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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带着目的生活的。我们在去往工作的路上，我们在去往一场酒会的路上，并因此开始计划每天的生活。而那一天，我把自己从闲散的状态里唤醒，坐车绕过半座城，去往与舒国治见面的路上，也是为了展开一次有目的的谈话。“人们总带着实现目的的惯性，如同眼镜从鼻梁上滑落时惯性一扶的自然，但这样的目的不是我的目的。”谈话一开始，舒国治就声明了自己。
采访的惯性使然，我总在见面前粗略白描人物，然后循着谈话的路径，才开始明确勾勒这个人的线条。随着话题的延展添加色块，有的人浓重深红一身颜色关不住地流光溢彩，有的人淡雅清浅仿佛与雪白背景一色终于呵成一团空气。但这一场对话的奇异，让我不断抹去头脑中的线条，最终归于零点——舒国治，如此难以定义的人。
如同大部分长年笔耕的人，他身穿大号的朴拙衬衫，棉麻长裤，瘦削，目光平和，身体自然散发出一种闲散的气息，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他的手，那双手极大，手指很长，骨节分明看起来充满力度，即使长在他这样高瘦型的身体上，也有一种突兀的强调感，当他全身放松的坐在沙发上，他的所有动作都散落地仅通过手来表达。谈话也是惯常的闲聊，由得他以平缓的声调徐缓而来，让我一开始错将一切关于他的线条都磨得平滑，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个声称“60年来一直在玩”的男人是将他的沟壑与执拗深藏于话语的机锋之处的，话语中突如其来的逻辑跳跃形成的“缝隙”，走近看去，尽皆深不见底。
写着
“我是一个每天睡觉迟到的人，有时候规定好的时间去一个地方我多半是来不了，或者好不容易来了一看外面在排队入场，我肯定就溜了，然后在附近逛一逛，我完全没有进入到这个时代，之后一转眼我已经到了快60岁了。”
舒国治1952年生于台北市，是台湾第一代的文化界人，他自述相对于骆以军这样的台湾第二代更为削弱“家国”的概念，“我在还没有彻底兴建起来的城市边缘长大，自小便是终日闲晃，”甚至与杨德昌等同期生人相比，他也更为游离，是“站立在外面的人”——这外面或许来自于他自小不离手的武侠卷册，他从其中所悟的人生沧桑，“我自幼童即自纷纭武侠书中感知人生之沧桑，感知‘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等等，此皆可汩汩得自阅书之潜移默化过程，在十二、三岁之幼已竟其功。”
电影科毕业后，70年代中舒国治开始写作散文，以一篇《村人遇难记》获时报文学奖，引文坛人人侧目。这篇在文字功底及思维上受人推崇的文章，极富实验性：一个村子的堤坝上，来了一个陌生人，他站了一会然后坐了下来，一段时间后他离去，那些在农田里工作的村人们因为陌生人的来去有了种种心理反应，文中的陌生人以及每一个村人都没有名字，但那些最细微最难以言诉的反应，纵横交错彼此间达到高潮。冷静笔触之外，是幽浮在平静水面下的暗涌。
我总将这没有名字没有来由的“陌生人”看成是舒国治的写照，他就是这样莫名地走上一段长堤，没有闯入任何人的生活；或许也没有任何目的，甚至从不观察，但他影响了村人的心思，接下来他没有干扰地离去，来而又去的“身动心未动”，却引发村人的“心动”，形成了“难”。
走着
“要怎么看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变化莫名的时代，只能做我们的本份，就是这么一点点梦，这么一点点懒散，这么一点点糊涂、天真、纯真、傻，他慢慢地走到一个地方他来了干嘛他不知道，他没事，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三天三夜，也听了一点音乐，跟别人玩了一点泥巴，时代已经来临。”
80年代，舒志国便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人人视他作“文坛新星”，他却悄无声息地走了，一去美国7年，到如今，人人说他放弃时机，他只当好笑，“没有所谓的放弃。那个时代我也没把自己作为那样的新星。就比如你是一个广场上为人掏耳的人，有一天举办一个掏耳比赛，你得了冠军，然后你就是掏耳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然后你就要被人问，怎么能放弃新星这条路去捏脚呢？所以，没有新星这回事。”
他去美国，找来一辆车去开，走走停停。有时去给人的餐厅做短工，有时去电子公司帮忙做事，“开多长的时间，要往哪里去，我不像别人计算那么精确，我是去玩嘛。”车的后座很宽，可以很舒服地延展地睡觉，他就这样走过了美国44个州，“都是夏天出发，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不能选在冬天，不然可能就被雪陷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没有人会经过。”
后来的人总爱用“流浪”二字去表述他的这段旅程，然而这个笼统的词语所带有的自以为是的浪漫情怀似乎与他相去甚远，舒国治的旅程更像是一个小孩子要来一张纸，随性地作画，但他没有想过“画画”这两个字，甚至连“涂鸦”也没有想起过。“他可能是去找人，去寻找却没有找到，或者是他逃开，从一个地方逃走，然后越走越远，后来干脆不回去了”。这样的心境，让他从80年自台湾到美国，再次回到台湾时已是17年后。
到38岁回来的时候，他也没有急着去找一份事情做，因为发现活着并不是那么难，他也不急着用作品去卖钱，哪怕后来它发生了，也并不太想去顺着此事好好经营。1997年以《香港独游》获第一届华航旅行文学奖首奖，1998年以《遥远的公路》获第一届长荣寰宇旅行文学首奖，不觉中，“在路上”的状态已经成为舒国治的常态，树立了他旅行作者的身份，就这样走着已路经半个地球。
“旅途二字，意味着奔走不歇。它给人生不自禁地下了凄然的一面旁侧定义。不言旅途，人生似乎太过笃定，笃定得像是无有，又像是太过冗长。倘言旅途，则原本无端的人生，陡然间增出了几丝细弦，从此弹化出不尽的各式幻象，让人或驻足凝神，或掉头他顾。”
这份“驻足凝神”，让他就旅途而生的文字里对任何时间地点都有独特的见解，而这份简单精妙的解读，正是阅读者翘首以待的字句珠玑。
写及纽约，他有一句“纽约这高耸之造就，半在于水泥，半在于人心”；谈及瑞典“无声无臭之清静”，他拿莫扎特二十一号钢琴曲来作搭配的最好天籁；回顾英国之旅，他言道，“英国全境，只得萧简二字”，都是透骨的精准。
活着
他的文章里，《赖床》一篇实在让人爱不释手，“赖床，是梦的延续，是醒着来做梦。是明意识却又半清半朦地往下胡思滑想，却常条理不紊而又天马行空意识乱流东跳西迸地将心思涓滴推展……赖过床的脸，比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态，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遥想，却又不甚费力的那种遥想。” 种种文字皆自生活而来，梁文道等老友说他“最会生活的人”，如品茶“不妨玻璃杯泡龙井等江南嫩叶绿茶，淡淡而啜，已解渴干，也清喉龈”；行路“人能生得两腿，不只为了从甲地赶往乙地，更是为了途中”；饮酒“不需喝醉，最好只喝两杯，即有醉样；便是要此醉样，而不是要醉”，凡此种种，乃至吃食之人间大事，舒国治更为此著一本《台北小吃札记》，只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我不写美食，我只写花最少的钱能够活命的食物。佳良店家，如何能不珍惜？”以这份心境为台北小吃立传，此书早已成了人人去台湾寻觅街头巷尾浓厚人情味道的必备书目。
为了体验“作湖山一日主人，历唐宋百年过客”的心境，为了沾染一袭其他地方久已消失的唐宋氛韵，他去京都，为村家稻田，为小桥流水，就在那十来个场所长久地徘徊，站立良久，将自己比作“京都的门外汉”——人是可以更为优雅地活着的，纵是身在闹市，灵魂也可以离背景远一些。
那些关于他只言片语的报道，总爱标榜他的“家徒四壁”与“永远1000元的存款”，着墨于“无房无车无积蓄”的生涯和“浪迹天涯”的情怀，用这样的方式去暗合阅读人的喜好，好像必得是沉于生活低端之人的卓绝品味，方能唤起人们的品赏把玩之心，实在大可不必。舒国治虽无房，也租一间小屋在台北最好的位置；虽无车，清晨起来就沿街散步就是他的习惯使然；无电视、无常人所认为的必需品，那是因在他眼中，这些并非必需。但凡稿费入账，首要事情，必是去到台北最好的场所，邀三五友，开一瓶私藏的红酒，先享受再言其它。于他，这一切不过是“活着”二字。
且听他一言：“人有多大的田地就种多少东西，有人种粮食，有人种鸦片。我只有一方薄田，幸而上面的土还没有被破坏，随时都能长出草来，虽然有时候下着雪，但我就把它当做是一次等待。”
对话舒国治
优雅Grace：总看你文章里写你拥有清晨5点回家的美好，现在还在延续这样的夜晚生活吗？
“我的夜晚和白天一样，是看我要干什么，外头还有得干。比如你在聊天，到夜里10点的时候就想时间太晚了，该结束了，这就是正常的。但对于我，要是谈兴未减，就到了天亮了。
有的小馆就为了这样的目的，一直开到天亮。台北市的一个小咖啡馆，晚上8、9点钟才开，开到2、3点钟。它的名字叫“后现代坟场”，80年代之后，言必谈“后现代”，他就要把后现代送入坟场。后来改了名字叫‘操场’，张震、陈珊妮的老公都做了这家店的股东，也都是为了把它留下来。我也时常去，有时遇见老友，就聊多一些。”
优雅Grace：去美国的7年，走走停停之间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我是觉得那是公路的旅程，就是在玩。玩的心情是很多重，觉得有意思就是玩，不能说去打保龄球是玩，坐在家里看报就不是玩。有人坐在那里啃一个鸡脚，一啃啃了半个小时，别人来骂说这鸡脚什么嚼头都没有了，你这样傻不傻。哪里傻呢？他就是在玩呢。有人对你说，你这杯茶都泡了半个小时了，要不要换一杯，不要，我就是爱喝淡茶，这就是自己在玩，耍得很开心。”
优雅Grace：现在的年轻人总爱幻想辞职然后去旅行，你的经历恰好打动了他们。
“我不太喜欢做乏味的累的工作，我偶尔喜欢逃避我受不了的工作，不是不喜欢工作，是不喜欢做委屈自己的工作。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一旦有了麻烦，就会要拖很长的时间，费很大的功夫。有产能，但并不一定有很高的产量，那就尽可能提高自己的产值。台北有个诚品书店，我不常常去，但有时候去，看到把我几年前的东西又摆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我当然会很高兴。”
优雅Grace：人生有没有突然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想太多才会没有安全感。人喝醉酒那种朦胧的状态，和小孩子、和年轻人的那种朦胧的状态相近，莽莽撞撞，不去想太多，想太多就会让人觉得不安全，我很安全。”
采访的惯性使然，我总在见面前粗略白描人物，然后循着谈话的路径，才开始明确勾勒这个人的线条。随着话题的延展添加色块，有的人浓重深红一身颜色关不住地流光溢彩，有的人淡雅清浅仿佛与雪白背景一色终于呵成一团空气。但这一场对话的奇异，让我不断抹去头脑中的线条，最终归于零点——舒国治，如此难以定义的人。
如同大部分长年笔耕的人，他身穿大号的朴拙衬衫，棉麻长裤，瘦削，目光平和，身体自然散发出一种闲散的气息，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他的手，那双手极大，手指很长，骨节分明看起来充满力度，即使长在他这样高瘦型的身体上，也有一种突兀的强调感，当他全身放松的坐在沙发上，他的所有动作都散落地仅通过手来表达。谈话也是惯常的闲聊，由得他以平缓的声调徐缓而来，让我一开始错将一切关于他的线条都磨得平滑，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个声称“60年来一直在玩”的男人是将他的沟壑与执拗深藏于话语的机锋之处的，话语中突如其来的逻辑跳跃形成的“缝隙”，走近看去，尽皆深不见底。
写着
“我是一个每天睡觉迟到的人，有时候规定好的时间去一个地方我多半是来不了，或者好不容易来了一看外面在排队入场，我肯定就溜了，然后在附近逛一逛，我完全没有进入到这个时代，之后一转眼我已经到了快60岁了。”
舒国治1952年生于台北市，是台湾第一代的文化界人，他自述相对于骆以军这样的台湾第二代更为削弱“家国”的概念，“我在还没有彻底兴建起来的城市边缘长大，自小便是终日闲晃，”甚至与杨德昌等同期生人相比，他也更为游离，是“站立在外面的人”——这外面或许来自于他自小不离手的武侠卷册，他从其中所悟的人生沧桑，“我自幼童即自纷纭武侠书中感知人生之沧桑，感知‘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等等，此皆可汩汩得自阅书之潜移默化过程，在十二、三岁之幼已竟其功。”
电影科毕业后，70年代中舒国治开始写作散文，以一篇《村人遇难记》获时报文学奖，引文坛人人侧目。这篇在文字功底及思维上受人推崇的文章，极富实验性：一个村子的堤坝上，来了一个陌生人，他站了一会然后坐了下来，一段时间后他离去，那些在农田里工作的村人们因为陌生人的来去有了种种心理反应，文中的陌生人以及每一个村人都没有名字，但那些最细微最难以言诉的反应，纵横交错彼此间达到高潮。冷静笔触之外，是幽浮在平静水面下的暗涌。
我总将这没有名字没有来由的“陌生人”看成是舒国治的写照，他就是这样莫名地走上一段长堤，没有闯入任何人的生活；或许也没有任何目的，甚至从不观察，但他影响了村人的心思，接下来他没有干扰地离去，来而又去的“身动心未动”，却引发村人的“心动”，形成了“难”。
走着
“要怎么看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变化莫名的时代，只能做我们的本份，就是这么一点点梦，这么一点点懒散，这么一点点糊涂、天真、纯真、傻，他慢慢地走到一个地方他来了干嘛他不知道，他没事，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三天三夜，也听了一点音乐，跟别人玩了一点泥巴，时代已经来临。”
80年代，舒志国便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人人视他作“文坛新星”，他却悄无声息地走了，一去美国7年，到如今，人人说他放弃时机，他只当好笑，“没有所谓的放弃。那个时代我也没把自己作为那样的新星。就比如你是一个广场上为人掏耳的人，有一天举办一个掏耳比赛，你得了冠军，然后你就是掏耳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然后你就要被人问，怎么能放弃新星这条路去捏脚呢？所以，没有新星这回事。”
他去美国，找来一辆车去开，走走停停。有时去给人的餐厅做短工，有时去电子公司帮忙做事，“开多长的时间，要往哪里去，我不像别人计算那么精确，我是去玩嘛。”车的后座很宽，可以很舒服地延展地睡觉，他就这样走过了美国44个州，“都是夏天出发，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不能选在冬天，不然可能就被雪陷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没有人会经过。”
后来的人总爱用“流浪”二字去表述他的这段旅程，然而这个笼统的词语所带有的自以为是的浪漫情怀似乎与他相去甚远，舒国治的旅程更像是一个小孩子要来一张纸，随性地作画，但他没有想过“画画”这两个字，甚至连“涂鸦”也没有想起过。“他可能是去找人，去寻找却没有找到，或者是他逃开，从一个地方逃走，然后越走越远，后来干脆不回去了”。这样的心境，让他从80年自台湾到美国，再次回到台湾时已是17年后。
到38岁回来的时候，他也没有急着去找一份事情做，因为发现活着并不是那么难，他也不急着用作品去卖钱，哪怕后来它发生了，也并不太想去顺着此事好好经营。1997年以《香港独游》获第一届华航旅行文学奖首奖，1998年以《遥远的公路》获第一届长荣寰宇旅行文学首奖，不觉中，“在路上”的状态已经成为舒国治的常态，树立了他旅行作者的身份，就这样走着已路经半个地球。
“旅途二字，意味着奔走不歇。它给人生不自禁地下了凄然的一面旁侧定义。不言旅途，人生似乎太过笃定，笃定得像是无有，又像是太过冗长。倘言旅途，则原本无端的人生，陡然间增出了几丝细弦，从此弹化出不尽的各式幻象，让人或驻足凝神，或掉头他顾。”
这份“驻足凝神”，让他就旅途而生的文字里对任何时间地点都有独特的见解，而这份简单精妙的解读，正是阅读者翘首以待的字句珠玑。
写及纽约，他有一句“纽约这高耸之造就，半在于水泥，半在于人心”；谈及瑞典“无声无臭之清静”，他拿莫扎特二十一号钢琴曲来作搭配的最好天籁；回顾英国之旅，他言道，“英国全境，只得萧简二字”，都是透骨的精准。
活着
他的文章里，《赖床》一篇实在让人爱不释手，“赖床，是梦的延续，是醒着来做梦。是明意识却又半清半朦地往下胡思滑想，却常条理不紊而又天马行空意识乱流东跳西迸地将心思涓滴推展……赖过床的脸，比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态，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遥想，却又不甚费力的那种遥想。” 种种文字皆自生活而来，梁文道等老友说他“最会生活的人”，如品茶“不妨玻璃杯泡龙井等江南嫩叶绿茶，淡淡而啜，已解渴干，也清喉龈”；行路“人能生得两腿，不只为了从甲地赶往乙地，更是为了途中”；饮酒“不需喝醉，最好只喝两杯，即有醉样；便是要此醉样，而不是要醉”，凡此种种，乃至吃食之人间大事，舒国治更为此著一本《台北小吃札记》，只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我不写美食，我只写花最少的钱能够活命的食物。佳良店家，如何能不珍惜？”以这份心境为台北小吃立传，此书早已成了人人去台湾寻觅街头巷尾浓厚人情味道的必备书目。
为了体验“作湖山一日主人，历唐宋百年过客”的心境，为了沾染一袭其他地方久已消失的唐宋氛韵，他去京都，为村家稻田，为小桥流水，就在那十来个场所长久地徘徊，站立良久，将自己比作“京都的门外汉”——人是可以更为优雅地活着的，纵是身在闹市，灵魂也可以离背景远一些。
那些关于他只言片语的报道，总爱标榜他的“家徒四壁”与“永远1000元的存款”，着墨于“无房无车无积蓄”的生涯和“浪迹天涯”的情怀，用这样的方式去暗合阅读人的喜好，好像必得是沉于生活低端之人的卓绝品味，方能唤起人们的品赏把玩之心，实在大可不必。舒国治虽无房，也租一间小屋在台北最好的位置；虽无车，清晨起来就沿街散步就是他的习惯使然；无电视、无常人所认为的必需品，那是因在他眼中，这些并非必需。但凡稿费入账，首要事情，必是去到台北最好的场所，邀三五友，开一瓶私藏的红酒，先享受再言其它。于他，这一切不过是“活着”二字。
且听他一言：“人有多大的田地就种多少东西，有人种粮食，有人种鸦片。我只有一方薄田，幸而上面的土还没有被破坏，随时都能长出草来，虽然有时候下着雪，但我就把它当做是一次等待。”
对话舒国治
优雅Grace：总看你文章里写你拥有清晨5点回家的美好，现在还在延续这样的夜晚生活吗？
“我的夜晚和白天一样，是看我要干什么，外头还有得干。比如你在聊天，到夜里10点的时候就想时间太晚了，该结束了，这就是正常的。但对于我，要是谈兴未减，就到了天亮了。
有的小馆就为了这样的目的，一直开到天亮。台北市的一个小咖啡馆，晚上8、9点钟才开，开到2、3点钟。它的名字叫“后现代坟场”，80年代之后，言必谈“后现代”，他就要把后现代送入坟场。后来改了名字叫‘操场’，张震、陈珊妮的老公都做了这家店的股东，也都是为了把它留下来。我也时常去，有时遇见老友，就聊多一些。”
优雅Grace：去美国的7年，走走停停之间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我是觉得那是公路的旅程，就是在玩。玩的心情是很多重，觉得有意思就是玩，不能说去打保龄球是玩，坐在家里看报就不是玩。有人坐在那里啃一个鸡脚，一啃啃了半个小时，别人来骂说这鸡脚什么嚼头都没有了，你这样傻不傻。哪里傻呢？他就是在玩呢。有人对你说，你这杯茶都泡了半个小时了，要不要换一杯，不要，我就是爱喝淡茶，这就是自己在玩，耍得很开心。”
优雅Grace：现在的年轻人总爱幻想辞职然后去旅行，你的经历恰好打动了他们。
“我不太喜欢做乏味的累的工作，我偶尔喜欢逃避我受不了的工作，不是不喜欢工作，是不喜欢做委屈自己的工作。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一旦有了麻烦，就会要拖很长的时间，费很大的功夫。有产能，但并不一定有很高的产量，那就尽可能提高自己的产值。台北有个诚品书店，我不常常去，但有时候去，看到把我几年前的东西又摆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我当然会很高兴。”
优雅Grace：人生有没有突然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想太多才会没有安全感。人喝醉酒那种朦胧的状态，和小孩子、和年轻人的那种朦胧的状态相近，莽莽撞撞，不去想太多，想太多就会让人觉得不安全，我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