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唐钧2014年6月18日在广州公益慈善思想峰会上的发言整理。唐钧，政策研究专家、专栏作家。现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
　　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有三个部门，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干一件事情要有经济支持，政府部门靠国家财政，市场部门靠公司资本，社会部门靠社会基金。社会有自己的社会基金的话，社会这一块就能干得更好。
　　现在最主要的基金就是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到去年年底已经占到60.5%。现在对非公募基金会有一个要求，每年出8%来用于承诺的公益慈善事业。我算了一下，如果现在这些非公募基金整个资金存量，如果是拿出8%的话，大概一年是28亿元，这笔钱目前来讲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已经不可小看了。非公募基金会把这个钱花出去了，通过经营，经营之后获得的利润再来补上8%，明天还是有钱用。
　　现在的税太重了，在当前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社会是不容易的，这一笔钱里面我还要交出20%-25%的税就更不容易了，这样对一个社会组织基金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要可持续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钱投出去，赚到足够的钱来把这个补上，甚至赚得更多，社会基金、非公募基金才能越来越强大。事实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困难。我在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上提出过一个建议：把创始基金缩小。办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有规定，在民政部门挂靠的是2000万，在省市部门挂靠的是200万，200万是回旋余地最大的。如果广州市的基金会200万的话，那么我一年花出去16万就够了，我把这16万弄回来也比较容易。其它我做很多事情怎么办呢？你有钱临时投入就行。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非公募基金会这样运营是一个最经济实惠的方式，我当时是开玩笑的说，没想到现在已经有一些基金会采纳了我的建议，把创始基金缩小。其实这几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这个政策环境不改变的话，可能非公募基金会就很难维持，我们就形不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基金，既然我们想让民间去干好事，我们就要放开手脚，创造一个政策环境让他们去做。
　　为什么我们要免税，对公民来讲交给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把钱交给公益慈善组织，让公益慈善组织来为他们提供社会服务，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如果我把钱捐给了慈善组织的话，我本身就应该可以不交税。慈善事业的资金来源最少有三大渠道。第一，可以通过政府的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直接投资来获得资金；第二，可以向企业、个人进行社会募捐；第三，可以向服务对象提供收费的服务。中国人一讲福利就是要免费，其实免费不见得是最好的办法，适当的收费按成本收费这是需要的，因为你要可持续的。本来我们有三个方面，没有购买服务以前，社会服务的存在只能靠收费，有了政府购买服务以后，有的组织100%都是靠政府购买的，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讲要放开公募，放开募捐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作为真正慈善组织能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社会募捐，要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支持他，然后才是政府购买服务，最后才是收费。志愿组织首先应该以社会募捐为最基本的来源。当然，社会募捐怎么募，在广州一两百个组织，是不是天天都到街上去募，具体的办法我们还可以讨论。要加快非营利组织盈利性收入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一部分营利活动来弥补我今年花掉8%的钱。另外一块就是把基金会的免税资格和工艺性捐赠税前扣除的资格合并，应该是已经被审批为公益慈善组织，自然而然就获得了免税和募捐的资格。
　　最后再讲一句话：没有社会基金的社会领域是长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