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1920年冬赴苏联学习，1921年冬奉调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和1931年春在沈阳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忠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组织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到1931年，中共早期秘密档案已收集积累了总计约l万件20余箱。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1931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张唯一将这些中央文库分若干次紧急转移。后因他奉调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急需另一可靠人选担此重任。1931年底，陈为人获释出狱，中央决定派陈为人管理中央密档，由张唯一单线联系。一个深夜，周恩来离沪赴苏前，亲自到陈为人的住所交待了任务。陈为人虽在狱中备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仍向党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的住处遭敌破坏。不知情的陈为人之妻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去张家送文件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见妻子没在规定时间里返回，他意识到定是发生了意外，为保护文件决定立即搬家。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很不容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间他既不便找党内同志又不能找外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可是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
　　更何况这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且早已衣食无着，可他还是不顾一切以化名张惠高、木材行老板之名租住于此，以保全中央密档。白天扮成商人，晚上关起店门，在密室里通宵达旦地整理档案。
　　鉴于文库安危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也无任何经济来源。他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无奈他把二楼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将铁皮罐头之类杂物都卖光，唯独留下一楼摆设以示老板派头作掩护。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就将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
　　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陈为人不得不常常搬家，长期的奔波劳累、生活的极其艰险和两次入狱的折磨，使他染上严重的肺结核病。不久，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
　　1935年底，在敌狱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咬定是去亲戚家却认错了门。敌人抓不到她任何人证物证只好放了她。出狱后韩慧英在培明女中附小任教，这给他带来转机，她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与徐强接上关系。从接头小饭店归来后陈为人如释重负，还轻松地与孩子们说笑起来：“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他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就这样，他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用生命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最后把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给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