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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开启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一扇天窗。它不但冲击了冷战后的全球经济格局，也对国际政治秩序造成很大影响。危机大幕尚未落下，多方力量相互角逐，主要国家在进行深度调整，新秩序的真容一时难以窥见全貌。我们不妨撩开面纱一角，一览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脸”过程。
世界经济力量“东升西降”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危机中遭受重创，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战后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七国集团（G7）成立时，这些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的80%，在危机后只能守住半壁江山。
相对应的另一幅图景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份额迅速壮大，如今在总量上与昔日“权贵”形成分庭抗礼的架势。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了G7、G8等发达国家俱乐部，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力量。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贡献尤为卓越，不但被看作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而且成为经济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
通过彼此协调共同应对困境是人们的美好愿景，但金融危机却无情挤压了各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危机后，许多国家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各种保护主义势力强劲抬头，相互倾轧的恶性竞争开始主导国家间经济关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欧洲、日本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正在取代发达国家的内部竞争，成为矛盾的中心。欧盟成员国扩容将近一倍，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世界经济格局不再简单呈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逐渐演变为区域和国家集团的相互较量。此外，在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下，跨国公司资本开始回流，这将严重冲击那些依赖国际资本投资发展经济的新兴市场国家。种种迹象表明，金融危机正在挑战人们对于全球化进程不断演进的信念和预期。
金融危机还重新塑造着全球分工格局。长期以来，美国、欧洲、日本是世界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承担着工业生产环节，拉美、非洲、中东、澳大利亚负责提供资源和能源。这种旧分工格局在危机后逐渐被打破，世界经济正在进行重新平衡。发达国家试图提振国内制造业和工业出口，中国力主扩大内需、提高对世界最终商品的消费能力，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则努力推进工业化。世界经济再平衡不但关系到各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即将改变冷战后的国际分工链条，因此将是一个漫长、痛苦和不确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将超出商品贸易再平衡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范围，在服务贸易、货币金融体系、跨国公司治理等广泛领域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
世界产业格局也在金融危机后面临深刻调整，开始新一轮结构重组。目前主要国家都在加大对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投入，争取抓住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下一轮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不但发达国家正在利用技术优势开辟朝阳产业领地，而且新兴市场国家也在逐渐调整过度倚重传统产业和单纯追求GDP总量的发展模式，在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时尚领域增加政策扶植力度，争取拿到竞争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擂台门票。
服务业贸易化程度提高
传统服务业因其业务和人员流动受地域约束，贸易化程度较低，与实体工业生产之间的互动性较弱。本轮服务业的兴起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可贸易性飙升
金融危机引起世界对于传统制造业和虚拟经济平衡关系的反思，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资源的配置并没有向物质生产回归。人们看到了相反的画面：在商品贸易全球化扩张进程遇挫后，服务贸易全球化进程却逆势兴盛起来。尽管作为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提出振兴传统制造产业，以及出口五年翻番的经济再平衡战略，但目前看来这一目标更多只是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的口号。
事实上，金融危机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了有效动力，以物质生产为主的实体经济在其支柱产业中的分量进一步收缩，经济结构向更高端的服务业升级。有学者预测，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在新经济格局中的比重将继续下降，而服务贸易的比重到2020年至少将扩展一倍。
本轮服务业的兴起以知识创新为基础，与传统服务贸易拓展有着本质区别。传统服务业因其业务和人员流动受地域约束，贸易化程度较低，与实体工业生产之间的互动性较弱。由于互联网、传媒等知识技术创新，服务业的可贸易性飙升。
新服务业正在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振兴经济的战略支柱产业。中国等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轮危机中有可能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同向、同步调整，部分传统实体制造业继续转向产业链条更为低端的发展中国家。
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将深刻改变实体产业与服务业的传统关系。美欧发达国家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基于高端服务业的新贸易和工业体系。这一体系通过互联网、医疗、金融、传媒、软件开发、语音应用、网络信息安全等服务业，拉动页岩气、新能源、环保、智能制造等新兴工业部门。为配合新工业体系的运转，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TPP和TTIP等平台，构建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打压传统制造业获利空间的国际规则，其中包括更为严苛的技术、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新工业体系和国际规则的相应变化，可能将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模式。发达国家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新兴服务业创造知识经济等无形产品引导人们的喜好，用各种创意概念控制世界“再工业化”进程，继续主导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
高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相关主题文章删编而成。
世界经济力量“东升西降”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危机中遭受重创，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战后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七国集团（G7）成立时，这些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的80%，在危机后只能守住半壁江山。
相对应的另一幅图景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份额迅速壮大，如今在总量上与昔日“权贵”形成分庭抗礼的架势。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了G7、G8等发达国家俱乐部，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力量。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贡献尤为卓越，不但被看作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而且成为经济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
通过彼此协调共同应对困境是人们的美好愿景，但金融危机却无情挤压了各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危机后，许多国家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各种保护主义势力强劲抬头，相互倾轧的恶性竞争开始主导国家间经济关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欧洲、日本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正在取代发达国家的内部竞争，成为矛盾的中心。欧盟成员国扩容将近一倍，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世界经济格局不再简单呈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逐渐演变为区域和国家集团的相互较量。此外，在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下，跨国公司资本开始回流，这将严重冲击那些依赖国际资本投资发展经济的新兴市场国家。种种迹象表明，金融危机正在挑战人们对于全球化进程不断演进的信念和预期。
金融危机还重新塑造着全球分工格局。长期以来，美国、欧洲、日本是世界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承担着工业生产环节，拉美、非洲、中东、澳大利亚负责提供资源和能源。这种旧分工格局在危机后逐渐被打破，世界经济正在进行重新平衡。发达国家试图提振国内制造业和工业出口，中国力主扩大内需、提高对世界最终商品的消费能力，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则努力推进工业化。世界经济再平衡不但关系到各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即将改变冷战后的国际分工链条，因此将是一个漫长、痛苦和不确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将超出商品贸易再平衡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范围，在服务贸易、货币金融体系、跨国公司治理等广泛领域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
世界产业格局也在金融危机后面临深刻调整，开始新一轮结构重组。目前主要国家都在加大对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投入，争取抓住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下一轮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不但发达国家正在利用技术优势开辟朝阳产业领地，而且新兴市场国家也在逐渐调整过度倚重传统产业和单纯追求GDP总量的发展模式，在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时尚领域增加政策扶植力度，争取拿到竞争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擂台门票。
服务业贸易化程度提高
传统服务业因其业务和人员流动受地域约束，贸易化程度较低，与实体工业生产之间的互动性较弱。本轮服务业的兴起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可贸易性飙升
金融危机引起世界对于传统制造业和虚拟经济平衡关系的反思，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资源的配置并没有向物质生产回归。人们看到了相反的画面：在商品贸易全球化扩张进程遇挫后，服务贸易全球化进程却逆势兴盛起来。尽管作为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提出振兴传统制造产业，以及出口五年翻番的经济再平衡战略，但目前看来这一目标更多只是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的口号。
事实上，金融危机为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了有效动力，以物质生产为主的实体经济在其支柱产业中的分量进一步收缩，经济结构向更高端的服务业升级。有学者预测，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在新经济格局中的比重将继续下降，而服务贸易的比重到2020年至少将扩展一倍。
本轮服务业的兴起以知识创新为基础，与传统服务贸易拓展有着本质区别。传统服务业因其业务和人员流动受地域约束，贸易化程度较低，与实体工业生产之间的互动性较弱。由于互联网、传媒等知识技术创新，服务业的可贸易性飙升。
新服务业正在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振兴经济的战略支柱产业。中国等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轮危机中有可能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同向、同步调整，部分传统实体制造业继续转向产业链条更为低端的发展中国家。
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将深刻改变实体产业与服务业的传统关系。美欧发达国家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基于高端服务业的新贸易和工业体系。这一体系通过互联网、医疗、金融、传媒、软件开发、语音应用、网络信息安全等服务业，拉动页岩气、新能源、环保、智能制造等新兴工业部门。为配合新工业体系的运转，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TPP和TTIP等平台，构建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打压传统制造业获利空间的国际规则，其中包括更为严苛的技术、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新工业体系和国际规则的相应变化，可能将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模式。发达国家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新兴服务业创造知识经济等无形产品引导人们的喜好，用各种创意概念控制世界“再工业化”进程，继续主导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
高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相关主题文章删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