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