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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米兰·昆德拉，“媚俗”一词便不会引起多大注意，也不会变得如此扑朔迷离。
本似明白的词，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很多人直觉韩少功先生一开始就将Kitsch（读作/kItf/）给译歪了甚或译反了。有人说本当译作“自媚”来着，又有人说最好是音译，译作“刻奇”。
问题就这样复杂了起来。一时间，Kitsch成了汉语文学界及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一股脑的很多文章，一股脑的没了文章。隐隐约约觉得，这说不定正是昆德拉所说的Kitsch——媚俗。
一、探询式思考
米兰·昆德拉妙笔生花，小说里时不时就冒出格言一般的句子，有时还令人目不暇接，一个接着一个，坊间习称为名言金句。甚至有人专门编纂“米兰·昆德拉经典语录”，点击率颇高。
然而读昆德拉的小说只读到名言金句，恰如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只读到主人公托马斯的一次次艳遇，满足的似乎都是淫欲。只不过一个是理智的淫欲，一个是肉身的淫欲。
如此说来，借着抄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2003）里的金句，如：
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第297页）
在媚俗的王国，实行的是心灵的专制。（第299页）
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第302页）
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第306页）
非但解释不了被译作“媚俗”的Kitsch，而且会将其变为一个学术课题，热闹吵嚷的学术热点或前沿。这样即便不是藏得很深的Kitsch，也是歪得相当可以。
有访谈者问昆德拉，哲学思考对于他的小说，是否就像内心独白之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既是结构基础，又是主要手法？昆德拉回答：
我认为“哲学”一词不恰当。哲学在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发展自己的思想，没有人物，也没有处境。（《小说的艺术》，董强译，2004，上海译文，第37页）
昆德拉当然从事哲学思考，深度一点都不亚于二十世纪的顶尖哲学家，然而他不会在小说里时不时夹带哲学私货。这不是因为通常所谓的“两张皮”，而是因为在他眼中，现代小说比现代哲学伟大。昆德拉说，笛卡尔和伽利略所开启的现代哲学和科学传统，确实让胡塞尔所谓的“生活世界”晦暗不明，确实导致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之遗忘”;但是塞万提斯所开启的现代小说传统，却始终在探询打捞被遗忘了的“人的存在”。（《小说的艺术》第5页）这大概就是他念念不忘“欧洲小说”以及“小说的艺术”的一个原因。
即便说他的小说有结构基础，那也不是哲学思考，而是探询式思考：“思考式的探询（或探询式的思考）是我所有小说构建其上的基础。”（《小说的艺术》第40页）哲学与探询的区別在于，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对于前者，名言金句是理论结晶;对于后者，可能只是闲笔不闲的闲笔，虚虚实实，既不能当真，也不能不当真。什么时候当真，什么时候不当真，得看人物和情境，而不是靠摘抄语录。
二、伟大进军
萨比娜一生都在反叛。反叛的机缘，就是Kitsch：
萨比娜内心对共产主义的最初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城堡被改造成马厩），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换句话说，也就是媚俗。五一节，就是这种媚俗的典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66页）
这个节日不是圣诞节、春节、端午节之类的古老节日，而是五一节，是共产世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古老节日，关注过祥林嫂命运的人都知道，节庆几日满是艰辛紧张的杀宰蒸煮洒扫浆洗，是琐碎平常的柴米油盐盆盆罐罐，大概属于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而五一节，则属于“伟大进军”，表现积极或尽可能积极，搭乘历史列车，紧随时代步伐，就是节日的一切。
得顺便区分一下“进军”和“伟大进军”。只要当过兵，就知道进军远没那么浪漫，得先考虑吃喝拉撒睡，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这回事;而伟大进军，只考虑千秋伟业，只考虑人类未来：
伟大进军，尽管障碍重重，但它是一种壮观的前行，是通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乃至更远的征程，因为只有征途上多险阻，进军才能堪称伟大的进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66页）
跟“博爱、平等、正义、幸福乃至更远的征程”之壮观相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像是需要加以铲除的粪便。于是就有了“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就有了关于粪便的诡谲论辩。
萨比娜的日内瓦情人弗兰茨医生，自由世界的自由知识分子，终生梦想着经历一场伟大进军，梦想着“自己是跨世纪前行的队伍中的一员”（《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8页），这时，个人小我会瞬间升华为集体大我。
后来，机会来了。自由西方“伟大的知识分子”决定组织一场伟大进军，一场“世人瞩目的伟大壮举”，向柬埔寨边境进军。得知消息的弗兰茨，先是振奋，接着犹豫，因为他看到了大学生情人的眼睛。于是放弃。立刻后悔。怎能为一己私情放弃伟大事业呢？最终，他加入了那场伟大进军。
弗兰茨是不是个“媚俗的人”，我们不敢定论，因为叙述者说：“我不想就此而论，说弗兰茨是一个媚俗的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8页）但萨比娜，的确是个反媚俗的人，因为萨比娜曾愤怒地抗议：“我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3页）
三、卡夫卡学萨比娜的抗议，缘于自由世界为她策划的个人油画展。她在抗议主办方：
萨比娜拿过目录，只见她的照片上被画上了铁丝网状物。翻开展览目录，是她的履历，就像是烈士与圣人的小传，美化过分：她经历过苦难，与不公抗争，最后不得不放弃苦难重重的祖国，但继续斗争。最后一句写道：“她用自己的画为自由而战。”（《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3页）
萨比娜的抗议，在人情层面，的确不可理喻，毕竟人家是策展方。然而“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一问，正是媚俗;“为自由而战”，又是一场伟大进军，萨比娜刚刚逃离祖国的“五一节”。 看到这一幕，禁不住想起《被背叛的遗嘱》里的主角卡夫卡。
昆德拉仰慕卡夫卡，却极端鄙夷“卡夫卡学”。对这丝鄙夷最传神的表达，是他借着“同语反复”为卡夫卡学所下的绕口定义：“卡夫卡学是旨在将卡夫卡作卡夫卡学化的学说。以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2003，上海译文，第33页）其实，删掉中译文里的“作”字和“了”字，可能会更传神：“卡夫卡学是旨在将卡夫卡卡夫卡学化的学说。以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
《被背叛的遗嘱》这一书名的含义之一，用在卡夫卡身上，就是“卡夫卡学”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这场背叛，始于卡夫卡的生前好友、卡夫卡学的鼻祖马克斯·布洛德。因为他所创造的卡夫卡形象及其作品形象，正是背叛。昆德拉说，后世的卡夫卡学家，虽然喜欢跟其鼻祖拉开距离，却是壮大发展了这场背叛：
尽管他们的作品浩瀚无限，卡夫卡学仍然以多如牛毛的异文没完没了地发挥同一篇讲话，同一个思辨，这思辨已越来越独立于卡夫卡的作品，仅仅靠自己哺育自己。通过不计其数的前言、后记、注释、传记、专题论文、大学讲座、博士论文，它制造并维持卡夫卡的形象，以至于到后来公众所认识的名叫卡夫卡的作者已不再是原来的卡夫卡，而是已经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被背叛的遗嘱》第42页）
卡夫卡在卡夫卡学家笔下，成为圣徒，五花八门的圣徒：宗教思想家，孤独的战斗者，革命者，哲学家。在一场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卡夫卡学家这样结束学术报告：“卡夫卡为我们而生活，为我们而受苦。”（《被背叛的遗嘱》第33页）这正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
四、第二滴泪因为昆德拉，“第二滴泪”成了现代汉语里的一条典故。
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多关啊！
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人类的博爱（The brotherhood of man on earth）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99页）
这段扑朔迷离的话，来自萨比娜的一次遭遇。当时她在美国，有位朋友是参议员。一天，带她去兜风。敞篷车后排座位上挤着四个孩子。车停了，孩子们跑过草坪。参议员朋友一脸微笑，向来自共产世界的萨比娜说：“看看他们！我说这就是幸福。”这微笑，似曾相识：
但在这一刻，萨比娜仿佛看到参议员站在布拉格一个广场的主席台上。他脸上挂着微笑，与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对脚下游行队伍中同样微笑着的民众发出的微笑一模一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98页）
关键在于“微笑一模一样”，虽然意识形态迥异。共产国家领导人的微笑，游行民眾的微笑，美国参议员的微笑，在萨比娜眼中是同一个微笑。这些微笑，永远“政治正确”。
小说《慢》中的一个历史学家蓬特万说：“今日的政治家个个算得上是舞蹈家。”（《慢》，马振骋译，2003，上海译文，第19页）“舞蹈家”一词当然是个隐喻，指的是“在公众生活中有裸露癖的人”（《慢》第28页）。看到“公众生活中的裸露癖”，我们很容易想到“作秀”“演戏”之类的贬斥。然而过快的贬斥，容易让我们将此当作现代生活中的一幕丑剧而一笑了之，而忘记了它也许正是现代生活的本质，或者说得范围稍小一点，正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本质。
五、表演的社会
昆德拉一直在强调，早在现象学家胡塞尔及其弟子海德格尔留意“生活世界”及“存在之遗忘”之前，欧洲的伟大小说家就已探询人之存在;早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透彻论述“资本主义和普遍的现代社会”的首要特点就是“官僚主义的理性化”之前，小说家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就已意识到了官僚主义的根本重要性（《帷幕》，董强译，2006，上海译文，第170-171页）。同样，早在政治学家麦克卢汉将“表演的社会”作为最喜欢的主题之前，小说家已经分析、透视现代社会的表演性质了。
“表演的社会”，就技术层面而言，当然依赖大众传媒。由于大众传媒，表演就有了一群前所未有的观众——屏幕前的公众;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演员——面对公众的公众人物。在昆德拉眼中，这是一种可怕的现代性：
对舞蹈家的理论还要添上一章：他的群众的不可见性！这才是这类名人可怕的现代性！他不在你面前，也不坐我面前，但是在全世界面前裸露。什么是全世界？一个没有面目的无限！一种抽象。（《慢》第30-31页）
现代政治之为现代政治，就在于发现公众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于是提出口号、发表宣言、发动群众几乎成为现代各式各样运动的标准配置。公众，永远是匿名的，代表着全世界。在公众的目光下，就有了终生经营自身艺术形象的公众人物：
他一直要把自己的生平变成一件艺术品。（《慢》第44页）
念念不忘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一件艺术品的材质，这才是舞蹈家的真谛！他不宣讲道德，而跳道德之舞，他要用自己生命之美去感动人，去迷惑人！他爱上自己的生命，就像
雕塑家爱上自己正在创作的雕像。（《慢》第22页）
切莫以为“表演的社会”只波及名流政要。在昆德拉的观察中，“表演”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骨节：“我们每个人身上肯定都有舞蹈家的影子。”（《慢》第29页）
小说家言，也许不可信。然而据说，中华大地上的礼仪专家如今在教女孩子，微笑只露八颗牙齿。无论是只许露八颗，还是只需露八颗，肯定都是面对镜头的微笑，或者说都是最“上镜”的微笑。
六、大词
“公众生活中的裸露癖”，“跳道德之舞”，首先得寻求政治正确，这样才能满足公众。
政治正确，当然离不开“大词”（Big Words），比如人类未来，历史进步，自由解放，伟大爱情;又譬如人民选择，历史规律，必然趋势。大词之为大词，在于大而模糊，因大而模糊，因模糊而大：“这些词都很大，但也模糊，其力量恰好存在于模糊的状态中。”（《无知》，许钧译，2004，上海译文，第86页）谁都不知这些大词的具体所指，比如，到底谁是人民？又似乎人人知其含义，不言自明，毋庸置疑。 “只有第二滴泪使媚俗成其为媚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那里出现了大词“人类”。
在大词笼罩下，就永远政治正确。昆德拉曾回忆，他移民到法国的头几个星期里，大概由于“斯大林主义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谴责”，他就不知不觉披上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哀的光环”。有位巴黎知识分子，曾经帮过他很多忙，俩人面对面坐在酒吧：
那是我们初次在巴黎见面。在我们头顶的空气中，我看见飘荡着一些伟大的字眼：迫害、劳动营、自由、驱逐出祖国、勇气、抵抗、集权体制、警察恐怖。为了驱散这些堂而皇之的幽灵媚俗的一面……（《帷幕》第69页）
極权主义者媚俗，反极权者也媚俗，只不过所用大词不同，只不过一个叫作“伟大进军之媚俗”，一个叫作“美国式媚俗”。
大词以及公众对大词的信赖，再加上“表演的社会”，让媚俗成为铁板一块的专制力量：“在媚俗的王国，实行的心灵的专制。”毕竟，极权的反对者，“也要拥有一份坚信和简单化的真理来得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并感化他们的整个集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3页）。
七、最极端的美学病
本文开头的引文说过，萨比娜因五一游行而反感共产主义，不是出于伦理学，而是出于美学。她担心五一劳动节所向往的那个理想世界一旦实现，周围满是“愚蠢的笑脸”，自己恐怕会窒息而死。与此相比，现实世界则可以生存，哪怕有种种迫害，哪怕得排队买肉。
反媚俗既是美学反感，就说明媚俗是个美学范畴，只不过是用来表示美学谴责。在昆德拉的美学辞典里，媚俗就是“最大限度的美学谴责”（《帷幕》第66页）。
昆德拉曾追溯Kitsch的词源，说该词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慕尼黑，起初是指“伟大的浪漫主义世纪甜腻而令人作呕的余渣”。是昆德拉的导师赫尔曼·布洛赫，让Kitsch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汇。依布洛赫，Kitsch才是十九世纪的主导风格，其中的例外只是那几部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是“现代小说跟媚俗浪潮搏斗的英雄壮举”，但最终还是被媚俗浪潮打倒在地（《小说的艺术》第205页）。这一成为浪潮的主导风格，是“最极端的美学病”：
那些领教过媚俗经久不衰的暴政（如歌剧男高音般的暴政）的人，尤其恼怒在现实之上覆盖玫瑰色纱巾的做法，恼怒不断出于激动状态中的心灵不知羞耻的展示，恼怒“撒过香水的面包”（穆齐尔）;很久以来，媚俗在中欧已成为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代表着最极端的美学病。（《帷幕》第66页）
“撒过香水的面包”，“在现实之上覆盖玫瑰色纱巾的做法”，就是Kitsch。
依此，法国现代主义者将美学病Kitsch译为“蹩脚的艺术”，当然就是误译了，因为这没有传达出“最大限度的美学谴责”或最严厉的美学谴责。
对此翻译失误，昆德拉颇为厚道。他说，他不怀疑他们受了“温情主义和浮夸的诱惑”，他只是觉得：“由于缺乏长期的媚俗经验，在他们身上没有能够产生出和发展起对媚俗极其敏锐的厌恶。”（《帷幕》第66页）
然而越是阅读昆德拉，就越觉得他说这话就是出于厚道。因为，无论他笔下的法国知识人还是法国现代主义者，似乎都“媚俗”，又怎么能说他们“缺乏长期的媚俗经验”？更何况，现代知识人借以鼓动群众的那些大词，引发现代知识人老想“生活在别处”的那些论调，不知有多少就是法国土产。
八、一种独特的现代疾病
昆德拉说，法国人忍受不了“粗俗”（vulgaire）：“在法国，没有比这更严厉的美学谴责了。”（《帷幕》第68页）他自己则忍受不了“媚俗”（Kitsch）：“将我们分开的是两种美学态度的撞击：忍受不了媚俗的人碰上了忍受不了粗俗的人。”（《帷幕》第70页）
媚俗与粗俗的最大区别在于，粗俗古来有之，媚俗则是一种现代疾病。这不只是因为媚俗所仰赖的大词、口号、公众、游行或运动，无一不是现代发明;而且更是因为，在人间建立天堂，是现代独有的一份事业。在《小说的艺术》里，昆德拉曾为自己的小说编纂了一个小辞典，这是其中的一个辞条：
【现代（成为现代人）】Moderne（etre moderne）他们整整一代人都争先恐后地加入捷共，以免错过成为现代人之机。……正如兰波命令的那样，“必须绝对现代”。成为现代人的欲望是一种原型，也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命令，深深地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它是一种坚决的形式，其内容则是不断变化、无法确定的：自称现代并被接受为现代人的人，就是现代的。（《小说的艺术》第181页）
现代人之为现代人的标志，就是自命现代，追赶现代。对于现代知识人，落后、保守、反动，就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耻辱标记;永远进步、永远年青、永远革命，则是孜孜以求的应许奖赏。
萨特及其朋友曾抨击加缪“反动”。加缪的回击颇为著名，他说，他们“将椅子放在了历史的方向上”。昆德拉补充说，加缪的回击可谓精确，然而还是没有看到，“这把了不得的椅子是装了滑轮的”，所有人都在向前推这把椅子：
他们一边推着椅子，一边将他们的笑脸朝向公众。公众在他们身后跑，也在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只有因现代而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现代的。（《帷幕》第72页）
因而当我们看到，现代汉语世界总有不少思想家或文学家常年劝勉青年应该跟上时代步伐，每每承诺或自诩永远跟青年站在一起，大概不难觉察，这些劝勉、承诺或自诩正是昆德拉所谓的媚俗。
九、媚俗与现代愚蠢
对Kitsch一词最为明晰的界说，见于《小说的艺术》第七部分，即昆德拉的著名演讲《小说与欧洲》。这段文字颇长，然而转述可能更费唇舌，故敬请原谅这里的大段抄录。为加深印象，关键字句附上一点英文：
“媚俗”一词指不惜一切代价想讨好，而且要讨最大多数好的一种态度。为了讨好，就必须确定什么是大家都想听的，必须为固有观念服务。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它惹得我们为自身，为自己的平庸感受与思想（the banalityof what we think and feel）一掬热泪。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话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由于必须讨好，也即必须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大众媒体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媒体的包围、渗入我们的整个生活，媚俗就成了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直到不久以前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一种反对固有观念与媚俗的反保守主义的反叛（a nonconformist revolt）。今天，现代性已经与大众媒体的巨大活力相融，成为现代人就意味着一种疯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竭力与别人一样，竭力比那些最与别人一样的人还要与别人一样。现代性已经披上媚俗的袍子。（《小说的艺术》第205-206页） 这段话里面，最核心的界定当然是这句话：
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小说的艺术》第205页）
Kitsch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tupidity of received ideas into the language ofbeauty and feeling.
然而仅仅注意这句话，会让人忘记Kitsch一词所隐含的现代宿命。在此段文字之前，是一段专谈“愚蠢”（stupidity）的文字，专谈福楼拜发现了“愚蠢”。昆德拉说，在十九世纪“那个因它的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世纪”，相对于发明火车，相对于黑格尔自信“把握住了普遍历史的精神本质”，福楼拜发现愚蠢才是“最伟大的发现”（《小说的艺术》第204页）。
此发现之所以最伟大，只是因为：“愚蠢面对科学、技术、进步、现代性并不遁去，相反，它水涨船高地随着进步一起进步！”（《小说的艺术》第204页）
这大概涉及愚蠢的古今之变。昆德拉说，在福楼拜之前，人们不是不知道愚蠢的存在，但愚蠢“只是缺少知识”（a simple absence of knowledge），是“一个可以经过教育而改正的缺点”（a de-fect correctable by education）;而在福楼拜笔下，愚蠢则成了“与人类存在不可分离的一个范畴”（an inseparable dimension of human existence）。换句话说，福楼拜所发现的愚蠢，是因“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现代人所独有的愚蠢，是一种亘古未有的“现代愚蠢”（Modern stupidity）：
现代的愚蠢并不意味着无知（ignorance），而意味着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nonthoughtof received ideas）。（《小说的艺术》第205页）
“固有观念”一词，英语文本的表述是received ideas，字面义是广为接受的观念，在公众作为一股至高无上的政治力量的时代，则意味着“政治正确”的观念。“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意思就是，政治正确就是不假思索的正确。
昆德拉说，福楼拜发现愚蠢，就未来而言，比马克思或弗洛伊德思想更重要，因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想像的未来世界，没有阶级斗争，没有精神分析，但却离不开“政治正确”的观念，这些观念势如潮涌，不可阻挡。
因而上文所引的那一大段解释媚俗的文字，所要言说的似乎就是现代宿命：由于“人民”二字的威力，由于大众传媒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固有观念的愚蠢”就成了你我的现代境遇，媚俗就成了你我“日常的美学与道德”（everyday aesthetic and moral code），“现代性已经披上媚俗的袍子”。
十、媚俗作为“存在概念"
也许有人觉得，昆德拉是夸大其词。假如Kitsch只是布洛赫或昆德拉所提出的一个美学概念，这感觉就没错。
然而，这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对现代疾病的诊断报告;即便是当作美学概念，那也不是借以建立美学体系的理论概念，而是探询人之存在境遇的“存在概念”：
美学概念只是在我看到了它们的存在根源时，在我把它们当作存在概念来理解时，才开始让我感兴趣。（《帷幕》第132页）
关于理论概念与存在概念之别，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论“德语消亡”的一句话，堪为最佳注脚：“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2013年，第110页）汉语知识界围绕Kitsch的种种讨论和探究，其最大盲区是将Kitsch当作一场话说，从而忘记了Kitsch这种现代疾病，你我不只都亲历过，或许还正在亲历。
前些年，我们“者也读书会”决定读《论语》，其初衷是，知识人只热衷于谈《论语》，从不通读细读。一位自由派朋友，觉着有些不可思议。善意阻拦，未果。于是谆谆告诫，读《论语》要批判地读。这当然是因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批判继承就是知识人心目中的政治正确，无论哪一派。读《论语》的第一天，另一位朋友旁听，是远道而来。席间，他激动地说，你们弘扬传统文化，正能量。这当然是因为，民族复兴是另一种政治正确。
前些天，有位名人惹了大祸，网民群起而攻之，被迫公开道歉仍不肯善罷甘休。那句话是在一场演讲中说的，据一则报道说，他本以为会出现掌声：“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这个国家的堕落。”这一表述，犯了简单归因的错误，这我承认。但由此引起民愤，只能说明“媚俗”已经成为你我“日常的美学与道德”。因为只要看过托克维尔，看过《民主在美国》下卷叙述美国妇女对良风美俗的型塑力量的那几章，就不难觉察该名人的鲁莽表述，实际上触及一个不容小瞧的重大政治课题——当然不是政治立场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化民成俗”“母仪天下”意义上的政治。
这场舆论风波，让我禁不住想起前些天听《东周列国志》评书。书一开头，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一位说书人，已成“网红”。草草讲完故事，接着用长之又长的时间，专为褒姒翻案，叱责原著的政治不正确。这又让我想起十几年前，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姑娘怒冲冲地对我说，她讨厌孑L子。我当时在辅导她作文，免费的。这样怒冲冲固然不好，但毕竟貌似读过《论语》，所以愿闻其详。于是我问为什么。答曰：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
十一、“为适合时代精神的观点改变"
由上文的引述大概可以看出，用“媚俗”一词翻译Kitsch，其实大致不差，甚至是相当准确。
孜孜于讨论译名，为此不惜笔墨探讨Kitsch一词的来龙去脉，虽可谓严谨，只是容易忘记此词与现代生活的勾连，忘记此词本是作为“存在概念”的“美学概念”。
譬如刘再复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媚俗人》的文字，收在他的《人论二十五种》一书里面。文章结尾说： 综上所述，媚俗人既媚上也媚下，上就是最高领导人，下就是所谓“民众”。梁启超早就说过，专制社会的政客们媚的是一个，民主社会里媚的则是众人。而昆德拉感受到的社会，则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且媚时总是更加理直气壮。可见，随着社会的进化，俗人也在不断进步。（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刘先生显然将“媚俗”做了通俗化的理解。其实，梁任公所说的上下逢迎溜须拍马，并不是昆德拉所谓的媚俗，那仅仅就是个“俗”;至于梁任公及其后继者，终生怕落后于时代，怕跟青年站不到一起，这才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
媚俗之为媚俗的关键，在于寻求并力保“政治正确”。这样的“政治正确”，总是与时俱进，紧跟历史步伐，总是“为适合时代精神的观点改变”：
女权主义先是高涨再高涨，后是低落再低落，对“新小说”，崇拜之后便是蔑视，革命的清教主义被放荡淫秽的色情主义所代替，欧洲一体的想法先是被一些人诋毁为反动的新殖民主义，后来又被那一帮人炫耀为一面进步的旗帜，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被背叛的遗嘱》第42页）
昆德拉的这番感慨，因一女人而发。1991年的一天，这个女人兴冲冲地告诉他，已经没有列宁格勒了，又改回了原名彼得堡。城市与街道改名，昆德拉从不激动。但他没敢说，因为一看“她那因惊人的历史进程而闪闪发亮的眼睛”，就知道自己一说出口，会是个什么下场。只是昆德拉想不通，她在1971年无限崇拜列宁，而且始终是个左派。
昆德拉这时提起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别祖霍夫，此人早年崇拜拿破仑，后来却成了一心刺杀拿破仑的刺客。昆德拉说，别祖霍夫的内心世界也发生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的转变，但是与这个女人绝然不同。因为别祖霍夫正因观念改变，才证明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人越是有自我改变的力量、奇念、智慧，他就越是他自己，他就越是一个个体。”（《被背叛的遗嘱》第230页）而这个女人的改变，还有公众对女权主义、对新小说、对欧洲一体化的观点改变，都是“为适合时代精神的观点改变”，其中只见“大写的历史”或“历史进程”，不见“有血有肉的个体”。
依此推断，四五十年前那段岁月里的激情燃烧，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十几年前风行知识界的“告别崇高”，也是媚俗。而且昆德拉的小说里，似乎还能找到更多的似曾相识的画面：
不久前，还在吵吵闹闹，谁都想证明在旧政权统治下自己吃的苦比别人都多。谁都想做公认的受害者。但是这种诉苦比赛已经结束了。如今，人们需要的是成功而不是苦难。如果说大家都准备尊敬你的话，绝不是因为你生活艰难，而是因为看到你身边有个有钱的男人。（《无知》第43页）前半段，依稀看到伤痕文学的影子;至于后半段，一时半会还真没辨认出来，但相信并不陌生。
十二、媚俗与堂皇前文说过，昆德拉为媚俗所下的最为正经的定义，是简短的话：
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小说的艺术》第205页）
Kitsch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tupidity of received ideas into the language ofbeauty and feeling.
对照英语文本，大概能猜出昆德拉的意思是说，所谓媚俗，就是将广为接受的观念或固有观念之愚蠢，转化为堂皇而动人的语言。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為媚俗”，因为其中有了“人类”这一堂皇而动人的词汇：“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至于“看到宁静、温馨、和谐的家，家中母亲慈祥温柔，父亲充满智慧”，萨比娜怦然心动，禁不住流下眼泪。这滴眼泪，是第一滴，不是第二滴。
这滴泪，既是媚俗，又非媚俗。
媚俗，是因为这幅家庭生活的唯美画面，像祛除粪便一样祛除了家庭生活里的柴米油盐瓶瓶罐罐，只能是个谎言，充其量也只能是美丽的谎言。非媚俗，则是因为：“在媚俗被当作谎言的情况下，媚俗必定处于非媚俗的境地。”这时，媚俗就失去了它那“专横的权力”，“像人类的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5页）
媚俗作为“最大限度的美学谴责”，作为“最极端的美学病”，当然不是针对第一滴泪：
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轻蔑，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5页）
相反，摆出超人姿态，让反媚俗成为一场运动，像清除粪便那样清除第一滴泪，所成就的恰好正是媚俗，或许还更为隐蔽。
本似明白的词，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很多人直觉韩少功先生一开始就将Kitsch（读作/kItf/）给译歪了甚或译反了。有人说本当译作“自媚”来着，又有人说最好是音译，译作“刻奇”。
问题就这样复杂了起来。一时间，Kitsch成了汉语文学界及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一股脑的很多文章，一股脑的没了文章。隐隐约约觉得，这说不定正是昆德拉所说的Kitsch——媚俗。
一、探询式思考
米兰·昆德拉妙笔生花，小说里时不时就冒出格言一般的句子，有时还令人目不暇接，一个接着一个，坊间习称为名言金句。甚至有人专门编纂“米兰·昆德拉经典语录”，点击率颇高。
然而读昆德拉的小说只读到名言金句，恰如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只读到主人公托马斯的一次次艳遇，满足的似乎都是淫欲。只不过一个是理智的淫欲，一个是肉身的淫欲。
如此说来，借着抄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2003）里的金句，如：
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第297页）
在媚俗的王国，实行的是心灵的专制。（第299页）
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第302页）
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第306页）
非但解释不了被译作“媚俗”的Kitsch，而且会将其变为一个学术课题，热闹吵嚷的学术热点或前沿。这样即便不是藏得很深的Kitsch，也是歪得相当可以。
有访谈者问昆德拉，哲学思考对于他的小说，是否就像内心独白之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既是结构基础，又是主要手法？昆德拉回答：
我认为“哲学”一词不恰当。哲学在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发展自己的思想，没有人物，也没有处境。（《小说的艺术》，董强译，2004，上海译文，第37页）
昆德拉当然从事哲学思考，深度一点都不亚于二十世纪的顶尖哲学家，然而他不会在小说里时不时夹带哲学私货。这不是因为通常所谓的“两张皮”，而是因为在他眼中，现代小说比现代哲学伟大。昆德拉说，笛卡尔和伽利略所开启的现代哲学和科学传统，确实让胡塞尔所谓的“生活世界”晦暗不明，确实导致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之遗忘”;但是塞万提斯所开启的现代小说传统，却始终在探询打捞被遗忘了的“人的存在”。（《小说的艺术》第5页）这大概就是他念念不忘“欧洲小说”以及“小说的艺术”的一个原因。
即便说他的小说有结构基础，那也不是哲学思考，而是探询式思考：“思考式的探询（或探询式的思考）是我所有小说构建其上的基础。”（《小说的艺术》第40页）哲学与探询的区別在于，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对于前者，名言金句是理论结晶;对于后者，可能只是闲笔不闲的闲笔，虚虚实实，既不能当真，也不能不当真。什么时候当真，什么时候不当真，得看人物和情境，而不是靠摘抄语录。
二、伟大进军
萨比娜一生都在反叛。反叛的机缘，就是Kitsch：
萨比娜内心对共产主义的最初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城堡被改造成马厩），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换句话说，也就是媚俗。五一节，就是这种媚俗的典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66页）
这个节日不是圣诞节、春节、端午节之类的古老节日，而是五一节，是共产世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古老节日，关注过祥林嫂命运的人都知道，节庆几日满是艰辛紧张的杀宰蒸煮洒扫浆洗，是琐碎平常的柴米油盐盆盆罐罐，大概属于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而五一节，则属于“伟大进军”，表现积极或尽可能积极，搭乘历史列车，紧随时代步伐，就是节日的一切。
得顺便区分一下“进军”和“伟大进军”。只要当过兵，就知道进军远没那么浪漫，得先考虑吃喝拉撒睡，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这回事;而伟大进军，只考虑千秋伟业，只考虑人类未来：
伟大进军，尽管障碍重重，但它是一种壮观的前行，是通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乃至更远的征程，因为只有征途上多险阻，进军才能堪称伟大的进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66页）
跟“博爱、平等、正义、幸福乃至更远的征程”之壮观相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像是需要加以铲除的粪便。于是就有了“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就有了关于粪便的诡谲论辩。
萨比娜的日内瓦情人弗兰茨医生，自由世界的自由知识分子，终生梦想着经历一场伟大进军，梦想着“自己是跨世纪前行的队伍中的一员”（《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8页），这时，个人小我会瞬间升华为集体大我。
后来，机会来了。自由西方“伟大的知识分子”决定组织一场伟大进军，一场“世人瞩目的伟大壮举”，向柬埔寨边境进军。得知消息的弗兰茨，先是振奋，接着犹豫，因为他看到了大学生情人的眼睛。于是放弃。立刻后悔。怎能为一己私情放弃伟大事业呢？最终，他加入了那场伟大进军。
弗兰茨是不是个“媚俗的人”，我们不敢定论，因为叙述者说：“我不想就此而论，说弗兰茨是一个媚俗的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8页）但萨比娜，的确是个反媚俗的人，因为萨比娜曾愤怒地抗议：“我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3页）
三、卡夫卡学萨比娜的抗议，缘于自由世界为她策划的个人油画展。她在抗议主办方：
萨比娜拿过目录，只见她的照片上被画上了铁丝网状物。翻开展览目录，是她的履历，就像是烈士与圣人的小传，美化过分：她经历过苦难，与不公抗争，最后不得不放弃苦难重重的祖国，但继续斗争。最后一句写道：“她用自己的画为自由而战。”（《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3页）
萨比娜的抗议，在人情层面，的确不可理喻，毕竟人家是策展方。然而“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一问，正是媚俗;“为自由而战”，又是一场伟大进军，萨比娜刚刚逃离祖国的“五一节”。 看到这一幕，禁不住想起《被背叛的遗嘱》里的主角卡夫卡。
昆德拉仰慕卡夫卡，却极端鄙夷“卡夫卡学”。对这丝鄙夷最传神的表达，是他借着“同语反复”为卡夫卡学所下的绕口定义：“卡夫卡学是旨在将卡夫卡作卡夫卡学化的学说。以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2003，上海译文，第33页）其实，删掉中译文里的“作”字和“了”字，可能会更传神：“卡夫卡学是旨在将卡夫卡卡夫卡学化的学说。以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
《被背叛的遗嘱》这一书名的含义之一，用在卡夫卡身上，就是“卡夫卡学”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这场背叛，始于卡夫卡的生前好友、卡夫卡学的鼻祖马克斯·布洛德。因为他所创造的卡夫卡形象及其作品形象，正是背叛。昆德拉说，后世的卡夫卡学家，虽然喜欢跟其鼻祖拉开距离，却是壮大发展了这场背叛：
尽管他们的作品浩瀚无限，卡夫卡学仍然以多如牛毛的异文没完没了地发挥同一篇讲话，同一个思辨，这思辨已越来越独立于卡夫卡的作品，仅仅靠自己哺育自己。通过不计其数的前言、后记、注释、传记、专题论文、大学讲座、博士论文，它制造并维持卡夫卡的形象，以至于到后来公众所认识的名叫卡夫卡的作者已不再是原来的卡夫卡，而是已经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被背叛的遗嘱》第42页）
卡夫卡在卡夫卡学家笔下，成为圣徒，五花八门的圣徒：宗教思想家，孤独的战斗者，革命者，哲学家。在一场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卡夫卡学家这样结束学术报告：“卡夫卡为我们而生活，为我们而受苦。”（《被背叛的遗嘱》第33页）这正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
四、第二滴泪因为昆德拉，“第二滴泪”成了现代汉语里的一条典故。
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多关啊！
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人类的博爱（The brotherhood of man on earth）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99页）
这段扑朔迷离的话，来自萨比娜的一次遭遇。当时她在美国，有位朋友是参议员。一天，带她去兜风。敞篷车后排座位上挤着四个孩子。车停了，孩子们跑过草坪。参议员朋友一脸微笑，向来自共产世界的萨比娜说：“看看他们！我说这就是幸福。”这微笑，似曾相识：
但在这一刻，萨比娜仿佛看到参议员站在布拉格一个广场的主席台上。他脸上挂着微笑，与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对脚下游行队伍中同样微笑着的民众发出的微笑一模一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298页）
关键在于“微笑一模一样”，虽然意识形态迥异。共产国家领导人的微笑，游行民眾的微笑，美国参议员的微笑，在萨比娜眼中是同一个微笑。这些微笑，永远“政治正确”。
小说《慢》中的一个历史学家蓬特万说：“今日的政治家个个算得上是舞蹈家。”（《慢》，马振骋译，2003，上海译文，第19页）“舞蹈家”一词当然是个隐喻，指的是“在公众生活中有裸露癖的人”（《慢》第28页）。看到“公众生活中的裸露癖”，我们很容易想到“作秀”“演戏”之类的贬斥。然而过快的贬斥，容易让我们将此当作现代生活中的一幕丑剧而一笑了之，而忘记了它也许正是现代生活的本质，或者说得范围稍小一点，正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本质。
五、表演的社会
昆德拉一直在强调，早在现象学家胡塞尔及其弟子海德格尔留意“生活世界”及“存在之遗忘”之前，欧洲的伟大小说家就已探询人之存在;早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透彻论述“资本主义和普遍的现代社会”的首要特点就是“官僚主义的理性化”之前，小说家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就已意识到了官僚主义的根本重要性（《帷幕》，董强译，2006，上海译文，第170-171页）。同样，早在政治学家麦克卢汉将“表演的社会”作为最喜欢的主题之前，小说家已经分析、透视现代社会的表演性质了。
“表演的社会”，就技术层面而言，当然依赖大众传媒。由于大众传媒，表演就有了一群前所未有的观众——屏幕前的公众;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演员——面对公众的公众人物。在昆德拉眼中，这是一种可怕的现代性：
对舞蹈家的理论还要添上一章：他的群众的不可见性！这才是这类名人可怕的现代性！他不在你面前，也不坐我面前，但是在全世界面前裸露。什么是全世界？一个没有面目的无限！一种抽象。（《慢》第30-31页）
现代政治之为现代政治，就在于发现公众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于是提出口号、发表宣言、发动群众几乎成为现代各式各样运动的标准配置。公众，永远是匿名的，代表着全世界。在公众的目光下，就有了终生经营自身艺术形象的公众人物：
他一直要把自己的生平变成一件艺术品。（《慢》第44页）
念念不忘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一件艺术品的材质，这才是舞蹈家的真谛！他不宣讲道德，而跳道德之舞，他要用自己生命之美去感动人，去迷惑人！他爱上自己的生命，就像
雕塑家爱上自己正在创作的雕像。（《慢》第22页）
切莫以为“表演的社会”只波及名流政要。在昆德拉的观察中，“表演”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骨节：“我们每个人身上肯定都有舞蹈家的影子。”（《慢》第29页）
小说家言，也许不可信。然而据说，中华大地上的礼仪专家如今在教女孩子，微笑只露八颗牙齿。无论是只许露八颗，还是只需露八颗，肯定都是面对镜头的微笑，或者说都是最“上镜”的微笑。
六、大词
“公众生活中的裸露癖”，“跳道德之舞”，首先得寻求政治正确，这样才能满足公众。
政治正确，当然离不开“大词”（Big Words），比如人类未来，历史进步，自由解放，伟大爱情;又譬如人民选择，历史规律，必然趋势。大词之为大词，在于大而模糊，因大而模糊，因模糊而大：“这些词都很大，但也模糊，其力量恰好存在于模糊的状态中。”（《无知》，许钧译，2004，上海译文，第86页）谁都不知这些大词的具体所指，比如，到底谁是人民？又似乎人人知其含义，不言自明，毋庸置疑。 “只有第二滴泪使媚俗成其为媚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那里出现了大词“人类”。
在大词笼罩下，就永远政治正确。昆德拉曾回忆，他移民到法国的头几个星期里，大概由于“斯大林主义已经受到了一致的谴责”，他就不知不觉披上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哀的光环”。有位巴黎知识分子，曾经帮过他很多忙，俩人面对面坐在酒吧：
那是我们初次在巴黎见面。在我们头顶的空气中，我看见飘荡着一些伟大的字眼：迫害、劳动营、自由、驱逐出祖国、勇气、抵抗、集权体制、警察恐怖。为了驱散这些堂而皇之的幽灵媚俗的一面……（《帷幕》第69页）
極权主义者媚俗，反极权者也媚俗，只不过所用大词不同，只不过一个叫作“伟大进军之媚俗”，一个叫作“美国式媚俗”。
大词以及公众对大词的信赖，再加上“表演的社会”，让媚俗成为铁板一块的专制力量：“在媚俗的王国，实行的心灵的专制。”毕竟，极权的反对者，“也要拥有一份坚信和简单化的真理来得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并感化他们的整个集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3页）。
七、最极端的美学病
本文开头的引文说过，萨比娜因五一游行而反感共产主义，不是出于伦理学，而是出于美学。她担心五一劳动节所向往的那个理想世界一旦实现，周围满是“愚蠢的笑脸”，自己恐怕会窒息而死。与此相比，现实世界则可以生存，哪怕有种种迫害，哪怕得排队买肉。
反媚俗既是美学反感，就说明媚俗是个美学范畴，只不过是用来表示美学谴责。在昆德拉的美学辞典里，媚俗就是“最大限度的美学谴责”（《帷幕》第66页）。
昆德拉曾追溯Kitsch的词源，说该词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慕尼黑，起初是指“伟大的浪漫主义世纪甜腻而令人作呕的余渣”。是昆德拉的导师赫尔曼·布洛赫，让Kitsch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汇。依布洛赫，Kitsch才是十九世纪的主导风格，其中的例外只是那几部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是“现代小说跟媚俗浪潮搏斗的英雄壮举”，但最终还是被媚俗浪潮打倒在地（《小说的艺术》第205页）。这一成为浪潮的主导风格，是“最极端的美学病”：
那些领教过媚俗经久不衰的暴政（如歌剧男高音般的暴政）的人，尤其恼怒在现实之上覆盖玫瑰色纱巾的做法，恼怒不断出于激动状态中的心灵不知羞耻的展示，恼怒“撒过香水的面包”（穆齐尔）;很久以来，媚俗在中欧已成为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代表着最极端的美学病。（《帷幕》第66页）
“撒过香水的面包”，“在现实之上覆盖玫瑰色纱巾的做法”，就是Kitsch。
依此，法国现代主义者将美学病Kitsch译为“蹩脚的艺术”，当然就是误译了，因为这没有传达出“最大限度的美学谴责”或最严厉的美学谴责。
对此翻译失误，昆德拉颇为厚道。他说，他不怀疑他们受了“温情主义和浮夸的诱惑”，他只是觉得：“由于缺乏长期的媚俗经验，在他们身上没有能够产生出和发展起对媚俗极其敏锐的厌恶。”（《帷幕》第66页）
然而越是阅读昆德拉，就越觉得他说这话就是出于厚道。因为，无论他笔下的法国知识人还是法国现代主义者，似乎都“媚俗”，又怎么能说他们“缺乏长期的媚俗经验”？更何况，现代知识人借以鼓动群众的那些大词，引发现代知识人老想“生活在别处”的那些论调，不知有多少就是法国土产。
八、一种独特的现代疾病
昆德拉说，法国人忍受不了“粗俗”（vulgaire）：“在法国，没有比这更严厉的美学谴责了。”（《帷幕》第68页）他自己则忍受不了“媚俗”（Kitsch）：“将我们分开的是两种美学态度的撞击：忍受不了媚俗的人碰上了忍受不了粗俗的人。”（《帷幕》第70页）
媚俗与粗俗的最大区别在于，粗俗古来有之，媚俗则是一种现代疾病。这不只是因为媚俗所仰赖的大词、口号、公众、游行或运动，无一不是现代发明;而且更是因为，在人间建立天堂，是现代独有的一份事业。在《小说的艺术》里，昆德拉曾为自己的小说编纂了一个小辞典，这是其中的一个辞条：
【现代（成为现代人）】Moderne（etre moderne）他们整整一代人都争先恐后地加入捷共，以免错过成为现代人之机。……正如兰波命令的那样，“必须绝对现代”。成为现代人的欲望是一种原型，也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命令，深深地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它是一种坚决的形式，其内容则是不断变化、无法确定的：自称现代并被接受为现代人的人，就是现代的。（《小说的艺术》第181页）
现代人之为现代人的标志，就是自命现代，追赶现代。对于现代知识人，落后、保守、反动，就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耻辱标记;永远进步、永远年青、永远革命，则是孜孜以求的应许奖赏。
萨特及其朋友曾抨击加缪“反动”。加缪的回击颇为著名，他说，他们“将椅子放在了历史的方向上”。昆德拉补充说，加缪的回击可谓精确，然而还是没有看到，“这把了不得的椅子是装了滑轮的”，所有人都在向前推这把椅子：
他们一边推着椅子，一边将他们的笑脸朝向公众。公众在他们身后跑，也在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只有因现代而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现代的。（《帷幕》第72页）
因而当我们看到，现代汉语世界总有不少思想家或文学家常年劝勉青年应该跟上时代步伐，每每承诺或自诩永远跟青年站在一起，大概不难觉察，这些劝勉、承诺或自诩正是昆德拉所谓的媚俗。
九、媚俗与现代愚蠢
对Kitsch一词最为明晰的界说，见于《小说的艺术》第七部分，即昆德拉的著名演讲《小说与欧洲》。这段文字颇长，然而转述可能更费唇舌，故敬请原谅这里的大段抄录。为加深印象，关键字句附上一点英文：
“媚俗”一词指不惜一切代价想讨好，而且要讨最大多数好的一种态度。为了讨好，就必须确定什么是大家都想听的，必须为固有观念服务。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它惹得我们为自身，为自己的平庸感受与思想（the banalityof what we think and feel）一掬热泪。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话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由于必须讨好，也即必须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大众媒体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媒体的包围、渗入我们的整个生活，媚俗就成了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直到不久以前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一种反对固有观念与媚俗的反保守主义的反叛（a nonconformist revolt）。今天，现代性已经与大众媒体的巨大活力相融，成为现代人就意味着一种疯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竭力与别人一样，竭力比那些最与别人一样的人还要与别人一样。现代性已经披上媚俗的袍子。（《小说的艺术》第205-206页） 这段话里面，最核心的界定当然是这句话：
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小说的艺术》第205页）
Kitsch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tupidity of received ideas into the language ofbeauty and feeling.
然而仅仅注意这句话，会让人忘记Kitsch一词所隐含的现代宿命。在此段文字之前，是一段专谈“愚蠢”（stupidity）的文字，专谈福楼拜发现了“愚蠢”。昆德拉说，在十九世纪“那个因它的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世纪”，相对于发明火车，相对于黑格尔自信“把握住了普遍历史的精神本质”，福楼拜发现愚蠢才是“最伟大的发现”（《小说的艺术》第204页）。
此发现之所以最伟大，只是因为：“愚蠢面对科学、技术、进步、现代性并不遁去，相反，它水涨船高地随着进步一起进步！”（《小说的艺术》第204页）
这大概涉及愚蠢的古今之变。昆德拉说，在福楼拜之前，人们不是不知道愚蠢的存在，但愚蠢“只是缺少知识”（a simple absence of knowledge），是“一个可以经过教育而改正的缺点”（a de-fect correctable by education）;而在福楼拜笔下，愚蠢则成了“与人类存在不可分离的一个范畴”（an inseparable dimension of human existence）。换句话说，福楼拜所发现的愚蠢，是因“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现代人所独有的愚蠢，是一种亘古未有的“现代愚蠢”（Modern stupidity）：
现代的愚蠢并不意味着无知（ignorance），而意味着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nonthoughtof received ideas）。（《小说的艺术》第205页）
“固有观念”一词，英语文本的表述是received ideas，字面义是广为接受的观念，在公众作为一股至高无上的政治力量的时代，则意味着“政治正确”的观念。“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意思就是，政治正确就是不假思索的正确。
昆德拉说，福楼拜发现愚蠢，就未来而言，比马克思或弗洛伊德思想更重要，因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想像的未来世界，没有阶级斗争，没有精神分析，但却离不开“政治正确”的观念，这些观念势如潮涌，不可阻挡。
因而上文所引的那一大段解释媚俗的文字，所要言说的似乎就是现代宿命：由于“人民”二字的威力，由于大众传媒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固有观念的愚蠢”就成了你我的现代境遇，媚俗就成了你我“日常的美学与道德”（everyday aesthetic and moral code），“现代性已经披上媚俗的袍子”。
十、媚俗作为“存在概念"
也许有人觉得，昆德拉是夸大其词。假如Kitsch只是布洛赫或昆德拉所提出的一个美学概念，这感觉就没错。
然而，这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对现代疾病的诊断报告;即便是当作美学概念，那也不是借以建立美学体系的理论概念，而是探询人之存在境遇的“存在概念”：
美学概念只是在我看到了它们的存在根源时，在我把它们当作存在概念来理解时，才开始让我感兴趣。（《帷幕》第132页）
关于理论概念与存在概念之别，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论“德语消亡”的一句话，堪为最佳注脚：“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2013年，第110页）汉语知识界围绕Kitsch的种种讨论和探究，其最大盲区是将Kitsch当作一场话说，从而忘记了Kitsch这种现代疾病，你我不只都亲历过，或许还正在亲历。
前些年，我们“者也读书会”决定读《论语》，其初衷是，知识人只热衷于谈《论语》，从不通读细读。一位自由派朋友，觉着有些不可思议。善意阻拦，未果。于是谆谆告诫，读《论语》要批判地读。这当然是因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批判继承就是知识人心目中的政治正确，无论哪一派。读《论语》的第一天，另一位朋友旁听，是远道而来。席间，他激动地说，你们弘扬传统文化，正能量。这当然是因为，民族复兴是另一种政治正确。
前些天，有位名人惹了大祸，网民群起而攻之，被迫公开道歉仍不肯善罷甘休。那句话是在一场演讲中说的，据一则报道说，他本以为会出现掌声：“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这个国家的堕落。”这一表述，犯了简单归因的错误，这我承认。但由此引起民愤，只能说明“媚俗”已经成为你我“日常的美学与道德”。因为只要看过托克维尔，看过《民主在美国》下卷叙述美国妇女对良风美俗的型塑力量的那几章，就不难觉察该名人的鲁莽表述，实际上触及一个不容小瞧的重大政治课题——当然不是政治立场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化民成俗”“母仪天下”意义上的政治。
这场舆论风波，让我禁不住想起前些天听《东周列国志》评书。书一开头，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一位说书人，已成“网红”。草草讲完故事，接着用长之又长的时间，专为褒姒翻案，叱责原著的政治不正确。这又让我想起十几年前，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姑娘怒冲冲地对我说，她讨厌孑L子。我当时在辅导她作文，免费的。这样怒冲冲固然不好，但毕竟貌似读过《论语》，所以愿闻其详。于是我问为什么。答曰：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
十一、“为适合时代精神的观点改变"
由上文的引述大概可以看出，用“媚俗”一词翻译Kitsch，其实大致不差，甚至是相当准确。
孜孜于讨论译名，为此不惜笔墨探讨Kitsch一词的来龙去脉，虽可谓严谨，只是容易忘记此词与现代生活的勾连，忘记此词本是作为“存在概念”的“美学概念”。
譬如刘再复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媚俗人》的文字，收在他的《人论二十五种》一书里面。文章结尾说： 综上所述，媚俗人既媚上也媚下，上就是最高领导人，下就是所谓“民众”。梁启超早就说过，专制社会的政客们媚的是一个，民主社会里媚的则是众人。而昆德拉感受到的社会，则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且媚时总是更加理直气壮。可见，随着社会的进化，俗人也在不断进步。（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刘先生显然将“媚俗”做了通俗化的理解。其实，梁任公所说的上下逢迎溜须拍马，并不是昆德拉所谓的媚俗，那仅仅就是个“俗”;至于梁任公及其后继者，终生怕落后于时代，怕跟青年站不到一起，这才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
媚俗之为媚俗的关键，在于寻求并力保“政治正确”。这样的“政治正确”，总是与时俱进，紧跟历史步伐，总是“为适合时代精神的观点改变”：
女权主义先是高涨再高涨，后是低落再低落，对“新小说”，崇拜之后便是蔑视，革命的清教主义被放荡淫秽的色情主义所代替，欧洲一体的想法先是被一些人诋毁为反动的新殖民主义，后来又被那一帮人炫耀为一面进步的旗帜，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被背叛的遗嘱》第42页）
昆德拉的这番感慨，因一女人而发。1991年的一天，这个女人兴冲冲地告诉他，已经没有列宁格勒了，又改回了原名彼得堡。城市与街道改名，昆德拉从不激动。但他没敢说，因为一看“她那因惊人的历史进程而闪闪发亮的眼睛”，就知道自己一说出口，会是个什么下场。只是昆德拉想不通，她在1971年无限崇拜列宁，而且始终是个左派。
昆德拉这时提起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别祖霍夫，此人早年崇拜拿破仑，后来却成了一心刺杀拿破仑的刺客。昆德拉说，别祖霍夫的内心世界也发生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的转变，但是与这个女人绝然不同。因为别祖霍夫正因观念改变，才证明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人越是有自我改变的力量、奇念、智慧，他就越是他自己，他就越是一个个体。”（《被背叛的遗嘱》第230页）而这个女人的改变，还有公众对女权主义、对新小说、对欧洲一体化的观点改变，都是“为适合时代精神的观点改变”，其中只见“大写的历史”或“历史进程”，不见“有血有肉的个体”。
依此推断，四五十年前那段岁月里的激情燃烧，是昆德拉所说的“媚俗”;十几年前风行知识界的“告别崇高”，也是媚俗。而且昆德拉的小说里，似乎还能找到更多的似曾相识的画面：
不久前，还在吵吵闹闹，谁都想证明在旧政权统治下自己吃的苦比别人都多。谁都想做公认的受害者。但是这种诉苦比赛已经结束了。如今，人们需要的是成功而不是苦难。如果说大家都准备尊敬你的话，绝不是因为你生活艰难，而是因为看到你身边有个有钱的男人。（《无知》第43页）前半段，依稀看到伤痕文学的影子;至于后半段，一时半会还真没辨认出来，但相信并不陌生。
十二、媚俗与堂皇前文说过，昆德拉为媚俗所下的最为正经的定义，是简短的话：
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小说的艺术》第205页）
Kitsch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tupidity of received ideas into the language ofbeauty and feeling.
对照英语文本，大概能猜出昆德拉的意思是说，所谓媚俗，就是将广为接受的观念或固有观念之愚蠢，转化为堂皇而动人的语言。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為媚俗”，因为其中有了“人类”这一堂皇而动人的词汇：“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至于“看到宁静、温馨、和谐的家，家中母亲慈祥温柔，父亲充满智慧”，萨比娜怦然心动，禁不住流下眼泪。这滴眼泪，是第一滴，不是第二滴。
这滴泪，既是媚俗，又非媚俗。
媚俗，是因为这幅家庭生活的唯美画面，像祛除粪便一样祛除了家庭生活里的柴米油盐瓶瓶罐罐，只能是个谎言，充其量也只能是美丽的谎言。非媚俗，则是因为：“在媚俗被当作谎言的情况下，媚俗必定处于非媚俗的境地。”这时，媚俗就失去了它那“专横的权力”，“像人类的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5页）
媚俗作为“最大限度的美学谴责”，作为“最极端的美学病”，当然不是针对第一滴泪：
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轻蔑，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305页）
相反，摆出超人姿态，让反媚俗成为一场运动，像清除粪便那样清除第一滴泪，所成就的恰好正是媚俗，或许还更为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