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正是这场深刻革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开拓前进的鲜明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全面性社会变革，需要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哲学人文学科的多个角度加以深入研究，以深入揭示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且具有厚重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既具有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性，又具有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治理的特殊性；既需要借鉴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大国治理的某些成功经验，又必须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着力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之路。无疑，这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而又内涵十分丰富的重大研究任务，是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重大研究课题。新时代呼唤哲学社会科学者深入研究、潜心探索，拿出更多高品质的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指导、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变革。青年博士、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张雅勤的专著《公共性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治理》），正是这样一部适应时代呼唤和实践需要的精品力作。该书深入探索和阐发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既具有阐释历史叙事的厚重学理基础，又具有指导改革实践的鲜明现实导向。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明，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公共性”，促进国家机构服务于社会、服从于社会，进而实现国家权力回归于社会，这是国家发展的大逻辑，也是现代国家治理要着力解决的“元问题”。以“公共性”为坐标深入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深入回答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元问题”，这正是《治理》一书所遵循的基本研究理路。正是由于作者牢牢把握住了这条正确的研究路线，从学理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的高度深入回答了何谓国家治理的公共性、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性的基本价值问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领域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第一，深入比较现代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科学定位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目标。
　　国家问题历史悠久。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性话题，又是一个深远的历史性话题。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从现代国家治理的悠久历史中总结经验、梳理得失，才能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科学定位和自觉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治理》一书作者正是这样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比较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审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变革。本书通过对现代国家治理历史的追溯与反思，得出结论：在所有政治命题中，国家治理问题无疑处于非常重要、甚至十分关键的地位。西方工业革命，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河，西方发达国家在如何治理国家上也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熟的经验，有的经验甚至可供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借鉴；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实质上发生了价值分裂，走上了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极端化道路。这种弊端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就是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重效率而轻公平、重契约而轻道德等“公共性失落”现象。“现代化内在价值的分裂与冲突，导致公共领域萎缩与异化，造成了现代社会文明的危机。”这样一种弊端，正是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变革中所要引以为戒和着力防止的。鉴于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经验教训，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须坚守公共性价值目标。何谓国家治理的“公共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公共性”价值的最好诠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一切国家机构运行的根本依据和根本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明确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国家治理的“公共性”价值目标，只有在这一价值目标统领之下，才能深入推进党政机构改革，顺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深入剖析国家运行中的“非公共性问题”，科学揭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指向。
　　问题是第一信号，是理论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把握事物规律、推进事物发展的根本依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这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国家机构及其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本质与职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明确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从根本意义上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治理》一书体现了鲜明的问题研究导向和问题分析方法。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既阅读借鉴了大量中外理论研究成果，从行政哲学、政治哲学等学术角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进行了厚重的学术梳理，建构起自己的学术研究框架，展露出独特的理论研究视角，又密切关注现实，对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透视与剖析，作为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公共价值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作者敏锐的现实研究视角。作者分析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后发型”，经历了一个向西方模仿学习再到自觉建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全能主义”理念下国家覆盖社会所有领域的管理体系向以法治化和制度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变，有效显现了国家治理模式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规律与逻辑，在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这两个最富活力的核心领域实现了创新性互动。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治理领域价值分裂与冲突也逐渐显露出来。这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快速增长中，贫富不均、公平缺失、利益冲突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之间的矛盾，以自我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生活的萎缩和公共精神的衰落。作者强调指出，正是在应对我们面临现实问题的层面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准确地把握现代性的完整内涵，在维护和实现公共价值的基点上构建起一种适应于时代潮流和中国国情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第三，深入探索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内核，科学规范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内涵。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建议，是《治理》一書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作者秉持和坚守的研究出发点。作者在大量借鉴西方公共治理学说的基础上，明确把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分为“道”和“术”两个层面的要素。所谓“道”，即国家治理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这就是包括公正、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责任等要素在内的“国家治理之道”；所谓“术”，即国家治理必须具备的基本要领，包括科学、效率、效益、技术、能力等要素在内的“国家治理之术”。治理之“道”统领治理之“术”，治理之“术”从属于治理之“道”。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就是要实现“治理之道”与“治理之术”的有机统一。
　　遵循“治理之道”与“治理之术”有机统一的治理逻辑，《治理》一书对具有公共性价值意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概括：（1）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2）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和实现全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3）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4）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治理的伦理内核是行政主体的公共精神；（5）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合作；（6）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治理的社会保障条件是公共生活的良性发展。这六条，既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更是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力坚持与实现的基本准则。从这六条基本准则出发，作者从价值、制度、组织、机制、伦理等向度，对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索，着重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公共性价值的四个最关键性问题：一是权力的公共性，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之“核”；二是职能的公共性，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之“道”；三是制度的公共性，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之“盾”；四是法治的公共性，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之“基”。由此构成了作者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特有范式。
　　相信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及其研究成果，将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富有价值的知识与智慧。
　　【责任编辑：刘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