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13日，广岛一个漆黑的夜晚。按照当地习俗，人们正为死去的亲人放河灯。一个年轻的父亲站在江边，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可是医生告诉他，孩子患有先天智障，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在河灯上写下孩子的名字“大江光”，心里默念：就让孩子安息吧。然而很快，这个念头被打消。那一晚，他在江边发誓：要和大江光一起活下去。
　　43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个年轻的父亲已成为71岁的老人，他来到了中国，在北京他演讲的题目是《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个勇敢的父亲，就是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
　　回首往事，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但这种骄傲并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而是因为他终于能够和儿子大江光一起活到了今天。给他力量的正是那道始于绝望的希望之光。2006年9月12日，距离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来到中国的大江又做了一件勇敢而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江来到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只有两岁。从门口的“和平钟”到陈列馆门口的张纯如像，从遇难者“300000”的数字到“万人坑”……大江神色凝重，一言不发。在到达用铜浇铸的大屠杀幸存者脚印旁时，大江走得特别小心，惟恐踩着那些脚印。
　　为无言者倾诉，替受害者代言，不管加害者来自于权力、社会还是命运本身，这一直是大江作品的主题。他总是谦虚地把自己列在日本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家”的最末尾。他经常这样问自己：你体验过被山羊啃食的圆白菜的痛苦吗?他最著名的作品《个人体验》就是从一个受害者的视角，体验命运的艰辛，体验从绝望中孕育的希望。这种“个人体验”实际上早就超越了个人的范畴。
　　人们很难把美妙的音乐与一个脑瘫、癫痫、弱视、只有四岁儿童的语言能力的人联系起来。然而，大江健三郞和他的儿子大江光却创造了奇迹。光五岁的时候开始对鸟叫声感兴趣，大江便买了所有鸟叫的唱片和儿子一起听。光六岁那年夏天，大江带儿子去度假。在湖边，鸟儿开始鸣叫。突然间，一个清晰、平静的声音说：“那是一只秧鸡。”
　　这是奇迹的开始。随后，大江夫妇请来老师教儿子音乐。16岁时，大江光双目几乎完全失明，但在母亲的指导下，他学会了作曲。20岁时，大江光出版了两张自己的原创古典音乐唱片，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对唱片赞不绝口。1994年。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带着光到瑞典参加授奖仪式。一家报纸在他们身着燕尾服的照片下方写着：“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天才儿子。”
　　儿子是大江生命的延续，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不仅是大江给自己儿子的疗伤药，更是对他本人和日本社会的疗伤药。2006年9月9日，大江在北京演讲时专门谈到了鲁迅。“我非常喜欢《故乡》结尾处的那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新人，也就是弦子们。”不过，在他看来，新人并不一定指年轻人，也包括脱掉旧外套的老人，甚至包括他自己。
　　大江的“新人观”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一个日本留学生提问：为什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必须从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现在日本新的繁荣不是把战败的痕迹一扫而光了嘛。大江回答说：“你还年轻，你的历史中还没有失败的经验吧?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知道，除了失败的教训之外不想学别的了。我附带说一句，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不是已经并不年轻了吗?”
　　大江这次来中国曾几次提起“自己已经是一位71岁的老人。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这听起来让人难免有些惆怅。但正如大江本人所说，为了那个能够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为了把对未来的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和东京的年轻人，他便把他那尊老迈之躯运到了北京。他说在有生之年，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
　　在演讲中，这位追求希望之光的老人说：“我们要改变现在这种毫无反省的状态。我要把它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卫宪法第九条、保卫教育基本法的运动中。已经有老年、壮年、青年和妇女等有觉悟的日本人走在了这条道路上。诚然，我们所面对的是猛烈的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