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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对于人生普遍共有而又各自刻骨铭心的离愁别恨，远在南北朝时代的江淹，早就慨乎言之了，这句话如一记清钟或警钟，袅袅的余音一直传扬到今天。而和离别有关的树木呢？树木家族的成员虽然成千上万，但春华秋实，各司其职，在中国，分工主管别意与离愁的，大约只有柳树，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也早已概乎言之：“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杨柳轻飏，但却担负起主管别离的重任，据说源自汉代。六朝无名氏所作《三辅黄图》一书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筑桥，汉人送客至，折柳送别。”然而，早在遥远的诗经中，杨柳就在《小雅·采薇》篇中枝条摇曳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出征战士久役还乡，时在雨雪纷飞的冬日，他回想离家远戌之时，正是春光明媚杨柳依依的春天。以前的诗论家对这两句诗颇为欣赏，认为在艺术上有相反相成之妙：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但我以为从民俗文化与文化象征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将柳枝与别离绾系在一起，却是汉代以后折柳送别的滥觞，线装的诗经向我们泄露的，是这方面最早的原始的消息。
现代人对柳早已没有如此多情，柳，不过是古典诗词中的一帧风景，或是现实生活中一种供观赏的植物而已。然而，在古代，友人、恋人及至亲人之间的话别，除了两情各依依的叮咛，挥手长劳劳的怅望，许多时候就靠柳枝来传情达意，特别是在春和景明之时。六朝的无名氏说这种风俗起于汉代，他既然“氏”而“无名”，恐怕派出所里没他的户籍，我们不知到哪里才可找他证实，不过，在南北朝的诗篇里，却已可见一些蛛丝马迹，不，“柳丝”马迹。南朝齐梁之交的范云在《送别诗》中写道：“东风柳线长，送郎上河梁。未尽樽前酒，妾泪已千行。不愁书难寄，但恐鬓将霜。望怀白首约，江上早归航。”同时代的刘绘《送别诗》也说：“春满方角箨，弱柳向低风。相思将安寄，怅望南飞鸿。”这，大约是正式写柳与送别的最早的诗篇吧？及至隋朝末年，在无名氏的一首《送别诗》里，我们看到的竟然已是折尽的柳条：“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首隋代的古体诗，不仅已有了唐人绝句的音律和韵味，开启了王维《送别》的“山中相送罢，回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的先声，而且那摇烟曳水的杨柳似乎也在宣告，随后的唐代诗坛，是它们充分发挥的天地，尽情表演的舞台。
二
我们的先人真是富于想象力，让离愁别绪与青青杨柳结成了不解之缘。在汉语中“柳”和“留”读音相同，古人于是联想到赠柳即表示对离人的挽留，如此巧用谐音以表情意，可谓妙想。西藏拉萨寺前有一株唐柳，至今已有1300多年，相传是藏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手植，植柳而不植其它，大约也是取其谐音之“留”吧？柳丝细长而茂盛、柔而坚韧，也可暗寓送者情丝之长情意之隆和情怀之永，如此音形并美地向对方表白眷眷之情，何乐而不为？所以白居易在《杨柳枝》一诗中，就说“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除此之外，柳树随遇而安，生长迅速，民间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諺语，唐诗人薛能《新柳》诗也有“柔性定胜刚性立，一枝还引万枝生”的赞词，众生正可借以寄寓对行人的祈愿和祝福。桃红李白之属，既然都不能寄此重任，送行话别之时，柳就自然是最佳选择的象征物了。于是，桥头，渡口，河岸，水滨，尤其是长亭复短亭之旁，就成了依依杨柳的世界，而在汉魏六朝之后，唐诗人接踵而来，在那一行行一伞伞的柳荫之下，咏唱了许多传之今世的动人的别离诗。
一位作家，如果其作品量多质高，当然难能可贵，质高而量少，同样可以名世与鸣世。王之涣存诗只有寥寥六首，但他仅仅凭《凉州词》与《登鹳雀楼》，就可以昂首阔步走进文学史了，何况他还有一首《送别》，虽不大为人所知，但也写得深情可喜：“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是直接写折柳送别，是所谓“明写”。另外一种则较为含蓄，王维的两首诗就是出自同一机杼：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渭城曲》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归。
———《送沈子福之江东》
诗中的杨柳不仅是点染环境，烘托气氛，而且是赠别的象征物，只是以暗示出之，这是所谓“暗写”。“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一千多年前那位不知愁的楼头少妇，一眼瞥见陌头柳色就愁绪万千，悔恨不及，这也是对别离的意在言外的不写之写。好花看到半开时，半开的花，不是常常比盛开的花更引人遐想吗？
唐代的刑部郎中元沛，有一位能诗的夫人杨氏。巾帼不让须眉，她也作了一首《赠人》，但她不愿重复那些男性诗人的思路，而是别出心裁与新裁：
扬子江边送玉朗，柳丝牵挽柳条长，
柳丝挽得吾郎住，再向江头种两行。
“柳丝”是“情思”的象征，这位芳名不传的女诗人正是由此落想，愈无理而愈妙，因为好诗有时是不讲日常之理的，如果你说柳树无知无识，再种一千行也是白搭，那就未免令作诗的伊人伤心，也使读者觉得太煞风景了。倒是李白的《劳劳亭歌》说得婉转：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李白不直接写众生离别之苦，也不写折柳或加种杨柳，而是寄情春风，春风尚“知”别苦而“不遣”柳条回青转绿，伤心的送者行者又何以堪？如此深婉之构思，奇警的语言，真使人感叹“诗仙”这顶桂冠，不是谁都可以戴得的。
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最可贵的是思维的求异性与艺术的独创性。在初唐至盛唐至中唐众诗人同唱折杨柳歌之后，晚唐的罗隐却别调独弹，他写了一首《柳》诗和大家抬杠：
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倚不胜春。
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
他说柳树本身尚管不住自己飞絮无定，怎么还能以柳丝去挽留行人？这是对传统的折柳送别或留别的否定。但是，诗的王国里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后代诗人并不理会罗隐的反调，一直到晚清，秋瑾《送别》诗一开篇还说“杨柳枝头飞絮稠，那堪分袂此高楼”。而现代呢？鲁迅曾作《送增田涉君归国》一诗，结句也仍然是“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当代的台湾诗人兼散文家余光中呢？他的诗文中更是多次提到折柳，如写于1976年的《从西岸到东岸》一文就说：“旧金山，西岸最美丽也是最愁人的长亭。和夏菁‘高谈’了七千哩后，便在那里分手了。也没有折柳相赠，柏油铺地的国际机场，原就无柳可折。”柳枝虽小，但却凝聚着民族的心理情结和审美体验，不然，一枝当烟舞风的轻盈杨柳，怎么会从遥远的汉代一直折到如今？ 三
古人看重别离，大约出于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人生短促，聚少别多，常常是刚刚相见却又言别；二是关山修阻，交通与通讯不便，相见时难别亦难；三是古人敦于亲情，笃于友谊，尚没有现在这样人心不古。曹植当年在《送应氏》一诗中早就长叹息：“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而杜甫的《送路六侍御入朝》一诗，似乎是我以上说法的注脚“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慢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棉。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这位姓路而排行第六的侍御，是杜甫儿时的朋友，他们一分手就是四十载后的向老之年，杜甫虽被后人尊为诗圣，但当时却未能配备一部电话，四十年来和对方竟然音讯不通，无意中故友重逢，却偏偏是在离别的筵席之上，而且后会难期。时当蜀地的春日，桃之夭夭，杨柳依依，但在重情伤别的愁人杜甫眼里，乐景徒增伤悲，见灼灼其华而厌恨，对杨柳呢，他也竟然不是“赠”柳而是“憎”柳了。
古今之间，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年鲁迅的诗中和余光中文里的“折柳”，已只是用典而非写实。火车站的月台是现代的长亭，长亭是钢筋架成，地是水泥铺就，送别只见依依的挥手，哪有青青的杨柳？飞机场的验票处是现代的渡口，渡口是水磨石铺地铁栏杆围成，握别时只有语音各异而版本同一的叮咛，哪还有杨柳的青青？如果你和情人话别，不去超级市场买一种价值相当又颇具意义的礼物相赠，却不辞辛苦跑到公园或郊外去攀折一根柳枝，她不怀疑你至少有一根神经出了问题才怪，你们的发展前途当然也就绝不容乐观。如果你送友人远行也是如此，知道这一典故的，会觉得人间何世，你这人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书呆子，不知道的呢，也许会认为你为人大方，出手阔绰，送人的竟是一根惠而不费的柳枝。不过，人生苦短会少离多虽然古今大体相似，但今日资讯与交通的发达便捷，确实早已使人类居住的星球成了“地球村”，四海七洲千山万水都近在咫尺，在这一方面，今人远比古人幸运。唐诗人岑参当年从长安去西域，“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碛中作》），驰马走了两个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且还不知投宿的招待所或宾馆在哪里，自己着急家人也悬念。而现在呢？天上的波音747朝发夕至，地上的手提大哥大即拨即通，天下的有情人一飛可至，一线可牵，就没有必要再去麻烦柳树柳枝，也不必望穿明媚的秋水或昏花的老眼了。
然而，交通与资讯的发达便捷虽远非古代可比，但现今的社会也越来越世俗化商业化，古人之情也远非今人之情可比了。当今之世，道德日益沉沦，世风日见低下，生活节奏也日趋快速紧张，我所祈愿的是，友情不要功利，爱情不要蒙尘，亲情要不淡薄，希望有朝一日，人间的别恨离愁真情挚谊，不要只能在折柳送别的唐诗中去追寻。
选自《散文天地》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对于人生普遍共有而又各自刻骨铭心的离愁别恨，远在南北朝时代的江淹，早就慨乎言之了，这句话如一记清钟或警钟，袅袅的余音一直传扬到今天。而和离别有关的树木呢？树木家族的成员虽然成千上万，但春华秋实，各司其职，在中国，分工主管别意与离愁的，大约只有柳树，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也早已概乎言之：“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杨柳轻飏，但却担负起主管别离的重任，据说源自汉代。六朝无名氏所作《三辅黄图》一书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筑桥，汉人送客至，折柳送别。”然而，早在遥远的诗经中，杨柳就在《小雅·采薇》篇中枝条摇曳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出征战士久役还乡，时在雨雪纷飞的冬日，他回想离家远戌之时，正是春光明媚杨柳依依的春天。以前的诗论家对这两句诗颇为欣赏，认为在艺术上有相反相成之妙：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但我以为从民俗文化与文化象征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将柳枝与别离绾系在一起，却是汉代以后折柳送别的滥觞，线装的诗经向我们泄露的，是这方面最早的原始的消息。
现代人对柳早已没有如此多情，柳，不过是古典诗词中的一帧风景，或是现实生活中一种供观赏的植物而已。然而，在古代，友人、恋人及至亲人之间的话别，除了两情各依依的叮咛，挥手长劳劳的怅望，许多时候就靠柳枝来传情达意，特别是在春和景明之时。六朝的无名氏说这种风俗起于汉代，他既然“氏”而“无名”，恐怕派出所里没他的户籍，我们不知到哪里才可找他证实，不过，在南北朝的诗篇里，却已可见一些蛛丝马迹，不，“柳丝”马迹。南朝齐梁之交的范云在《送别诗》中写道：“东风柳线长，送郎上河梁。未尽樽前酒，妾泪已千行。不愁书难寄，但恐鬓将霜。望怀白首约，江上早归航。”同时代的刘绘《送别诗》也说：“春满方角箨，弱柳向低风。相思将安寄，怅望南飞鸿。”这，大约是正式写柳与送别的最早的诗篇吧？及至隋朝末年，在无名氏的一首《送别诗》里，我们看到的竟然已是折尽的柳条：“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首隋代的古体诗，不仅已有了唐人绝句的音律和韵味，开启了王维《送别》的“山中相送罢，回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的先声，而且那摇烟曳水的杨柳似乎也在宣告，随后的唐代诗坛，是它们充分发挥的天地，尽情表演的舞台。
二
我们的先人真是富于想象力，让离愁别绪与青青杨柳结成了不解之缘。在汉语中“柳”和“留”读音相同，古人于是联想到赠柳即表示对离人的挽留，如此巧用谐音以表情意，可谓妙想。西藏拉萨寺前有一株唐柳，至今已有1300多年，相传是藏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手植，植柳而不植其它，大约也是取其谐音之“留”吧？柳丝细长而茂盛、柔而坚韧，也可暗寓送者情丝之长情意之隆和情怀之永，如此音形并美地向对方表白眷眷之情，何乐而不为？所以白居易在《杨柳枝》一诗中，就说“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除此之外，柳树随遇而安，生长迅速，民间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諺语，唐诗人薛能《新柳》诗也有“柔性定胜刚性立，一枝还引万枝生”的赞词，众生正可借以寄寓对行人的祈愿和祝福。桃红李白之属，既然都不能寄此重任，送行话别之时，柳就自然是最佳选择的象征物了。于是，桥头，渡口，河岸，水滨，尤其是长亭复短亭之旁，就成了依依杨柳的世界，而在汉魏六朝之后，唐诗人接踵而来，在那一行行一伞伞的柳荫之下，咏唱了许多传之今世的动人的别离诗。
一位作家，如果其作品量多质高，当然难能可贵，质高而量少，同样可以名世与鸣世。王之涣存诗只有寥寥六首，但他仅仅凭《凉州词》与《登鹳雀楼》，就可以昂首阔步走进文学史了，何况他还有一首《送别》，虽不大为人所知，但也写得深情可喜：“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是直接写折柳送别，是所谓“明写”。另外一种则较为含蓄，王维的两首诗就是出自同一机杼：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渭城曲》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归。
———《送沈子福之江东》
诗中的杨柳不仅是点染环境，烘托气氛，而且是赠别的象征物，只是以暗示出之，这是所谓“暗写”。“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一千多年前那位不知愁的楼头少妇，一眼瞥见陌头柳色就愁绪万千，悔恨不及，这也是对别离的意在言外的不写之写。好花看到半开时，半开的花，不是常常比盛开的花更引人遐想吗？
唐代的刑部郎中元沛，有一位能诗的夫人杨氏。巾帼不让须眉，她也作了一首《赠人》，但她不愿重复那些男性诗人的思路，而是别出心裁与新裁：
扬子江边送玉朗，柳丝牵挽柳条长，
柳丝挽得吾郎住，再向江头种两行。
“柳丝”是“情思”的象征，这位芳名不传的女诗人正是由此落想，愈无理而愈妙，因为好诗有时是不讲日常之理的，如果你说柳树无知无识，再种一千行也是白搭，那就未免令作诗的伊人伤心，也使读者觉得太煞风景了。倒是李白的《劳劳亭歌》说得婉转：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李白不直接写众生离别之苦，也不写折柳或加种杨柳，而是寄情春风，春风尚“知”别苦而“不遣”柳条回青转绿，伤心的送者行者又何以堪？如此深婉之构思，奇警的语言，真使人感叹“诗仙”这顶桂冠，不是谁都可以戴得的。
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最可贵的是思维的求异性与艺术的独创性。在初唐至盛唐至中唐众诗人同唱折杨柳歌之后，晚唐的罗隐却别调独弹，他写了一首《柳》诗和大家抬杠：
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倚不胜春。
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
他说柳树本身尚管不住自己飞絮无定，怎么还能以柳丝去挽留行人？这是对传统的折柳送别或留别的否定。但是，诗的王国里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后代诗人并不理会罗隐的反调，一直到晚清，秋瑾《送别》诗一开篇还说“杨柳枝头飞絮稠，那堪分袂此高楼”。而现代呢？鲁迅曾作《送增田涉君归国》一诗，结句也仍然是“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当代的台湾诗人兼散文家余光中呢？他的诗文中更是多次提到折柳，如写于1976年的《从西岸到东岸》一文就说：“旧金山，西岸最美丽也是最愁人的长亭。和夏菁‘高谈’了七千哩后，便在那里分手了。也没有折柳相赠，柏油铺地的国际机场，原就无柳可折。”柳枝虽小，但却凝聚着民族的心理情结和审美体验，不然，一枝当烟舞风的轻盈杨柳，怎么会从遥远的汉代一直折到如今？ 三
古人看重别离，大约出于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人生短促，聚少别多，常常是刚刚相见却又言别；二是关山修阻，交通与通讯不便，相见时难别亦难；三是古人敦于亲情，笃于友谊，尚没有现在这样人心不古。曹植当年在《送应氏》一诗中早就长叹息：“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而杜甫的《送路六侍御入朝》一诗，似乎是我以上说法的注脚“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慢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棉。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这位姓路而排行第六的侍御，是杜甫儿时的朋友，他们一分手就是四十载后的向老之年，杜甫虽被后人尊为诗圣，但当时却未能配备一部电话，四十年来和对方竟然音讯不通，无意中故友重逢，却偏偏是在离别的筵席之上，而且后会难期。时当蜀地的春日，桃之夭夭，杨柳依依，但在重情伤别的愁人杜甫眼里，乐景徒增伤悲，见灼灼其华而厌恨，对杨柳呢，他也竟然不是“赠”柳而是“憎”柳了。
古今之间，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年鲁迅的诗中和余光中文里的“折柳”，已只是用典而非写实。火车站的月台是现代的长亭，长亭是钢筋架成，地是水泥铺就，送别只见依依的挥手，哪有青青的杨柳？飞机场的验票处是现代的渡口，渡口是水磨石铺地铁栏杆围成，握别时只有语音各异而版本同一的叮咛，哪还有杨柳的青青？如果你和情人话别，不去超级市场买一种价值相当又颇具意义的礼物相赠，却不辞辛苦跑到公园或郊外去攀折一根柳枝，她不怀疑你至少有一根神经出了问题才怪，你们的发展前途当然也就绝不容乐观。如果你送友人远行也是如此，知道这一典故的，会觉得人间何世，你这人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书呆子，不知道的呢，也许会认为你为人大方，出手阔绰，送人的竟是一根惠而不费的柳枝。不过，人生苦短会少离多虽然古今大体相似，但今日资讯与交通的发达便捷，确实早已使人类居住的星球成了“地球村”，四海七洲千山万水都近在咫尺，在这一方面，今人远比古人幸运。唐诗人岑参当年从长安去西域，“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碛中作》），驰马走了两个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且还不知投宿的招待所或宾馆在哪里，自己着急家人也悬念。而现在呢？天上的波音747朝发夕至，地上的手提大哥大即拨即通，天下的有情人一飛可至，一线可牵，就没有必要再去麻烦柳树柳枝，也不必望穿明媚的秋水或昏花的老眼了。
然而，交通与资讯的发达便捷虽远非古代可比，但现今的社会也越来越世俗化商业化，古人之情也远非今人之情可比了。当今之世，道德日益沉沦，世风日见低下，生活节奏也日趋快速紧张，我所祈愿的是，友情不要功利，爱情不要蒙尘，亲情要不淡薄，希望有朝一日，人间的别恨离愁真情挚谊，不要只能在折柳送别的唐诗中去追寻。
选自《散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