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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开始在《延河》刊出，我喜爱他的小说，因为他写的是我的家乡关中农村里那些浓浓的乡土生活。《延河》一期接一期地连载，我在昆仑山下的军营里望眼欲穿地渴盼着每一期刊物。随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我又读了一遍。对一部长篇小说细读两遍，在我的生涯中除了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外，这是唯一。
我敬仰柳青，他早就离开了我们，但《创业史》流传下来了。《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巨著，它深入到农民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遭遇中去，着重表现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他们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为创作这部小说，柳青落户长安县皇甫村14年，从里到外把自己融化进了庄稼院。前年我专程到皇甫村去了一趟，村里的老房早就被一幢幢新楼新房代替，但是柳青的形象还留在村里。许多老人仍津津乐道地说起，老柳当年总是穿着那件农民式的蓝市布对襟袄，从这个庄稼院出来，和人们打个招呼，又走进另一个庄稼院。我曾经见过一次柳青，听他讲文学，而且尽我所能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他的这次讲话。
那是“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参加了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创作座谈会。当时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雪里红》，内容是反映西藏牧区在民主改革前夕的故事，小说投寄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局负责人边春光颇感兴趣，建议我修改后出版。适逢省里召开创作座谈会，他们就让我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到了会上我才知道柳青要给我们作报告，激动、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觉。据说那是柳青从文革的“牛棚”里出来后第一次在文学创作会议上露面。因为崇拜他，我很仔细地看着他，矮矮的精瘦的个头，留着浅浅的胡子，仍然穿着农人常穿的对襟棉袄。没有讲稿，手中好像只有一张纸片。他在讲话中时不时地咳嗽，随手拿着吸痰器，隔一会儿就要吸一次痰，才能继续讲下去。他满口陕西腔，我能听懂。一开始他就讲：“我没有多少话讲，我害怕今天下午来了，把大家的时间浪费了，是非常犹豫的。我自己这些年来，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也脱离了学习，脑子里面很空。前天下午我到西安市农业会议上去，看了看长安的人，我跟县上的同志坐到一块儿了，他们都有话说，我没有话说。好多事情我都不懂。跟现在的现实离得太远了，落伍落得很多。现在要跟上来还很费劲。我想今年有条件的话努力地跟一跟，先要到长安县去跑一跑，然后计划再看几本书。”我和部队青年作家丁树荣用最快的速度记录着，我俩事先就说好，一定要详细做好记录。那次柳青讲话没有录音设备。
这段开场白，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当时，我明显地感到这位刚刚走出“牛棚”的老作家，深邃地迷惘，他好像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无所适从。他对自己已经做了的和就要做的事似乎近在咫尺又仿佛遥不可及。所以他几次讲“我无话可说”。但是我也能感觉出，他的方向是有的，这就是要回到他生活了14年的长安县去跑一跑，还要读几本书。他把这叫“努力地跟一跟”，这话意味深长。在一般人来说，所谓跟指的是唯上，可他呢，是唯下，唯实。事情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对他那次讲话的几个要点记忆犹新，他讲了作家要有三个学校：“就是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说他自己“还没有从这三个学校毕业”；他讲了实际生活是源，文学作品是流。“文艺创作总不能从这个作品吸收40%，从那个作品吸收20%，又从一个地方吸收40%，凑成一本新书、新作品，不能这样，因为人家已经是一个成品了。就像做家具一样，要做个桌子，要到木材产地拿木料来做，不能把人家现成的家具拿来改做。我们不允许把别人的成品改头换面而变成自己的。不能把东木头市的沙发，挪到北大街改成桌子，然后去卖，这个事情不允许”；他讲了在小说里怎样写人，就是写人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各个阶级的人的矛盾冲突大致也反映了这七种感情的变化。《礼书》上说这‘七情’是‘生而有之’。我们说这几种感情是实践论。东西写出来要想感动人，就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就要把由于人的社会实践造成的这几种感情的变化形象化，化在人的‘七情’上。”
我特别难忘的是，柳青讲了他写《创业史》的动因。他说他读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还读了几个朝代的演义，前汉演义，后汉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看了这些书籍以后，对自己的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使得我更爱我们这个社会。更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时代，能比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人对它都没有办法，無论在我们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任何人想跟这个制度为敌，想破坏这个制度，这种人只有完蛋……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是写人物发展的过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是作品中要胜利的人物和要失败的人物他们的关系的变化过程。写失败人物由有影响变成没有影响的人，退出这个位置，让成功的人物占据这个位置。《创业史》简单地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过去有影响的人没有影响了。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
今天重温柳青这些讲话，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那天下午他讲了大约一个来小时，大家都兴趣浓浓地希望他多讲点，可他身体难以支撑更多的时间，只好语蕴未尽地结束了报告。当天夜里，我们几个部队的作者集中在一起，对笔记，整理出了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连夜打印出来交到会上。柳青的这份讲话记录稿至今我仍保存着。顺便说一句，我的那部小说《雪里红》后来也未出版，一直无暇修改，现在仍然在我书房里沉睡着。
我敬仰柳青，他早就离开了我们，但《创业史》流传下来了。《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巨著，它深入到农民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遭遇中去，着重表现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他们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为创作这部小说，柳青落户长安县皇甫村14年，从里到外把自己融化进了庄稼院。前年我专程到皇甫村去了一趟，村里的老房早就被一幢幢新楼新房代替，但是柳青的形象还留在村里。许多老人仍津津乐道地说起，老柳当年总是穿着那件农民式的蓝市布对襟袄，从这个庄稼院出来，和人们打个招呼，又走进另一个庄稼院。我曾经见过一次柳青，听他讲文学，而且尽我所能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他的这次讲话。
那是“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参加了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创作座谈会。当时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雪里红》，内容是反映西藏牧区在民主改革前夕的故事，小说投寄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局负责人边春光颇感兴趣，建议我修改后出版。适逢省里召开创作座谈会，他们就让我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到了会上我才知道柳青要给我们作报告，激动、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觉。据说那是柳青从文革的“牛棚”里出来后第一次在文学创作会议上露面。因为崇拜他，我很仔细地看着他，矮矮的精瘦的个头，留着浅浅的胡子，仍然穿着农人常穿的对襟棉袄。没有讲稿，手中好像只有一张纸片。他在讲话中时不时地咳嗽，随手拿着吸痰器，隔一会儿就要吸一次痰，才能继续讲下去。他满口陕西腔，我能听懂。一开始他就讲：“我没有多少话讲，我害怕今天下午来了，把大家的时间浪费了，是非常犹豫的。我自己这些年来，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也脱离了学习，脑子里面很空。前天下午我到西安市农业会议上去，看了看长安的人，我跟县上的同志坐到一块儿了，他们都有话说，我没有话说。好多事情我都不懂。跟现在的现实离得太远了，落伍落得很多。现在要跟上来还很费劲。我想今年有条件的话努力地跟一跟，先要到长安县去跑一跑，然后计划再看几本书。”我和部队青年作家丁树荣用最快的速度记录着，我俩事先就说好，一定要详细做好记录。那次柳青讲话没有录音设备。
这段开场白，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当时，我明显地感到这位刚刚走出“牛棚”的老作家，深邃地迷惘，他好像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无所适从。他对自己已经做了的和就要做的事似乎近在咫尺又仿佛遥不可及。所以他几次讲“我无话可说”。但是我也能感觉出，他的方向是有的，这就是要回到他生活了14年的长安县去跑一跑，还要读几本书。他把这叫“努力地跟一跟”，这话意味深长。在一般人来说，所谓跟指的是唯上，可他呢，是唯下，唯实。事情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对他那次讲话的几个要点记忆犹新，他讲了作家要有三个学校：“就是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说他自己“还没有从这三个学校毕业”；他讲了实际生活是源，文学作品是流。“文艺创作总不能从这个作品吸收40%，从那个作品吸收20%，又从一个地方吸收40%，凑成一本新书、新作品，不能这样，因为人家已经是一个成品了。就像做家具一样，要做个桌子，要到木材产地拿木料来做，不能把人家现成的家具拿来改做。我们不允许把别人的成品改头换面而变成自己的。不能把东木头市的沙发，挪到北大街改成桌子，然后去卖，这个事情不允许”；他讲了在小说里怎样写人，就是写人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各个阶级的人的矛盾冲突大致也反映了这七种感情的变化。《礼书》上说这‘七情’是‘生而有之’。我们说这几种感情是实践论。东西写出来要想感动人，就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就要把由于人的社会实践造成的这几种感情的变化形象化，化在人的‘七情’上。”
我特别难忘的是，柳青讲了他写《创业史》的动因。他说他读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还读了几个朝代的演义，前汉演义，后汉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看了这些书籍以后，对自己的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使得我更爱我们这个社会。更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时代，能比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人对它都没有办法，無论在我们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任何人想跟这个制度为敌，想破坏这个制度，这种人只有完蛋……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是写人物发展的过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是作品中要胜利的人物和要失败的人物他们的关系的变化过程。写失败人物由有影响变成没有影响的人，退出这个位置，让成功的人物占据这个位置。《创业史》简单地说，就是写新旧事物的矛盾。蛤蟆滩过去没有影响的人有影响了，过去有影响的人没有影响了。旧的让位了，新的占领了历史舞台。”
今天重温柳青这些讲话，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那天下午他讲了大约一个来小时，大家都兴趣浓浓地希望他多讲点，可他身体难以支撑更多的时间，只好语蕴未尽地结束了报告。当天夜里，我们几个部队的作者集中在一起，对笔记，整理出了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连夜打印出来交到会上。柳青的这份讲话记录稿至今我仍保存着。顺便说一句，我的那部小说《雪里红》后来也未出版，一直无暇修改，现在仍然在我书房里沉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