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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钦，1974年生，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散文》等报刊，作品入选《散文选刊》《上海文学新锐散文集》《2014年中国散文精选（中国作协版）》等。曾获孙犁文学奖。著有文集《一个人的星空》《时间旅程》。
往两旁摇曳着木麻黄和五色花的山径向上走，我走进一座杉木老屋。这是周日的早晨，我计划在此静坐几小时，来平衡浮躁的内心。
面朝大海，春光逐渐亮丽起来。老木屋坐西朝东，依偎在东海之滨的向阳山坡上，沐浴着东南季风的气息。老木屋有户外阳台，并被栅栏所围绕，看起来如同带山墙的船屋，泛着面包似的淡黄色，悬浮在山间。我沿着山径行走时，蚱蜢噼噼啪啪地跳到路边，蝴蝶悠闲地采着花蜜。因为草籽的重量，泛绿的亚热带芦荻弯下身子，香樟树和南国苦楝随风掉落一些脆叶，山泉流入满是石砾的沟槽后径奔大海。
我爬上木梯，把运动鞋留在户外阳台上。杉木地板让我的脚心感到季节的暖意。阳光的压力让杉木墙板散发出一股木制品的清香。我将钥匙插入门锁，把门向里转开。我在门槛处犹豫了一会儿，盯着这个我想在此恢复自我平衡的房屋。老木屋是堂姐夫为我的休假特意准备的，原来是一个堆放渔网的杂物间，他已经把先前的物件搬走，并将房间清理干净。房间的空旷既吸引我，又令我一阵畏惧。杉木地板显得细密结实，散发着亲和的木质气息，不失往昔的光泽，如同戏剧开演前空荡荡的舞台。墙壁似乎很警惕，因为它们也覆盖着杉木板，而那木节的样子看起来如同眼睛在闪亮。
我克服了警惕感，走进房间，只带了一支水笔、一本记事本、背上的衣服和脑子里的嗡嗡声。我来这儿想使嗡嗡声平静下来，最好能听见除自我之外的声音。我打开窗户，盘腿而坐，背靠着墙，面朝东海，那儿的时光随晨曦变亮。我做了一下深呼吸，想试着通过清晨阳光，在此悠然静坐来摆脱疲劳感。
妻子知道我在这儿，不过也只有她知道，因为是她催我來此休息的。今天下午五时，妻子和我就结婚近十年了。这些年里我们的生活如此紧密，如此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想象不出没有她的样子。可是，通过十年生活的磨合，妻子意识到她的丈夫对孤独和静止的周期性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与日俱增。
能在海滨物色一间房屋休假，妻子为我感到高兴，她知道我喜欢安静。它离我们城里的房子二十多公里，这样我能有个独立思考的地方。我深知在尘土飞扬的世间，能有这个精神栖所实属特权，一些城里人还在为寻找安身之处而奔波。今天一早，妻子开车送我到这儿，是为找到这个安静之所而祝贺。她向我交待了一些起居细节，然后就去忙她的事了。今天晚上，我们要邀请亲友齐聚，共进晚餐，来庆祝锡婚纪念日。
尽管我最终会回到城里的办公地点，去忙一堆事务，但至少在这休假的十多个小时里，没人会来打搅我。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设备和网络，除了一只电灯和一台壁扇。我并未打开它们，太阳已给我足够的亮光，窗户透进的海风为我送来凉爽。尽管时有汽车轰隆隆地驶过海滨公路，它们只是短暂地惊扰这片宁静。除此之外，我听到蟋蟀的颤鸣、小鸟的喋喋不休，和从头脑经过手指落到纸上的这些文字的沙沙声。
阳光挤进东边的窗户，在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明亮的菱形。即便没有钟表，通过整天注视这个明亮形状的变化，我也能够判断出比如正午时刻，就是图案变为正方形。如果我待得足够久，专心记录闪亮地板上光线的舞动，就能描绘出日出日落，春分夏至，一年四季的轮回。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想暂时摆脱时间的摆布，活在当下。平日里，我的意念常常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飘移，受到记忆和愿望的强烈吸引，以至忽略品味当下。我来到这间老木屋，就是要摆脱工作任务和截止日期，摆脱所有的烦忧。
一束阳光打在我面前，无数尘埃颗粒慵懒地飘浮晃动着，彼此碰撞着。记得我曾从中学物理课上知晓，这种永恒的晃动叫做布朗运动：温度越高，粒子运动速度越快。就在同一门课上，我领悟了什么是“青蛙效应”——当我们在装着冷水的锅里放上一只青蛙，再把锅放在炉子上加热，随着温度逐渐升高，在有意识跳出锅以前，这个无知的可怜动物将会被煮熟。我从未拿青蛙来验证这种说法，但是我逐渐相信，同样的说法对许多人适用，自然也包括我。
随着人心对物欲的渐渐增强，为了满足需求，我们疲于奔命，时间排满了整个工作日程表，从一个地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截止日期赶赴另一个截止日期。我们把手机别上腰间，背着笔记本电脑，带上装有各种物品的背包，在午餐、晚餐、周末和假期里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赚钱、花钱，忙得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因为沉湎于夜生活，我们城市人吃安定片入睡，吃补脑剂提神，吃镇痛药减缓神经疼痛。我们许多人雇保姆抚养孩子、给爱人买礼物、打扫房子、做饭。身处资本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不是在节奏疯狂时减缓速度，我们不断扩建高速公路、各类管道和电缆，我们购买计算机工具和软件，以确保做事更快速。我们不停转动自己的身体发条，直至抵达甚而突破体能的极限。当水煮着我们这群“蛙”时，我们不是觉得锅出了问题，而是摆动着胳膊和大腿防止溺水。
但我这只“蛙”决定爬出锅来，这就是我来这座老木屋休假的原因。这间房四步宽，五步长，大约三米五乘以四米五，顶部有斜的椽子。所有表面都是木制的，提醒着此处是树木馈赠的礼物。每面墙上都有木窗，天花板上开着两扇天窗。向东看去，可以眺望东海，有阳光照亮的一片渔场。树木从户外阳台的栅栏外开始向西延伸，主要是香樟树、洋桃树和苦楝树，一棵棵大树顺着山坡的斜度升高，变成浓得化不开的绿荫，绵延数公里，直到被下一条路径分开。透过北边墙上的窗户，我看见一堆杂乱的灌木丛，一条山径连接着送我来时的水泥路。
以往在周日的早晨，我间或会去观察宗教信徒们的生活。一旦从沉思冥想中起身，他们也常常为某个教义争论不休。我一向认为，宗教过于关注典籍和礼仪，教徒们过于想用语言表达伟大的秘密，频繁的论争显得太过吵闹。在我看来，世界本是一体的，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整体的一小部分。因此教徒们关于宗教教义的论争，只能使我们人类远离所追寻的真相。 尽管我不能完全放弃语言表达，作为见证者，我努力让一些语言跨过记事本的页面。我试图在神思清醒的静谧中长久地独坐。我睁开眼睛，让自己通过静止进入俗世，而不是远离它。我想亲近所有呼吸着的生物，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面朝大海的地方，作为休憩所的原因。透过窗户，我看到的风景不算很野寂，但是每一片树叶、每一只蚱蜢、每一只黄雀和每一根树枝，还有那起伏的大海潮汐，都充满了野性的力量。同样的力量也穿过我。尽管我的身体因静坐变得平静，因了心脏的缓慢脉动而轻微晃动着。我的耳朵充斥着蟋蟀和蝴蝶的脉动，感受着它们的欲望。我均匀的呼吸声，和着天空的云彩，随着海风飘去。
在随笔集《思想录》中，物理学家帕斯卡表述道：“所有的人们都焦躁地无休止地运动着，没有什么像我们这样运动。只有那些停下来的人，如同固定点一样，会感到别人的匆忙。”芸芸众生可以自己决定他们的生活速度是否失去控制，而我的忙碌奔忙只关乎自己。但是通过静坐不动，我能调节我日常的浮躁举动。
在惯性运转的时日里，只要是清醒的时刻，我几乎都拼命于工作。即便是难得的暂停——刮胡子、洗淋浴、等茶水烧开、骑电动车往返办公室，这之间我的大脑也在高速运转、筹划工作。我在此地与彼地的奔走过程中阅读，在旅途的写字板上匆忙记下笔记，或拖着一只装满物什的行李箱行走祖国各地。入夜，当我精疲力竭地躺下，睡眠像是一轮苦工的暂停。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吞服任何缓解精神疲惫的药片。我抵制那些旨在加快生活速度的自动销售卖点。我不带手机或小灵通，我感到已经和别人的需求过多联系在一起。不过，只要我醒着，我就觉得要赶着完成事情，以弥补流逝的时间。
细想，我为什么要保持如此疯狂运转的节奏？不是为了攫取更多金钱，因为我和妻子可以靠自身的收入很祥和地生活。不是为了赢得声誉，因为我认识到人生如白驹过隙。不是为了延续幸福，因为我深知幸福只在我放慢节奏时，来到我身边。也不是为了迎合某位老板的需求，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老板。那么为什么要无休无止地辛劳呢？或许，是我还在试着满足儿时感到的、父母那难以满足的家族期望值？也许，我还在完成父亲所说的功名而努力奋斗，我挣扎着从母亲对儿子的期求中缓解出来。或许我在心中试着安抚少年时那个严厉的班主任，他注视着我们的每个时刻，教导着我们如何使用时间，我试着将这个班主任的影像从脑中清除出去，但他却总在不经意间从脑海浮现出来。或许，与任何看不清方向的有伤痛的人一样，我只是在努力防止受到良心的侵蚀。
在我年近不惑的人生历程中，曾躲过饥饿的折磨、落榜的绝望和就业的恐慌。就目前的状态，我安康无恙。没人对我怀有恶意和鄙视。在这个历经劫难的星球上，我和家人过着难得的幸福生活。但是大多数时间里，我又感到自己的生活被那些我无力应对的要求所肢解。从家人和朋友的小圈子，到我的师长、邻里和社区，国内的和海外的，地球上所有身处险境的人们，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思想和同情心的范围所及。
我不能把这个困境当作自己獨有的，但是我看到许多人陷入无休止的追名逐利、狂热奋斗和精疲力竭的怪圈中。无论良心的来源是什么——父母，庄严的教科书，热心的朋友，礼仪学的指示——它都适用于较小的空间，而不是我们居住的广阔地球。小到一个城镇或几百人的社区，心中的道德律会提示我们用平衡和健康的方式为他人服务。但是，当报刊、视频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某些困苦，当我们不时面对痛苦的面孔，良心或变得麻木，或产生一种失败感来责罚我们自己。
我常常半夜难寐，回想着父母、师长、客户，那些我无法满足而使之失望的人的名字。我说这些，不是想让自己显得慷慨。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感到爱莫能助，而不是道德至上。事实是，我已经害怕这些人对我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的人数在疯长。我希望友善地对待邻居，但是邻里变得宽泛，邻居变得越来越多，我的情感已经到了临界点。我试着躲开，远离这些发出诉求的声音。因此，我把这个老木屋当作临时的避世之所。
盘腿静坐着，眼睛看着这盈满阳光的房间，我起伏的呼吸就如同东海起伏的波浪，一系列把我和世界联系起来的义务立刻开始消退。
想到大海，我就想起三年前的夏季，我和妻儿以及一位当地朋友在海南木兰湾近海划舟的情景。海水汹涌的日子里，我们几乎划不动，特别是迎着风的时候。在其他和风吹拂的日子里，海水平静光亮得如同这间房子的杉木地板，我们轻松地划过水面。我的呼吸好像那轻松的划水一样毫不费力。
我记得海鸟贴着水面飞翔;鱼群聚拢到靠近小舟的水面，默默地盯着我们;尖吻鲈打着鼻息，从鳃部吐出泡泡。我记得在它们下潜后，海水就隐去了它们的路径。即便是暴风雨扰乱了大海，只消风一停，天空放晴，也不复留下任何痕迹。渐渐地，我学会了在沉静大海的安宁中顺畅地呼吸。每天晚上，我们在海岸宿营，与萤火虫为伍，在柴木篝火上烧烤新鲜的马鲛鱼，在星光下和所爱的人促膝谈心。在木兰湾一周平静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和海水一样安宁。
我当地的朋友在离陆地不远的金沙岛上有一所房子，房子很简单，不比我现在的老木屋大。我们洗了海水浴，在房中冲过澡，便从小岛踏上回家之路。朋友是用海岸边的木材造的小屋和家具。我们吃陶缸里的腌制食物，喝蓄水池里的淡水，在面朝松树林的简易厕所里方便。所处的地方在精神上如此靠近荒野，让我刚刚得到的安宁得以保持下去。
我们一家人告别当地朋友，乘着旅行车在雨中前往海口。在机场我已然感受到了噪音的猛烈攻势：电视里的循环广告，机器的混乱声，成群结队的烦躁旅行团。我们要从海口飞往澳门，喧闹的人群、坚硬的地面、繁忙的购物车、嗡嗡响的传送带，看起来如同梦里的舞台道具一般。半夜，我们中途在澳门机场停留，转机需要两小时。于是我们离开飞机，进入城市的骚动中。咕哝的扩音喇叭、唠叨的醉酒者、咔嚓的投币售货机和啸叫的警报声，我感到返回到了混乱之中。我想不通这半夜的精神错乱和木兰湾的宁静竟然是同属一个星球。
但是回到家后，我的生活又有何不同？排得满满的日历、装满日常物品的背包、挤满责任的头脑，会少了些浮躁与疯狂？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和我在木兰湾体会到的宁静相比，自己的日常生活似乎浮躁而疲惫，就如同葡京赌场上的精神萎靡者一样。澳门和木兰湾的两幅孪生图景自此印在我脑海里，如同磁场的正负两极。
随着杉木板在阳光下膨胀，老木屋吱嘎作响，如同动物伸展着躯干醒来。今晚，日落后，随着杉木板冷却，板块和板块之间的接缝还将吱嘎作响。黄鹂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直到夜晚它们才飞往高处的鸟巢保暖。蟋蟀继续夜以继日地歌唱，直到入冬后第一场霜冻的降临，然后它们和歌声一起潜入地下。即便是在寒冬腊月，在坚硬的土层底下，蟋蟀的心脏还会在洞穴里跳动，山溪还会自在地流淌。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静止。就像连接这屋子的钉子，它的内部有无数的微电子在旋转着。甚至在死者身上也会产生一层腐烂的霉菌。
当我在记事本上写上这些词语，我渐渐认知到日常生活疯狂节奏的深层来源。我甚至怀疑自己在阻挡来自死亡的威胁。如果我不停止工作，也许死神会以为我是个勤勉的好人，因有劳动价值而不需要消亡。如果我只要醒着就为别人服务，也许死神就会饶过我所爱的人。如果我坚持工作、志愿服务、无偿献血、慈善捐款，或许死神会饶过受到我们人类威胁的数以百万计的物种。
曾记得我在闽东山野长大时，一个邻居大男孩警告我，绝对不要在旷野处长时间躺着不动，因为草鹰会在头顶盘旋，伺机啄掉我的眼睛。他告诉我说，我躺下后，要保持随时动动，这样它们就知道你还活着。从此以后，除了极少的一段安静，我就保持随时动动。
在今早坐车来老木屋的路上，妻子和我看见一只草鹰，它正从平躺在海滨公路上的野鼠身上撕下鲜红的肉条。听到车子的引擎声后，草鹰一边弓着背，保护自己的食物，一边将喙深入血肉又撕了一块。看到这些，我并未强烈感到恶心，因为草鹰是在做必要的工作，遵循着和人类一样无罪而简单的食欲。这只笨拙的黑色大鸟有着血红色头顶，它本身不是死亡，只是死亡的守门人。细想，倘若没有从细菌到狼在内的一切尽职尽责的食肉动物，我们的星球就会堆满层层的尸体。与此恰恰相反，生者分解死者后，在废墟中诞生出新的生命。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妻子和我看着阿尔兹海默症使她的祖母消瘦得像一片薄薄的芦苇叶片，并最终枯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每一位在世的长辈正在消退某项身体和精神的功能，如视力和听力、对手指的控制、腿部的力量、记忆的精度，还有原先熟识的事物名字。妻子和我为他们这些功能的减退感到难过，甚至知道即使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的这一时刻也终究要到来。老去的年龄慢慢夺去我们的财产和权利。但是，我给自己一间空房屋，也许是像僧侣睡在棺材里一样，在准备面对一场无法选择的空虚。
一只蜘蛛从椽子上吊了一根丝降下来，离我伸展开的脚只有几英寸。它只是一个小生命，不过一粒米大小，身体如同一個亮红点，腿如此之细，几乎难以被发现。即使这个小生物体内——甚至比这还小的生物体内，我都曾透过显微镜窥知——也有饥饿和欲求的空间。蜘蛛爬过地板，在杉木板的缝隙处放缓速度。这个靠着杉木的红色米粒，身体像灼热的小煤球一样发出亮光。它爬过一只七星瓢虫的尸体，停下来检查一只死去的野蜜蜂，最终缓慢爬进昏暗的墙角，开始织结蜘蛛网。
周日的蜘蛛并不休息，窗外桑树枝上唱歌的鸟儿也不休息，草丛里的蟋蟀也不会停止唱它们的情歌。它们只要有气息，就唱着自己的激情。它们不需要接受提醒来限制自己，因为大自然很快就用干旱、霜冻，或是其他灾害限制它们的欲望。在所有的动物种群中，看来只有我们人类要学习如何限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我们需要接受提醒，我们在这个星球的应许租期会限制我们。
蜘蛛的勤勉让我意识到我双腿的僵硬。我的意识突然醒来：自己在这儿坐多久了？两小时？三小时？我站起来，舒展身体。光亮的杉木地板如此平滑，亲切承受着我的脚。我跳起了刚学的踢踏舞，用一种缓慢而笨拙的脚步，像只笨企鹅一样。我的脚拖过地板，发出扫帚扫地的轻声。因为周围没人听我唱得有多糟，我继而唱了起来。这是首经典情歌，今晚当我们庆祝锡婚纪念时，我将为妻子再清唱一遍。听到我的歌声，围绕着小屋的蟋蟀和鸟儿停止了合唱。但是没歇一会儿，它们又继续唱起来，欲望使然。我们一起唱着各自的恋曲。
跳舞使我浑身是汗。我躺在地板上，窗户吹来的一阵海风使我凉爽。房间如同一个避风港。以后，或许我会在这里放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和一只打坐垫，但是现在，我喜欢让它空荡荡的。天花板上两扇天窗开启了两片长方形的蓝天。云彩飘过天窗，天空云卷云舒，如同河流汇集处的泡沫。每隔几秒，雨燕盘旋而过，存在了一会又消失，好似瞬间即逝的思绪一般。突然，两只白鹭从那带有边框的一小片天空掠过。我一跃而起，推开门，疾步来到户外阳台上，看它们掠过树梢的尽头。
就这样，还没有计划要离开这休憩之处，我就被一对小鸟吸引着走到屋外。站在空地上，我感到饿了，感到口渴了，我渴望伴侣。我想见妻子，我十年前的新娘。今晚，华灯初上时，我想和她一起走过街区。我想紧握儿子小航的手，追赶上他们的生活。我想和朋友分享食物。我想和文友坐在一起，高谈文学创作的陌生化问题。我想在农贸市场穿过拥挤的人群，用手触摸香瓜、苹果和南瓜。我想做好事——不是每个清醒的时刻，不是每一件值得做的事，但是做足够的工作能给少数人的生命减轻些痛苦，带来一些希望，绽放一些美丽。我想带回日常生活的一种静谧感，组成生命的形状，化为一只只碎片，然后再聚集起来。
我在傍晚的阳光中等待着，听着水泥路上汽车驶近山脚的隆隆声，其中一辆汽车上会坐着妻子，和先前留下来的那个男人相比，她将会发现一个更安详、更感恩、更快乐的丈夫。
往两旁摇曳着木麻黄和五色花的山径向上走，我走进一座杉木老屋。这是周日的早晨，我计划在此静坐几小时，来平衡浮躁的内心。
面朝大海，春光逐渐亮丽起来。老木屋坐西朝东，依偎在东海之滨的向阳山坡上，沐浴着东南季风的气息。老木屋有户外阳台，并被栅栏所围绕，看起来如同带山墙的船屋，泛着面包似的淡黄色，悬浮在山间。我沿着山径行走时，蚱蜢噼噼啪啪地跳到路边，蝴蝶悠闲地采着花蜜。因为草籽的重量，泛绿的亚热带芦荻弯下身子，香樟树和南国苦楝随风掉落一些脆叶，山泉流入满是石砾的沟槽后径奔大海。
我爬上木梯，把运动鞋留在户外阳台上。杉木地板让我的脚心感到季节的暖意。阳光的压力让杉木墙板散发出一股木制品的清香。我将钥匙插入门锁，把门向里转开。我在门槛处犹豫了一会儿，盯着这个我想在此恢复自我平衡的房屋。老木屋是堂姐夫为我的休假特意准备的，原来是一个堆放渔网的杂物间，他已经把先前的物件搬走，并将房间清理干净。房间的空旷既吸引我，又令我一阵畏惧。杉木地板显得细密结实，散发着亲和的木质气息，不失往昔的光泽，如同戏剧开演前空荡荡的舞台。墙壁似乎很警惕，因为它们也覆盖着杉木板，而那木节的样子看起来如同眼睛在闪亮。
我克服了警惕感，走进房间，只带了一支水笔、一本记事本、背上的衣服和脑子里的嗡嗡声。我来这儿想使嗡嗡声平静下来，最好能听见除自我之外的声音。我打开窗户，盘腿而坐，背靠着墙，面朝东海，那儿的时光随晨曦变亮。我做了一下深呼吸，想试着通过清晨阳光，在此悠然静坐来摆脱疲劳感。
妻子知道我在这儿，不过也只有她知道，因为是她催我來此休息的。今天下午五时，妻子和我就结婚近十年了。这些年里我们的生活如此紧密，如此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想象不出没有她的样子。可是，通过十年生活的磨合，妻子意识到她的丈夫对孤独和静止的周期性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与日俱增。
能在海滨物色一间房屋休假，妻子为我感到高兴，她知道我喜欢安静。它离我们城里的房子二十多公里，这样我能有个独立思考的地方。我深知在尘土飞扬的世间，能有这个精神栖所实属特权，一些城里人还在为寻找安身之处而奔波。今天一早，妻子开车送我到这儿，是为找到这个安静之所而祝贺。她向我交待了一些起居细节，然后就去忙她的事了。今天晚上，我们要邀请亲友齐聚，共进晚餐，来庆祝锡婚纪念日。
尽管我最终会回到城里的办公地点，去忙一堆事务，但至少在这休假的十多个小时里，没人会来打搅我。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设备和网络，除了一只电灯和一台壁扇。我并未打开它们，太阳已给我足够的亮光，窗户透进的海风为我送来凉爽。尽管时有汽车轰隆隆地驶过海滨公路，它们只是短暂地惊扰这片宁静。除此之外，我听到蟋蟀的颤鸣、小鸟的喋喋不休，和从头脑经过手指落到纸上的这些文字的沙沙声。
阳光挤进东边的窗户，在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明亮的菱形。即便没有钟表，通过整天注视这个明亮形状的变化，我也能够判断出比如正午时刻，就是图案变为正方形。如果我待得足够久，专心记录闪亮地板上光线的舞动，就能描绘出日出日落，春分夏至，一年四季的轮回。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想暂时摆脱时间的摆布，活在当下。平日里，我的意念常常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飘移，受到记忆和愿望的强烈吸引，以至忽略品味当下。我来到这间老木屋，就是要摆脱工作任务和截止日期，摆脱所有的烦忧。
一束阳光打在我面前，无数尘埃颗粒慵懒地飘浮晃动着，彼此碰撞着。记得我曾从中学物理课上知晓，这种永恒的晃动叫做布朗运动：温度越高，粒子运动速度越快。就在同一门课上，我领悟了什么是“青蛙效应”——当我们在装着冷水的锅里放上一只青蛙，再把锅放在炉子上加热，随着温度逐渐升高，在有意识跳出锅以前，这个无知的可怜动物将会被煮熟。我从未拿青蛙来验证这种说法，但是我逐渐相信，同样的说法对许多人适用，自然也包括我。
随着人心对物欲的渐渐增强，为了满足需求，我们疲于奔命，时间排满了整个工作日程表，从一个地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截止日期赶赴另一个截止日期。我们把手机别上腰间，背着笔记本电脑，带上装有各种物品的背包，在午餐、晚餐、周末和假期里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赚钱、花钱，忙得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因为沉湎于夜生活，我们城市人吃安定片入睡，吃补脑剂提神，吃镇痛药减缓神经疼痛。我们许多人雇保姆抚养孩子、给爱人买礼物、打扫房子、做饭。身处资本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不是在节奏疯狂时减缓速度，我们不断扩建高速公路、各类管道和电缆，我们购买计算机工具和软件，以确保做事更快速。我们不停转动自己的身体发条，直至抵达甚而突破体能的极限。当水煮着我们这群“蛙”时，我们不是觉得锅出了问题，而是摆动着胳膊和大腿防止溺水。
但我这只“蛙”决定爬出锅来，这就是我来这座老木屋休假的原因。这间房四步宽，五步长，大约三米五乘以四米五，顶部有斜的椽子。所有表面都是木制的，提醒着此处是树木馈赠的礼物。每面墙上都有木窗，天花板上开着两扇天窗。向东看去，可以眺望东海，有阳光照亮的一片渔场。树木从户外阳台的栅栏外开始向西延伸，主要是香樟树、洋桃树和苦楝树，一棵棵大树顺着山坡的斜度升高，变成浓得化不开的绿荫，绵延数公里，直到被下一条路径分开。透过北边墙上的窗户，我看见一堆杂乱的灌木丛，一条山径连接着送我来时的水泥路。
以往在周日的早晨，我间或会去观察宗教信徒们的生活。一旦从沉思冥想中起身，他们也常常为某个教义争论不休。我一向认为，宗教过于关注典籍和礼仪，教徒们过于想用语言表达伟大的秘密，频繁的论争显得太过吵闹。在我看来，世界本是一体的，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整体的一小部分。因此教徒们关于宗教教义的论争，只能使我们人类远离所追寻的真相。 尽管我不能完全放弃语言表达，作为见证者，我努力让一些语言跨过记事本的页面。我试图在神思清醒的静谧中长久地独坐。我睁开眼睛，让自己通过静止进入俗世，而不是远离它。我想亲近所有呼吸着的生物，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面朝大海的地方，作为休憩所的原因。透过窗户，我看到的风景不算很野寂，但是每一片树叶、每一只蚱蜢、每一只黄雀和每一根树枝，还有那起伏的大海潮汐，都充满了野性的力量。同样的力量也穿过我。尽管我的身体因静坐变得平静，因了心脏的缓慢脉动而轻微晃动着。我的耳朵充斥着蟋蟀和蝴蝶的脉动，感受着它们的欲望。我均匀的呼吸声，和着天空的云彩，随着海风飘去。
在随笔集《思想录》中，物理学家帕斯卡表述道：“所有的人们都焦躁地无休止地运动着，没有什么像我们这样运动。只有那些停下来的人，如同固定点一样，会感到别人的匆忙。”芸芸众生可以自己决定他们的生活速度是否失去控制，而我的忙碌奔忙只关乎自己。但是通过静坐不动，我能调节我日常的浮躁举动。
在惯性运转的时日里，只要是清醒的时刻，我几乎都拼命于工作。即便是难得的暂停——刮胡子、洗淋浴、等茶水烧开、骑电动车往返办公室，这之间我的大脑也在高速运转、筹划工作。我在此地与彼地的奔走过程中阅读，在旅途的写字板上匆忙记下笔记，或拖着一只装满物什的行李箱行走祖国各地。入夜，当我精疲力竭地躺下，睡眠像是一轮苦工的暂停。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吞服任何缓解精神疲惫的药片。我抵制那些旨在加快生活速度的自动销售卖点。我不带手机或小灵通，我感到已经和别人的需求过多联系在一起。不过，只要我醒着，我就觉得要赶着完成事情，以弥补流逝的时间。
细想，我为什么要保持如此疯狂运转的节奏？不是为了攫取更多金钱，因为我和妻子可以靠自身的收入很祥和地生活。不是为了赢得声誉，因为我认识到人生如白驹过隙。不是为了延续幸福，因为我深知幸福只在我放慢节奏时，来到我身边。也不是为了迎合某位老板的需求，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老板。那么为什么要无休无止地辛劳呢？或许，是我还在试着满足儿时感到的、父母那难以满足的家族期望值？也许，我还在完成父亲所说的功名而努力奋斗，我挣扎着从母亲对儿子的期求中缓解出来。或许我在心中试着安抚少年时那个严厉的班主任，他注视着我们的每个时刻，教导着我们如何使用时间，我试着将这个班主任的影像从脑中清除出去，但他却总在不经意间从脑海浮现出来。或许，与任何看不清方向的有伤痛的人一样，我只是在努力防止受到良心的侵蚀。
在我年近不惑的人生历程中，曾躲过饥饿的折磨、落榜的绝望和就业的恐慌。就目前的状态，我安康无恙。没人对我怀有恶意和鄙视。在这个历经劫难的星球上，我和家人过着难得的幸福生活。但是大多数时间里，我又感到自己的生活被那些我无力应对的要求所肢解。从家人和朋友的小圈子，到我的师长、邻里和社区，国内的和海外的，地球上所有身处险境的人们，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思想和同情心的范围所及。
我不能把这个困境当作自己獨有的，但是我看到许多人陷入无休止的追名逐利、狂热奋斗和精疲力竭的怪圈中。无论良心的来源是什么——父母，庄严的教科书，热心的朋友，礼仪学的指示——它都适用于较小的空间，而不是我们居住的广阔地球。小到一个城镇或几百人的社区，心中的道德律会提示我们用平衡和健康的方式为他人服务。但是，当报刊、视频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某些困苦，当我们不时面对痛苦的面孔，良心或变得麻木，或产生一种失败感来责罚我们自己。
我常常半夜难寐，回想着父母、师长、客户，那些我无法满足而使之失望的人的名字。我说这些，不是想让自己显得慷慨。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感到爱莫能助，而不是道德至上。事实是，我已经害怕这些人对我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的人数在疯长。我希望友善地对待邻居，但是邻里变得宽泛，邻居变得越来越多，我的情感已经到了临界点。我试着躲开，远离这些发出诉求的声音。因此，我把这个老木屋当作临时的避世之所。
盘腿静坐着，眼睛看着这盈满阳光的房间，我起伏的呼吸就如同东海起伏的波浪，一系列把我和世界联系起来的义务立刻开始消退。
想到大海，我就想起三年前的夏季，我和妻儿以及一位当地朋友在海南木兰湾近海划舟的情景。海水汹涌的日子里，我们几乎划不动，特别是迎着风的时候。在其他和风吹拂的日子里，海水平静光亮得如同这间房子的杉木地板，我们轻松地划过水面。我的呼吸好像那轻松的划水一样毫不费力。
我记得海鸟贴着水面飞翔;鱼群聚拢到靠近小舟的水面，默默地盯着我们;尖吻鲈打着鼻息，从鳃部吐出泡泡。我记得在它们下潜后，海水就隐去了它们的路径。即便是暴风雨扰乱了大海，只消风一停，天空放晴，也不复留下任何痕迹。渐渐地，我学会了在沉静大海的安宁中顺畅地呼吸。每天晚上，我们在海岸宿营，与萤火虫为伍，在柴木篝火上烧烤新鲜的马鲛鱼，在星光下和所爱的人促膝谈心。在木兰湾一周平静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和海水一样安宁。
我当地的朋友在离陆地不远的金沙岛上有一所房子，房子很简单，不比我现在的老木屋大。我们洗了海水浴，在房中冲过澡，便从小岛踏上回家之路。朋友是用海岸边的木材造的小屋和家具。我们吃陶缸里的腌制食物，喝蓄水池里的淡水，在面朝松树林的简易厕所里方便。所处的地方在精神上如此靠近荒野，让我刚刚得到的安宁得以保持下去。
我们一家人告别当地朋友，乘着旅行车在雨中前往海口。在机场我已然感受到了噪音的猛烈攻势：电视里的循环广告，机器的混乱声，成群结队的烦躁旅行团。我们要从海口飞往澳门，喧闹的人群、坚硬的地面、繁忙的购物车、嗡嗡响的传送带，看起来如同梦里的舞台道具一般。半夜，我们中途在澳门机场停留，转机需要两小时。于是我们离开飞机，进入城市的骚动中。咕哝的扩音喇叭、唠叨的醉酒者、咔嚓的投币售货机和啸叫的警报声，我感到返回到了混乱之中。我想不通这半夜的精神错乱和木兰湾的宁静竟然是同属一个星球。
但是回到家后，我的生活又有何不同？排得满满的日历、装满日常物品的背包、挤满责任的头脑，会少了些浮躁与疯狂？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和我在木兰湾体会到的宁静相比，自己的日常生活似乎浮躁而疲惫，就如同葡京赌场上的精神萎靡者一样。澳门和木兰湾的两幅孪生图景自此印在我脑海里，如同磁场的正负两极。
随着杉木板在阳光下膨胀，老木屋吱嘎作响，如同动物伸展着躯干醒来。今晚，日落后，随着杉木板冷却，板块和板块之间的接缝还将吱嘎作响。黄鹂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直到夜晚它们才飞往高处的鸟巢保暖。蟋蟀继续夜以继日地歌唱，直到入冬后第一场霜冻的降临，然后它们和歌声一起潜入地下。即便是在寒冬腊月，在坚硬的土层底下，蟋蟀的心脏还会在洞穴里跳动，山溪还会自在地流淌。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静止。就像连接这屋子的钉子，它的内部有无数的微电子在旋转着。甚至在死者身上也会产生一层腐烂的霉菌。
当我在记事本上写上这些词语，我渐渐认知到日常生活疯狂节奏的深层来源。我甚至怀疑自己在阻挡来自死亡的威胁。如果我不停止工作，也许死神会以为我是个勤勉的好人，因有劳动价值而不需要消亡。如果我只要醒着就为别人服务，也许死神就会饶过我所爱的人。如果我坚持工作、志愿服务、无偿献血、慈善捐款，或许死神会饶过受到我们人类威胁的数以百万计的物种。
曾记得我在闽东山野长大时，一个邻居大男孩警告我，绝对不要在旷野处长时间躺着不动，因为草鹰会在头顶盘旋，伺机啄掉我的眼睛。他告诉我说，我躺下后，要保持随时动动，这样它们就知道你还活着。从此以后，除了极少的一段安静，我就保持随时动动。
在今早坐车来老木屋的路上，妻子和我看见一只草鹰，它正从平躺在海滨公路上的野鼠身上撕下鲜红的肉条。听到车子的引擎声后，草鹰一边弓着背，保护自己的食物，一边将喙深入血肉又撕了一块。看到这些，我并未强烈感到恶心，因为草鹰是在做必要的工作，遵循着和人类一样无罪而简单的食欲。这只笨拙的黑色大鸟有着血红色头顶，它本身不是死亡，只是死亡的守门人。细想，倘若没有从细菌到狼在内的一切尽职尽责的食肉动物，我们的星球就会堆满层层的尸体。与此恰恰相反，生者分解死者后，在废墟中诞生出新的生命。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妻子和我看着阿尔兹海默症使她的祖母消瘦得像一片薄薄的芦苇叶片，并最终枯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每一位在世的长辈正在消退某项身体和精神的功能，如视力和听力、对手指的控制、腿部的力量、记忆的精度，还有原先熟识的事物名字。妻子和我为他们这些功能的减退感到难过，甚至知道即使我们活得足够长，我们的这一时刻也终究要到来。老去的年龄慢慢夺去我们的财产和权利。但是，我给自己一间空房屋，也许是像僧侣睡在棺材里一样，在准备面对一场无法选择的空虚。
一只蜘蛛从椽子上吊了一根丝降下来，离我伸展开的脚只有几英寸。它只是一个小生命，不过一粒米大小，身体如同一個亮红点，腿如此之细，几乎难以被发现。即使这个小生物体内——甚至比这还小的生物体内，我都曾透过显微镜窥知——也有饥饿和欲求的空间。蜘蛛爬过地板，在杉木板的缝隙处放缓速度。这个靠着杉木的红色米粒，身体像灼热的小煤球一样发出亮光。它爬过一只七星瓢虫的尸体，停下来检查一只死去的野蜜蜂，最终缓慢爬进昏暗的墙角，开始织结蜘蛛网。
周日的蜘蛛并不休息，窗外桑树枝上唱歌的鸟儿也不休息，草丛里的蟋蟀也不会停止唱它们的情歌。它们只要有气息，就唱着自己的激情。它们不需要接受提醒来限制自己，因为大自然很快就用干旱、霜冻，或是其他灾害限制它们的欲望。在所有的动物种群中，看来只有我们人类要学习如何限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我们需要接受提醒，我们在这个星球的应许租期会限制我们。
蜘蛛的勤勉让我意识到我双腿的僵硬。我的意识突然醒来：自己在这儿坐多久了？两小时？三小时？我站起来，舒展身体。光亮的杉木地板如此平滑，亲切承受着我的脚。我跳起了刚学的踢踏舞，用一种缓慢而笨拙的脚步，像只笨企鹅一样。我的脚拖过地板，发出扫帚扫地的轻声。因为周围没人听我唱得有多糟，我继而唱了起来。这是首经典情歌，今晚当我们庆祝锡婚纪念时，我将为妻子再清唱一遍。听到我的歌声，围绕着小屋的蟋蟀和鸟儿停止了合唱。但是没歇一会儿，它们又继续唱起来，欲望使然。我们一起唱着各自的恋曲。
跳舞使我浑身是汗。我躺在地板上，窗户吹来的一阵海风使我凉爽。房间如同一个避风港。以后，或许我会在这里放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和一只打坐垫，但是现在，我喜欢让它空荡荡的。天花板上两扇天窗开启了两片长方形的蓝天。云彩飘过天窗，天空云卷云舒，如同河流汇集处的泡沫。每隔几秒，雨燕盘旋而过，存在了一会又消失，好似瞬间即逝的思绪一般。突然，两只白鹭从那带有边框的一小片天空掠过。我一跃而起，推开门，疾步来到户外阳台上，看它们掠过树梢的尽头。
就这样，还没有计划要离开这休憩之处，我就被一对小鸟吸引着走到屋外。站在空地上，我感到饿了，感到口渴了，我渴望伴侣。我想见妻子，我十年前的新娘。今晚，华灯初上时，我想和她一起走过街区。我想紧握儿子小航的手，追赶上他们的生活。我想和朋友分享食物。我想和文友坐在一起，高谈文学创作的陌生化问题。我想在农贸市场穿过拥挤的人群，用手触摸香瓜、苹果和南瓜。我想做好事——不是每个清醒的时刻，不是每一件值得做的事，但是做足够的工作能给少数人的生命减轻些痛苦，带来一些希望，绽放一些美丽。我想带回日常生活的一种静谧感，组成生命的形状，化为一只只碎片，然后再聚集起来。
我在傍晚的阳光中等待着，听着水泥路上汽车驶近山脚的隆隆声，其中一辆汽车上会坐着妻子，和先前留下来的那个男人相比，她将会发现一个更安详、更感恩、更快乐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