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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身上被人们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签：
国学大师、 哲学家、教育家、 新儒家开山鼻祖、中国最有骨气的人、最后的儒家等等……
梁钦宁却一直在试图发现这些标签背后的一个被掩盖、被埋没了真实的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在重庆上清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开展，这是梁钦宁第四次到重庆，“第一次来是2011年，我陪同崔健来到重庆，在人民大礼堂嗨了一场摇滚乐。演出期间，我去了一趟北碚北温泉寻访勉仁中学，恍惚回到祖父的那一段时光。”
“重庆对于祖父也许算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作为乡村建设的先驱，他先后在这里创办了勉仁中学、勉仁学院、勉仁文学院 ；作为文化学者，他在这里完成了其代表作《中国文化要义》；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民盟主要负责人，他一直竭尽全力调停国共和谈。他的所作所为得到美国的调停代表马歇尔将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的认可，齐赞他是‘中国的圣雄甘地’。”
梁漱溟曾在王若水的著述《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的扉页上，为梁钦宁题了一行字：“我愿你成为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在梁钦宁看来，这句出自《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序言的话，也正是祖父一生的真实写照。
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
1964年夏，梁钦宁出生，“钦宁”是祖父梁漱溟亲自取的，向列宁致敬之意，其时梁漱溟已年届七十。梁家又一个嫡孙诞生，梁漱溟心情不错，也和小孙子亲近。“祖父经常带我们出去玩，他日记里面常有‘挈元、挈东、挈宁’的字样，就是带我哥哥、钦东哥和我出去玩的意思。他当时身体好，我两三岁，有时候还是要人抱的。经常是上午去一个公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去另一个公园。”
梁钦宁的父亲梁培宽在中科院工作，母亲在北大人事处。“祖父住鼓楼，我们住北大，十六七公里，他有时就来看我们一眼，看了就走。他把这些也写在了日记里—‘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小宁，顽皮犹昔’。”
“祖父对物质要求及其简单，他从19岁开始吃素，坚持散步、习拳。他喜安静，时常独自在家踱步，长久不发一言。每日读书，写字，沉思”，梁钦宁回忆，祖父梁漱溟看书不拘一格，甚至还购入当时才兴起的计算机知识读物，也曾跟着广播自学俄语。
梁钦宁记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冲进什刹海小铜井胡同2号的梁家老宅里，把字画书籍付之一炬，包括梁启超、蔡元培、徐悲鸿给的东西。梁漱溟对之超然，在日记里写到，“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此后梁家搬到宅子的南房小屋里。长大后，梁钦宁曾向祖父问起这桩往事，梁漱溟淡然地说了三个字：“不生气”，梁钦宁追问“为什么”，“他们都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呀”。由此可见，佛家待人宽恕和儒家对己的“不迁怒，不贰过”，已经融入了梁漱溟的生命。
君子行不言之教
“我觉得我们家传承的，对我最受用的，就是对我们非常宽放，”梁钦宁说，“祖父其实跟我父亲和叔叔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父亲和叔叔常年被寄养在亲戚家里，他的家教非常简单，非常有效。”梁钦宁举了一个例子，父亲梁培宽（梁漱溟长子）小学时仅有一次考试不及格，补考通知书让祖父看到了，一言未发就交给了父亲，这是让父亲自己知道，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要负责任。于是父亲认真复习，考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从此以后非但再也没有功课不及格，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很出色，最后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就是梁漱溟“君子行不言之教”的践行。
“宽放”的家风更延至孙辈。让梁钦宁记忆尤为深刻的是，他大学时迷上风靡一时的迪斯科，一个夏日午后，祖父正在客厅踱步，“我放下书包，兴高采烈地来到他面前，演练我新学的迪斯科舞。我伸臂蹬腿，左摇右摆，扭着臀部。舞毕，我便向祖父发问，祖父，喜欢吗？”梁钦宁回忆道，他知道祖父对这些小孩的玩意不感兴趣，但还是想从他口中知道对年轻人行为的看法，“祖父只是莞尔一笑，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言道，你喜欢就好！”祖父的回答令梁钦宁很意外，那个时代，对迪斯科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而祖父梁漱溟对年轻人的举止虽不认同但能理解，说的话让人感受到他的包容。“令我意外和感动，更影响了我，对待新事物，都本着开明、平和、宽容的态度。”
“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梁漱溟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这样写到。其时，乃至今日，这样开放、自由的话语仍让人动容。“愿意做什么就自己去做，你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可以选择”，梁钦宁说，祖父和父亲几乎不反对他做任何事。大学时，梁钦宁迷上了摇滚乐。当年他拿着祖父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他和朋友们甚至组建了中国第一批乐迷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1988年，梁钦宁大学毕业，父亲梁培宽给他联系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他却没有去—他选择了和崔健一起过摇滚的生活，担任崔健的演出策划，一起玩了五年。“母亲曾一再提醒我最好是去做律师，因为我学的是法律，但是我觉得我喜欢摇滚，我母亲、父亲也没有再说什么。自由，尊重人的天性，我觉得这是祖父教育思想对我们家最大的影响。”
而梁漱溟的父亲、梁钦宁的曾祖父梁济，曾做过义塾老师、王公贵族府中的家庭教师、官员的秘书，40岁当上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后来参与修撰皇家档案。1906年，他被调往巡警部（不久改为民政部），任外城教养总局、分局两局的总办委员，筹划罪犯教育等事宜，此后断断续续做了些小官。梁济对子女的教育，有着超越那个时代的开明：长子焕鼐入京师译学馆，后赴日本学习商业，而商业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接受新式教育，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898年，次子梁漱溟开蒙，梁济没让他读《四书五经》，却是和几家亲戚共同请了教师在家讲授世界地理常识《地球韵言》。次年，梁漱溟就被父亲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兼学中英文。 梁漱溟曾在手札里写到，梁济对孩子极其宽容，几乎从不以严肃的神情面对孩子。14岁后，梁漱溟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与传统士大夫的严厉家教相反，梁济有意识地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有目的地鼓励他们发展那些不同于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
起先梁漱溟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很有些像他年轻时的作为；两人谈论起时事也往往意见相合，所以梁济曾给儿子取字“肖吾”，意为“像我”。进入民国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却一如既往好谈，于是不免不欢而罢。有时梁济已经睡下了，儿子还站在床前大声说个不停，他也并不喝止。许多年后梁漱溟写过一篇《思亲记》，回忆他与父亲之间的往事，他说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之处，父亲并不“施教”，而是由着他“主动地瞎撞”，“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见过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地信任或放任”。
“1911年，祖父梁漱溟从顺天高等学堂毕业，不久，开始自学佛典”，梁钦宁拿出珍藏的祖父中学毕业照，梁漱溟身穿其兄梁焕鼐从日本带回的风衣，“这是我见过祖父最时髦的照片”。次年，祖父开始素食，并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僧。1916年《东方杂志》6、7、8期连载发表了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成名。
“祖父在这篇文章里，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崇佛法，也因为这篇文章，祖父结识了熊十力、梁启超、蒋百里先生这些挚友，更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面请他来北大哲学门任教”，梁钦宁说，祖父其时还在做民国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大半年后，祖父才赴北大就任，是当时北大罕有以高中文凭任职的教员。赴任当天，祖父于校长室拜见蔡元培和陈独秀，他开门见山问道：“你们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表示不反对，“我祖父接着说，我不但不反对，我来北大就是要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
历经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他奉行“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态度，只批林不批孔，他本人也受到严厉批判达数月之久。1974年9月23日当会议主持人问梁漱溟对于大家的批判有何感想时，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这个世界会好吗
1918年冬，梁漱溟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梁济说去亲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临行前有了和儿子那段著名的问答。梁济问：“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脱口而答，“会好的，相信世界会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三天后，梁济投净业湖（积水潭）自尽，留下遗书（笔）《敬告世人书》。“我觉得这件事对祖父影响很大，是促使他出佛入儒的原因之一，”梁钦宁说，“因曾祖遗书中所说的‘国性’，祖父开始注意民族精神的重要。”梁漱溟认为违背民族精神所做的一切建国努力必然效果不彰，他曾对学生说，其父给他的印象太深，使他“非为社会问题拼命不可”。梁济之死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陈独秀、李大钊、徐志摩等人纷纷著文评述，敬佩“他那种救济社会坠落的勇气和真诚纯洁的精神”。挚友彭翼仲更是出资作铭立碑。此碑的正面面向净业湖，上面刻有“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处”十个大字。1966年8月25日，此碑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梁漱溟的后人和彭翼仲的后人正在向有关部门呼吁希望能够复建此碑，以追思感念先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梁钦宁念了一小段梁漱溟当时就“火烧赵家楼事件”所发表的《论学生事件》：“我以为这实在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除了仰脸的横行和低头的顺受，再不会事事持自己的意思，同时亦能顾及别人的意思。国民的这个毛病一日不改正，将一日不能运用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一论点，与胡适毕生提倡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狂飙突进的1919年，这是非常难得的、冷静的、独立之思考，闪耀着反对专制、正义与人性的智慧，堪称先行者，却也注定了祖父的孤独。”言及此，梁钦宁眼里似乎有光在闪动。
梁漱溟在北大期间，结交了李大钊、张申府等挚友，也因杨昌济的缘故，和毛泽东有了一些交往，对胡适，梁漱溟则称他们“和而不同”。“当时的北大，云集新派旧派各路学者，我祖父很尴尬”，梁钦宁这样理解祖父在北大的时期。他“接近新派，新派几句话一骂，嘁里咔嚓就把旧派干趴下了，但同时，他也在深刻地反省思考旧派思想和学问，从印度哲学、从世界文化的高度来看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以他也被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这个世界能不能往好里改。”
“祖父在北大期间，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梁钦宁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此后不久，梁漱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名声大噪，“因这部著作，在三十年代梁漱溟被西洋人认为是中国唯一的哲学家”，这是缘于他创见性提出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些都是世界性而不是地域性的文化。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一是精神生活，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一是社会生活，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一是物质生活，如饮食起居。人遇到问题无非三种，应对问题的态度也有三种：向前求、反求诸己、取消问题。一旦时移势易，“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以完成第二期文化，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人生思想，也从西方哲学，经过印度宗教，回归中国学问，“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脑海中巡回了一次”。
1924年夏天梁漱溟辞别了北大，“因为北大的教育理念和他自己所思想的不一样了”，梁钦宁说，“他要去了山东筹备曲阜大学，熊十力先生说你走，我跟你一起，于是辞了北大的职务偕往，有一些学生跟着他们就过去了，那个时代的友谊很有意思。” 还是一个普通人
祖母陈树去世后，梁漱溟搬入复兴门外木樨地的“部长楼”，梁钦宁回忆，祖父住的那间房，“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隔壁门栋，对门是丁玲”。
“祖父对孙辈的教育方式挺有意思，”梁钦宁回忆，“我上小学以后，有一次祖父给我的哥哥和堂哥买了本《青年卫生知识》，亲手包上书皮，写上字：‘青春期卫生附钦元、钦东存读’，还写了张便签：‘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注意上选择地看或读。不必挨次序，随遍数增加，自然会慢慢地都全部通看了。收到此书后，钦东先送交钦元看，因在年齿上，钦元最需要看此书，钦东可以后看。’”
后来梁钦宁再大一些，写信向祖父请教个问题，他回复，“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义亦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为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1981年7月12日。”
劝诫孙辈“不贪”，皆因其时梁钦宁的堂哥梁钦东在祖父家陪住，常常读书至凌晨。“祖父说看书也不必贪”。梁漱溟有时会跟孙辈们聊及北大时期、邹平乡村建设、国共和谈、勉仁书院……此时他的身体已不比从前，儿孙轮流“值班”陪着他。梁钦宁还记得，祖父拒绝了收回归公的老宅，“他说里面住了近十户人家，要回院子他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国家安排他们也有困难”。
论及梁漱溟何以在“文革”洪流中全身而退，“我觉得和他习佛讲儒有关，他没有任何外在要求，信奉‘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梁钦宁颇多感慨，“我想这或许是与祖父有着同样境遇，且与什刹海有着不解之缘的老舍先生，人生结局为何与祖父如此迥异的原因吧。”
梁钦宁记得，艾恺在写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的时候曾来拜访梁漱溟，问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吗，“祖父回答：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
1988年，梁钦宁陪着祖父走完了他九十五年人生路的最后一程，“祖父把生死看得很明白，去世前几天曾亲口和我父亲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梁漱溟认为自己寿数已尽，别无所求，愿意平静接受这个事实。其间他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嘱咐青年人：“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要顺应世界潮流”。
6月23日，梁漱溟说完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我很累，我要休息”便驾鹤西去。在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梁钦宁直抒心意，为祖父写下挽联“百年沧桑救国为民，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梁钦宁 生于1964年，梁漱溟长子梁培宽之次子，梁漱溟最小的孙子，北京大学分校学习法律，毕业后作为崔健乐队经纪人，从事摇滚乐策划。近年来，策划“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并在全国巡回展出，致力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真实的梁漱溟、真正的梁漱溟。
国学大师、 哲学家、教育家、 新儒家开山鼻祖、中国最有骨气的人、最后的儒家等等……
梁钦宁却一直在试图发现这些标签背后的一个被掩盖、被埋没了真实的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在重庆上清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开展，这是梁钦宁第四次到重庆，“第一次来是2011年，我陪同崔健来到重庆，在人民大礼堂嗨了一场摇滚乐。演出期间，我去了一趟北碚北温泉寻访勉仁中学，恍惚回到祖父的那一段时光。”
“重庆对于祖父也许算是挺特别的一个地方，作为乡村建设的先驱，他先后在这里创办了勉仁中学、勉仁学院、勉仁文学院 ；作为文化学者，他在这里完成了其代表作《中国文化要义》；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民盟主要负责人，他一直竭尽全力调停国共和谈。他的所作所为得到美国的调停代表马歇尔将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的认可，齐赞他是‘中国的圣雄甘地’。”
梁漱溟曾在王若水的著述《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的扉页上，为梁钦宁题了一行字：“我愿你成为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家思想而行动的人。”在梁钦宁看来，这句出自《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序言的话，也正是祖父一生的真实写照。
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
1964年夏，梁钦宁出生，“钦宁”是祖父梁漱溟亲自取的，向列宁致敬之意，其时梁漱溟已年届七十。梁家又一个嫡孙诞生，梁漱溟心情不错，也和小孙子亲近。“祖父经常带我们出去玩，他日记里面常有‘挈元、挈东、挈宁’的字样，就是带我哥哥、钦东哥和我出去玩的意思。他当时身体好，我两三岁，有时候还是要人抱的。经常是上午去一个公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去另一个公园。”
梁钦宁的父亲梁培宽在中科院工作，母亲在北大人事处。“祖父住鼓楼，我们住北大，十六七公里，他有时就来看我们一眼，看了就走。他把这些也写在了日记里—‘晚饭后去蔚秀园看小宁，顽皮犹昔’。”
“祖父对物质要求及其简单，他从19岁开始吃素，坚持散步、习拳。他喜安静，时常独自在家踱步，长久不发一言。每日读书，写字，沉思”，梁钦宁回忆，祖父梁漱溟看书不拘一格，甚至还购入当时才兴起的计算机知识读物，也曾跟着广播自学俄语。
梁钦宁记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冲进什刹海小铜井胡同2号的梁家老宅里，把字画书籍付之一炬，包括梁启超、蔡元培、徐悲鸿给的东西。梁漱溟对之超然，在日记里写到，“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此后梁家搬到宅子的南房小屋里。长大后，梁钦宁曾向祖父问起这桩往事，梁漱溟淡然地说了三个字：“不生气”，梁钦宁追问“为什么”，“他们都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呀”。由此可见，佛家待人宽恕和儒家对己的“不迁怒，不贰过”，已经融入了梁漱溟的生命。
君子行不言之教
“我觉得我们家传承的，对我最受用的，就是对我们非常宽放，”梁钦宁说，“祖父其实跟我父亲和叔叔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父亲和叔叔常年被寄养在亲戚家里，他的家教非常简单，非常有效。”梁钦宁举了一个例子，父亲梁培宽（梁漱溟长子）小学时仅有一次考试不及格，补考通知书让祖父看到了，一言未发就交给了父亲，这是让父亲自己知道，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要负责任。于是父亲认真复习，考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从此以后非但再也没有功课不及格，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很出色，最后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就是梁漱溟“君子行不言之教”的践行。
“宽放”的家风更延至孙辈。让梁钦宁记忆尤为深刻的是，他大学时迷上风靡一时的迪斯科，一个夏日午后，祖父正在客厅踱步，“我放下书包，兴高采烈地来到他面前，演练我新学的迪斯科舞。我伸臂蹬腿，左摇右摆，扭着臀部。舞毕，我便向祖父发问，祖父，喜欢吗？”梁钦宁回忆道，他知道祖父对这些小孩的玩意不感兴趣，但还是想从他口中知道对年轻人行为的看法，“祖父只是莞尔一笑，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言道，你喜欢就好！”祖父的回答令梁钦宁很意外，那个时代，对迪斯科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而祖父梁漱溟对年轻人的举止虽不认同但能理解，说的话让人感受到他的包容。“令我意外和感动，更影响了我，对待新事物，都本着开明、平和、宽容的态度。”
“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梁漱溟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这样写到。其时，乃至今日，这样开放、自由的话语仍让人动容。“愿意做什么就自己去做，你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可以选择”，梁钦宁说，祖父和父亲几乎不反对他做任何事。大学时，梁钦宁迷上了摇滚乐。当年他拿着祖父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他和朋友们甚至组建了中国第一批乐迷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1988年，梁钦宁大学毕业，父亲梁培宽给他联系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他却没有去—他选择了和崔健一起过摇滚的生活，担任崔健的演出策划，一起玩了五年。“母亲曾一再提醒我最好是去做律师，因为我学的是法律，但是我觉得我喜欢摇滚，我母亲、父亲也没有再说什么。自由，尊重人的天性，我觉得这是祖父教育思想对我们家最大的影响。”
而梁漱溟的父亲、梁钦宁的曾祖父梁济，曾做过义塾老师、王公贵族府中的家庭教师、官员的秘书，40岁当上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后来参与修撰皇家档案。1906年，他被调往巡警部（不久改为民政部），任外城教养总局、分局两局的总办委员，筹划罪犯教育等事宜，此后断断续续做了些小官。梁济对子女的教育，有着超越那个时代的开明：长子焕鼐入京师译学馆，后赴日本学习商业，而商业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接受新式教育，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898年，次子梁漱溟开蒙，梁济没让他读《四书五经》，却是和几家亲戚共同请了教师在家讲授世界地理常识《地球韵言》。次年，梁漱溟就被父亲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兼学中英文。 梁漱溟曾在手札里写到，梁济对孩子极其宽容，几乎从不以严肃的神情面对孩子。14岁后，梁漱溟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与传统士大夫的严厉家教相反，梁济有意识地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有目的地鼓励他们发展那些不同于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
起先梁漱溟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很有些像他年轻时的作为；两人谈论起时事也往往意见相合，所以梁济曾给儿子取字“肖吾”，意为“像我”。进入民国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却一如既往好谈，于是不免不欢而罢。有时梁济已经睡下了，儿子还站在床前大声说个不停，他也并不喝止。许多年后梁漱溟写过一篇《思亲记》，回忆他与父亲之间的往事，他说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之处，父亲并不“施教”，而是由着他“主动地瞎撞”，“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见过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地信任或放任”。
“1911年，祖父梁漱溟从顺天高等学堂毕业，不久，开始自学佛典”，梁钦宁拿出珍藏的祖父中学毕业照，梁漱溟身穿其兄梁焕鼐从日本带回的风衣，“这是我见过祖父最时髦的照片”。次年，祖父开始素食，并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僧。1916年《东方杂志》6、7、8期连载发表了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成名。
“祖父在这篇文章里，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崇佛法，也因为这篇文章，祖父结识了熊十力、梁启超、蒋百里先生这些挚友，更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面请他来北大哲学门任教”，梁钦宁说，祖父其时还在做民国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大半年后，祖父才赴北大就任，是当时北大罕有以高中文凭任职的教员。赴任当天，祖父于校长室拜见蔡元培和陈独秀，他开门见山问道：“你们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表示不反对，“我祖父接着说，我不但不反对，我来北大就是要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
历经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他奉行“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态度，只批林不批孔，他本人也受到严厉批判达数月之久。1974年9月23日当会议主持人问梁漱溟对于大家的批判有何感想时，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这个世界会好吗
1918年冬，梁漱溟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梁济说去亲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临行前有了和儿子那段著名的问答。梁济问：“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脱口而答，“会好的，相信世界会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三天后，梁济投净业湖（积水潭）自尽，留下遗书（笔）《敬告世人书》。“我觉得这件事对祖父影响很大，是促使他出佛入儒的原因之一，”梁钦宁说，“因曾祖遗书中所说的‘国性’，祖父开始注意民族精神的重要。”梁漱溟认为违背民族精神所做的一切建国努力必然效果不彰，他曾对学生说，其父给他的印象太深，使他“非为社会问题拼命不可”。梁济之死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陈独秀、李大钊、徐志摩等人纷纷著文评述，敬佩“他那种救济社会坠落的勇气和真诚纯洁的精神”。挚友彭翼仲更是出资作铭立碑。此碑的正面面向净业湖，上面刻有“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处”十个大字。1966年8月25日，此碑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梁漱溟的后人和彭翼仲的后人正在向有关部门呼吁希望能够复建此碑，以追思感念先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梁钦宁念了一小段梁漱溟当时就“火烧赵家楼事件”所发表的《论学生事件》：“我以为这实在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除了仰脸的横行和低头的顺受，再不会事事持自己的意思，同时亦能顾及别人的意思。国民的这个毛病一日不改正，将一日不能运用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一论点，与胡适毕生提倡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狂飙突进的1919年，这是非常难得的、冷静的、独立之思考，闪耀着反对专制、正义与人性的智慧，堪称先行者，却也注定了祖父的孤独。”言及此，梁钦宁眼里似乎有光在闪动。
梁漱溟在北大期间，结交了李大钊、张申府等挚友，也因杨昌济的缘故，和毛泽东有了一些交往，对胡适，梁漱溟则称他们“和而不同”。“当时的北大，云集新派旧派各路学者，我祖父很尴尬”，梁钦宁这样理解祖父在北大的时期。他“接近新派，新派几句话一骂，嘁里咔嚓就把旧派干趴下了，但同时，他也在深刻地反省思考旧派思想和学问，从印度哲学、从世界文化的高度来看中国的儒家文化。所以他也被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这个世界能不能往好里改。”
“祖父在北大期间，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梁钦宁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此后不久，梁漱溟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名声大噪，“因这部著作，在三十年代梁漱溟被西洋人认为是中国唯一的哲学家”，这是缘于他创见性提出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些都是世界性而不是地域性的文化。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一是精神生活，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一是社会生活，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一是物质生活，如饮食起居。人遇到问题无非三种，应对问题的态度也有三种：向前求、反求诸己、取消问题。一旦时移势易，“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以完成第二期文化，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人生思想，也从西方哲学，经过印度宗教，回归中国学问，“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脑海中巡回了一次”。
1924年夏天梁漱溟辞别了北大，“因为北大的教育理念和他自己所思想的不一样了”，梁钦宁说，“他要去了山东筹备曲阜大学，熊十力先生说你走，我跟你一起，于是辞了北大的职务偕往，有一些学生跟着他们就过去了，那个时代的友谊很有意思。” 还是一个普通人
祖母陈树去世后，梁漱溟搬入复兴门外木樨地的“部长楼”，梁钦宁回忆，祖父住的那间房，“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隔壁门栋，对门是丁玲”。
“祖父对孙辈的教育方式挺有意思，”梁钦宁回忆，“我上小学以后，有一次祖父给我的哥哥和堂哥买了本《青年卫生知识》，亲手包上书皮，写上字：‘青春期卫生附钦元、钦东存读’，还写了张便签：‘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注意上选择地看或读。不必挨次序，随遍数增加，自然会慢慢地都全部通看了。收到此书后，钦东先送交钦元看，因在年齿上，钦元最需要看此书，钦东可以后看。’”
后来梁钦宁再大一些，写信向祖父请教个问题，他回复，“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义亦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为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1981年7月12日。”
劝诫孙辈“不贪”，皆因其时梁钦宁的堂哥梁钦东在祖父家陪住，常常读书至凌晨。“祖父说看书也不必贪”。梁漱溟有时会跟孙辈们聊及北大时期、邹平乡村建设、国共和谈、勉仁书院……此时他的身体已不比从前，儿孙轮流“值班”陪着他。梁钦宁还记得，祖父拒绝了收回归公的老宅，“他说里面住了近十户人家，要回院子他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国家安排他们也有困难”。
论及梁漱溟何以在“文革”洪流中全身而退，“我觉得和他习佛讲儒有关，他没有任何外在要求，信奉‘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梁钦宁颇多感慨，“我想这或许是与祖父有着同样境遇，且与什刹海有着不解之缘的老舍先生，人生结局为何与祖父如此迥异的原因吧。”
梁钦宁记得，艾恺在写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的时候曾来拜访梁漱溟，问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吗，“祖父回答：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
1988年，梁钦宁陪着祖父走完了他九十五年人生路的最后一程，“祖父把生死看得很明白，去世前几天曾亲口和我父亲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梁漱溟认为自己寿数已尽，别无所求，愿意平静接受这个事实。其间他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嘱咐青年人：“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要顺应世界潮流”。
6月23日，梁漱溟说完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我很累，我要休息”便驾鹤西去。在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梁钦宁直抒心意，为祖父写下挽联“百年沧桑救国为民，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梁钦宁 生于1964年，梁漱溟长子梁培宽之次子，梁漱溟最小的孙子，北京大学分校学习法律，毕业后作为崔健乐队经纪人，从事摇滚乐策划。近年来，策划“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并在全国巡回展出，致力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真实的梁漱溟、真正的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