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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太平天国的研究，一直是近代史学里的显学。罗尔纲《太平天囯史纲》、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潘旭澜《太平杂说》，都是绕不开的著作。史景迁的《太平天国》，试图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则是从咸丰皇帝的角度写到了这场运动。
《天国之秋》的视角有些不同，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另外，除了惯例关注曾国藩、洪秀全、咸丰皇帝之外，作者还特别关注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故事和细节的描述，有点史景迁的感觉，史景迁本人也评价：“精心琢磨的历史铺陈，是极出色的典范。”基辛格也认为这是“由第一流历史学家和杰出作家完成的引人入胜之作”。当然，与很多汉学家的著作类似，感觉还是有些隔。
对朝廷来说，曾国藩于1864年7月抵达南京接管该城，不只是胜利的一刻，也是恐惧的一刻，因为他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叛军京城已灭，他的军队兵力无人可以抗衡。华中和华东实质上在他的军事独裁统治下，而且他始终未完全听命于朝廷。在太平天国覆灭后的几十年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曾国藩底下的数名高级将领——包括他弟弟曾国荃——曾劝他放弃摇摇欲坠的清朝，在南京自登大位，当中国的新皇帝。但他没有那么做。事实上，就在他进攻南京之役开始进入最后阶段时，他就已经准备解散湘军，交出兵权，把湘军士兵送回家乡，在清朝官僚体系里单纯当个文官，如此度过余生。
《天国之秋》
作者：【美】裴士锋
译者：黄中宪
校：谭伯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曾国藩既掌大权又顺服朝廷，令人觉得矛盾，使那些认定他是个无情军事领袖的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他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泾渭分明，造就了他这样的作为。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统领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中国境内最令人生畏的军队，军中士兵来自他的家乡湖南，只效忠于他，把他几乎当神一般。对于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处之泰然。他是容闳眼中那位“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是卜鲁斯所忧心将接管中国中心地带之人。
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他是个将领，但从无意夺取天下，建朝称帝。他对自己拥有的兵权或权力从未感到高枕无忧。他最希望的乃是回书堆里，当个儒家文人，平静度过一生。对这样的人来说，在内战结束后夺取大位，乃是全然不可思议之事。他或许怀疑朝廷官僚腐败、贪婪、无能，但他从未质疑皇帝本人的正当性。
在曾国藩看来，特别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乱世，权力是不祥之物。权力让他害怕失败，让他害怕辜负了加诸他的重责大任，以及让他时时忧心于随着个人权势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将因逾越应守的分际招来上天的惩罚而毁了自己。他知道勤于任事的皇帝终身活在戒慎恐惧之中，整个国家的重担全压在他肩上，从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视下。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已在安徽尝到这种重责大任在身的滋味，而且那种重任还比不上皇帝肩负的责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日子。中国皇帝不值得艳羡，而该可怜。
如果说这场战争结束后的情势发展令曾国藩失望，对英国人来说，最终的回报则更令人不看好。英国人预料平乱之后，对华贸易会大幅成长，结果是一场空。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持续。英国人的介入，使太平军无法拿下上海，使上海周边地区长期陷于战火，从而使中国的商人、财富和货物，为了躲避英国人所协助维持不坠的混乱，而大量涌进安全的上海。逃到上海的有钱人推高地价，为上海洋商带来可供他们买进再转手卖出的大量货物。此外，只要长江沿岸的战事仍炽，中国商人就愿意以高出行情的价钱，雇请挂外国旗帜而不会受到攻击的船只运送他们的货物，以策安全。但太平天国一灭，这些好处全部消失。长江恢复航行安全，外国航运业者的优势随之大减，而难民离开上海，使上海的房市跟着崩盘。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前两大商行在衰退期间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帕麦斯顿——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什么令英国人乐见的发展。介入中国内战，未让他们从清廷那儿得到他们预期的善意或好感，也未使清廷对他们重开对外通商的大门。卜鲁斯会在不久后因他的“敬重中国官员政策”受到嘲笑，在许多人眼中，那项政策使得英国政府变成清朝统治者抱在膝上玩赏的小狗。但在无奈接受自己在中国这场战争中的角色之后，英格兰之所以感到自得，是因为不断有人重述卜鲁斯对中国情势的看法——到了几乎众皆认同的地步——这场战争中的破坏皆是太平天国所造成，太平天国是不折不扣的一股无法无天的势力，太平天国是所有文明有礼者或受到良好治理者的公敌。从这个观点来看，英国介入这场战争无疑就是人道义举。由于这一时势观被奉为标准说法，戈登与华尔将以中国这场战争的伟大外国英雄之姿留名青史，将被视为挽救中国免于毁灭的人。相对于发动鸦片战争和烧毁圆明园之耻，戈登和华尔被昂然标举为华洋合作的可喜象征（乃至善心象征）。基于同样的道理，这场战争在英语世界里将被永远定位为太平叛乱，而非内战——意即英国站在清朝那一边，把太平天国视为纯粹是反对正当合法政府的叛乱者不法之徒和混乱的制造者造成当时混乱的唯一元凶。
攻下南京后的几十年里，虽有李鸿章与左宗棠等前将领和汉族官员推行改革，力图振衰起敝，但中国国势仍每况愈下。在国内，他们成就不凡，又平了捻乱和回乱，使一度分崩离析的帝国恢复秩序。但对外战争所招来的巨额赔款使国库破产，而满清朝廷改不了的腐败与守旧之风，阻碍了他们的全面改革。国内或许已经安定，但放眼世界舞台，中国已落后于正以惊人速度崛起的邻国日本。日本再度受益于中国的前车之鉴。1860年代具影响力的年轻武士，把打完内战的中国视为前车之鉴，认为若没有彻底改革，日本可能也会沦为和中国一样的处境。1860年代更晚时的一场革命，让位给一场如火如荼展开的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计划，这项计划与洪仁玕为衰弱不振的中国提出的振兴构想，尽管在宗教上无相似之处，在精神上却出奇类似。到了1890年代，日本的现代化海军将彻底击溃清朝舰队，日本将从中国取得台湾，作为其第一个重要殖民统治区。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者将把日本视为中国救亡图存必须效法的榜样。 或许中国不必走到这样的境地。1909年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日本老政治家伊藤博文提到刚在中国境内展开最后以1911年辛亥革命收场的反清革命活动，并且说那其实早就该发生。在他看来，中国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的工作，他坚信如果当初外人不阻挠太平天国，他们早就已经成功。他告诉那位记者：“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
曾国藩像
伊藤博文的说法和战时主张保持中立的许多观察家的看法如出一辙。那些观察家主张英国不该插手，因为中国这场战争是自然的朝代更替过程的一部分，得让它自己走完全程，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主张：“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
《天国之秋》的视角有些不同，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另外，除了惯例关注曾国藩、洪秀全、咸丰皇帝之外，作者还特别关注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故事和细节的描述，有点史景迁的感觉，史景迁本人也评价：“精心琢磨的历史铺陈，是极出色的典范。”基辛格也认为这是“由第一流历史学家和杰出作家完成的引人入胜之作”。当然，与很多汉学家的著作类似，感觉还是有些隔。
对朝廷来说，曾国藩于1864年7月抵达南京接管该城，不只是胜利的一刻，也是恐惧的一刻，因为他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叛军京城已灭，他的军队兵力无人可以抗衡。华中和华东实质上在他的军事独裁统治下，而且他始终未完全听命于朝廷。在太平天国覆灭后的几十年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曾国藩底下的数名高级将领——包括他弟弟曾国荃——曾劝他放弃摇摇欲坠的清朝，在南京自登大位，当中国的新皇帝。但他没有那么做。事实上，就在他进攻南京之役开始进入最后阶段时，他就已经准备解散湘军，交出兵权，把湘军士兵送回家乡，在清朝官僚体系里单纯当个文官，如此度过余生。
《天国之秋》
作者：【美】裴士锋
译者：黄中宪
校：谭伯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曾国藩既掌大权又顺服朝廷，令人觉得矛盾，使那些认定他是个无情军事领袖的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他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泾渭分明，造就了他这样的作为。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统领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中国境内最令人生畏的军队，军中士兵来自他的家乡湖南，只效忠于他，把他几乎当神一般。对于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处之泰然。他是容闳眼中那位“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是卜鲁斯所忧心将接管中国中心地带之人。
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他是个将领，但从无意夺取天下，建朝称帝。他对自己拥有的兵权或权力从未感到高枕无忧。他最希望的乃是回书堆里，当个儒家文人，平静度过一生。对这样的人来说，在内战结束后夺取大位，乃是全然不可思议之事。他或许怀疑朝廷官僚腐败、贪婪、无能，但他从未质疑皇帝本人的正当性。
在曾国藩看来，特别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乱世，权力是不祥之物。权力让他害怕失败，让他害怕辜负了加诸他的重责大任，以及让他时时忧心于随着个人权势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将因逾越应守的分际招来上天的惩罚而毁了自己。他知道勤于任事的皇帝终身活在戒慎恐惧之中，整个国家的重担全压在他肩上，从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视下。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已在安徽尝到这种重责大任在身的滋味，而且那种重任还比不上皇帝肩负的责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日子。中国皇帝不值得艳羡，而该可怜。
如果说这场战争结束后的情势发展令曾国藩失望，对英国人来说，最终的回报则更令人不看好。英国人预料平乱之后，对华贸易会大幅成长，结果是一场空。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持续。英国人的介入，使太平军无法拿下上海，使上海周边地区长期陷于战火，从而使中国的商人、财富和货物，为了躲避英国人所协助维持不坠的混乱，而大量涌进安全的上海。逃到上海的有钱人推高地价，为上海洋商带来可供他们买进再转手卖出的大量货物。此外，只要长江沿岸的战事仍炽，中国商人就愿意以高出行情的价钱，雇请挂外国旗帜而不会受到攻击的船只运送他们的货物，以策安全。但太平天国一灭，这些好处全部消失。长江恢复航行安全，外国航运业者的优势随之大减，而难民离开上海，使上海的房市跟着崩盘。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前两大商行在衰退期间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帕麦斯顿——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什么令英国人乐见的发展。介入中国内战，未让他们从清廷那儿得到他们预期的善意或好感，也未使清廷对他们重开对外通商的大门。卜鲁斯会在不久后因他的“敬重中国官员政策”受到嘲笑，在许多人眼中，那项政策使得英国政府变成清朝统治者抱在膝上玩赏的小狗。但在无奈接受自己在中国这场战争中的角色之后，英格兰之所以感到自得，是因为不断有人重述卜鲁斯对中国情势的看法——到了几乎众皆认同的地步——这场战争中的破坏皆是太平天国所造成，太平天国是不折不扣的一股无法无天的势力，太平天国是所有文明有礼者或受到良好治理者的公敌。从这个观点来看，英国介入这场战争无疑就是人道义举。由于这一时势观被奉为标准说法，戈登与华尔将以中国这场战争的伟大外国英雄之姿留名青史，将被视为挽救中国免于毁灭的人。相对于发动鸦片战争和烧毁圆明园之耻，戈登和华尔被昂然标举为华洋合作的可喜象征（乃至善心象征）。基于同样的道理，这场战争在英语世界里将被永远定位为太平叛乱，而非内战——意即英国站在清朝那一边，把太平天国视为纯粹是反对正当合法政府的叛乱者不法之徒和混乱的制造者造成当时混乱的唯一元凶。
攻下南京后的几十年里，虽有李鸿章与左宗棠等前将领和汉族官员推行改革，力图振衰起敝，但中国国势仍每况愈下。在国内，他们成就不凡，又平了捻乱和回乱，使一度分崩离析的帝国恢复秩序。但对外战争所招来的巨额赔款使国库破产，而满清朝廷改不了的腐败与守旧之风，阻碍了他们的全面改革。国内或许已经安定，但放眼世界舞台，中国已落后于正以惊人速度崛起的邻国日本。日本再度受益于中国的前车之鉴。1860年代具影响力的年轻武士，把打完内战的中国视为前车之鉴，认为若没有彻底改革，日本可能也会沦为和中国一样的处境。1860年代更晚时的一场革命，让位给一场如火如荼展开的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计划，这项计划与洪仁玕为衰弱不振的中国提出的振兴构想，尽管在宗教上无相似之处，在精神上却出奇类似。到了1890年代，日本的现代化海军将彻底击溃清朝舰队，日本将从中国取得台湾，作为其第一个重要殖民统治区。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者将把日本视为中国救亡图存必须效法的榜样。 或许中国不必走到这样的境地。1909年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日本老政治家伊藤博文提到刚在中国境内展开最后以1911年辛亥革命收场的反清革命活动，并且说那其实早就该发生。在他看来，中国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的工作，他坚信如果当初外人不阻挠太平天国，他们早就已经成功。他告诉那位记者：“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
伊藤博文的说法和战时主张保持中立的许多观察家的看法如出一辙。那些观察家主张英国不该插手，因为中国这场战争是自然的朝代更替过程的一部分，得让它自己走完全程，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主张：“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