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改受制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地方政府只能在保增长的要求下，尽可能将矛盾往后推移
　　
　　按经济学家张卓元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根本性的瓶颈，乃是资源与体制。要突破瓶颈，惟有改革一途。最难且最急迫的改革，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财税改革、价格改革等三大领域。资源能源的价格改革是其中的基础性改革，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资源的优化配置。否则只能是表面上“优化”，实际上却在断送子孙后代的活路。
　　国家发改委对全球2500家公司的调查报告结论是，要节约能源，55％靠价格改革(此外，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节约环保意识等因素各占百分之十几)。中国能源弹性系数高于1，高耗能行业发展过快，背后原因是价格过低，未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应当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旨在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非靠政府去理顺价格，从根本机制上防止价格的人为扭曲，从而给企业的生产经营、社会的经济运行以一个准确的信号。
　　今年上半年，一些地方的优惠电价被国家发改委叫停。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对高能耗、重工业投资如此情有独钟?这是因为，能源价格问题事实上涉及到另外两个改革领域。
　　一是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地方对产业的取舍，更多考虑的是能否获得更多的财政税收。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要使财政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阻力很大，未敢大动。按理说，比较合理的是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西方发达国家皆是如此。但中国正好相反。所以地方政府一上重工业项目就有税收，而那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则收不了多少税。这不是逼着它们搞重工业嘛!
　　二是涉及到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众所周知，现代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作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一旦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的主角，必然会刻意追求短期QDP最大化。
　　能源领域作为关键领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其改革难度既包括利益纷争的因素，又有尚未厘清的理论因素。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能源产业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大型企业兼并重组的意义?
　　实际上，判断国有或民营的合理性，主要看的还是具体领域谁更有优势。在需要承担公共义务和社会责任的领域，投资大、见效慢，民营企业搞不了的领域，自然还是国有经济占主导为好；至于大型能源企业的效率和活力，还是要通过竞争、哪怕是国有与国有之间的竞争来提高，还是要通过股东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来提高。现阶段，保增长的实质就是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任何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2009年，能源界以结构调整为工作主线，其实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这说来容易，实在又难见良效，在本届政府任期内都未见得能有明显改善。也正因见效之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很难选择将“结构调整”作为真正的工作着力点。基于目前的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他们的“最优”选择，就是保住自己在位的这两年，经济增速不要掉到预设的8％以下，即便今后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也不惜上马那些原本已被弃如敞屣的“两高一资”项目，尽可能将矛盾往后推移……但愿，这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