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一个纯经济现象的高利贷问题,在文化与政治因素介入后,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化和政治对高利贷的“表达”,深刻地影响了高利贷发展的“实践”。明清以来的经验显示,高利贷本是一种生存借贷,置农村生存经济状态于不顾的单方面打击高利贷活动,不仅不能根除高利贷产生的土壤,反而加剧了高利贷的风险溢价,降低了小农的信贷可得性,恶化了小农的信贷状况。实际上,小农在借贷活动中,关心的主要是信贷可得性和利息额问题,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利息率问题。对高利贷问题的不适当“表达”,不利于农村融资问题的解决。让农民走出生存经济状况,才能根除高利贷产生的土壤。在仍处于发展中的小农经济状态时,不应将小农的生产借贷也推向生存借贷市场,加大农户的借贷成本,使得正常的生产性投资也难以进行,政策重点在于扶持农村的生产性借贷,千方百计地扩大小农的信贷可得性,并充分利用传统民间金融手段,而不是一味打击所谓的“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