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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琼/水彩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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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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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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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期
其他文献
文学是审美(艺术、形式)和学养(见识、思想)的融合与淬火。因此,在文学创作与研究科层细化、专业分化日趋严重的当下,亟须重提通人传统。专业分化虽是现代社会的大趋势,但文学的特性要求作家不仅不应沉溺于专业分割,更要从中超拔出来。人一旦被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被切割。要使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抵达更高的境界,作为创作与研究主体的"人",应是"通人",而不能沦为码文字的"专家"。部分当代作家文(创作)与学(研究)或显或隐的互动、互渗,可视为文、学兼通的人文余绪的某种回响和遗存,这里或许存在着重建文学与
2019年9月,美国当代艺术家马修·巴尼的新作《堡垒》首次在国内展出。在展览空间中,这部作品以最接近影院的配置与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蜻蜓之眼》形成明显对比。《堡垒》代表着当代录像艺术的极端电影化倾向,而《蜻蜓之眼》则代表着录像艺术对电影的戏仿和体制性批判。后者揭示出录像艺术一直以来存在的两种媒介批判路径——批判电视和电影。美国学者大卫·乔斯利特在有关白南准早期电视装置的研究中,将艺术家批判电视、网络和商品三位一体关系的美学定义为"病毒美学"。德国批评家鲍里斯·格罗伊斯则通过对比录像装置与电影的关系,
哲学与电影,两者在本体论层面上处于一种对抗关系。"洞穴"与"后窗"这两个隐喻则妥切地标识出这份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对抗。在那正在到来的"后电影状态"下,电影固然遭遇巨大挑战,然而哲学却并未胜出,那是因为对抗的双方隐在共享着相似的本体论预设。建立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成果上,我们应该拒斥"洞穴"与"后窗"所共享的本体论预设,并在两者之间构建一种"中间地带"的电影本体论。从这种新本体论的视野出发,电影研究将不再讨论电影"是"什么,而是以"追随行动者他们自身"作为研究进路。
石涛在清代并不具备今天的崇高地位,甚至被认为"名不出扬州"。他之所以成为今日之"石涛",源于民国时期的画史认知。本文以徐志摩、刘海粟的通信为线索,梳理石涛之民国声誉的建构,进而讨论画史认知的内在转向。在此基础之上,重点辨析该现象背后的民族主义话语与创造话语,指出"石涛"作为画史知识的生产对象,得益于民国时期的新生话语。其中,刘海粟、吕澂、汪亚尘等人的交往构成了一张互动的认知网络,交织着欧洲、日本乃至中国本土的知识生产,成为塑造石涛之民国声誉的重要力量。这表明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显性经验中,存
1938年,即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将辞别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林风眠号召青年学子们"为艺术战";1979年,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第二年,吴冠中在《美术》杂志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一文;2009年,高名潞的《意派论》出版,今日美术馆举办同名大型展览,此前一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这三个现代艺术观念和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带着"中西调和"的色彩,并与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和格林伯格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与纠缠。它们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重要时刻,其目
小埃·圣胡安的《超越后殖民理论》是当代世界超越后殖民理论的一次有益尝试。作者对于后殖民理论的批判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以革命斗争对抗话语实践。为达到此种对立,他只能将后殖民理论缩略为后现代的霍米·巴巴的理论,如此就导致了对于后殖民与后现代的片面理解。事实上,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是一致的,后殖民主义可以说是新殖民主义批判的一个阶段,两者在批评实践上难以截然区分,小埃·圣胡安的论述即是协调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理论的一个尝试。只有以协调代替对立,或许才能真正找到超越后殖民理论
基于中国加入WTO后市场开放和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现实背景，本文将产品市场开放和国有企业民营化置于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探讨在政府、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多方博弈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民营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民营化可能导致本国企业降低产量，其原因在于产权变化后的企业在决定产量时较少考虑维持就业等非利润因素，同时由于国外企业参与了竞争，减少了其垄断利润。接下来分析了技术创新、税率等因素的变化对均衡产出和企业利润的影响。最后给出了本文结论所蕴涵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