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祥林嫂是文学作品中两个悲剧色彩浓重的人物，对于她们身上是否具有反抗性曾经是一个广为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她们是两个反抗性十分鲜明的人物。论者都倾向于她们悲惨的命运，善良的心灵，抗争的性格，特别是在窦娥的身上，有人认为反抗是窦娥性格的根本特征，在其身上寄寓了作者的反抗意识，作者借窦娥热情的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于是窦娥俨然成了反封建的斗士。
　　而笔者认为，如果统而论之，说她们的性格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则是言过其实。窦娥的指天斥地和三桩誓愿与作者的反抗精神，事实上仅仅是一种表面的巧合。而祥林嫂所谓的反抗主要体现在她的“逃”、“撞”、“捐”、“问”上，而恰恰是这四种行为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祥林嫂的悲剧意义。她用带有浓重的封建礼教、封建迷信色彩的行为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本身，这种“反抗”本身就带有极其浓重的愚昧性的悲剧色彩。
　　一、顺从中的反抗，无奈中的妥协
　　众多论者津津乐道的窦娥反抗精神的根据，综合起来不外乎三点：对张驴儿逼婚的抗争，对桃杌屈打成招的控诉，以及最后的指天斥地。但透过窦娥抗争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她对那个社会所倡导的思想、规范和秩序的顺从。
　　对张驴儿逼婚的抗争，确实激烈。与张驴儿父子尚未谋面，得知婆婆已应允嫁给张驴儿之父，窦娥当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当婆婆求她嫁给张驴儿时，窦娥态度更为明确；最后张驴儿无意中药死父亲，嫁祸窦娥，借此威逼窦娥成亲，蔡婆婆劝窦娥：“孩儿也，你随顺了他吧！”窦娥更是坚决反对，“婆婆，你怎说这般言语？”“我一马难将两鞍配，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并不惜与张驴儿到公堂相见。可见，窦娥的抗争，虽然不排除看清张驴儿卑劣的蔑视与峻拒，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维护那个社会大力提倡而她自己虔诚遵守的贞节观。窦娥从小就接受父亲窦天章的道德灌输：女子必须从一而终，贞节对于女子之重要胜过生命，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她为自己立下了今生“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的誓愿，一心想为婆婆尽孝道，为逝去的丈夫守贞节，后半生守住一个女人的本分。
　　而祥林嫂在这方面的行为与窦娥有惊人的相似。祥林嫂在婆婆虐待她时便逃，婆婆出卖她时便用别人看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行顽强的反抗；死前对于灵魂有无的疑问，是一个“伟大的疑问”说明她已经对自己身上所担负的“罪恶”产生了怀疑，显然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因为只看到了现象而忽略了本质。祥林嫂的逃，本身便是消极被动的，是一个生物遇到危险、遭受迫害时所具有的最本能的行为反映，至于“异乎寻常”的“撞”与后来”的捐“，其行为本身便带着浓厚的封建礼教封建迷信色彩。细品这个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撞”，似乎有对耳濡目染心传口授贞妇烈女的些许崇敬与对其行为方式的刻意模仿，细品这个极虔诚充满希望的“捐”，又有多少对封建迷信的深信不疑，又有多少希望对这个封建礼教严酷统治的小社会认同和接纳的强烈愿望啊！否则就不会在“捐”不成的情况下“急得流眼泪”，便不会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换来一根无用的木头，回来后便也不会那般舒畅和高兴，不被鲁四老爷夫妇认可后便也不会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捐门槛后仍动不得祭器，这便说明自己满怀希望的一“捐”仍然是丝毫不能减轻自己身上的沉重“罪恶”，这一痛苦的致命的打击，使她彻底丧失了劳动的能力，也使她彻底的丧失了活下去的全部物质基础和物质来源，最后被鲁镇人视为“虐种”，被鲁镇所厌弃。
　　二、现实中的誓愿，理想中的幻灭
　　残酷的现实仿佛一度擦亮窦娥的眼睛，临刑前窦娥发了那段著名的控诉后，又发下了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不少人认为窦娥指天斥地和三桩“无头愿”最充分地表现了她的反抗精神，达到她反抗性格的顶点。否定了封建统治者宣扬的一切秩序，甚至把矛头指向代表最高统治者的“天”。在这里我们确实听到了她怨天咒地的心声，听到了她对善恶对立、贤愚颠倒的社会现实的怀疑和不满，但就其控诉和发誓而言，实在不能算是一种反抗，至多是对委屈和无奈的发泄、呐喊或心不甘死的表现。与其说是表现了她强烈的反抗精神，不如说是善良的人在残酷现实面前的初步觉醒，弱小无助的人在死亡面前的怨天尤人更符合人之常情。因此窦娥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表现出刚烈正直、凛然不屈的性格侧面，与她一生的孝、节、顺属于同一思想基础，都体现了对那个社会所倡导的思想、规范和秩序的信奉和遵从。
　　而多数人认为祥林嫂的反抗性恰恰表现在她的“逃”、“撞”、“捐”、“问”这四种行为上，而作者也正是通过这四种行为进一步强化了祥林嫂的悲剧意义。应该说祥林嫂是具有反抗性的，然而这种“反抗性”足以让人闻之而涕落，足以让人陷入深重的反思，足以让人对祥林嫂增加更大的悲哀。面对被鲁镇厌弃的自己，此时的祥林嫂已经生活在“第二世界”中了，此时厌弃她的可能还有她自己，她很少再会遇到“生”之精神折磨了，她面临更多的是死之问题，所以她便本能地在死后将与儿子相见的愉悦和将被二夫一锯为二的极度痛苦中左右徘徊和挣扎，由于极度的矛盾与彷徨，便产生了“问”之愿望。所以最后这一“问”很难说带有反抗的意味。
　　综观以上两部作品，应该说是成功的伟大悲剧，但决不是英雄的悲剧，也决不是性格悲剧，而是她们那个特定时代的小人物偶然而又必然的命运悲剧。她们的悲剧不但但是个人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内心许下的一个确信无疑的承诺“只要遵循，必得善遇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