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价指数由负转正的速度恐怕又要低于预期了。因为当下M1高增长并没有伴随高通胀,表明货币效应传递对CPI的影响已日趋疲弱。因此,我们要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稳定,以防止通胀风险。
　　中国物价指数由负转正的速度恐怕又要低于预期了。尽管目前的CPI和PPI仍为负值,但当下M1与M2增速却双双创下近15年来历史新高,分别达到29.51%和29.31%,且M1增速也超过了M2,M1超过20%的高增长在历史上往往会伴随高通胀的出现。这一背离现象只能说货币效应的传递对当下CPI的影响已日趋疲弱。反过来讲,恐怕我们需要谨慎运用CPI等物价指标来研判中国的通胀或通缩风险了。
　　这是因为,食品和制成品权重在现行中国CPI的构成成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在CPI的八大商品和服务构成成分中,食品所占权重为34%。虽然国内粮价也受到国外的冲击,但国内农产品市场相对封闭,其供求基本上仍处于“强力可控”之中。尽管国内外货币因素可以影响农业生产成本,如输入性通胀会推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但货币因素的影响进程是缓慢而又疲弱的。
　　我们看到,由于对CPI有很大影响的食品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所以CPI也带有季节性特征,坊间戏称中国物价指数可改成“China pig index”,因为猪肉价格对CPI确有重要影响,食品所占CPI权重超过30%也过高。具体来看,这种季节性特征既有所谓CPI的“猪周期”特征,也有月度的特征,如月度CPI会随1年中农产品价格而呈现出 “前高后低”的波动规律。
　　所以,若以CPI的变化趋势来揣测货币当局明年是否会加息,这恐怕很难。因为,如果没有大的外部冲击的话(如美元的突然崩跌),我们预测中国的明年月度CPI波动将呈现所谓“前高后低”的典型季节性规律,CPI在明年1季度左右冲顶后会自然回落,若按这一趋势,央行还有必要加息吗?
　　再来看制成品所占CPI的构成成本中比重,衣着(9.1%)、家电(6%)及交通运输(10.4%)的合计权重高达26%。众所周知,受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这些制成品价格很难上涨,甚至还会成为拉低CPI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至于服务类所占CPI构成中比重, 娱乐教育、医疗和住房所占权重分别为14.2%、10%和13.2%,这三者恰恰是当下中国家庭的必选消费品。特别是当下教育和医疗所占CPI的权重并未反映出中国家庭的真实需求结构。因为,统计调查显示他们的教育和医疗支出比重并不大,但这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这方面需求,而只能说明当下教育和医疗价格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还有,住房价格的飙升在当下中国物价指数中也无法得到充分反映。尽管按照发达国家的国际惯例,购房属于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所以不应计入消费物价指数。但是,请不要忘记,这其中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在成熟经济中,购房与租房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房价与租赁价格之间也不会偏离太大。如此,房价就可以“虚拟租金”的形式体现在CPI中,用CPI来度量购买力的误差也会较小。
　　但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上诸多体制性缺陷,老百姓的购房需求要远大于其他国家,如果完全采用成熟市场的规制,将房价排斥在CPI之外,如此物价指数远离老百姓的真实感受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尽管今年以来不少核心城市房价已飙升了近30%,但物价指数却仍在负值运行。
　　毋庸置疑,房价上涨将削弱老百姓的购买力,但CPI又无法反映房价涨跌的影响,这是导致低估包括CPI在内的物价水平、误导决策的首要原因之一。
　　在当前信贷井喷和资产价格飞涨时,或许正是由于目前中国通胀指标CPI的构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导致我们错失了出台宏观政策调整的良机。
　　鉴于关注资产价格与CPI走势之间偏离这个问题已受到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的货币当局也意识到,金融调控有必要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稳定,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衡量物价总体水平的更好方式与方法。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相吻合,我们是否可以首先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到中国整体物价指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