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因少子化现象而饱受困扰。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欧洲的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罗斯，甚至美洲的古巴和一些大洋洲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TFR）持续走低的趋势。
　　少子化的出现与不可避免的老龄化，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少子化之后“触底反弹”，尽管当地政府绞尽脑汁鼓励国民生育。
　　人口告急
　　全球范围内，少子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可能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据统计，1973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TFR）是2.14，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14个小孩，高于维持世代更新的平衡所需要的2.1。但是次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就跌破了这个数字，少子化问题初显。“少子化”这个词就来自日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200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是1.26，达到历史最低，这之后情况略有好转，在2014年升到1.42。相比之下，同样存在少子化问题的中国是1.55。除了总和出生率，0到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根据人口统计学的标准，占比在15%到18%之间就是严重少子化，低于15%就是超少子化，而日本最新的数据是13.2%。
　　据推算，日本总人口将在2048年跌破1亿。对此，日本政府在2015年10月27日公布的《厚生劳动白皮书》中表示，应对少子化问题是当务之急。国际社会也担心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其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会影响全球经济。
　　中国台湾地区一直以来也深受少子化问题的困扰。根据中国台湾“教育部”的统计，1998年新生儿的数量跌破30万，比上一年少了5.4万;2005年跌破20万，比前一年锐减37%。从2003年开始，台湾就被划为生育率超低的地区。早在2011年初马英九就表示，解决少子化问题应该提升至“国安”层级。
　　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少子化的问题。目前，整个欧洲都面临低出生率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22个为欧洲发达国家——欧洲已经有18个国家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数据，德国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4，0到14岁的人口占比是13%。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称，德国是欧洲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生育率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之下，法国的总和生育率是2，英国是1.8，而欧盟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是1.6。除此之外，德国的出生率（CBR）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每千人中的新生儿数量只有8.4。
　　在澳大利亚，生育率降到十年来最低，只有1.8，低于2014年的1.88。在丹麦，少子化问题困扰政府多年。CIA的数据显示，进入2000年丹麦的生育率就在1.73和1.74之间徘徊。
　　除此之外，一些亚洲国家的生育率极低，甚至远低于欧洲国家。根据CIA的数据，韩国只有1.25，新加坡只有0.8，全球垫底。
　　生育率下降的多米诺效应
　　长期以来，德国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值，即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根据CIA的数据，即便算上新移民的数量，德国的总人口在近十年来也一直在减少。2014年德国出生71.5万人，死亡86.8万人。德国的超低生育率带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2014年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是21%。根据国际标准，超过7%为步入老龄化，超过14%为深度老龄化，而超过20%就是超老龄化。
　　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减少这三个问题造成德国劳动力短缺，政府的政策是引进移民。德国智库指出，德国每年要引进四五十万移民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生育率如果持续得不到提高，德国的经济必然受到限制，甚至其在欧盟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也将不保。
　　日本也面临着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2014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高达25%。根据估计，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延长，2050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达到40%。而如果日本的生育率无法提高，女性和高龄人群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到2060年，日本的总人口将减少1/3，劳动适龄人口将减少到3795万，比目前还要锐减40%多。劳动人口的减少导致日本生产人口和消费人口减少，市场和经济规模逐渐缩小。
　　在日本，少子化和老龄化合称为“少子老龄化”。这除了影响经济的发展，还造成过重的社保负担。根据CIA的数据，德国2014年的抚养比是52.1%，即每100名劳动适龄人口要抚养的老人和小孩的数量是52.1。日本的抚养比是63.3%，新加坡是38.5%。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少子化现象，抚养比中老人的权重比小孩更大。
　　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潜在养老比，就是一个老人对应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数字越低表明养老负担越重。根据CIA的数据，2014年德国是3.1，日本是2.4，新加坡是6.9，中国大陆是8。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5年日本的潜在养老比全球最低，只有2.1，差不多两个劳动适龄人口抚养一个老人。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全国的社保总支出逐年递增，规模相当于GDP的1/4。人均支出逐年递增，属于社保组成部分的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也逐年递增。此外，用于老年人的支出（养老金、医疗、护理等）远高于育子的支出，接近后者的十倍。
　　在德国，少子老龄化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雇主不得不支付日益昂贵的保险费和退休金，这使得德国更加依赖外来劳动力。为了解决劳动力的短缺，德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推迟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7岁推迟到70岁。此外，政府致力于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提高女性的就业率，尽管这项措施可能与鼓励生育的措施相矛盾。 　　在中国台湾地区，台大社会系教授薛承泰表示，台湾社会未来十年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存在四大危机，“老人化社会”和“年金保险基金见底”是其中两项。后者意味着可能出现“世代不均”的问题，即年轻时缴纳的社保费与年老后领取的社保费不对应。
　　在韩国，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紧缺。根据国会预算政策处的估计，养老基金将在2043年开始减少，将在2060年左右出现枯竭。对此，韩国开发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有接近40%的受访者担心“养老基金枯竭失去养老保障”，占比最高。其次是担心“因为养老而增加税收”，占比达到27%。
　　如果说少子化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冲击相对长远，那么其对各国教育界的冲击更为直接。
　　在中国台湾地区，2014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就出现多所小学招不到学生或只招到一名学生的情况。面对可能出现的招生困难，很多学校提供了多样的福利和优惠，但还是无法招到学生。据统计，2015年台湾六都的中小学减少1400多个班，这其中新北市和高雄市最严重，各减少300多个班。台湾各大高校也受到影响。据台“教育部”估计，2016年大一新生将减少3万人，到2024年将会减少1/3。薛承泰教授估计，到2028年的时候大学生来源会减少一半。
　　在日本，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2002年到2013年期间有大约5800所学校关闭。针对这种情况，日本财务省在2015年10月向文部科学省提出，在全国削减3.7万名教师。
　　民众不领政府的情
　　针对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市政府在2011年推出“祝你好孕”催生政策，内容包括每胎2万元新台币（人民币3900元）的生育奖励，5岁以下每个月2500元（人民币487.5元）的育儿津贴，以及学费补助、课后看护和孕前体检。台湾的其他县市也相继推出催生政策，提供生育补助和托育补助。苗栗县的生育补助最高，达到3.4万元（人民币6630元），新北市的托育补助最高，最多可达5000元（人民币975元）。
　　虽然台湾当局鼓励生育，但催生政策并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旺旺中时的民调显示，近一半的人不知道生育补助或托育补助的内容。而知道的人当中，超过八成的人表示不会因为补助想要生小孩。台大社工系的教授林万亿则表示，生育和抚养小孩的负担对年轻人来说确实很重，目前的催生政策只是杯水车薪。
　　在日本，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日本16岁到24岁的人群中，45%的女性和25%的男性“对性接触没兴趣，甚至反感”。18岁到34岁的人群中，39%的女性是处女，36%的男性是处男。而根据日本性教育协会的调查，在性方面表现积极的女大学生，从2005年的60%降低到了2012年的47%。
　　英国《卫报》曾撰文《为什么日本的年轻人不做爱了》，表示少子化的背后是日本年轻人对婚姻甚至性爱的拒绝。有些学者表示，年轻人花太多的时间在兴趣爱好上面，在社交和恋爱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导致他们越来越不懂得交流。这样一来交流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他们于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兴趣爱好上，比如漫画、游戏和动画，这样长时间下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逐渐与现实世界脱节。有心理咨询师透露，自己接触的一些年轻人对三次元（现实世界）的异性产生不了兴趣，而这样的人在日本并不是少数。

　　《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最新版表示，日本女性晚婚晚育的状况加重，政府应该对生育和抚养提供支持，要为年轻人提供更容易结婚的环境。另外，在2015版的《厚生劳动白皮书》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适婚人群觉得，地方政府的相亲活动“应该实施”。
　　除了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补助，休假制度的调整等常规政策之外，日本还有很多后备政策，比如姓氏选择权。按照传统，女性结婚之后要随夫姓，生了小孩要随父姓，但是为了适应不断提高的妇女地位，日本政府考虑让女性在婚后保留姓氏，甚至小孩也可以跟着母亲姓。
　　虽然生育政策的力度逐年加大，但是数据表明，日本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仍然很低，甚至不愿意结婚。25岁到29岁的男性未婚率在1975年是48%，在2010年达到72%，同年龄段的女性未婚率从21%涨到60%。30岁到34岁的年龄段的未婚率则更高，增幅也更明显。
　　另外有人认为，日本女性的观念不再传统，她们崇尚小资生活和物质追求，这让日本男性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尤其是性格温顺喜欢被动的草食男。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不能过分地苛责男性同胞，毕竟世道艰难，连性生活和姓氏都快不保了。
　　丹麦作为收入高福利好的北欧国家，在应对少子化问题上面，比亚洲国家要实在得多。夫妻双方的带薪产假最多可达52周。政府大力修建育儿所，帮助解决育儿问题。甚至有育儿所免费帮带小孩，为的是腾出时间的父母可以在家造人。但是，即便政府如此有诚意，生育率也还是不见涨，不是1.73就是1.74，政府不得不再加把劲。
　　丹麦有专门的生小孩网站，不是为了结婚谈恋爱，也不是为了约炮，而纯粹是为了造人。1997年法律就允许女性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2007年政府把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纳入医保。2012年6月，同性婚姻在丹麦合法化。
　　2014年有旅行社拍了两部宣传片，号召丹麦夫妇外出旅游。旅游当然不是重点，重点是旅游意味着更加频繁的性生活。宣传片给出数据，旅行期间夫妻的性生活频率提高46%，丹麦有10%的婴儿都是在旅途中孕育的。
　　 　　虽然宣传片的主要目的是商业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丹麦政府生育政策的契合，是宣传片大火的一个原因。这点从片子的名字也可以看出，第一集叫《为了丹麦，啪啪啪！》，第二集叫《为了老妈，啪啪啪！》。要讲清楚的是，第二集是怂恿想抱孙子孙女的老人的，鼓励他们为儿女的旅行费埋单。
　　德国作为欧盟的老大，比丹麦更愿意花钱。德国家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小孩每个月可以得到184欧元（约合人民币1253.3元）的育儿津贴，第三个小孩可以得到190欧元（约合人民币1294.2元），三个以上的每个得到215欧元（约合人民币1464.5元）。另外，政府支付六成的税后收入，作为父母离职育儿的津贴。每个月最高可达1800欧元（约合人民币1.23万元），最多可持续14个月。
　　数据显示，因为这样壕的手笔，德国政府的育儿津贴在欧洲位列第一，每年的家庭计划预算位列全球第一。如此诚意十足，柏林人口和发展问题专家瑟格勒尔还是指出，德国以金钱推动生育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调查显示，德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下，尤其是教育程度高的女性。
　　难道读书还会有影响生育的副作用么？有报道指出，这个问题可以跟“经济发达是最好的避孕药”一起讨论。支持者认为，经济越发达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也越高，这就导致女性不愿意为了家庭牺牲职业，进而造成生育率低下。另一种看法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男女之间就越平等，这就导致男性分担了更多的家庭事务，进而对生育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实中，美国、法国、英国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支持了第二种说法，德国的实际情况则多少可以用第一种说法来解释。调查表明，尽管德国政府推出政策，改善女性的职场环境，女性在结婚生子之后，职业生涯还是会受到影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况也一直存在。当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任性地表示坚决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而且德国政府也应该知道，这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跟上面几国一样，俄罗斯在应对少子化问题时也是各种招式都比划过了。从2013年开始，政府在出生率较低的地区实施新的补贴，生育第三胎或者更多小孩的家庭，新生儿3岁以前，每月可获得5000-11000卢布（约合人民币487.5-1072.5元）。另外，政府设立“母亲基金”，家庭生育第二个或者更多的小孩时，每生一个可以领到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46万元）的补贴，这笔钱可以用于房贷、教育、养老金的支付。
　　为了减轻家庭女性的负担，政府调整了产假制度，男性可以代替女性休产假，同时得到津贴。可以想象，这项政策让俄罗斯的女汉子们有种挣脱枷锁翻身做主的感觉。
　　这一系列政策让俄罗斯的生育率在2011年提升到1.61，与之前的十年在1.25到1.42之间徘徊的情况相比，确实有进步。政府在2012年宣布，“催生政策取得成功，人口自然增长率终于不是负的了，育龄妇女们也更愿意生了”。这样的进步甚至带来了快乐的烦恼，幼儿园因为新生儿增多，有点不堪重负。
　　即便如此，俄罗斯政府也不敢放松，1.61的生育率离2.1还有距离，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意味着新生儿数量很可能降低。于是乎，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环顾饱受少子化困扰的各国，民众对政府的好意很不领情，好不容易俄罗斯人民说“我有点愿意”，结果再次环顾后发现，这样的人好像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