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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的长中短篇小说集有《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蜜月》《岁月如歌》《陶然中短篇小说选》等很多种;2015年出版《没有帆的船》，是他的小说自选集（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自选集的首篇，是陶然生平“公开发表的第篇作品”，1974年春天写作发表的《冬夜》。
陶然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回国读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3年秋天移居香港，半年后发表了《冬夜》。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张诚年纪二十几，在名为“绿岛”的餐厅当侍应生（服务员）。冬天某日，临近午夜，已无顾客。冷清中，一个年轻顾客进来喝咖啡，张诚为其服务，觉得客人颇为面熟;另一个侍应生王强告诉张诚，说此人是大明星廖化。张诚认为这个大明星就是他中学时的同学王利成，于是巨前间他，希望获得确认，并叙旧日情谊。而此人则是困惑地应对，颇为支吾，一问一答之间显出不耐烦的神色，甚至恼怒，又是“满脸的冰霜”。他迅速把咖啡一饮而尽，说.句还得去拍片，匆匆付账就走了，临走时往张诚手里塞了一元硬币作为小费。
《冬夜》写的是一件小事，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手法平实，走的是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路线。题材井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技巧也不是意识流魔幻写实那一套，而它却颇为重要：为陶然后来的很多小说定了调，同时显出这位：新秀作者已谙熟写作小说之道。方忠在《香港文学视野中的陶然》里说：“陶然的理想是美好的，但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又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其小说主人公往往经历坎坷，具有悲剧性的命运，作品弥漫着忧郁的情调。”（《没有帆的船》，附录，第383页）这篇《冬夜》有相当的“悲剧性”，有“忧郁的情调”。
陶然这篇小说在香港《周末报》发表时，题目被编辑改成《大明星的小账》;41年后收入自选集《没有帆的船》，作者把它还原为《冬夜》，这是正名。王蒙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被改成《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来王蒙把它纳入自己的作品集时，改回原来的题目，也是一种正名。王蒙的两个题目，语义是有差别的，但差别不算很大。《冬夜》与《大明星的小账》的差别，比起王蒙两个题目的差别，就大了。“大明星的小账”这几个字，完全让读者看不到丝毫“悲剧性”“忧郁的情调”;而“冬夜”两个字一出现，读者脑海里就会出现“阴沉”“矜肃，，“寒冷”“黑暗”的画面。
白先勇1970年有篇短篇小说名为《冬夜》，“五四”时期俞平伯有诗集名为《冬夜》（其中有以《冬夜之公园》为题的）;往文学史上推，唐代的白居易有诗名为《冬夜》，如此等等。白先勇《冬夜》的阴冷气氛，欧阳子对比有过细致的析论（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台北尔雅出版社育限公司1976年版）。俞平伯《冬夜之公园》有这样的句子：“淡茫茫的冷月”，“格外觉得清冷”，“‘乌鸦’不知为甚的叫得这般凄紧？”白居易的《冬夜》共16句，其首6句为：“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冷”是这几篇作品的共同关键词。
以上“阴沉”“矜肃”“寒冷”“黑暗”四个词语中，头两个见于《文心雕龙·物色》。“物色”指自然景物，这篇论的是自然景物和作者所书写情志的关系。《物色》篇这样说：“献岁发春，悦春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由此可见秋天和冬天的气氛情调是“阴沉”“矜肃”;这个意思，两卜多年前宋玉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已有揭示。年有四季，春夏秋冬的气候和景物不同（当然其不同与地域大有关系），予人感受也不同。把四季浓縮为春夏和秋冬两者，则春夏暖而秋冬冷，春夏喜而秋冬悲，正构成对比。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们大概可看出这样的分别。随便举些例子，如杜甫的《客至》和《登高》，其差异正是如此。
文学理论家佛莱（Northrop Frye）的四季原型论就是上述道理的一个体系性解说。“四季原型”是个简称，较为具体地说，则是“晨昏春秋人生文学的原型”，即将晨昏、春秋、人生、文学加以模拟，并说明其情调或意境。他的纲领式说法是：
一、黎明、春天，诞生时期。英雄诞生的神话，复兴、复活、创造的神话，击败黑暗势力、冬天、死亡的神话（因为四个时期是一周期）。附属角色：英雄的父亲和母亲。传奇、大部分的祭酒神诗歌、狂想诗文的原型。
二、日午、夏天，结婚或胜利时期。封神、神圣婚姻、进入天国的神话。附属角色：英雄的女伴与新娘。喜剧、田园诗、牧歌的原型。
三、日落、秋天，死亡时期。衰落、垂死的神、暴毙与牺牲、英雄疏离的神话。附属角色：叛逆者与女妖。悲剧和挽歌的原型。
四、黑暗、冬天，解体时期。这些势力得逞的神话;洪水、混沌重临、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附属角色：鬼怪与巫婆。讽刺诗文的原型。
佛莱从另一个角度阐释其理论，即“喜剧和悲剧的境界对比”，意指喜剧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间事物，以及悲剧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间事物，两者极不相同，构成对比。佛莱的《文学的基型》文对此有所阐释，这里只引述他关于悲剧境界的若干说法：在悲剧境界之中，人是孤独的人，是被离弃或被背叛的人;环境则是荒野;在悲剧境界中，作品的结尾通常是人物离散（而非喜剧境界的欢聚）。（以上佛莱的理论，引自他的“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此文载于W.J.Bate，Criticism：The Major Texts，NewYork：Harcourt Braoc Jovanovich，Inc.，1970）陶然的《冬夜》，当然不是西方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却正有忧郁阴沉的氛围，充满对人生对生活的负面描述。先说主角张诚。他是侍应生，而作者开章就描写“几个疲惫的侍者的身影”，笔触直接涉及张诚时，则是他“几年来饱尝生活的煎熬”，“万念俱灰地叹了一口气”，“满脸阴沉”，“‘与另一侍应生王强’相对默然”。到了“大明星廖化”从门外进入餐厅，“张诚从迷茫中立即惊醒过来”，“一股寒气扑日也的脸”。张诚与大明星接触、间答，最后张诚知道大明星塞给他的是.元硬币，“他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双眉紧蹙”，“惨然地苦笑”，“一股愤怒的情绪”，“张诚的叹息声包含了复杂的情绪”。小说最后两段的描述包括“他朦胧地记起每次在万籁俱寂的冬夜中走回家时又冷又乏的苦处”;“他揉了揉又重又酸的眼皮”，“冷意又开始袭上他的心头”。以上的操作表情等，完全和高兴快乐的喜剧性氛围沾不上边。 《冬夜》的另一个侍应生名为王强，却不是强者。他16岁，“脸巨已经开始爬出了几道轻微的皱纹”，“看上去显得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苍老得多”，“好像被那压抑的气氛感染……”“‘与张诚’相对默然”，“这时的王强仿佛一下子又变得老成了”。小说对王强最后的描述是“这时的王强憋了憋嘴，冷笑着说……”
王强不强，《冬夜》的强者是大明星廖化，陶然这样让强者出场：“从餐厅的弹簧门跨进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年青人。”16岁的王强“看巨去显得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苍老得多”;大明星大概比王强大10岁，却是个“年青人”，而且“身材魁梧”，他才是强者。不过，这个强者井不“扶弱”，他没有为“弱者”张诚和王强带来什么东西，除了那侮辱胜的.元硬币。他只表现出“一丝冷冷的笑意”，对张诚“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身为大明星，和张诚讲话时“不觉感到大失身份，语气中已经明显地带着勃然大怒的味道了”;他与张诚的含糊应对，“那声音仿佛塞在喉中不愿出来，满脸的冰霜顷刻间也挤成一团麻木的笑容”。
人物之外，陶然对环境的描写，也与喜剧性的、嘉年华式的欢庆场面完全属于两个天地。他写道：“录岛餐厅宽敞的卡座已经空无一人”;餐厅与“外部世界隔绝了，自成一块寂寞的小天地”“若明若暗的几盏壁灯……无精打采地映着……”;“曾经有些生气的餐厅重归沉寂”。餐厅以外的世界呢，那是“万籁俱寂”，是有“冷意”的。环境的冷，和人情的冷融合在一起。大明星支支吾吾，不想和现在是侍应生的中学旧同学相认。因为二人身份一“高”一“低”，如果相认，就有降低自己身份之嫌;女睬相认，并和他应酬交往，则会“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大明星的势利无情，昭然若揭。古典小说《莺莺传》的张君瑞，有其“忍情说”，陶然《冬夜》写的是另类“忍情”。
《冬夜》之后，陶然的众多小说，常有批判现实商业社会中人的势利、冷漠、无情，袁良骏、吴义勤、蔡益怀等对此早有论述（蔡益怀：《陶然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育限公司2011年版，第30页，第36页）。就此而言，这篇《冬夜》是在“开风气之先”，是陶然小说.个主题的缩影。
说回上面介绍的佛莱原型论。佛莱所谓“垂死的神、暴毙与牺牲、英雄疏离的神话”、“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的秋冬悲剧性人物与故事情汽，其例证根据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以及亚里士多德论析的《奥迪伯斯王》（Oedipus the King）一类悲剧。现代的写实主义小说，自然没有这类角色不配友事情节。不过，佛莱的原型理论，极具普遍性，我们用以分析现代的作品，自可剔除“垂死的神、暴毙与犧牲、英雄疏离的神话”“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等成分，而用其“日落、秋天”“衰落”“疏离”“黑暗、冬天、解体”“‘恶’势力得逞”“失败”“式微”等关键词及其含义。
根据巨面笔者的引述和分析，我们把陶然的《冬夜》和佛莱的原型论加以比照，可看到《冬夜》所写，正有佛莱所说的秋冬原型。顺便指出，香港的冬天比起陶然读大学时北京的冬天，一点都不冷。当气温下降到摄氏十度八度，香港人就觉得“冻（冷）死了”（而有钱的太太小姐们的皮裘就可以炫耀了——经济学所说“炫耀性消费”的炫耀）。香港的冬天并不真正的冷，陶然在《冬夜》中颇为用力营造冬天的寒冷气氛，以与题目相应，有其艺术上的需要。陶然在1973年秋天从北京移居香港，大学文凭不获政府部门承认，“加巨全球能源危机，想找份工厂最底层的杂工工作都难”（《没有帆的船·自序》）。《冬夜》中主角的身份与作者陶然的身份不同，但小说卜角的抑郁挫败心情，应可视为作者心情的投射。刘勰的“物色论”，以及佛莱的原型理论一让我借用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概念可说是一种“天人合一”论，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人”间情意与“天”然环境的吻合融和。它是诗文修辞的“情景交融”，是李元洛厚重之书《诗美学》里说的“内情与外景水乳交融、情理形神和谐统一”[李元洛：《诗美学》（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陶然出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积学储宝”（《文心雕龙》语），对情景交融这种宝贵理论了然于胸;也可能他悟性高，情景交融的技巧是自己悟出来的。循此技巧理念写作，乃有《冬夜》的“原型”表现。
说到技巧，这里要补充一下。《冬夜》除了气氛营造甚佳之外，其布局谋篇井然有序，呼应得体。作为作者的破题儿第一篇，实在已非常难得。此外，陶然为篇中诸角色取名字，读来有深意，值得赞赏。主角张诚，诚意要与大明星叙旧，却遭冷遇与屈辱;“诚意”到底有何用？只有叹息。另一角色王强根本不强，名与实构成讽刺。餐厅名为“绿岛”，绿岛应是生意盎然的，实际却空无寂寥，这也构成讽刺。台湾有“离岛”名为“绿岛”，又名“火烧岛”，是关押囚犯之地;餐厅以“绿岛”为名，可有暗寓其侍应生人生无望如囚徒之意？我这里也许有“过度诠释”之嫌。陶然1973年才从北京移居到香港，对绿岛的历史大概并不认识。至于大明星原名王利成，这自然有名成利就之意，贴合其身份;但他的艺名取为“廖化”，我认为甚可商榷。男明星如秦汉（本名孫祥钟）、成龙（本名房仕龙），名字都有气派;廖化来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一语，明星取名字，哪有如此自贬身价的呢？陶然如此命名，我猜想，乃隐含了对势利之徒的不齿之情。
另一技巧运用，见于一个细节。近结尾处，“煤气炉上刚煮沸的开水发出嗤嗤的声音，化成一股股蒸汽从壶嘴急剧地冒了出来，飞升到天花板巨去;王强快步地去熄火”。为什么有此场面呢？就像为什么某短篇小说的开头要写墙上挂着一把枪呢？陶然读过海明威的小说，也知道海明威对小说技巧的一些理论。好的小说，每个细节都有它的作用。《冬夜》里“蒸汽从壶嘴急剧地冒了出来”，根据我的理解，可视作主角张诚愤懑情绪已到高潮;随后王强“熄火”，则是防山晴绪爆发的一个动作。
陶然首篇之后的小说创作，题材以至叙述手法，有其发展变化，历来论析已多。《冬夜》涉及的主题以及其气氛情调，则是其创作常见的一个模式。“那个冬夜的晚上，寒流袭港……哪里料到转眼间梦娜已在天涯成了陌路人。”这是陶然某篇小说的一个片段，印在《没有帆的船》这本自选集的封面上的。陶渊明“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李白自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陶然是舒适快乐、欣然自得的样子，北京有名胜陶然亭。作家陶然居港四十多年，生活有其陶然快乐的一面，但人生不免有忧虑哀愁，身为作家兼编剧的陶然，在重商业重金钱的社会中从事：文学工作，哪能没有“冬夜”的一面？（陶然：《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香港文学>卷首漫笔》，香港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第130页、第179页等。）自选集的书名是《没有帆的船》，它很有象征意味：陶然自适中带点虚无。小说名为《大明星的小账》，在影视八卦新闻可以卖钱的社会，自然比《冬夜》富有吸引力。但“冬夜”有其文学艺术巨“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无形“原型”传统;把握小说技巧、对文学艺术有所执着的作者，怎可以不把这意义重大的首篇名字，还原为《冬夜》呢？
陶然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回国读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3年秋天移居香港，半年后发表了《冬夜》。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张诚年纪二十几，在名为“绿岛”的餐厅当侍应生（服务员）。冬天某日，临近午夜，已无顾客。冷清中，一个年轻顾客进来喝咖啡，张诚为其服务，觉得客人颇为面熟;另一个侍应生王强告诉张诚，说此人是大明星廖化。张诚认为这个大明星就是他中学时的同学王利成，于是巨前间他，希望获得确认，并叙旧日情谊。而此人则是困惑地应对，颇为支吾，一问一答之间显出不耐烦的神色，甚至恼怒，又是“满脸的冰霜”。他迅速把咖啡一饮而尽，说.句还得去拍片，匆匆付账就走了，临走时往张诚手里塞了一元硬币作为小费。
《冬夜》写的是一件小事，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手法平实，走的是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路线。题材井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技巧也不是意识流魔幻写实那一套，而它却颇为重要：为陶然后来的很多小说定了调，同时显出这位：新秀作者已谙熟写作小说之道。方忠在《香港文学视野中的陶然》里说：“陶然的理想是美好的，但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又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其小说主人公往往经历坎坷，具有悲剧性的命运，作品弥漫着忧郁的情调。”（《没有帆的船》，附录，第383页）这篇《冬夜》有相当的“悲剧性”，有“忧郁的情调”。
陶然这篇小说在香港《周末报》发表时，题目被编辑改成《大明星的小账》;41年后收入自选集《没有帆的船》，作者把它还原为《冬夜》，这是正名。王蒙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被改成《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来王蒙把它纳入自己的作品集时，改回原来的题目，也是一种正名。王蒙的两个题目，语义是有差别的，但差别不算很大。《冬夜》与《大明星的小账》的差别，比起王蒙两个题目的差别，就大了。“大明星的小账”这几个字，完全让读者看不到丝毫“悲剧性”“忧郁的情调”;而“冬夜”两个字一出现，读者脑海里就会出现“阴沉”“矜肃，，“寒冷”“黑暗”的画面。
白先勇1970年有篇短篇小说名为《冬夜》，“五四”时期俞平伯有诗集名为《冬夜》（其中有以《冬夜之公园》为题的）;往文学史上推，唐代的白居易有诗名为《冬夜》，如此等等。白先勇《冬夜》的阴冷气氛，欧阳子对比有过细致的析论（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引》，台北尔雅出版社育限公司1976年版）。俞平伯《冬夜之公园》有这样的句子：“淡茫茫的冷月”，“格外觉得清冷”，“‘乌鸦’不知为甚的叫得这般凄紧？”白居易的《冬夜》共16句，其首6句为：“家贫亲爱散，身病交游罢。眼前无一人，独掩村斋卧。冷落灯火暗，离披帘幕破。”“冷”是这几篇作品的共同关键词。
以上“阴沉”“矜肃”“寒冷”“黑暗”四个词语中，头两个见于《文心雕龙·物色》。“物色”指自然景物，这篇论的是自然景物和作者所书写情志的关系。《物色》篇这样说：“献岁发春，悦春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由此可见秋天和冬天的气氛情调是“阴沉”“矜肃”;这个意思，两卜多年前宋玉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已有揭示。年有四季，春夏秋冬的气候和景物不同（当然其不同与地域大有关系），予人感受也不同。把四季浓縮为春夏和秋冬两者，则春夏暖而秋冬冷，春夏喜而秋冬悲，正构成对比。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们大概可看出这样的分别。随便举些例子，如杜甫的《客至》和《登高》，其差异正是如此。
文学理论家佛莱（Northrop Frye）的四季原型论就是上述道理的一个体系性解说。“四季原型”是个简称，较为具体地说，则是“晨昏春秋人生文学的原型”，即将晨昏、春秋、人生、文学加以模拟，并说明其情调或意境。他的纲领式说法是：
一、黎明、春天，诞生时期。英雄诞生的神话，复兴、复活、创造的神话，击败黑暗势力、冬天、死亡的神话（因为四个时期是一周期）。附属角色：英雄的父亲和母亲。传奇、大部分的祭酒神诗歌、狂想诗文的原型。
二、日午、夏天，结婚或胜利时期。封神、神圣婚姻、进入天国的神话。附属角色：英雄的女伴与新娘。喜剧、田园诗、牧歌的原型。
三、日落、秋天，死亡时期。衰落、垂死的神、暴毙与牺牲、英雄疏离的神话。附属角色：叛逆者与女妖。悲剧和挽歌的原型。
四、黑暗、冬天，解体时期。这些势力得逞的神话;洪水、混沌重临、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附属角色：鬼怪与巫婆。讽刺诗文的原型。
佛莱从另一个角度阐释其理论，即“喜剧和悲剧的境界对比”，意指喜剧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间事物，以及悲剧中出现的自然景象和人间事物，两者极不相同，构成对比。佛莱的《文学的基型》文对此有所阐释，这里只引述他关于悲剧境界的若干说法：在悲剧境界之中，人是孤独的人，是被离弃或被背叛的人;环境则是荒野;在悲剧境界中，作品的结尾通常是人物离散（而非喜剧境界的欢聚）。（以上佛莱的理论，引自他的“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此文载于W.J.Bate，Criticism：The Major Texts，NewYork：Harcourt Braoc Jovanovich，Inc.，1970）陶然的《冬夜》，当然不是西方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却正有忧郁阴沉的氛围，充满对人生对生活的负面描述。先说主角张诚。他是侍应生，而作者开章就描写“几个疲惫的侍者的身影”，笔触直接涉及张诚时，则是他“几年来饱尝生活的煎熬”，“万念俱灰地叹了一口气”，“满脸阴沉”，“‘与另一侍应生王强’相对默然”。到了“大明星廖化”从门外进入餐厅，“张诚从迷茫中立即惊醒过来”，“一股寒气扑日也的脸”。张诚与大明星接触、间答，最后张诚知道大明星塞给他的是.元硬币，“他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双眉紧蹙”，“惨然地苦笑”，“一股愤怒的情绪”，“张诚的叹息声包含了复杂的情绪”。小说最后两段的描述包括“他朦胧地记起每次在万籁俱寂的冬夜中走回家时又冷又乏的苦处”;“他揉了揉又重又酸的眼皮”，“冷意又开始袭上他的心头”。以上的操作表情等，完全和高兴快乐的喜剧性氛围沾不上边。 《冬夜》的另一个侍应生名为王强，却不是强者。他16岁，“脸巨已经开始爬出了几道轻微的皱纹”，“看上去显得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苍老得多”，“好像被那压抑的气氛感染……”“‘与张诚’相对默然”，“这时的王强仿佛一下子又变得老成了”。小说对王强最后的描述是“这时的王强憋了憋嘴，冷笑着说……”
王强不强，《冬夜》的强者是大明星廖化，陶然这样让强者出场：“从餐厅的弹簧门跨进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年青人。”16岁的王强“看巨去显得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苍老得多”;大明星大概比王强大10岁，却是个“年青人”，而且“身材魁梧”，他才是强者。不过，这个强者井不“扶弱”，他没有为“弱者”张诚和王强带来什么东西，除了那侮辱胜的.元硬币。他只表现出“一丝冷冷的笑意”，对张诚“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身为大明星，和张诚讲话时“不觉感到大失身份，语气中已经明显地带着勃然大怒的味道了”;他与张诚的含糊应对，“那声音仿佛塞在喉中不愿出来，满脸的冰霜顷刻间也挤成一团麻木的笑容”。
人物之外，陶然对环境的描写，也与喜剧性的、嘉年华式的欢庆场面完全属于两个天地。他写道：“录岛餐厅宽敞的卡座已经空无一人”;餐厅与“外部世界隔绝了，自成一块寂寞的小天地”“若明若暗的几盏壁灯……无精打采地映着……”;“曾经有些生气的餐厅重归沉寂”。餐厅以外的世界呢，那是“万籁俱寂”，是有“冷意”的。环境的冷，和人情的冷融合在一起。大明星支支吾吾，不想和现在是侍应生的中学旧同学相认。因为二人身份一“高”一“低”，如果相认，就有降低自己身份之嫌;女睬相认，并和他应酬交往，则会“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大明星的势利无情，昭然若揭。古典小说《莺莺传》的张君瑞，有其“忍情说”，陶然《冬夜》写的是另类“忍情”。
《冬夜》之后，陶然的众多小说，常有批判现实商业社会中人的势利、冷漠、无情，袁良骏、吴义勤、蔡益怀等对此早有论述（蔡益怀：《陶然作品评论集》，香港文学评论出版社育限公司2011年版，第30页，第36页）。就此而言，这篇《冬夜》是在“开风气之先”，是陶然小说.个主题的缩影。
说回上面介绍的佛莱原型论。佛莱所谓“垂死的神、暴毙与牺牲、英雄疏离的神话”、“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的秋冬悲剧性人物与故事情汽，其例证根据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以及亚里士多德论析的《奥迪伯斯王》（Oedipus the King）一类悲剧。现代的写实主义小说，自然没有这类角色不配友事情节。不过，佛莱的原型理论，极具普遍性，我们用以分析现代的作品，自可剔除“垂死的神、暴毙与犧牲、英雄疏离的神话”“英雄失败、诸神式微的神话”等成分，而用其“日落、秋天”“衰落”“疏离”“黑暗、冬天、解体”“‘恶’势力得逞”“失败”“式微”等关键词及其含义。
根据巨面笔者的引述和分析，我们把陶然的《冬夜》和佛莱的原型论加以比照，可看到《冬夜》所写，正有佛莱所说的秋冬原型。顺便指出，香港的冬天比起陶然读大学时北京的冬天，一点都不冷。当气温下降到摄氏十度八度，香港人就觉得“冻（冷）死了”（而有钱的太太小姐们的皮裘就可以炫耀了——经济学所说“炫耀性消费”的炫耀）。香港的冬天并不真正的冷，陶然在《冬夜》中颇为用力营造冬天的寒冷气氛，以与题目相应，有其艺术上的需要。陶然在1973年秋天从北京移居香港，大学文凭不获政府部门承认，“加巨全球能源危机，想找份工厂最底层的杂工工作都难”（《没有帆的船·自序》）。《冬夜》中主角的身份与作者陶然的身份不同，但小说卜角的抑郁挫败心情，应可视为作者心情的投射。刘勰的“物色论”，以及佛莱的原型理论一让我借用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概念可说是一种“天人合一”论，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人”间情意与“天”然环境的吻合融和。它是诗文修辞的“情景交融”，是李元洛厚重之书《诗美学》里说的“内情与外景水乳交融、情理形神和谐统一”[李元洛：《诗美学》（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陶然出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积学储宝”（《文心雕龙》语），对情景交融这种宝贵理论了然于胸;也可能他悟性高，情景交融的技巧是自己悟出来的。循此技巧理念写作，乃有《冬夜》的“原型”表现。
说到技巧，这里要补充一下。《冬夜》除了气氛营造甚佳之外，其布局谋篇井然有序，呼应得体。作为作者的破题儿第一篇，实在已非常难得。此外，陶然为篇中诸角色取名字，读来有深意，值得赞赏。主角张诚，诚意要与大明星叙旧，却遭冷遇与屈辱;“诚意”到底有何用？只有叹息。另一角色王强根本不强，名与实构成讽刺。餐厅名为“绿岛”，绿岛应是生意盎然的，实际却空无寂寥，这也构成讽刺。台湾有“离岛”名为“绿岛”，又名“火烧岛”，是关押囚犯之地;餐厅以“绿岛”为名，可有暗寓其侍应生人生无望如囚徒之意？我这里也许有“过度诠释”之嫌。陶然1973年才从北京移居到香港，对绿岛的历史大概并不认识。至于大明星原名王利成，这自然有名成利就之意，贴合其身份;但他的艺名取为“廖化”，我认为甚可商榷。男明星如秦汉（本名孫祥钟）、成龙（本名房仕龙），名字都有气派;廖化来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一语，明星取名字，哪有如此自贬身价的呢？陶然如此命名，我猜想，乃隐含了对势利之徒的不齿之情。
另一技巧运用，见于一个细节。近结尾处，“煤气炉上刚煮沸的开水发出嗤嗤的声音，化成一股股蒸汽从壶嘴急剧地冒了出来，飞升到天花板巨去;王强快步地去熄火”。为什么有此场面呢？就像为什么某短篇小说的开头要写墙上挂着一把枪呢？陶然读过海明威的小说，也知道海明威对小说技巧的一些理论。好的小说，每个细节都有它的作用。《冬夜》里“蒸汽从壶嘴急剧地冒了出来”，根据我的理解，可视作主角张诚愤懑情绪已到高潮;随后王强“熄火”，则是防山晴绪爆发的一个动作。
陶然首篇之后的小说创作，题材以至叙述手法，有其发展变化，历来论析已多。《冬夜》涉及的主题以及其气氛情调，则是其创作常见的一个模式。“那个冬夜的晚上，寒流袭港……哪里料到转眼间梦娜已在天涯成了陌路人。”这是陶然某篇小说的一个片段，印在《没有帆的船》这本自选集的封面上的。陶渊明“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李白自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陶然是舒适快乐、欣然自得的样子，北京有名胜陶然亭。作家陶然居港四十多年，生活有其陶然快乐的一面，但人生不免有忧虑哀愁，身为作家兼编剧的陶然，在重商业重金钱的社会中从事：文学工作，哪能没有“冬夜”的一面？（陶然：《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香港文学>卷首漫笔》，香港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第130页、第179页等。）自选集的书名是《没有帆的船》，它很有象征意味：陶然自适中带点虚无。小说名为《大明星的小账》，在影视八卦新闻可以卖钱的社会，自然比《冬夜》富有吸引力。但“冬夜”有其文学艺术巨“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无形“原型”传统;把握小说技巧、对文学艺术有所执着的作者，怎可以不把这意义重大的首篇名字，还原为《冬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