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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在一片抗议声中，重新启动了福井县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这也意味着日本“零核电”状态在约2个月后宣告结束。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遭遇强震，触发海啸，造成约2万人失踪或遇难。福岛第一核电站多座反应堆堆芯熔毁，引发辐射物质泄漏。这一事件被确定为7级核电站事故，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相当。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出于安全性考虑，日本决定相继停止运转全国商业核电机组并进行定期检查。今年5月5日开始，日本50座商用核电机组全部处于停运状态。
大饭核电站的重新启动，一方面凸显了日本电力供应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政府坚持使用核电的决心。但是在日本民间甚至政府内部，关于核电安全性的质疑却进一步发酵。
其后的7月5日，日本国会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会议，向参众两院议长提交报告指出，事故并非自然灾害所致，“明显是人祸”。
三份报告
这是福岛核电站事故一年多来日本各方发布的第三份调查报告。最早的一份由学者和记者参与撰写。此报告显示，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东电东京总部及福岛核电站的管理人员互不信任，各方发出自相矛盾的信息，导致灾后救援工作不力。
为向社会有所交代，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也于6月20日公布了其对福岛核电站事故包括事故应对情况、放射性物质扩散情况分析结果、核事故信息披露等在内的最终报告。
据报道，东京电力公司的这份报告明显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报告重申核事故的原因是“发生了超乎预想高度的海啸”，指责政府过度干涉，并认为东电在事故应对方面尽到了责任。报告尽管承认２号机组安全壳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导致核电站西北方向存在严重放射性污染，但却否认核电站主要设备出现损伤。
东电的报告公布后，立即引来日本社会对其客观性的广泛质疑。事实上，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在对核电战略的安全性产生极大担忧的同时，日本国内始终弥散着对东京电力公司和政府不满的情绪，认为它们在核事故发生过程中应对不力、应对有误。
鉴于此，日本国会去年12月设立了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在过去6个多月里，该委员会曾传唤前首相菅直人、时任官房长官（现经济产业相）枝野幸男、东电前董事长和前社长等38名知情人，并对灾民和东电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在未受到“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调查委员会完成了长达641页的分析报告。
报告明确谴责了日本政府和核电监管部门以及东京电力公司“实际上剥夺了国家在核电站事故中享有安全的权利”。因为，由于他们之间的“共谋”，才导致了这个危险事故的发生。因而这起事故是“明显的人祸”。
报告认为事故是可预知的，但由于行业机构强大，并向监管部门施加压力，要求放松监管，或延迟推出收紧监管的措施，导致“监视、监督机制崩溃”。而它们在事故发生前又高估了核电站的安全性，因而“没有正确地提升最基本的安全规格”，失去了预防核泄漏事故的最好时机。
而地震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又对事故现场抢救不力，需要承担责任。同时，日本核电监管机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也受到严厉批评。报告说：“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明明知道东电正在拖延采取措施，却没有给出清晰指令。”且作为监管机构，保安院“没有对规模超过以往事故的灾难做好准备”。
此外，委员会也强调，在灾难发生时，菅直人政府过度介入了事故处理，造成指挥系统混乱。“首相办公室应通过现场任务小组与核电站运营商接触，但结果是直接向东电总部和事故现场发号施令，使指挥陷入混乱”。
但该报告也适当为各责任方进行了开脱，认为日本发生这样的“人祸”似乎不可避免。“我们必须非常痛苦地承认，这是一场‘日本制造’的灾难。”日本文化中“不加质疑地服从，不愿意质疑权威，坚决‘紧跟程序’，盲目的集体观念以及岛国心态”都对此次核事故产生了负面作用。因此，“任何别的日本人，若置身于那些对这场事故负有责任的人的处境，结果很可能是同样的”。
因而，日本国会的这份调查报告也依旧没有明确界定灾难的“罪魁祸首”。但报告最后提出七点建议，要求首相官邸和监管当局要“重新完善政府的危机管理体制，努力改革”，特别呼吁日本应调整相关政府部门同电力公司的关系，以防止事故造成的影响扩大。
艰难抉择
报告在追究福岛核电站事故各方责任的同时，也对日本目前的核电产业、核电政策进行了反思。
日本政府和东电方面坚称，海啸使反应堆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更大。但一些学者质疑，称反应堆关键部件在地震后可能已经损坏。这项报告也关注了这一严重问题，试图分析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核反应堆的熔毁究竟有多大程度归因于地震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研究对日本核电意义重大，这是因为日本很多核電站处于地震多发地带，调查将使那些核电站在未来的地震中可能面临的危险变得明晰和具体化。
虽然，以前的调查报告未发现证据表明地震会对核电站产生重大破坏，但是该委员会的报告称也没有足够的实质性证据去支持之前的观点。报告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去调查核设施遭到破坏的具体原因。
《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认为，如果地震对核电站的破坏力比以前想象的要大，那么将对日本的能源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如果反应堆的某些损坏是由地震造成的，就需要回过头来审视当初为核反应堆的设计所做的假设，那样，随之而来的高昂改装费用将不可避免地提升目前相对廉价的核电价格。
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后，日本兴起了建设核电站以加强能源独立性的热潮。“核电站成为无法阻碍的力量，不受公民社会的监管。”在2011年“3?11”大地震前，日本高达30%的电力供给依赖于核电站，这也使得日本成为除美国、法国之后的第三大核电消费国。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由于日本社会对核电站安全性的广泛担忧，而使日本重新回到以前的核能时代似乎看起来遥遥无期。
但是日本政府，鉴于常规发电厂的缺点，以及供给热电站的进口燃料代价高昂，不得不开始实施重启核电站的计划。《时代周刊》认为，即使这份报告早一个星期公布，也不会改变日本重启核电的现实。但是这份报告无疑会使日本反对核电的力量更强大、更坚定。因为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了很多人的担忧——政府为了支撑日本的高标准生活和发达的制造业经济，热衷于使用核电站的同时却并不实施有力的措施去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标准。
因此，大饭核电站的重启遭到日本民间的强烈抵制，要求远离核电站的民众甚至决定每周五都定期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活动。可以想象，在安全顾虑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日本重启核电之路将步履维艰，两难的能源战略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验日本各届政府。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遭遇强震，触发海啸，造成约2万人失踪或遇难。福岛第一核电站多座反应堆堆芯熔毁，引发辐射物质泄漏。这一事件被确定为7级核电站事故，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相当。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出于安全性考虑，日本决定相继停止运转全国商业核电机组并进行定期检查。今年5月5日开始，日本50座商用核电机组全部处于停运状态。
大饭核电站的重新启动，一方面凸显了日本电力供应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政府坚持使用核电的决心。但是在日本民间甚至政府内部，关于核电安全性的质疑却进一步发酵。
其后的7月5日，日本国会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会议，向参众两院议长提交报告指出，事故并非自然灾害所致，“明显是人祸”。
三份报告
这是福岛核电站事故一年多来日本各方发布的第三份调查报告。最早的一份由学者和记者参与撰写。此报告显示，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东电东京总部及福岛核电站的管理人员互不信任，各方发出自相矛盾的信息，导致灾后救援工作不力。
为向社会有所交代，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也于6月20日公布了其对福岛核电站事故包括事故应对情况、放射性物质扩散情况分析结果、核事故信息披露等在内的最终报告。
据报道，东京电力公司的这份报告明显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报告重申核事故的原因是“发生了超乎预想高度的海啸”，指责政府过度干涉，并认为东电在事故应对方面尽到了责任。报告尽管承认２号机组安全壳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导致核电站西北方向存在严重放射性污染，但却否认核电站主要设备出现损伤。
东电的报告公布后，立即引来日本社会对其客观性的广泛质疑。事实上，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在对核电战略的安全性产生极大担忧的同时，日本国内始终弥散着对东京电力公司和政府不满的情绪，认为它们在核事故发生过程中应对不力、应对有误。
鉴于此，日本国会去年12月设立了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在过去6个多月里，该委员会曾传唤前首相菅直人、时任官房长官（现经济产业相）枝野幸男、东电前董事长和前社长等38名知情人，并对灾民和东电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在未受到“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调查委员会完成了长达641页的分析报告。
报告明确谴责了日本政府和核电监管部门以及东京电力公司“实际上剥夺了国家在核电站事故中享有安全的权利”。因为，由于他们之间的“共谋”，才导致了这个危险事故的发生。因而这起事故是“明显的人祸”。
报告认为事故是可预知的，但由于行业机构强大，并向监管部门施加压力，要求放松监管，或延迟推出收紧监管的措施，导致“监视、监督机制崩溃”。而它们在事故发生前又高估了核电站的安全性，因而“没有正确地提升最基本的安全规格”，失去了预防核泄漏事故的最好时机。
而地震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又对事故现场抢救不力，需要承担责任。同时，日本核电监管机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也受到严厉批评。报告说：“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明明知道东电正在拖延采取措施，却没有给出清晰指令。”且作为监管机构，保安院“没有对规模超过以往事故的灾难做好准备”。
此外，委员会也强调，在灾难发生时，菅直人政府过度介入了事故处理，造成指挥系统混乱。“首相办公室应通过现场任务小组与核电站运营商接触，但结果是直接向东电总部和事故现场发号施令，使指挥陷入混乱”。
但该报告也适当为各责任方进行了开脱，认为日本发生这样的“人祸”似乎不可避免。“我们必须非常痛苦地承认，这是一场‘日本制造’的灾难。”日本文化中“不加质疑地服从，不愿意质疑权威，坚决‘紧跟程序’，盲目的集体观念以及岛国心态”都对此次核事故产生了负面作用。因此，“任何别的日本人，若置身于那些对这场事故负有责任的人的处境，结果很可能是同样的”。
因而，日本国会的这份调查报告也依旧没有明确界定灾难的“罪魁祸首”。但报告最后提出七点建议，要求首相官邸和监管当局要“重新完善政府的危机管理体制，努力改革”，特别呼吁日本应调整相关政府部门同电力公司的关系，以防止事故造成的影响扩大。
艰难抉择
报告在追究福岛核电站事故各方责任的同时，也对日本目前的核电产业、核电政策进行了反思。
日本政府和东电方面坚称，海啸使反应堆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更大。但一些学者质疑，称反应堆关键部件在地震后可能已经损坏。这项报告也关注了这一严重问题，试图分析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核反应堆的熔毁究竟有多大程度归因于地震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研究对日本核电意义重大，这是因为日本很多核電站处于地震多发地带，调查将使那些核电站在未来的地震中可能面临的危险变得明晰和具体化。
虽然，以前的调查报告未发现证据表明地震会对核电站产生重大破坏，但是该委员会的报告称也没有足够的实质性证据去支持之前的观点。报告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去调查核设施遭到破坏的具体原因。
《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认为，如果地震对核电站的破坏力比以前想象的要大，那么将对日本的能源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如果反应堆的某些损坏是由地震造成的，就需要回过头来审视当初为核反应堆的设计所做的假设，那样，随之而来的高昂改装费用将不可避免地提升目前相对廉价的核电价格。
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后，日本兴起了建设核电站以加强能源独立性的热潮。“核电站成为无法阻碍的力量，不受公民社会的监管。”在2011年“3?11”大地震前，日本高达30%的电力供给依赖于核电站，这也使得日本成为除美国、法国之后的第三大核电消费国。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由于日本社会对核电站安全性的广泛担忧，而使日本重新回到以前的核能时代似乎看起来遥遥无期。
但是日本政府，鉴于常规发电厂的缺点，以及供给热电站的进口燃料代价高昂，不得不开始实施重启核电站的计划。《时代周刊》认为，即使这份报告早一个星期公布，也不会改变日本重启核电的现实。但是这份报告无疑会使日本反对核电的力量更强大、更坚定。因为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了很多人的担忧——政府为了支撑日本的高标准生活和发达的制造业经济，热衷于使用核电站的同时却并不实施有力的措施去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标准。
因此，大饭核电站的重启遭到日本民间的强烈抵制，要求远离核电站的民众甚至决定每周五都定期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活动。可以想象，在安全顾虑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日本重启核电之路将步履维艰，两难的能源战略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验日本各届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