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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27日《自由评论》第十七期载有一篇题为《意义与诗》的文章，是评介斯帕娄(Johnspariow)的现代诗学专著Sense and Poetry的，作者叶维之。据编者梁实秋“附识”介绍，叶氏这篇书评是一年以前写的，本来预备给《学文》月刊(叶公超主编)登载，因《学文》停刊，征得叶氏同意后，梁实秋遂刊发在《自由评论》上。《意义与诗》中有这么一段话：
但是辨别一首诗的有无意义，读者是非-十分细心不可的。斯帕娄在第四章中说：“我们说一首诗‘隐晦’时，先得问问自己。我们的困难是否由于自己头脑不灵或智识不足。”这种缺乏脑筋或知识的人。甚至于可以把很普通的诗，解释成狗屁不通的诗。例如李商隐的“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有位先生不懂“题叶”的典故，竟硬在“书”字下添了一道，又不知“朝云”是人名。竟把“云”改成“阳”，以为这两句诗是说：“这些好看的花朵，虽然是黑夜之中。而颜色自在，好比就是诗人画就的寄给明日的朝阳。”西洋的批评家正与此相反。他们爱把无意义的诗解释成有意义的诗，然而这两种毛病，根本都是一样，都是自己杜撰了一篇神话，却以为是接受了人家的传达。
叶氏所说的“把很普通的诗，解释成狗屁不通的诗”或“把无意义的诗解释成有意义的诗”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是众多解诗(不限于诗)者容易犯下的“毛病”。
我所感兴趣者乃是叶氏不点名批评的“有位先生”。从“例如”以下的文字来看，这位“先生”必是废名无疑。1934年11月5日，《人间世》第十五期刊有废名的《新诗问答》一文，其中写道；
最后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我想这真当得起西洋批评家所说的Grand Style，他大约想象这些好看的花朵，虽然是黑夜之中，而颜色自在，好比就是诗人画就的寄给明日的朝阳。
叶氏所引用的文字就出自这里。“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是李商隐七律诗《牡丹》的尾联，全诗如下：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每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相对于李商隐的某些无题诗，这首诗不算难懂。全诗以人写花，以花写人，借咏牡丹寄托诗人对意中人的倾慕、相思之情。诗中旬句用典，仅尾联就用了三个。“梦中传彩笔”见《南史·江淹传》：“(淹)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日：‘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题叶”典出《魏书·彭城王勰传》，专指暮春时节，群臣相聚宴饮。叶氏所谓“题叶”的典故当不是指这个，而是指以红叶题诗传情的“题红叶”(省称“题红”或“题叶”)。关于红叶题诗的故事，历来记载很多，情节大同小异。如唐孟綮《本事诗·情感》载：唐玄宗时，顾况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上有题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也在叶上题诗与之反复唱和。至于“朝云”，通行的说法是指“巫山神女”，见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也有认为这里的“朝云”系借指令狐楚。李商隐出身孤寒，受知于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令狐楚视其如子侄，让他与儿子令狐绚同学，亲自教授。令狐楚出镇太原，非常关怀长安家里的牡丹。此时，李商隐正好在京城应举。因此，《牡丹》一诗既是李商隐呈献给令狐楚的习作，也有通报牡丹消息之意。此外，有说“朝云”是指李商隐的小姨子莫愁，也有说是指令狐绚的爱妾，李商隐与她有染。且不论废名是否懂得“题叶”的典故，知不知道“朝云”是人名，但若说他硬在“害”字下凭空“添了一道”而变成一“壹(昼)”字，那可就有点冤枉。叶氏似过于坐实了，废名则加入了许多想象的成分。废名解诗每每如此，其解诗的文字往往比原诗还要美，还要富于诗意。卞之琳曾说过：“废名对我旧做诗的一些过誉，令我感愧，有些地方，阐释极妙，出我意外，这也是释诗者应有的权利，古今中外皆然。只是知我如他，他竞有时对于其中语言表达的第一层的(或直接的)明确意义、思维条理(或逻辑)、缜密语法，太不置理，就凭自己的灵感，大发妙论，有点偏离了原意，难免不着边际。”废名对“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诗句的阐释正是这样，所不同的是他对其中内含的“题叶”、“朝云”典故“太不置理”，倒是就语言表达的第一层意义“凭自己的灵感”“大发妙论”。
不过，我最感兴趣者还不是“有位先生”，而是作者“叶维之”。据考证，“叶维之”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公超。叶公超与废名有师生之谊，二人之间常相往来。1926年，叶公超执教于北大，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小废名三四岁，很器重废名。后来，叶公超弃教从政，做过国民政府的外交次长。抗战结束后，废名重返北大，途径南京时，曾通过叶公超探视过关押在老虎桥的周作人。话扯得有点远，收回来。叶公超说废名“把很普通的诗，解释成狗屁不通的诗”，言外之意是说废名“狗屁不通”。1931年以后，废名与叶公超共事于北大，二人又是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上的常客，有时还在周作人的“苦雨斋”聚谈。既然有师生、同事等如此亲密的关系，那叶公超为何要写化名文章严厉批评废名呢?解志熙有一种说法，大体上还能够令人满意：“对废名的那种不脱浪漫的诗学见解和非常印象式的解诗作风，恐怕的确是看不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叶公超也不能不顾及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脸面。”
废名特别欣赏李商隐《牡丹》诗的最后两旬，并多次作过解释。早在1929年，他在长篇小说《桥》中就借主人公小林之口说过：
今天的话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
1943年，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说废名常和他谈李商隐、庾信、莎士比亚、杜甫等，还专门引用上面一段文字，加以例证。
废名是否看过叶公超《意义与诗》的书评，这个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1948年，废名在《再谈用典故》中提到“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的时候，他的看法仍未改变。他说：
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而很难表现。用典故有时又很容易表现。这种例子是偶尔有之，有之于李商隐的诗里头，便是我常称赞的这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是写牡丹的诗，意思是说在黑夜里这些鲜花绿叶俱在，仿佛是诗人画的，寄给朝云，因为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便看见了。没有梦中五色笔的典故，这种意境实在无从下笔，朝云二字也来得非常之自然，而且具体。
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废名有过为李商隐诗作笺注的计划，认为“从来的人都做错了”㈣。由于重病和时代的原因，废名的计划未能实现。若真 实现了的话，我很想知道他对“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两句又是怎样解释的。
但是辨别一首诗的有无意义，读者是非-十分细心不可的。斯帕娄在第四章中说：“我们说一首诗‘隐晦’时，先得问问自己。我们的困难是否由于自己头脑不灵或智识不足。”这种缺乏脑筋或知识的人。甚至于可以把很普通的诗，解释成狗屁不通的诗。例如李商隐的“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有位先生不懂“题叶”的典故，竟硬在“书”字下添了一道，又不知“朝云”是人名。竟把“云”改成“阳”，以为这两句诗是说：“这些好看的花朵，虽然是黑夜之中。而颜色自在，好比就是诗人画就的寄给明日的朝阳。”西洋的批评家正与此相反。他们爱把无意义的诗解释成有意义的诗，然而这两种毛病，根本都是一样，都是自己杜撰了一篇神话，却以为是接受了人家的传达。
叶氏所说的“把很普通的诗，解释成狗屁不通的诗”或“把无意义的诗解释成有意义的诗”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是众多解诗(不限于诗)者容易犯下的“毛病”。
我所感兴趣者乃是叶氏不点名批评的“有位先生”。从“例如”以下的文字来看，这位“先生”必是废名无疑。1934年11月5日，《人间世》第十五期刊有废名的《新诗问答》一文，其中写道；
最后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我想这真当得起西洋批评家所说的Grand Style，他大约想象这些好看的花朵，虽然是黑夜之中，而颜色自在，好比就是诗人画就的寄给明日的朝阳。
叶氏所引用的文字就出自这里。“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是李商隐七律诗《牡丹》的尾联，全诗如下：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每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相对于李商隐的某些无题诗，这首诗不算难懂。全诗以人写花，以花写人，借咏牡丹寄托诗人对意中人的倾慕、相思之情。诗中旬句用典，仅尾联就用了三个。“梦中传彩笔”见《南史·江淹传》：“(淹)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日：‘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题叶”典出《魏书·彭城王勰传》，专指暮春时节，群臣相聚宴饮。叶氏所谓“题叶”的典故当不是指这个，而是指以红叶题诗传情的“题红叶”(省称“题红”或“题叶”)。关于红叶题诗的故事，历来记载很多，情节大同小异。如唐孟綮《本事诗·情感》载：唐玄宗时，顾况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上有题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也在叶上题诗与之反复唱和。至于“朝云”，通行的说法是指“巫山神女”，见宋玉《高唐赋》：“旦为朝云。”也有认为这里的“朝云”系借指令狐楚。李商隐出身孤寒，受知于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令狐楚视其如子侄，让他与儿子令狐绚同学，亲自教授。令狐楚出镇太原，非常关怀长安家里的牡丹。此时，李商隐正好在京城应举。因此，《牡丹》一诗既是李商隐呈献给令狐楚的习作，也有通报牡丹消息之意。此外，有说“朝云”是指李商隐的小姨子莫愁，也有说是指令狐绚的爱妾，李商隐与她有染。且不论废名是否懂得“题叶”的典故，知不知道“朝云”是人名，但若说他硬在“害”字下凭空“添了一道”而变成一“壹(昼)”字，那可就有点冤枉。叶氏似过于坐实了，废名则加入了许多想象的成分。废名解诗每每如此，其解诗的文字往往比原诗还要美，还要富于诗意。卞之琳曾说过：“废名对我旧做诗的一些过誉，令我感愧，有些地方，阐释极妙，出我意外，这也是释诗者应有的权利，古今中外皆然。只是知我如他，他竞有时对于其中语言表达的第一层的(或直接的)明确意义、思维条理(或逻辑)、缜密语法，太不置理，就凭自己的灵感，大发妙论，有点偏离了原意，难免不着边际。”废名对“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诗句的阐释正是这样，所不同的是他对其中内含的“题叶”、“朝云”典故“太不置理”，倒是就语言表达的第一层意义“凭自己的灵感”“大发妙论”。
不过，我最感兴趣者还不是“有位先生”，而是作者“叶维之”。据考证，“叶维之”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公超。叶公超与废名有师生之谊，二人之间常相往来。1926年，叶公超执教于北大，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小废名三四岁，很器重废名。后来，叶公超弃教从政，做过国民政府的外交次长。抗战结束后，废名重返北大，途径南京时，曾通过叶公超探视过关押在老虎桥的周作人。话扯得有点远，收回来。叶公超说废名“把很普通的诗，解释成狗屁不通的诗”，言外之意是说废名“狗屁不通”。1931年以后，废名与叶公超共事于北大，二人又是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上的常客，有时还在周作人的“苦雨斋”聚谈。既然有师生、同事等如此亲密的关系，那叶公超为何要写化名文章严厉批评废名呢?解志熙有一种说法，大体上还能够令人满意：“对废名的那种不脱浪漫的诗学见解和非常印象式的解诗作风，恐怕的确是看不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叶公超也不能不顾及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脸面。”
废名特别欣赏李商隐《牡丹》诗的最后两旬，并多次作过解释。早在1929年，他在长篇小说《桥》中就借主人公小林之口说过：
今天的话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
1943年，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说废名常和他谈李商隐、庾信、莎士比亚、杜甫等，还专门引用上面一段文字，加以例证。
废名是否看过叶公超《意义与诗》的书评，这个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1948年，废名在《再谈用典故》中提到“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的时候，他的看法仍未改变。他说：
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而很难表现。用典故有时又很容易表现。这种例子是偶尔有之，有之于李商隐的诗里头，便是我常称赞的这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是写牡丹的诗，意思是说在黑夜里这些鲜花绿叶俱在，仿佛是诗人画的，寄给朝云，因为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便看见了。没有梦中五色笔的典故，这种意境实在无从下笔，朝云二字也来得非常之自然，而且具体。
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废名有过为李商隐诗作笺注的计划，认为“从来的人都做错了”㈣。由于重病和时代的原因，废名的计划未能实现。若真 实现了的话，我很想知道他对“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两句又是怎样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