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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是一个有着冒险精神传统的美国人。在《西行漫记》里,斯诺写道:“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
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当时红军也正在寻求一名西方记者前往延安。
一个记者和一个革命者
1936年,由于一个西方人的介入,“红军”、红军领袖毛泽东及红色中国的真相,才为世界所广泛认知。
这个西方人名叫埃德加·斯诺。他的足迹遍布很多国家和战地,但真正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却是1930年代对中国延安的长篇报道《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是一个有着冒险精神传统的美国人。在《西行漫记》里,斯诺写道:“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
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当时红军也正在寻求一名西方记者前往延安。
武际良,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撰写了多部斯诺研究专著,早在解放前,还是一名学生的他便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中国权威的斯诺研究专家,武际良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表示,根据他长期的研究结果,在斯诺提出去苏区采访要求的前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陕北发出信件,请宋庆龄女士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最后,这名外国记者便定格为斯诺。
武际良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海外研究者的佐证。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一名学者研究后认为,“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第一人”。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复旦大学原新闻学院院长丁淦林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表示:“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史实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逻辑推论，毛泽东应该会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当时根据地的形势有这个客观要求。”
丁淦林表示,当时,国民党要全力消灭红军,九死一生的长征后的红军到底怎样了,外界基本不知情,在这种形势下,受到孤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外界的了解、同情和支持,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正直且富有同情心的渠道。“这个外界不仅是苏区以外,更是中国以外。”
視野开阔的“新派”
4个月后,斯诺完成了采访,《西行漫记》随后诞生了。透过这个中立者所采拍的文字影像,全世界得以第一次认识了红军领袖毛泽东浓郁的平民风格、红军炽热的民族情结和红色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丁淦林强调:“不要忘记毛泽东也是一个‘新派’。”丁淦林说,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主动接受新思想,参加北大新闻班。毛泽东还非常喜欢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是一个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人,而梁启超的老师又是杰出的维新派政治家康有为。并且,一直以来,毛泽东周围有很多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的视野是很开阔的,我们不能再把走出韶山的毛泽东看成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了。他是‘出身草根,立于士林’,‘出士入仕,得心应手’。”
毛泽东的“新派”特征和对新闻媒体的重视,早在1919年便露端倪。当时,26岁的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亲自撰写创刊宣言,首次提出“民众大联合”的主张,号召人民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其后的人生历程中,毛泽东更是多次为报纸撰写创刊词和社论,通过报纸了解形势,发起运动。
对此,丁淦林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新闻媒体,主要是新闻媒体的两方面功能决定的。第一个功能是信息传播,也就是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了解外界信息。打仗时,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要求找报纸来看,了解形势;晚年每天还要看两本“大参考”,了解世界情况。第二个功能就是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年轻时的他更看重媒体的舆论功能,而革命、执政后则作为一种联系现实、指导现实的政治工具。
“捡石头”的红军领袖
《西行漫记》引发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一批批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不辞辛苦奔赴延安,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大夫也是读了《西行漫记》后前来中国的。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延安之行不仅改变了斯诺自己,也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更加频繁地和西方记者发生接触。
1944年,在二战局势已趋明朗的时期,一个21人的中外记者团到访延安。在这个记者团中,既有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心的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也有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合众社记者福尔曼,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路透社记者武道,以及对共产主义抱敌视态度的《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神甫。
面对政治倾向大相径庭的中外记者,毛泽东一视同仁予以欢迎,其平实坦诚、开门见山式的谈话风格令所有记者为之倾倒。在这次访问中,一个细节让斯坦因终生难忘。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园子里捡来一块平底的小石头,垫在桌子脚下。斯坦因后来回忆说,他采访过许多国家政要,但像毛泽东这样礼遇他,“平生仅有一次”。离开延安后,斯坦因撰写了多篇文章,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红色中国的同情,溢于笔端。
连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又很严肃的福尔曼,在这次访问后也撰写了描述中国革命的《北行漫记》,并将自己在延安访问中拍摄的大量照片,选编了一本《西行漫影》。
通过这些西方记者,红色中国开始为世界所认知;而通过毛泽东,西方记者得以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在不断的接触中,毛泽东也向以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敞开了心扉。然而,这种相识相知,究竟是双方人格魅力的交融,理想信念的吻合,还仅仅只是政治的需要?
丁淦林认为,个人因素的确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写到:“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丁淦林认为,这对斯诺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斯诺禁不住地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民主社会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讲事实而不是空话套话,因而真诚产生信任感,相互信任从而得以进入心灵的交流”。不过,丁淦林同时也认为,“整体上还是形势的需要”。
“请给尼克松捎个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西方记者依然非常重视。作为中国革命“报春燕”的斯诺,便曾三次再访中国。
武际良告诉《华人世界》,斯诺始终认为自己对中美两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1960年,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当时美国选出了新总统肯尼迪,一回国,斯诺便直奔纽约,去会见即将上任的新国务卿腊斯克,期望能为改善中美关系贡献力量。然而,这次会见,“当斯诺谈他的意见和看法时,腊斯克一面狼吞虎咽地吃早餐,一面打电话。过了几分钟,这位已被提名的国务卿突然结束会见,而且也不说以后什么时候再谈”。
斯诺非常生气,但并不灰心,随后撰写出《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书中不仅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描述了新中国在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写了一些新中国存在的问题、困难和错误。《大河彼岸》出版后,美国有人攻击斯诺,中国也有人颇有微词。但是,1964年斯诺第二次访华时,周恩来对他说:“你这本书的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
1970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及其夫人站在毛泽东的两侧,边观礼边交谈,这画面成为永恒的瞬间。
18天后,毛泽东邀请斯诺前往中南海的寓所,双方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告诉斯诺,他欢迎左、中、右各派美国人士到中国访问,也欢迎尼克松来,可以作为总统来,也可以作为旅游者来,并请斯诺给尼克松捎个信,中美两国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商谈解决。
1971年2月,斯诺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发表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当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题转载了此文,引起世界的强烈反响。日本《读卖新闻》评论说:“斯诺和毛泽东的会见影响之大不仅在中美关系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而美国总统尼克松读完这篇报道后说:“他的文章证实了我所收到的有关中国兴趣所在的私下信号。”
1972年2月15日,在迷人的日内瓦,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口述道:“我热爱中国!”6天后的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和尼克松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那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当时红军也正在寻求一名西方记者前往延安。
一个记者和一个革命者
1936年,由于一个西方人的介入,“红军”、红军领袖毛泽东及红色中国的真相,才为世界所广泛认知。
这个西方人名叫埃德加·斯诺。他的足迹遍布很多国家和战地,但真正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却是1930年代对中国延安的长篇报道《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是一个有着冒险精神传统的美国人。在《西行漫记》里,斯诺写道:“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
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当时红军也正在寻求一名西方记者前往延安。
武际良,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撰写了多部斯诺研究专著,早在解放前,还是一名学生的他便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中国权威的斯诺研究专家,武际良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表示,根据他长期的研究结果,在斯诺提出去苏区采访要求的前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陕北发出信件,请宋庆龄女士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最后,这名外国记者便定格为斯诺。
武际良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海外研究者的佐证。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一名学者研究后认为,“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第一人”。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复旦大学原新闻学院院长丁淦林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表示:“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史实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逻辑推论，毛泽东应该会有这个想法,这主要是当时根据地的形势有这个客观要求。”
丁淦林表示,当时,国民党要全力消灭红军,九死一生的长征后的红军到底怎样了,外界基本不知情,在这种形势下,受到孤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外界的了解、同情和支持,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正直且富有同情心的渠道。“这个外界不仅是苏区以外,更是中国以外。”
視野开阔的“新派”
4个月后,斯诺完成了采访,《西行漫记》随后诞生了。透过这个中立者所采拍的文字影像,全世界得以第一次认识了红军领袖毛泽东浓郁的平民风格、红军炽热的民族情结和红色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丁淦林强调:“不要忘记毛泽东也是一个‘新派’。”丁淦林说,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主动接受新思想,参加北大新闻班。毛泽东还非常喜欢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是一个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人,而梁启超的老师又是杰出的维新派政治家康有为。并且,一直以来,毛泽东周围有很多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的视野是很开阔的,我们不能再把走出韶山的毛泽东看成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了。他是‘出身草根,立于士林’,‘出士入仕,得心应手’。”
毛泽东的“新派”特征和对新闻媒体的重视,早在1919年便露端倪。当时,26岁的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亲自撰写创刊宣言,首次提出“民众大联合”的主张,号召人民联合起来,进行革命。其后的人生历程中,毛泽东更是多次为报纸撰写创刊词和社论,通过报纸了解形势,发起运动。
对此,丁淦林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新闻媒体,主要是新闻媒体的两方面功能决定的。第一个功能是信息传播,也就是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了解外界信息。打仗时,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要求找报纸来看,了解形势;晚年每天还要看两本“大参考”,了解世界情况。第二个功能就是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年轻时的他更看重媒体的舆论功能,而革命、执政后则作为一种联系现实、指导现实的政治工具。
“捡石头”的红军领袖
《西行漫记》引发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一批批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不辞辛苦奔赴延安,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大夫也是读了《西行漫记》后前来中国的。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延安之行不仅改变了斯诺自己,也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更加频繁地和西方记者发生接触。
1944年,在二战局势已趋明朗的时期,一个21人的中外记者团到访延安。在这个记者团中,既有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心的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也有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合众社记者福尔曼,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路透社记者武道,以及对共产主义抱敌视态度的《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神甫。
面对政治倾向大相径庭的中外记者,毛泽东一视同仁予以欢迎,其平实坦诚、开门见山式的谈话风格令所有记者为之倾倒。在这次访问中,一个细节让斯坦因终生难忘。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园子里捡来一块平底的小石头,垫在桌子脚下。斯坦因后来回忆说,他采访过许多国家政要,但像毛泽东这样礼遇他,“平生仅有一次”。离开延安后,斯坦因撰写了多篇文章,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红色中国的同情,溢于笔端。
连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又很严肃的福尔曼,在这次访问后也撰写了描述中国革命的《北行漫记》,并将自己在延安访问中拍摄的大量照片,选编了一本《西行漫影》。
通过这些西方记者,红色中国开始为世界所认知;而通过毛泽东,西方记者得以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在不断的接触中,毛泽东也向以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敞开了心扉。然而,这种相识相知,究竟是双方人格魅力的交融,理想信念的吻合,还仅仅只是政治的需要?
丁淦林认为,个人因素的确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写到:“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丁淦林认为,这对斯诺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斯诺禁不住地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民主社会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讲事实而不是空话套话,因而真诚产生信任感,相互信任从而得以进入心灵的交流”。不过,丁淦林同时也认为,“整体上还是形势的需要”。
“请给尼克松捎个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西方记者依然非常重视。作为中国革命“报春燕”的斯诺,便曾三次再访中国。
武际良告诉《华人世界》,斯诺始终认为自己对中美两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1960年,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当时美国选出了新总统肯尼迪,一回国,斯诺便直奔纽约,去会见即将上任的新国务卿腊斯克,期望能为改善中美关系贡献力量。然而,这次会见,“当斯诺谈他的意见和看法时,腊斯克一面狼吞虎咽地吃早餐,一面打电话。过了几分钟,这位已被提名的国务卿突然结束会见,而且也不说以后什么时候再谈”。
斯诺非常生气,但并不灰心,随后撰写出《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书中不仅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描述了新中国在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写了一些新中国存在的问题、困难和错误。《大河彼岸》出版后,美国有人攻击斯诺,中国也有人颇有微词。但是,1964年斯诺第二次访华时,周恩来对他说:“你这本书的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
1970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及其夫人站在毛泽东的两侧,边观礼边交谈,这画面成为永恒的瞬间。
18天后,毛泽东邀请斯诺前往中南海的寓所,双方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告诉斯诺,他欢迎左、中、右各派美国人士到中国访问,也欢迎尼克松来,可以作为总统来,也可以作为旅游者来,并请斯诺给尼克松捎个信,中美两国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商谈解决。
1971年2月,斯诺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发表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当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题转载了此文,引起世界的强烈反响。日本《读卖新闻》评论说:“斯诺和毛泽东的会见影响之大不仅在中美关系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而美国总统尼克松读完这篇报道后说:“他的文章证实了我所收到的有关中国兴趣所在的私下信号。”
1972年2月15日,在迷人的日内瓦,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口述道:“我热爱中国!”6天后的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和尼克松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那是“改变世界的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