有这种因“摇摆”产生的曲折美。李怀坤要“我”去城里陪读，“我”去学校后，余老师不在，于是将鸡蛋托付给门卫让他帮忙交给余老师，“我”则去距学校不远的那条街找地方吃饭，此一转折。“我”由于受到老板娘的羞辱一气之下离开了餐馆，没有吃饭，路上看到服装店，进去看看后并没有买春装，而是啃着芝麻饼回到学校，准备找门卫老头问哪里有房子出租，竟然在门口碰到了余老师，此二转折。“我”的行为在文中“摇摆”重复了一次：在余老师的陪同下，去那条街相同的餐馆吃整只的啤酒鸭，在余老师家里穿同一款的“春装”。小说的情节终在前一次的“否定”下得到完成，它的完成具有“摇摆”意味，增强了小说情节的曲折性。另一方面，《陪读》中的“摇摆”是真实自然的，没有一丝突兀感。余老师陪我去找房子，由于“我”没有带身份证，终不能成。无可奈何，我只能在余老师家里住了一晚，可发生了“半夜醒来时我和余老师赤条条地睡在一起”的结局。各种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环环相扣，结局出乎读者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表哥和门卫老头这两个人物。表哥始终没有正式出现，他却在暗中牵引着李怀坤和“我”的行动——陪读。而也正是由于我回去找门卫老头问哪里有房子出租时碰到了余老师，才会有后面的故事。这两个人物是推动小说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导致“我”的行动与目的悖反的契合点，颇为重要。
　　《陪读》的人物刻画惟妙惟肖，极具真实感。“我”去餐馆吃饭，第一次遭到了老板娘的羞辱，第二次却用“你这次上菜好快呀”这样的语言回击了老板娘，符合农村妇女睚眦必报的性格。而在服装店明明喜欢那件春装，由于价格过高，在不舍中放弃，写出了“我”复杂的心理状态。作家晓苏写出了人物丰富的性格，文字背后常常流露出对人物的同情与悲悯之心，他理解笔下的人物，关注他们内心的真实。
　　总之，《陪读》中“我”的“行动与目的的悖反”，是建立在细部的巧妙处理与情节的“摇摆”基础之上的，它融合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传达出乡村农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在作家晓苏的笔下，《陪读》表现出丰富多姿的意蕴，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