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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期，在士人群体中兴起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放达之风。这股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诸多原因，文化背景的转变、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动荡及由此引起的人的心态的改变，皆是导致这种放达之风形成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魏晋；放达之风；儒学；玄学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51—02
在魏晋这个别具特色的历史阶段，有一批颇具名士风度的士人，他们用精彩纷呈的行为方式充分展现了其个性魅力和开放的思想。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排斥礼教，放荡不羁，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放达之风，而这股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魏晋名士放达之风的形成原因作一粗浅探讨。
一、文化背景的转变
曹魏初期，儒学倡导的名教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压制，另一方面因其自身的日益堕落，很大程度上有所衰退。老庄哲学开始复活，而后，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为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
曹操身处乱世，对儒学伦理名教全不重视。他认为，德行学问在政治的运用上并无用处，正所谓“儒家可与守成，难于进取”。曹操所需要的人才是那些可以进取的英雄好汉，这一点在他的几次求贤令中表现得极为清楚。
他在《求贤令》里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王，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①可见曹操的求才标准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至于其德行、廉耻都是无关紧要的。
他在《求逸才令》中将这层意思说得更加透彻：“昔伊挚，傅说，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②他指出，古代成就霸业的国君都用的是一些罪人贱士，故他决定只依据各人本领而挑选人才，不必问污辱之名、见笑之耻，也不必问不仁不孝、寡廉鲜耻。
曹操对儒家的不屑一顾带给儒学的打击自然是非常沉重的，但自汉以来，儒学自身也日益走向堕落、步入困境。自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之后，儒家学说就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但这里提出的是“术”，已不是孔子所创儒学的本来面目了。董仲舒可谓一位兼采儒、法、道、阴阳诸家学说的“杂家”， 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虽然也讲一些《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更多是宣扬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以及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迷信之说，这种经董仲舒改造的所谓儒学，实质上与孔孟之学相去甚远，是服务于汉家统治的儒学。
后来，这套学说又加以谶纬符命的怪论，于是，迷信与鬼气的成分更加重了。这套儒教加迷信的神鬼哲学，已被思想前进的青年所反对。汉朝末年，在仲长统、荀悦、崔寔、徐幹的著作里所表现的思想大都离开迷信的空气，趋于现实的人生理论。到了魏晋那个大变动的时代，士人们思想解放和自由的倾向就更加强烈了。
此时，儒家在经学研究上也缺乏创造性，学者将全部精力用于经书的训诂与注释。到了魏晋，儒学已呈现出极度衰微的状态，“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学尤甚”。③
由于儒学的衰落，士人们脱离了精神枷锁，不再受独尊儒术的羁绊，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及学术自由的空气。老庄哲学被视为新形势下的精神依托，开始复活。老庄哲学之所以受人青睐，与它本身的原因也是分不开的。首先，老庄哲学的中心概念是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终极则为无。这种以道为宇宙本源之说，冲破了殷周以来人格精神天之至上的权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因而赢得了世人的重视。其次，老庄哲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清静无为，强调一切都顺其自然，否定儒家提倡的仁、义、礼、忠、信等伦常道德。再次，老庄哲学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对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抱鄙视态度，希望通过消极隐退和逍遥自在的行为，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宁静。从这几条原因可看出儒家的纲常名教已为魏晋士人所鄙弃，他们转向追求自然，即要求个性解放和适意自在。于是，老庄思想开始大为风行，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趋向于浪漫主义的放达风格。
随着儒学的堕落和道家的风靡，一些士人逐渐将老庄的道家学说改造为玄学，形成一套儒道交融的玄学体系。玄学为当时的思想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一部分士大夫蔑视礼法和追求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儒学家们用“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去解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王弼以其“体用不二”的观点将二者合一，认为名教出于自然。阮籍力图调合折衷二者，认为二者可以没有矛盾，即他说的“达于自然之风，通于治化之体”。郭象则从其“独化”理论体系出发，主张名教即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看成是一体的两个方面。虽然各人说法不一，但都在证明“贵自然”，即让生活态度符合自然原则，也就是符合人性。
在这种环境下，魏晋名士思想空前解放，他们几乎都是理想主义者，向往老子的“小国寡民”④社会，庄子的“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的“至德之世”。⑤阮籍大肆赞扬“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⑥魏晋名士在欣赏、向往无为而治乐土的同时，又感到理想难以实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把内心的追求外化为怪诞的风神。
二、社会政治的大动荡
司马氏政权“以名教治天下”有极大的虚伪性，激起士人对所谓名教的不屑，进而激变为对名教的蔑视和反抗，放达的行为正是其表达反抗意识的一条重要途径。
东汉以来，地主阶级内部存在两大派别。其中的门阀士族地主集团，一向有崇尚礼法名教的传统，西晋的司马氏政权是这一派的代表。自司马氏集团倾覆魏室后，寒族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即宣告结束，于是，社会“尽复东汉士大夫阶级统治全盛之局”。⑦可见，西晋王朝在政治上所继承的不是曹魏寒族“尚法术慕通达”的习尚，而是东汉“以名教治天下”的流风。 西晋统治者以名教治天下，礼法之士，重尚名德，“综核名实”遂完全服务于名教之治。其用不仅在隆教化、行清议，在政治斗争中，亦充作党同伐异的一大利器。何曾在司马昭座下当面指责阮籍放诞无礼一事：“时步兵少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钦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⑧阮籍不遵名教，何曾欲以此置之于罪。
司马氏的名教治天下有极大的虚伪性，司马氏当魏室之衰乘机窃取政权，实无任何君父大节可言，立朝之后的崇儒重教多为假意矫饰之举。“贾充与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醉，与充争言。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纯曰：‘高贵乡公何在？’”⑨贾充不忠于魏，主谋弑逆，侼礼违教，无以复加，却偏以“不孝”之罪责之于人。史书此载，颇具讽刺意味，亦使人不难看出西晋君臣提倡“名教”的真正内涵。
以晋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表面标榜名教，但骨子里名怀私欲，人务奔竞，荣利是求。武帝司马炎自诩“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⑩但实际为人偏狭忌刻，全无孝友，以至时人当面讽刺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11权贵贾充、何曾、荀勖、王浑等人，均外修仁礼而内行荒僻，家有秽德。甚至一些比较正直的大臣亦不免眩于虚名。如杜预，即“好为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12三国时，王昶做戒子书说：“人若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13西晋统治集团有名无实、虚伪不真的政风，正是所谓背本逐末、陷于浮华。因此，在西晋朝廷中，如董昭所说的那种“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赏爵”14的情况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那些魏晋名士们自然不屑于已经被司马氏践踏了的所谓名教，然而，名士毕竟只是没有武力的文弱书生，他们对司马氏政权的反抗只能通过间接、柔婉而又绝对固执的方式表达出来。身处魏晋乱世，目睹统治阶级的互相仇杀，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姓皇族被诛；刘裕夺晋，司马氏宗亲覆灭。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有理想追求的名士们自然不愿意自己也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或名利场上的屈死鬼，他们认识到“以生为贵”，人生短短几十年，要逍遥自由地去生活。
饮酒为避祸，服药为得福。阮籍母死不归，于重丧之中食肉喝酒；为拒绝与司马氏结亲，竟然连醉六十日；又“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治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5可见，饮酒首先是为避政治风险，其次才是个人嗜好问题，饮酒成风与西晋的政治迫害不无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魏晋名士们在自由放达的背后，也有一种深刻的无奈和凄惶。
总之，魏晋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文化背景的转变、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动荡及由此引起的人的心态的改变，是导致这种放达之风形成的主要原因。
[注 释]
①②《魏武帝集》。
③《全三国·魏略·儒宗传略》。
④《老子》第81章。
⑤《庄子·马蹄篇》。
⑥《阮籍集·大人先生传》。
⑦《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
⑧《晋书》卷33《何曾传》。
⑨《通鉴》卷79“武帝秦始八年”。
⑩《晉书》卷3《武帝纪》。
11《世说新语·方正》。
12《晋书》卷34《杜预传》。
13《三国志》卷27《王昶传》。
14《三国志》卷14《董昭传》。
15《晋书·阮籍传》。
[关键词]魏晋；放达之风；儒学；玄学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51—02
在魏晋这个别具特色的历史阶段，有一批颇具名士风度的士人，他们用精彩纷呈的行为方式充分展现了其个性魅力和开放的思想。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排斥礼教，放荡不羁，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放达之风，而这股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魏晋名士放达之风的形成原因作一粗浅探讨。
一、文化背景的转变
曹魏初期，儒学倡导的名教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压制，另一方面因其自身的日益堕落，很大程度上有所衰退。老庄哲学开始复活，而后，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为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
曹操身处乱世，对儒学伦理名教全不重视。他认为，德行学问在政治的运用上并无用处，正所谓“儒家可与守成，难于进取”。曹操所需要的人才是那些可以进取的英雄好汉，这一点在他的几次求贤令中表现得极为清楚。
他在《求贤令》里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王，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①可见曹操的求才标准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至于其德行、廉耻都是无关紧要的。
他在《求逸才令》中将这层意思说得更加透彻：“昔伊挚，傅说，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②他指出，古代成就霸业的国君都用的是一些罪人贱士，故他决定只依据各人本领而挑选人才，不必问污辱之名、见笑之耻，也不必问不仁不孝、寡廉鲜耻。
曹操对儒家的不屑一顾带给儒学的打击自然是非常沉重的，但自汉以来，儒学自身也日益走向堕落、步入困境。自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之后，儒家学说就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但这里提出的是“术”，已不是孔子所创儒学的本来面目了。董仲舒可谓一位兼采儒、法、道、阴阳诸家学说的“杂家”， 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虽然也讲一些《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更多是宣扬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以及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迷信之说，这种经董仲舒改造的所谓儒学，实质上与孔孟之学相去甚远，是服务于汉家统治的儒学。
后来，这套学说又加以谶纬符命的怪论，于是，迷信与鬼气的成分更加重了。这套儒教加迷信的神鬼哲学，已被思想前进的青年所反对。汉朝末年，在仲长统、荀悦、崔寔、徐幹的著作里所表现的思想大都离开迷信的空气，趋于现实的人生理论。到了魏晋那个大变动的时代，士人们思想解放和自由的倾向就更加强烈了。
此时，儒家在经学研究上也缺乏创造性，学者将全部精力用于经书的训诂与注释。到了魏晋，儒学已呈现出极度衰微的状态，“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学尤甚”。③
由于儒学的衰落，士人们脱离了精神枷锁，不再受独尊儒术的羁绊，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及学术自由的空气。老庄哲学被视为新形势下的精神依托，开始复活。老庄哲学之所以受人青睐，与它本身的原因也是分不开的。首先，老庄哲学的中心概念是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终极则为无。这种以道为宇宙本源之说，冲破了殷周以来人格精神天之至上的权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因而赢得了世人的重视。其次，老庄哲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清静无为，强调一切都顺其自然，否定儒家提倡的仁、义、礼、忠、信等伦常道德。再次，老庄哲学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对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抱鄙视态度，希望通过消极隐退和逍遥自在的行为，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宁静。从这几条原因可看出儒家的纲常名教已为魏晋士人所鄙弃，他们转向追求自然，即要求个性解放和适意自在。于是，老庄思想开始大为风行，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趋向于浪漫主义的放达风格。
随着儒学的堕落和道家的风靡，一些士人逐渐将老庄的道家学说改造为玄学，形成一套儒道交融的玄学体系。玄学为当时的思想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一部分士大夫蔑视礼法和追求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儒学家们用“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去解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王弼以其“体用不二”的观点将二者合一，认为名教出于自然。阮籍力图调合折衷二者，认为二者可以没有矛盾，即他说的“达于自然之风，通于治化之体”。郭象则从其“独化”理论体系出发，主张名教即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看成是一体的两个方面。虽然各人说法不一，但都在证明“贵自然”，即让生活态度符合自然原则，也就是符合人性。
在这种环境下，魏晋名士思想空前解放，他们几乎都是理想主义者，向往老子的“小国寡民”④社会，庄子的“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的“至德之世”。⑤阮籍大肆赞扬“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⑥魏晋名士在欣赏、向往无为而治乐土的同时，又感到理想难以实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把内心的追求外化为怪诞的风神。
二、社会政治的大动荡
司马氏政权“以名教治天下”有极大的虚伪性，激起士人对所谓名教的不屑，进而激变为对名教的蔑视和反抗，放达的行为正是其表达反抗意识的一条重要途径。
东汉以来，地主阶级内部存在两大派别。其中的门阀士族地主集团，一向有崇尚礼法名教的传统，西晋的司马氏政权是这一派的代表。自司马氏集团倾覆魏室后，寒族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即宣告结束，于是，社会“尽复东汉士大夫阶级统治全盛之局”。⑦可见，西晋王朝在政治上所继承的不是曹魏寒族“尚法术慕通达”的习尚，而是东汉“以名教治天下”的流风。 西晋统治者以名教治天下，礼法之士，重尚名德，“综核名实”遂完全服务于名教之治。其用不仅在隆教化、行清议，在政治斗争中，亦充作党同伐异的一大利器。何曾在司马昭座下当面指责阮籍放诞无礼一事：“时步兵少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钦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⑧阮籍不遵名教，何曾欲以此置之于罪。
司马氏的名教治天下有极大的虚伪性，司马氏当魏室之衰乘机窃取政权，实无任何君父大节可言，立朝之后的崇儒重教多为假意矫饰之举。“贾充与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醉，与充争言。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纯曰：‘高贵乡公何在？’”⑨贾充不忠于魏，主谋弑逆，侼礼违教，无以复加，却偏以“不孝”之罪责之于人。史书此载，颇具讽刺意味，亦使人不难看出西晋君臣提倡“名教”的真正内涵。
以晋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表面标榜名教，但骨子里名怀私欲，人务奔竞，荣利是求。武帝司马炎自诩“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⑩但实际为人偏狭忌刻，全无孝友，以至时人当面讽刺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11权贵贾充、何曾、荀勖、王浑等人，均外修仁礼而内行荒僻，家有秽德。甚至一些比较正直的大臣亦不免眩于虚名。如杜预，即“好为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12三国时，王昶做戒子书说：“人若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13西晋统治集团有名无实、虚伪不真的政风，正是所谓背本逐末、陷于浮华。因此，在西晋朝廷中，如董昭所说的那种“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赏爵”14的情况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那些魏晋名士们自然不屑于已经被司马氏践踏了的所谓名教，然而，名士毕竟只是没有武力的文弱书生，他们对司马氏政权的反抗只能通过间接、柔婉而又绝对固执的方式表达出来。身处魏晋乱世，目睹统治阶级的互相仇杀，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姓皇族被诛；刘裕夺晋，司马氏宗亲覆灭。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有理想追求的名士们自然不愿意自己也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或名利场上的屈死鬼，他们认识到“以生为贵”，人生短短几十年，要逍遥自由地去生活。
饮酒为避祸，服药为得福。阮籍母死不归，于重丧之中食肉喝酒；为拒绝与司马氏结亲，竟然连醉六十日；又“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治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5可见，饮酒首先是为避政治风险，其次才是个人嗜好问题，饮酒成风与西晋的政治迫害不无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魏晋名士们在自由放达的背后，也有一种深刻的无奈和凄惶。
总之，魏晋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文化背景的转变、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动荡及由此引起的人的心态的改变，是导致这种放达之风形成的主要原因。
[注 释]
①②《魏武帝集》。
③《全三国·魏略·儒宗传略》。
④《老子》第81章。
⑤《庄子·马蹄篇》。
⑥《阮籍集·大人先生传》。
⑦《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
⑧《晋书》卷33《何曾传》。
⑨《通鉴》卷79“武帝秦始八年”。
⑩《晉书》卷3《武帝纪》。
11《世说新语·方正》。
12《晋书》卷34《杜预传》。
13《三国志》卷27《王昶传》。
14《三国志》卷14《董昭传》。
15《晋书·阮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