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1906年2月生，江苏宜兴归径乡人。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叶，这位被称为宜兴“奇才”的潘家三公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熏陶下，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从创造社的“小伙计”到中共第一任文委书记，立下了“笔阵戎行双胜利”的奇功。三十年代初，这位才华横溢的艺苑骁将，又奉命调往中央特科工作，出任情报科科长一职，卫党除奸，干出了一番鲜为人知的英雄业绩。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潘汉年长期活跃于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
　　1949年春，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把潘汉年推到了前台，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市长工作，并具体分管政法、统战工作。1955年4月3日，对潘汉年来说是一个灾难之日。这一天晚上，他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遭到秘密逮捕，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被捕不久，他被安上了“内奸”、“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囚下徒”。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病逝，终年71岁。历史毕竟是历史，明珠蒙尘，尽管光芒有时会被掩盖，但历史终究要恢复其本来面目。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对潘汉年案进行条分缕析的甄别之后，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做出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镇江事件”作出了结论：“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目。
　　“镇江事件”其实本不是一件“事件”，它仅是上个世纪40年代，我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巧妙利用敌伪中的统战关系，在敌人眼皮底下，安全而轻松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撤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的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然而十多年后，这件事情竟成了震惊国内外的“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当时被称为“镇江事件”。这起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冤案，使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蒙冤数十载，直至198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那么，这起所谓的“镇江事件”的本来面目如何呢？本文拨开历史的迷雾，向读者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形势严峻被迫撤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并派兵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开进租界后，残暴地对待原租界区的人民。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我地下党的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在上海的领导同志及秘密机关处于极危险的状况。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处于地下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从上海向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在转移前，主持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亲自审定了交通站、交通员，确定了交通线。这些交通员大都是年富力强、精明能干、革命性强的同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陆续把大批干部平安地转移到了淮南根据地，中间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情况，只有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州时，曾被伪军盘查扣押了数小时，后来总算因处置得当而脱离了险境。但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高级干部的撤退行动必须更妥善地安排好交通路线，否则是很危险的。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又电示仍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组织部长王尧山和潘汉年等人，让他们考虑自己的撤退问题。鉴于刘长胜上次撤退时的教训，而且这一次要撤离的人员目标更大，更需要保证安全。经过潘汉年与刘晓、王尧山等同志的商量，决定动用情报系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关系另开辟一条交通线，以保万全。于是，由潘汉年出面，通过联络人员提出同李士群进行会面。
　　李士群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又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后充当汪的得力助手。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又设法同中共方面联系。经中央社会部的批准同意，我们也希望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这样，当潘汉年向他提出“准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可能还会带几名助手，希望能得到帮助，为路上的安全提供保证”时，李士群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不成问题，而且今后我要到临近新四军根据地的地区搞‘清乡’时，也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请你们继续用电台和我保持联系，多交换一些情报。”此时，李士群还指派了专人具体负责，由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护送，帮助潘汉年一行经由镇江北上。这样，一条安全撤退的交通线就被打通了。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刘晓、王尧山和夫人赵先，以及江苏学委书记张本，各自按约定的时间到上海四川路的一家旅馆集中，第二天黎明，四人又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的一家商号与潘汉年会合。这天，潘汉年穿了一套时髦的全身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足，俨然一副阔绰的洋派经理的样子。正寒暄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大家直驶上海火车站。到了车站又立即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把他们引进了餐厅进餐。吃过早饭后，直接从贵宾通道上了二等车厢。车站外，熙熙攘攘的乘客正连推带挤地向普通车厢涌去，日本宪兵和警察一一进行严格地盘查，而二等车厢里，设备豪华，环境优雅，只有寥寥几个旅客。据赵先回忆，这样阔绰的旅行还是她平生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和刘晓、刘长胜同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中间，被日本宪兵推推搡搡的情景，简直有天壤之别。
　　
　　胡均鹤其人
　　
　　火车到镇江后，李士群指派专门负责此事的胡均鹤和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胡均鹤是何许人也？此人大革命时期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
　　30年代初期，是中共历史上非常惨淡的岁月。1931年1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的统治。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6月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第三天就被枪杀；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第二年秋天，胡均鹤在上海被捕。关于他的被捕有两种说法，都很离奇。一种说法是1932年夏天，他在江西苏区带了一箱子红军从打土豪中查没的金银珠宝到上海来开展工作。他在上海住进了百乐门旅馆，同时通过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黄慕兰，与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接上了关系。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潘汉年来到了胡均鹤的旅馆，从他手中取走了箱子。潘汉年走后不久，租界巡捕就拥了进来，将胡均鹤带走……
　　另一种说法，是胡均鹤的妻子、东北著名抗战英雄赵尚志的亲妹妹赵尚芸提供：1932年春天，刚刚加入共青团的赵尚芸从东北到上海参加团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当时胡均鹤已在上海担任团中央书记。赵尚芸虽然是东北人，但却长得非常文静秀气，胡均鹤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他们俩朝夕相处，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赵尚芸初到上海，人生地疏，语言也不甚相通，她靠胡均鹤的帮助，在上海租了个亭子间。胡均鹤化名为陈炳文住在机关里，看机关的便是胡均鹤的母亲，对外称作佣人，胡均鹤有时也到亭子间来住住，但极少过夜。
　　1932年11月至12月间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机关里起草一个文件，他写得很晚，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写着写着便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几个巡捕已站在他的跟前，胡均鹤心里暗暗叫苦，他抹了抹眼睛站了起来，声称自己是替人看房子的。为首的巡捕冷笑一声，也不与他多说些什么，就将他带走了。胡均鹤的母亲没有文化，但也晓得自己的儿子在从事一些事情，想方设法将机关已经出事的暗号摆了出去。第二天上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胡大海来到此地，他抬头看见了暗号，斟酌再三，见四下平静如水，还是走进了机关，结果一起落入了敌手。几天以后，上海的报纸便刊出消息，说是“逮捕了共党首魁胡大海、陈炳文”。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蔚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写道：中统上海区在破获了共青团中央机关后，逮捕了胡大海、陈庆斋、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还缴获了一只保险箱。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又名马绍武）自以为是搞到了什么重要文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它搬回自己家中派人砸开，不料里面只有几张发票……
　　


　　赵尚芸当时已有身孕，她见胡均鹤几天没到她的亭子间里来，便由正在上海唱戏的姐姐帮忙，匆匆忙忙搬了个地方隐蔽了起来。笔者后来在采访赵尚芸时，提到了胡均鹤从江西苏区带了一箱黄金到上海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一事，赵尚芸回答说，她也曾听到胡均鹤提到过这件事，不过那是在1932年以前的事。两种说法，笔者以为赵尚芸的说法较为可信。
　　胡均鹤在狱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但未能奏效。他想到过自杀，但在当局的严密看管下未获成功。顾顺章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建议：对此类死硬派的共党分子，拷打用刑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攻心为上……徐恩曾深以为然，他令史济美另想方法。一天中午，史济美踏进关押胡均鹤的单人牢房，拿了几本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共产党的刊物，放在胡均鹤跟前，说你还在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但共产党早已把你视为叛徒，把你开除了……胡均鹤将信将疑，翻开一看，果真如此。史济美见胡均鹤有点动心了，又说：你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你总不见得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吧！胡均鹤左思右想，长叹一声，终于落水投靠了中统。
　　1933年春节前，胡均鹤从狱中出来。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赵尚芸，此刻赵尚芸刚刚生了儿子，她一见到胡均鹤便百般埋怨，胡均鹤似乎也有点反悔，说是要随赵到东北去，隐姓埋名，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以取得党的谅解。话虽是这么讲，人却带着赵尚芸到了南京。这件事以后，胡均鹤始终对他的妻子怀有深深的内疚之感，赵尚芸常有一些东北老乡找上门来，有些人还是从事革命活动的。胡均鹤从不为难他们，他总是拿出一些钱款让赵尚芸送给他们，叫他们快些离去了事。
　　胡均鹤当了叛徒之后，先后担任国民党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和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陈蔚如回忆中，还几次提到中统上海区的史济美曾带着胡均鹤等人到上海来活动的情况，这些叛徒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破坏性很大。党组织痛下决心，调集精兵强将严惩叛徒特务。1933年7月的一个夜晚，史济美带着几个朋友在外面嫖娼喝酒归来，在新闸路斯文里弄口突遭暗杀，一时叛徒特务闻风丧胆，谁也不敢轻易到上海滩来，胡均鹤这才将他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方。
　　抗战初期，他担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他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此人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带到上海，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所属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平时也身穿军装，此事经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鹤解放后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敌特线索，参加了上海的镇反工作。在这期间，他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中统和军统——笔者注）人员表”供公安部门肃反时使用。情报委员会中除胡均鹤之外，其他情报、审讯工作和联络员，也都是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在党的政策的召唤下，他们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稳定解放初上海的局势，对上海的镇反、肃反运动，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胡均鹤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1000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400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80余部。
　　“潘、杨”案发生后胡均鹤也受到牵连，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公安部汇报工作，他兴冲冲跑到北京，没料到，一下车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28年。1983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肯定了他为人民所做过的一切。胡均鹤后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潇洒过镇江
　　
　　胡均鹤将潘汉年一行安排住进了镇江有名的金山饭店。路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悄声告诉刘晓：“那西装小个子是胡均鹤，那长衫是刘毅，他们都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我们可要当心点。”刘晓听了顿时警觉起来。午饭过后，刘晓径直找到了潘汉年：“汉年，我看咱们要赶快离开。”“到了镇江了，忙什么？下午逛金山寺，明天地方长官请吃饭。这里的明虾、活清水蟹、鲥鱼，可比上海的鲜，咱们在上海可没钱吃这个。”潘汉年笑着说。刘晓着急了：“你知道胡均鹤、刘毅他们是谁？他们都是我们党的叛徒，是汪伪的特务头子！”潘汉年正色起来：“不错，他们都曾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后来因为受不了国民党的严刑逼供而被迫叛变，他们对国民党其实是非常恨的，也明知跟着汪精卫、李士群干没什么好结果，所以都想为共产党、为抗日做些事，以争取党的宽大。我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尽力帮助他们从敌伪阵营中分化出来。再说，南京、瓜州渡、江阴都有‘检问所’，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别想出镇江一步。况且，他们并不认识你们，只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尽管去赴宴，自称上海商人，是跟我到新四军那边做生意的就行。”
　　刘晓终于表示了同意。大家换好了衣服，下午在胡均鹤、刘毅的陪同下游览了金山、北固山。一路上潘汉年谈笑风生。第二天，大家又应邀赴宴。席间胡、刘二人有点拘谨，刘晓他们也不太习惯，只有潘汉年从容自如。当然，谈的也都是金山寺风景一类，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又由特务人员陪同着一起大摇大摆地逛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又在胡均鹤的亲自安排下，乘上了一条去仪征的机帆船，刘毅亲往护送。船上另有一些镇江特工站派来的青年伪军军官和便衣特工，他们殷勤接待了刘、潘一行。刘晓与潘汉年并肩在甲板上站着，刘晓小声说：“我们倒像是被特务和伪军押解出境一样。”潘汉年笑了。机帆船逆长江而上，下午就到了仪征县城。刘毅早已在仪征安排好了旅店，大家就在仪征好好休息了一晚，次日天刚蒙蒙亮，刘毅找来几名挑夫，帮刘、潘等人提着行李，大家换上了中装短衫等方便行走的衣服，往城门去了。到了城门下，只见城门还没开，“检问所”也空无一人。刘毅大声叫道：“开城门！”一会儿就见从警卫房里跑出个伪军，看了看刘毅，忙掏出钥匙，打开了锁，推开了老旧沉重的大木门。大家出了城门，谁知刚走了不多远，城墙上就有一名伪军军官探出头来大喊叫：“站住！”潘汉年转过身用双手筒着嘴，高声呵斥：“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过这一训，那人没声了，缩回了头。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里路，就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拐进一条小岔路，走不多远，迎面是一排小岗，两个站岗的儿童团忽然探出头来：“站住，不许动！”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爱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潘汉年上前笑嘻嘻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来了，还不快去报信。”一个孩子撒丫子跑回村里去了，不一会儿，当地的乡长就赶来迎接他们了，并招待他们吃了午饭。饭后，刘毅就带着便衣和挑夫回仪征了，潘汉年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并坚持付了挑夫们酬金。他们一行又在新四军二师防区内步行了三天，才到达了淮南根据地，找到了中共淮南地区区党委，党委书记刘顺元亲自把他们送到了上海撤退出来的干部的集中地——盱眙县顾家圩子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先期到达的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沙文汉（建国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刘一宁等都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归来，祝贺他们撤退的胜利。这传奇式的故事迅速在顾家圩子传开了，大家纷纷称赞潘汉年的神通广大。要知道当时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是多么的困难，有的出了危险，有的是黑夜偷渡，有的比如刘少奇之到延安，在某些地段是硬靠武装打过去的。像刘晓、潘汉年他们这样大摇大摆，有专人护送，平安自在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到达根据地后，潘汉年很快就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濑石，他向两位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把李士群表示愿意和新四军联系“合作”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并提供了所收集到的有关“清乡”和“扫荡”的情报，陈、饶二位以及中央情报部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负责遥控指挥上海的情报工作。这次撤退的顺利成功，同时也为新四军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秘密交通战线。后来，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以及其他几位根据地的干部都曾利用这条秘密交通线往来于敌我管辖区之间，一直没有出现过安全方面的问题。
　　
　　不幸受冤屈
　　
　　刘晓、潘汉年一行五人之所以能够巧妙地利用统战关系，顺利平安地通过敌占区封锁线，完全是按照中央关于敌区工作的正确方针，长期工作的结果，是潘汉年对李士群这样上层汉奸特工人物所做的争取工作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他对胡均鹤、刘毅这样的汪伪特工人员进行分化瓦解工作的巨大收获。这本是潘汉年的一大功绩，然而谁曾想到，13年后功过是非却被戏剧般的颠倒了。这次淮南之行成了所谓的“镇江反革命事件”，成了刘晓、潘汉年一行勾结敌伪的罪行，成了“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重大罪证之一。
　　1955年是一个多事之秋。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中宣部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从此文艺界中围绕胡风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讨伐。
　　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非例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就对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做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同时提出了相应对策。他说，帝国主义势力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很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要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很猖獗，必须有计划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所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造成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他的这番讲话，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政治信息：在我们所要准备和所要采取的措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4月3日，根据最高决策者“立即逮捕”的批示。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期间在下榻处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蔽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执行者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出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以后怎么办？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秘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了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着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原人大代表潘汉年的逮捕决定，罪名是“内奸”、“反革命”。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亦同时被捕，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经审查给潘汉年戴上了三顶“大帽子”——“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案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被假释安置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文革”开始后，潘、杨案件又被重新审查，潘汉年再次被收监，并被开除党籍、改判无期徒刑。1975年潘汉年、杨帆分别被遣送湖南米江和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死后连真名也不允许刻上墓碑。墓穴上面平铺着一块约有六块瓷砖见方的墓碑，上面横写着：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受到此案牵连，胡均鹤、王尧山等人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镇江事件”作为“与汉奸勾结”的重大罪证之一，被立为专案重点审查。
　　
　　沉冤终得雪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又是公正的。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对“潘、杨”案件进行全面复查。
　　潘汉年得以平反，陈云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调阅了有关材料。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当时党内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也对“镇江事件”作出了结论，“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撤回根据地。”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
　　“潘、杨”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