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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拥有更多“私有”信息，成了“熟人信贷”的受益者。不过，这种高区域集中度和高行业集中度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2017年11月7日，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长期以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行”），今年三季度总体资产利润率仅次于大型商业银行（前者1.06%，后者1.12%），但“存款难增”“贷款难放”“风险难控”等消息依旧屡见报端。
农商行拥有更多“私有”信息，成了“熟人信贷”的受益者。不过，
这种高区域集中度和高行业集中度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国有大行放下身段，市场蛋糕重新切分
扬州农商行董事长周仁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小微企业和农民占农商行客户的绝对多数，“扬州农商行的贷款总额中90%以上直接供给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在2017年之前，这个比例可以说是100%。”
江阴农商行行长任素惠认为，农商行专注于本土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与其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出身”紧密相关。“江阴农商行89.40%的贷款投放在小微企业，制造业贷款余额又占到了贷款总额的55%。作为地方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主要合作银行，江阴农商行为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科技企业量身定做了创业、创新等5个大类30多项金融产品。”
而中国建设银行研发出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平台，衍生出的税易贷、创业贷等若干“普惠金融”产品，几乎包含了小微企业的所有金融需求。不仅是小微企业，通过与政府合作等多种方式，“三农”已经成为建行基层分支机构的直接客户。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韩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国有大行业务下沉，首先是中央企业的政治担当，其次才是业务拓展的市场行为。国有银行的多解决方案、多技术手段在市场竞争中占有较多优势;对信贷风险也有更强的防范和化解能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国有银行的业务下沉并非仅有“放下身段”一种解释。他认为，国有银行过去不太关注中小企业，“陌生企业”违约概率的评估成本过高是一个重要因素;农商行拥有更多“私有”信息，成了“熟人信贷”的受益者。“大数据时代到来后，信息不对称现象逐步消除，银行业的生态重构自然势不可挡，而农商行在金融大数据的形成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和正在承担巨额的‘试错’成本。”
区域、行业高度集中，不良风险如影随形
兴化农商行董事长曹文铭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农商行的客户一般都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形成了银行业最令人担心的高区域集中度问题。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通常会相对单一，因此带来了高行业集中度风险。“与地方经济完全绑定，就像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和化解风险的难度会明显加大。”曹文铭说。
江阴农商行行长任素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地方银行贷款投向多为制造业，而制造业极易受到经济波动和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济上行时制造业贷款规模迅速扩张，一旦下行，不良贷款又会批量形成。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全国1000多家农商行普遍存在高区域集中度和高行业集中度问题。以上述几家农商行为例，制造业贷款占比大多在40%以上，江都农商行和兴化农商行更是达到67.8%;而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虽然2017年上半年制造业贷款余额都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但在其贷款总额中占比大部分为10%左右，仅中国银行超过15%，达到16.09%。
高区域集中度和高行业集中度带来的风险，在不良贷款率的数据中也有所反映。银监会2017年1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三季度全国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4%，而全国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95%。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为了规避和分散高区域集中度风险，不少农商行都曾试图向“域外”拓展市场，这种尝试也曾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如《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银监发〔2006〕12号）、《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银监办发[2009]143号）等文件就明确规定“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和自愿的原则下，以联合、重组为前提，在充分整合金融资源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先省内、后省外，先本经济区域、后跨经济区域，最后向全国辐射”。
但在之后中小银行向全国扩张的过程中，问题也随之而来。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小银行往大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三不”倾向，即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王岐山指出，银行发展要注意同质化，小银行都往大银行发展，就没人愿意去给小企业贷款。同时，小银行跨区域发展，从城镇化角度讲是好事，但银行跨度增加成本也会增加。当时北京银行因跨区域扩张被王岐山点名批评，“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你们跑了，北京谁来管？”
2016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城商行论坛”第十二次会议上，银监会有关负责人的“非正式表态”将此前鼓励的“适时发展成全国性银行”悄然隐去，跨区政策似已“无疾而终”。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城商行与农商行均属于“小银行”，政策类似，城商行跨区扩张受限后，农商行跨区扩展也同样被“叫停”。
句容农商行行长许臻介称，为了化解“行业集中度”风险，许多地方的农商行目前在利用地方银行天然的“银政关系”积极参与政府基建、争取社保业务，但在总体业务量中这些产品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并不足以有效优化农商行的业务结构。
体量有限，创新遇阻，客户流失难以避免
江都农商行行长顾金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全国来看，农商行总体资产规模已超20万亿元，但各自为战、互不隶属的农商行并未真正形成类似国有大行的巨型“法人”，即使是成功改制为股份制银行乃至成为上市企业，在业内人士眼中，其“农村金融中小机构”的性质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获悉，“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定性，给部分地区农商行的业务创新造成一定的影响，如第三方托管、基金销售、金融衍生品等金融牌照申请受限，既难以满足客户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又加大了农商行对息差盈利的依赖。业内人士称，因为这一定性，农商行在政策方面很难真正享受到与国有银行一样的待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由于农商行以县级行政区域的独立法人为主，资本金规模相对较小，许多通用于商业银行的政策规定反而可能变成限制农商行发展的“紧箍咒”。例如，《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第9条第2款规定，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为最大一家集团客户授信总额与资本净额之比，不应高于15%;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为最大一家客户贷款总额与资本净额之比，不应高于10%。《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于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也有类似规定，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0%;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50%。中国人民银行的“合意贷款”政策则对农商行的贷款规模作出了严格限制。业内人士称，这些规定在规范了农商行信贷市場之余，也带来了一种附加影响——农商行很难获得真正的“大客户”。
由于“资本净额”是以“法人”（即“总行”）为单位计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动辄以10万亿元计，而农商行平均资产规模只是百亿元级，排名第一的重庆农商行也只有7870.5亿元，根本无法与前者同台竞争。
“真正的痛苦还不止于此。那些在与农商行相互依存、共同成长中得以良性发展的小微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因农商行囿于政策规定无法满足其放大了的融资需求，不得不改换门庭重新寻找金融伙伴;对农商行而言，这些难以割舍的企业又都是其付出多年心血后‘沉淀’下来的优质客户。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农商行深耕小微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江阴农商行行长任素惠说。
2017年11月7日，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长期以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行”），今年三季度总体资产利润率仅次于大型商业银行（前者1.06%，后者1.12%），但“存款难增”“贷款难放”“风险难控”等消息依旧屡见报端。
这种高区域集中度和高行业集中度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国有大行放下身段，市场蛋糕重新切分
扬州农商行董事长周仁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小微企业和农民占农商行客户的绝对多数，“扬州农商行的贷款总额中90%以上直接供给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在2017年之前，这个比例可以说是100%。”
江阴农商行行长任素惠认为，农商行专注于本土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与其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出身”紧密相关。“江阴农商行89.40%的贷款投放在小微企业，制造业贷款余额又占到了贷款总额的55%。作为地方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主要合作银行，江阴农商行为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科技企业量身定做了创业、创新等5个大类30多项金融产品。”
而中国建设银行研发出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平台，衍生出的税易贷、创业贷等若干“普惠金融”产品，几乎包含了小微企业的所有金融需求。不仅是小微企业，通过与政府合作等多种方式，“三农”已经成为建行基层分支机构的直接客户。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韩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国有大行业务下沉，首先是中央企业的政治担当，其次才是业务拓展的市场行为。国有银行的多解决方案、多技术手段在市场竞争中占有较多优势;对信贷风险也有更强的防范和化解能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国有银行的业务下沉并非仅有“放下身段”一种解释。他认为，国有银行过去不太关注中小企业，“陌生企业”违约概率的评估成本过高是一个重要因素;农商行拥有更多“私有”信息，成了“熟人信贷”的受益者。“大数据时代到来后，信息不对称现象逐步消除，银行业的生态重构自然势不可挡，而农商行在金融大数据的形成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和正在承担巨额的‘试错’成本。”
区域、行业高度集中，不良风险如影随形
兴化农商行董事长曹文铭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农商行的客户一般都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形成了银行业最令人担心的高区域集中度问题。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通常会相对单一，因此带来了高行业集中度风险。“与地方经济完全绑定，就像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和化解风险的难度会明显加大。”曹文铭说。
江阴农商行行长任素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地方银行贷款投向多为制造业，而制造业极易受到经济波动和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济上行时制造业贷款规模迅速扩张，一旦下行，不良贷款又会批量形成。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全国1000多家农商行普遍存在高区域集中度和高行业集中度问题。以上述几家农商行为例，制造业贷款占比大多在40%以上，江都农商行和兴化农商行更是达到67.8%;而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虽然2017年上半年制造业贷款余额都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但在其贷款总额中占比大部分为10%左右，仅中国银行超过15%，达到16.09%。
高区域集中度和高行业集中度带来的风险，在不良贷款率的数据中也有所反映。银监会2017年1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三季度全国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4%，而全国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95%。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为了规避和分散高区域集中度风险，不少农商行都曾试图向“域外”拓展市场，这种尝试也曾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如《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银监发〔2006〕12号）、《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银监办发[2009]143号）等文件就明确规定“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和自愿的原则下，以联合、重组为前提，在充分整合金融资源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先省内、后省外，先本经济区域、后跨经济区域，最后向全国辐射”。
但在之后中小银行向全国扩张的过程中，问题也随之而来。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小银行往大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三不”倾向，即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王岐山指出，银行发展要注意同质化，小银行都往大银行发展，就没人愿意去给小企业贷款。同时，小银行跨区域发展，从城镇化角度讲是好事，但银行跨度增加成本也会增加。当时北京银行因跨区域扩张被王岐山点名批评，“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你们跑了，北京谁来管？”
2016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城商行论坛”第十二次会议上，银监会有关负责人的“非正式表态”将此前鼓励的“适时发展成全国性银行”悄然隐去，跨区政策似已“无疾而终”。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城商行与农商行均属于“小银行”，政策类似，城商行跨区扩张受限后，农商行跨区扩展也同样被“叫停”。
句容农商行行长许臻介称，为了化解“行业集中度”风险，许多地方的农商行目前在利用地方银行天然的“银政关系”积极参与政府基建、争取社保业务，但在总体业务量中这些产品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并不足以有效优化农商行的业务结构。
体量有限，创新遇阻，客户流失难以避免
江都农商行行长顾金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全国来看，农商行总体资产规模已超20万亿元，但各自为战、互不隶属的农商行并未真正形成类似国有大行的巨型“法人”，即使是成功改制为股份制银行乃至成为上市企业，在业内人士眼中，其“农村金融中小机构”的性质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获悉，“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定性，给部分地区农商行的业务创新造成一定的影响，如第三方托管、基金销售、金融衍生品等金融牌照申请受限，既难以满足客户日益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又加大了农商行对息差盈利的依赖。业内人士称，因为这一定性，农商行在政策方面很难真正享受到与国有银行一样的待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由于农商行以县级行政区域的独立法人为主，资本金规模相对较小，许多通用于商业银行的政策规定反而可能变成限制农商行发展的“紧箍咒”。例如，《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第9条第2款规定，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为最大一家集团客户授信总额与资本净额之比，不应高于15%;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为最大一家客户贷款总额与资本净额之比，不应高于10%。《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于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也有类似规定，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0%;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50%。中国人民银行的“合意贷款”政策则对农商行的贷款规模作出了严格限制。业内人士称，这些规定在规范了农商行信贷市場之余，也带来了一种附加影响——农商行很难获得真正的“大客户”。
由于“资本净额”是以“法人”（即“总行”）为单位计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动辄以10万亿元计，而农商行平均资产规模只是百亿元级，排名第一的重庆农商行也只有7870.5亿元，根本无法与前者同台竞争。
“真正的痛苦还不止于此。那些在与农商行相互依存、共同成长中得以良性发展的小微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因农商行囿于政策规定无法满足其放大了的融资需求，不得不改换门庭重新寻找金融伙伴;对农商行而言，这些难以割舍的企业又都是其付出多年心血后‘沉淀’下来的优质客户。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农商行深耕小微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江阴农商行行长任素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