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是属于深度关注“人”的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除了表现“人性”的主题外，对生命本质意蕴的思考，对人的生存之痛的感受与言说，构成了其重要的创作旨向。正是由于他们创作中透射出的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追问，以及追问中所呈示的浓郁的悲剧性倾向，使得沈从文与张爱玲表层相去甚远的作品有着深层的契合，也使两位作家在对人的存在本质意义的揭示上有了可比性。
关键词 生命本质 存在意识 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1-0098-06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是属于深度关注“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除了揭示“人性”的复杂外，对生命本质问题的探询，对人的生存之痛的感受与言说，构成了其重要的创作旨向。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人”的主题往往呈现出两重性：既有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抒写，更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等现实问题的形而上关怀，而后一点无疑是他的独特性所在。《绿魇》中，沈从文不仅直接提出了“生命的本体”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而且在他的大量文论中作了极富沉思的“沈从文式”的阐释。他将对“生命存在的追问”付诸于创作实践，对人的现实存在的荒谬、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揭示。张爱玲对人的关注显然不同于或缺少沈从文式的思想体系的支撑，作为一个迷恋红尘的“大俗人”，张爱玲执着于表现俗世中的人生常态，她喜欢的是其中的“人的成分”。然而，对“人的成分”的抒写，也很容易导向对生命本质问题的思考。同时，对政治及时代的疏离，对宏大叙事的漠然也使其将笔触伸向人、人性、人之存在这些生命的永恒层面，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探索中才能使其逼狭而平庸的题材开拓出深度和意义。因此，对人之存在的关注同样成了张爱玲小说的深层内涵。
源于创作主体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认识，沈从文、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对存在的追问共同指向了存在本质的悲剧性。当然，这种悲剧性的体认与他们所接受的世界文学影响也不无关系。沈从文对柏拉图、尼采、纪德、柏格森、乔伊斯、弗洛伊德、普鲁斯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哲学家或文学家都很了解，他们在其作品中描摹的人生图景，表达的人生观念，以及现代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危机，无疑都会影响沈从文小说对人之存在的思考。张爱玲的创作也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西方作家中对张爱玲真正有吸引力的是毛姆、赫胥黎、威尔斯、奥尼尔、劳伦斯等这些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作家。这些作家在对“一战”后西方世界普遍而深刻的精神危机的揭示中，都流露出了对人生浓重的迷茫感、幻灭感以及强烈的末日意识，这种悲观意识与张爱玲内心已有经验的契合使其成为一种思想背景融入了她的意识深处，形成了她自己对人类命运思考的存在意识。
正是由于沈从文和张爱玲在他们的小说中表现出的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追问，以及这种追问所呈示出的浓郁的悲剧性倾向，从而使得沈从文与张爱玲表层相去甚远的小说才有了深层的契合，也使两位作家在对人的存在本质意义的揭示上有了可比性。
死亡意识下的存在荒谬
“死亡意识”是沈从文思考“存在”的基点。中国人素来缺乏死亡意识，在以儒学为主要意识形态的中国社会，死亡一直被视为消极的现象，死亡意识受到普遍的抑制。传统文化对死亡原型的表现程式是服从与恐惧，因为服从，所以恐惧，反之亦然。直到“五四”以后，以海德格尔、卡夫卡、奥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先哲们的死亡意识传人中国，人们才开始对死亡境像有了新的眼光，认识到“死的意识创造了生的生命冲动，建构了崭新的生命价值，给生命的存在注入了最强烈的力量和意志。”这种死亡意识融入了“五四”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创作，人们开始正视死亡，然而，在文学作品中直接描写死亡的现象并不多见。而沈从文独特的成长经历，使他在正好接受智慧、认识人生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成百上千次愚蠢残酷的杀戮和死亡，又有过一次次死里逃生的切身体验。站在死亡的废墟上，他深刻地认识到“生与死”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存在”，“在阳光下闪烁的那一截就是生，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的就是死。”死亡是此在不得不承担的存在可能性，面对死亡的一片空无，他自觉地与海德格尔站在了一起——“向死而生”。
沈从文从自身经验出发，不断探究着这一“暗箱”中的秘密，开掘生命深层中的那份神秘，结果发现“死亡与一位异想天开的演员相比，更经常地改变着面具和服饰，具有难以想象的繁多形式。”@现代作家中，还没有谁真正能够象沈从文一样在作品中描写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死亡：“学问超人的军法长”热衷于杀人游戏(《怀化镇》)；“老战兵”麻木行为中惯性式的杀人表演(《新与旧》)；“游侠者”田三怒的壮烈而死(《凤凰》)，为生计所迫的妓女的凄惨病殁(《桃园与沅州》)；不知因何固突然吞金而死的小姐(《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贫病而死的聂勋之妻(《生存》)；怵目惊心的群体砍头场景和细节(《从文自传》、《我的教育》、《黄昏》)；身边朋友的逐一处决与谋杀(《说故事人的故事》、《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入伍后》)；乱世之中的劫杀、枪杀、仇杀与误杀(《山道中》、《战争到某市之后》、《节日》、《建设》)……死亡无处不在而又无可逃脱，生命旋转在死亡的铁磨之下，即使作者用了最平缓而低调的叙述，也难掩作品中悲凉与忧愤的基调。费尔巴哈说过：“死亡是我们获得存在的知识的工具，死亡确实显现了存在的根由，唯有它才喷射出本质的光焰。”没有死亡意识，文学作品便难以切近生命的本质，难以进入生命终极关怀的最高层次。而沈从文的作品直接抵达生命价值的源头，并勇敢直视着生命的冷。“向死存在”一方面赋予生命以意义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抽掉了我们上岸的跳板，使生命成为向深渊处不断坠落的黑暗旅程，从而消解了生命可能的意义，存在于是便成了荒诞和虚无——沈从文骨子里的寒冷和孤独正来源于此。
海德格尔指出：“日常生活就是在生和死之间的存在”。任何时候，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沈从文对死亡的大量书写除了要表达存在的悲剧性之外，其实更是要通过死亡来反向表达“人要生存”这一基本观念，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下来不容易，不要让可怕的时间捏碎了我们的天真与青春，收拾眼泪，固执希望，实现人生的自我体验，使存在的有限性得到升华。因此，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着意表现生的野性与美丽，意欲超越普通生物的命运，在感性中抽象，在形而下中探寻形而上，在短暂中寻觅永恒，在有死中祈求永生，在溷浊中追求圣境。他想修建“人性”的希腊小庙，表现湘西世界中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张扬野性顽强而有活力的生命，正是要着力建构此在的真，留驻永恒的美，以此来对抗死亡，对抗存在的荒诞。
然而，来自生活本身的孤独和忧伤却是无法回避 的，它普遍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例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就无处不在，即使是淳厚质朴如“湘西人”也难以跨越这亘古不变的悲哀。《边城》中，人人皆善良的心无纤尘，但是人们之间的隔膜却是如此之深，使得深爱者都无法表达心声。爷爷疼翠翠却不懂得她的心事，二佬爱翠翠但不明白她的情意，爷爷眼看着翠翠走上母亲的覆辙却无法援救，当仁爱的爷爷热切地成全这对年轻人时，却总是被一再的误解。面对命运逞威，人们束手无策，于是，白塔倒了，爷爷死了，二佬走了，翠翠在无望地等待。翠翠孤独等待的身影正是孤苦无告的人类最令人心碎的剪影。
沈从文在对生命的打量与探询中，也发现了偶然的神秘力量，发现了存在的荒谬、乖戾与无望。《旅店》写荒野小店老板娘和过路客商之间的匆匆恋情，纯粹的生理冲动中展现了生命的刚健和强力，然而，一个月，最强壮最有情意的那位客商突然得病暴亡!《山道中》的两批行路人途径小桥，仅一念之差，休息的人即遭抢劫，荒凉的山道徒添了两具新尸；《都市一妇人》中身经百难的都市妇人，甚至不惜使用残酷的手段弄瞎爱人的双目，只求保得一个终身相守，哪知命运的航船偏偏把她那点仅有的抗争连同生命一起沉沦；《泥涂》中的张师爷，在充斥水灾瘟疫的难民窟里，竭尽全力与官员周旋，正当人们心怀一丝盼望时，殊不料又在徒起的火灾中丧身。这一幕幕悲剧的发生，并没有什么处心积虑的预谋，完完全全出于偶然、巧合，在不经意间突然袭来，把生命撕的粉碎，使人的种种努力、挣扎甚至生命本身转眼间灰飞烟灭，使人感到存在的虚妄。透过命运之门探视人类自身，才发现原来处于敞亮之中的存在者整体本身竟是无根的残破的、冰冷的。这是一种怎样荒诞的存在啊!因而沈从文的“神话”都是冷的，因为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冷的。但正因为逼视冷的勇气和胸襟才成就了他及他的作品的深和大。
面对存在的虚无和荒诞，沈从文是悲悯的。他称自己笔下的人物为妇人、生物，给他们取名四狗、花狗、牛保，说他们“各按本分”生存下去，是因为他洞察了在时间大地上这些生命“纷纷开且落”的循环。“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感受着这样的哀戚，谁还能说“边城”是人类理想的桃源呢?于是我们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总是先看到生活的诗意，展现着勃发的生命力，而在小说快结束时快乐却突然中断，人物的愿望落空，或者主人公死去，让生命归入不舍昼夜的生死循环，在突兀中使读者憬悟着生之苍凉。
溷浊状态中的生存泥沼
张爱玲的小说是从“饮食男女”这一角度展开的对于凡俗人生的缓缓叙说，它们的表层形态是常态的，但是在日常琐屑的感性描写中呈现的生命的本质却与沈从文作品相一致。比起沈从文，张爱玲显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死亡意识，然而身处动荡乱世，又亲身经历了港战，直接感受过触手可及的死亡的威胁，在生命无法捉摸的偶然性与荒诞性中，张爱玲窥见了存在的虚无：“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张爱玲又将自己在战争中的切身体验上升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动有如天道无亲，个体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怀疑自觉的努力和追求以及“孜孜忙着的一切，是不是注定要被打翻的呢”?这种对存在虚无的体认使得她作品中关于死亡的思考，并不体现为如沈从文一般对死亡的直接感受，也没有对死亡境遇的残酷的描述，而是隐讳曲折地表现为对生命流逝的一种不堪言说的无奈。《花凋》中美丽的川娥得了肺病，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在死神的凌虐下一点点损耗和消亡：
现在，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余美增穿着娇艳的衣服，泉娟新近置了一房新家具，可是这对于川娥失去了意义。她不存在，这些也就不存在。
这段文字对死亡本质的剖析令人寒彻骨髓，川娥同样也无法正视这种死亡的真相，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留情》中的米先生对于死亡的伤感同样令人感到凄恻：
米先生仰脸看着虹，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他和她共同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不算了。米先生看着虹，对于这个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
《金锁记》中，曹七巧在物欲与情欲的双重诱惑下，轰轰烈烈地爱过、恨过，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老了，一切都行将逝去，唯有虚无吞没了所有，一切的终点只是死亡，人的奋斗、挣扎、努力、希望最终意义上化为乌有，这是怎样的虚空啊!《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结合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对死亡带来的虚无的恐惧。正是在战争中，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们才明白“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位、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于是，在这种死亡威胁的启示下，他们结合了，然而这种结合却因了死亡和虚无的介入而显得格外悲哀而苍凉。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存在的荒诞不仅仅体现为死亡的虚无，更重要的是在人沉溺于日常生活的溷浊状态中表现出来。依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存在于世界中”，人与世界同时存在并与之相纠缠相凝结，而世界之中总是存在着与人的自由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因此人无法摆脱世界对自己的控制，而只能陷入某种无法克服的“沉沦”状态，这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就总是处在这种困境中，他们经历的多是一些找不到具体对手的挣扎与困惑，与之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就是每个人都生存于其中，但又是摸不到触不着的溷浊现实人生。一切幻想、希望、奋斗、执著，在现实人生“这堵墙”面前都会碰得粉碎，而这现实人生又是人生活的根本、生命的依托，无从解脱，无从逃避。于是，人只能在这种现实中委屈、苟且地活下去。这种生存形态的无法回避成为了人类共同的存在悲剧。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汝良原本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轻人，在他看来，他那喜欢用油炸花生米下酒的父亲和喜欢听绍兴戏的母亲、庸脂俗粉的姐姐、脏而惫懒的一大群弟妹是那么庸俗不堪。他梦想着进入另一个合乎理想秩序的世界，过一种洁净、健康、可爱的生活，因此他所爱的德国女孩沁西亚被他一厢情愿地赋予了玫瑰般的色彩。在后来的进一步交往中，沁西亚却以其个性的平庸与处境的困窘粉碎了汝良对于生活的幻想，他终于明白，生活的本质是无诗意可言的。《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更是一个陷入现实泥沼的典型，与他相比，汝良只不过是一个被现实和家庭漫不经心地忽略了的浪漫青年，而对于传庆，他的那个腐朽的弥漫着鸦片烟香的家庭、他的遗少父亲及后母组成的世界却牢牢地束缚着他，传庆厌恶身边的一切但却无法拒斥和摆脱。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知道 自己曾有可能作为别人的孩子而脱离这个让他厌憎的家庭，这一点虚妄的念头整日折磨着他，使他不得安宁。对丹珠的狂热的爱与恨都是幻想摆脱身边溷浊现实的表现，而作品中一再出现的“跑不了”、“他跑不了”，清楚地揭示了他无法摆脱现实的宿命。于是我们看到，现实作为异己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的恒定的秩序，不能被破坏，人只能沉沦其中，无法自拔。在这里，人的存在展现了它荒诞、难堪的本来面目：人无论怎样挣扎与奋斗，都摆脱不了溷浊的现实秩序，无法拥有纯粹理想的生活图景，而只能在一种“不明不白的、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中苟活着，这种屈服使得生命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正如傅雷所概括的：“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流废。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这就是张爱玲笔下人生本来的面目：苍白、空洞而虚妄。
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只有曹七巧，在情欲与金钱的战场上苦苦挣扎过，她轰轰烈烈抗争的结果却是陷入了另一个更加罪恶的泥沼。于是，在溷浊的现实中苟且地过下去便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传奇》中也就挤满了这样委曲、黯淡的生命，破败而无谓的人生。《等》正体现了这种无聊的生存状态，一大群不幸的太太们在候诊室里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哀叹着，然而也止于抱怨和哀叹，在抱怨与哀叹中，时间就像墙檐上那只悄然而过的猫，无声无息地、自顾自地走了。这种存在状态的虚空和无聊是残酷而哀伤的，存在于期间的人一旦直面这种真实，便会感到恐惧，于是人总是在逃避。《封锁》中，电车上的人们在封锁期间的刹那闲暇中也立即用看报、看发票、看名片、看一切可以看的东西来填充那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为她突然间模模糊糊窥见的人生真相所震慑，于是她在一种令人发疯的孤独与空虚中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接回，以恢复生活常态来逃避那种巨大的恐惧。然而，人无论怎样逃避，也逃不了存在的孤独和虚妄，因此张爱玲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苍凉。
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以他自己的方式，通过他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维度。”沈从文和张爱玲正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的存在境遇进行了追问，并且这种追问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即认同存在的悲剧性。但是这样的认同必然带着创作主体自身的人格印记，因而他们作品中关于存在的悲剧性又表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沈从文作为一个怀着“民族品德重造”的理想型作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深深地忧虑，他对存在的思考主要是对短暂、易逝、偶然而又永恒不变的生命人生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建立在一种对历史人性的沉沦和人类理想的焦虑和忧患之上，具有积极人世的精神，又是一种终极理想一种深度人文关怀，因而显得深邃而厚重。张爱玲作为一个自己认定的“俗人”，只想通过对现代人庸常世俗生活的描绘揭示人之存在的永恒境遇，其生命形态是近于出世的，悲剧生命观中更多地让人感到人类学的意义，因而显得阔深而苍茫。对于生命本质的荒诞，沈从文流露出深深的悲悯和焦灼感，他努力想超越存在的虚无，给人以理想和希望，因而他的作品里书写了更多的美，他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所以他的湘西叙事以浓郁的抒情性著称，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隐伏着生命的忧伤，这使他对存在的思考表现出悲剧性的美感。张爱玲对于存在的荒诞没有焦灼，只有宿命式的认同。“作为叙述者，张爱玲从来不曾，从来不想，从堕落中自拔出来，升越在题材之上，促生出叙述的高度。……她的眼睛虽然寒冷透彻，语声却是沉溺性的，而且可以沉溺到自虐，虐待和被虐待的地步，不但不建筑尊严，反倒冷静地和人物一步步地塌陷下去，一起落入无光的深渊，……在自身的悲运里，并不从事悲剧性的抖擞……”这种缺乏大悲大痛的心态使得她的小说中上演的永远只是些“郑重而轻微的骚动”，在审美上接近悲剧却永远无法抵达真正的悲剧，不能引起悲剧的崇高感，只能让人产生一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
对“存在”思考的超越性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缺乏独立的“人”的概念，个人身份总是被赋予种种社会角色，如父亲、丈夫、儿子、母亲、妻子、女儿等，人从来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本质的个体而被关注，而是淹没在一片强大的、让人习而相忘从而无法超越的文化规范中。因此，中国人对个体生命的存在就显然缺乏一种宗教式的终极思考，缺乏形而上的悲剧感。当人都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概念时，又怎么会有对生命本质的深切关注呢?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说：“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朝这方面想”，“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漠然反映到文学中，就表现为对个体存在思考的缺失，作品中“人”的形象总是深深地印刻着社会、文化、观念的痕迹。
这种现象到了具有彻底颠覆力量的“五四”时期开始有了变化，“人”的概念穿透历史文化厚重坚固的障壁，庄严浮出地表。陈独秀提出了“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一系列文学观念；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鲁迅及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和创造社“自我表现”的文学观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觉醒。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现实政治革命的迫切需要，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强劲的革命思想文化语境的形成，使得五四“人的发现”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个体从家庭结构中解放出来，却参与到一种以普遍性和同质性为核心标准的民族国家意志的构成中，个人命运从属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原来家庭里的人演变为社会的、民族的、阶级的人，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思考也囿限于此，现代人依然是一种缺乏个性色彩的“群体”的人。在这样一种观念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公共话语”的显在特征，“力的文学，争斗的文学，为群众而写的文学，刺激的、呼号的、热烈的文学，这——：乃是我们所需要的!”“革命文学”、“左翼话语”、“抗战文学”所主导的阶级文学观和进步文学观以压倒一切的气势成为文学界的主流意识，对个体的人及人的生命的凝视被决然地驱逐于表现领域之外。文学在整体上从属于革命从属于政治而不是从属于人本身，这种明确的功利性目的使得描写人性的作品被指责为逃避现实、没有文学良知而被排斥，在文坛处境艰难，从人性角度提升的对人类命运的关照和反思更加无从谈起。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归依》一文中曾引用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的一段话来说明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真相：“文学中的人物，尽管他 们遭到历史外部接蹬而来的艰辛困厄，却终究不是大不幸的人。以外部世界为舞台的灾难在这里屡见不鲜。然而最大的悲剧，以人的心灵为战场、甚至无需厄运的特殊的拨弄的悲剧，却没有同等程度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背景下，沈从文和张爱玲执着于“存在的追问”在现代文坛上显示出了他们的独异性和超越性。
当然，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致力于生命探讨的作家不止他们两位。钱钟书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探询也不乏深刻，对“围城”境遇的书写充满悲剧感和哲理性，其中蕴含着反讽的幽默，但是他只是将目光对准了知识分子，从而使这种思考缺乏普遍意义。萧红对于生存苦难的书写也感人至深，但是其文本中由于革命话语的介入而显得驳杂暧昧，难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老舍一直对老北京人的生存状况深深关注不断剖析，但是他更多的是在文化反思的角度探讨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联系。与他们相比，沈从文和张爱玲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显得更加专注而深刻。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直面存在的真实并且冷静的表现这种真实的作家，虽然他们时常被曲解和误读。沈从文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性，因而常常被称为是“田园牧歌”，但他自己却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这隐伏的悲痛正是生存之痛，是直面生命真实之后的冷寂之痛。沈从文以美的形态展现真的生存悲痛，这悲痛却常常为读者所忽略，而只看到作品中的理想之美，因而他是孤独的。他的作品深入到生命的本质层面，将存在的思考上升到哲学高度，并提升为对人类命运的关照，这显示了他对存在思考的超拔之处。张爱玲却是站在民间的立场，着眼于都市中凡俗琐碎的人生，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揭示着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存在悲剧，其中透出的世界性眼光更为显在。王德威将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归结为“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认为“张爱玲对世纪末视野的洞悉，才是她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沈从文和张爱玲作品中的人，是真正的作为独立个体而被关注的人，他们笔下“存在的悲剧”正是以人的心灵为战场，“无需厄运特殊拨弄的悲剧”，这对于悲剧感严重匮乏的中国文学无疑是一种填充与提升。在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时代，西方文坛以人为本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对人的精神现象、生命本能、存在境遇等问题的深入探讨成为世界现代性文学的共同主题。沈从文与张爱玲对“人”的存在的关怀既是受了世界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是他们与世界文学同步思考的结果。正是他们以及其他少数作家的这种现代性思考，使得中国文学才有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
关键词 生命本质 存在意识 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1-0098-06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是属于深度关注“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除了揭示“人性”的复杂外，对生命本质问题的探询，对人的生存之痛的感受与言说，构成了其重要的创作旨向。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人”的主题往往呈现出两重性：既有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抒写，更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等现实问题的形而上关怀，而后一点无疑是他的独特性所在。《绿魇》中，沈从文不仅直接提出了“生命的本体”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而且在他的大量文论中作了极富沉思的“沈从文式”的阐释。他将对“生命存在的追问”付诸于创作实践，对人的现实存在的荒谬、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揭示。张爱玲对人的关注显然不同于或缺少沈从文式的思想体系的支撑，作为一个迷恋红尘的“大俗人”，张爱玲执着于表现俗世中的人生常态，她喜欢的是其中的“人的成分”。然而，对“人的成分”的抒写，也很容易导向对生命本质问题的思考。同时，对政治及时代的疏离，对宏大叙事的漠然也使其将笔触伸向人、人性、人之存在这些生命的永恒层面，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探索中才能使其逼狭而平庸的题材开拓出深度和意义。因此，对人之存在的关注同样成了张爱玲小说的深层内涵。
源于创作主体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认识，沈从文、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对存在的追问共同指向了存在本质的悲剧性。当然，这种悲剧性的体认与他们所接受的世界文学影响也不无关系。沈从文对柏拉图、尼采、纪德、柏格森、乔伊斯、弗洛伊德、普鲁斯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哲学家或文学家都很了解，他们在其作品中描摹的人生图景，表达的人生观念，以及现代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危机，无疑都会影响沈从文小说对人之存在的思考。张爱玲的创作也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西方作家中对张爱玲真正有吸引力的是毛姆、赫胥黎、威尔斯、奥尼尔、劳伦斯等这些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作家。这些作家在对“一战”后西方世界普遍而深刻的精神危机的揭示中，都流露出了对人生浓重的迷茫感、幻灭感以及强烈的末日意识，这种悲观意识与张爱玲内心已有经验的契合使其成为一种思想背景融入了她的意识深处，形成了她自己对人类命运思考的存在意识。
正是由于沈从文和张爱玲在他们的小说中表现出的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追问，以及这种追问所呈示出的浓郁的悲剧性倾向，从而使得沈从文与张爱玲表层相去甚远的小说才有了深层的契合，也使两位作家在对人的存在本质意义的揭示上有了可比性。
死亡意识下的存在荒谬
“死亡意识”是沈从文思考“存在”的基点。中国人素来缺乏死亡意识，在以儒学为主要意识形态的中国社会，死亡一直被视为消极的现象，死亡意识受到普遍的抑制。传统文化对死亡原型的表现程式是服从与恐惧，因为服从，所以恐惧，反之亦然。直到“五四”以后，以海德格尔、卡夫卡、奥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先哲们的死亡意识传人中国，人们才开始对死亡境像有了新的眼光，认识到“死的意识创造了生的生命冲动，建构了崭新的生命价值，给生命的存在注入了最强烈的力量和意志。”这种死亡意识融入了“五四”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创作，人们开始正视死亡，然而，在文学作品中直接描写死亡的现象并不多见。而沈从文独特的成长经历，使他在正好接受智慧、认识人生的时候，亲眼目睹了成百上千次愚蠢残酷的杀戮和死亡，又有过一次次死里逃生的切身体验。站在死亡的废墟上，他深刻地认识到“生与死”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存在”，“在阳光下闪烁的那一截就是生，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的就是死。”死亡是此在不得不承担的存在可能性，面对死亡的一片空无，他自觉地与海德格尔站在了一起——“向死而生”。
沈从文从自身经验出发，不断探究着这一“暗箱”中的秘密，开掘生命深层中的那份神秘，结果发现“死亡与一位异想天开的演员相比，更经常地改变着面具和服饰，具有难以想象的繁多形式。”@现代作家中，还没有谁真正能够象沈从文一样在作品中描写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死亡：“学问超人的军法长”热衷于杀人游戏(《怀化镇》)；“老战兵”麻木行为中惯性式的杀人表演(《新与旧》)；“游侠者”田三怒的壮烈而死(《凤凰》)，为生计所迫的妓女的凄惨病殁(《桃园与沅州》)；不知因何固突然吞金而死的小姐(《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贫病而死的聂勋之妻(《生存》)；怵目惊心的群体砍头场景和细节(《从文自传》、《我的教育》、《黄昏》)；身边朋友的逐一处决与谋杀(《说故事人的故事》、《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入伍后》)；乱世之中的劫杀、枪杀、仇杀与误杀(《山道中》、《战争到某市之后》、《节日》、《建设》)……死亡无处不在而又无可逃脱，生命旋转在死亡的铁磨之下，即使作者用了最平缓而低调的叙述，也难掩作品中悲凉与忧愤的基调。费尔巴哈说过：“死亡是我们获得存在的知识的工具，死亡确实显现了存在的根由，唯有它才喷射出本质的光焰。”没有死亡意识，文学作品便难以切近生命的本质，难以进入生命终极关怀的最高层次。而沈从文的作品直接抵达生命价值的源头，并勇敢直视着生命的冷。“向死存在”一方面赋予生命以意义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抽掉了我们上岸的跳板，使生命成为向深渊处不断坠落的黑暗旅程，从而消解了生命可能的意义，存在于是便成了荒诞和虚无——沈从文骨子里的寒冷和孤独正来源于此。
海德格尔指出：“日常生活就是在生和死之间的存在”。任何时候，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沈从文对死亡的大量书写除了要表达存在的悲剧性之外，其实更是要通过死亡来反向表达“人要生存”这一基本观念，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下来不容易，不要让可怕的时间捏碎了我们的天真与青春，收拾眼泪，固执希望，实现人生的自我体验，使存在的有限性得到升华。因此，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着意表现生的野性与美丽，意欲超越普通生物的命运，在感性中抽象，在形而下中探寻形而上，在短暂中寻觅永恒，在有死中祈求永生，在溷浊中追求圣境。他想修建“人性”的希腊小庙，表现湘西世界中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张扬野性顽强而有活力的生命，正是要着力建构此在的真，留驻永恒的美，以此来对抗死亡，对抗存在的荒诞。
然而，来自生活本身的孤独和忧伤却是无法回避 的，它普遍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例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就无处不在，即使是淳厚质朴如“湘西人”也难以跨越这亘古不变的悲哀。《边城》中，人人皆善良的心无纤尘，但是人们之间的隔膜却是如此之深，使得深爱者都无法表达心声。爷爷疼翠翠却不懂得她的心事，二佬爱翠翠但不明白她的情意，爷爷眼看着翠翠走上母亲的覆辙却无法援救，当仁爱的爷爷热切地成全这对年轻人时，却总是被一再的误解。面对命运逞威，人们束手无策，于是，白塔倒了，爷爷死了，二佬走了，翠翠在无望地等待。翠翠孤独等待的身影正是孤苦无告的人类最令人心碎的剪影。
沈从文在对生命的打量与探询中，也发现了偶然的神秘力量，发现了存在的荒谬、乖戾与无望。《旅店》写荒野小店老板娘和过路客商之间的匆匆恋情，纯粹的生理冲动中展现了生命的刚健和强力，然而，一个月，最强壮最有情意的那位客商突然得病暴亡!《山道中》的两批行路人途径小桥，仅一念之差，休息的人即遭抢劫，荒凉的山道徒添了两具新尸；《都市一妇人》中身经百难的都市妇人，甚至不惜使用残酷的手段弄瞎爱人的双目，只求保得一个终身相守，哪知命运的航船偏偏把她那点仅有的抗争连同生命一起沉沦；《泥涂》中的张师爷，在充斥水灾瘟疫的难民窟里，竭尽全力与官员周旋，正当人们心怀一丝盼望时，殊不料又在徒起的火灾中丧身。这一幕幕悲剧的发生，并没有什么处心积虑的预谋，完完全全出于偶然、巧合，在不经意间突然袭来，把生命撕的粉碎，使人的种种努力、挣扎甚至生命本身转眼间灰飞烟灭，使人感到存在的虚妄。透过命运之门探视人类自身，才发现原来处于敞亮之中的存在者整体本身竟是无根的残破的、冰冷的。这是一种怎样荒诞的存在啊!因而沈从文的“神话”都是冷的，因为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冷的。但正因为逼视冷的勇气和胸襟才成就了他及他的作品的深和大。
面对存在的虚无和荒诞，沈从文是悲悯的。他称自己笔下的人物为妇人、生物，给他们取名四狗、花狗、牛保，说他们“各按本分”生存下去，是因为他洞察了在时间大地上这些生命“纷纷开且落”的循环。“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感受着这样的哀戚，谁还能说“边城”是人类理想的桃源呢?于是我们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总是先看到生活的诗意，展现着勃发的生命力，而在小说快结束时快乐却突然中断，人物的愿望落空，或者主人公死去，让生命归入不舍昼夜的生死循环，在突兀中使读者憬悟着生之苍凉。
溷浊状态中的生存泥沼
张爱玲的小说是从“饮食男女”这一角度展开的对于凡俗人生的缓缓叙说，它们的表层形态是常态的，但是在日常琐屑的感性描写中呈现的生命的本质却与沈从文作品相一致。比起沈从文，张爱玲显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死亡意识，然而身处动荡乱世，又亲身经历了港战，直接感受过触手可及的死亡的威胁，在生命无法捉摸的偶然性与荒诞性中，张爱玲窥见了存在的虚无：“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张爱玲又将自己在战争中的切身体验上升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动有如天道无亲，个体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怀疑自觉的努力和追求以及“孜孜忙着的一切，是不是注定要被打翻的呢”?这种对存在虚无的体认使得她作品中关于死亡的思考，并不体现为如沈从文一般对死亡的直接感受，也没有对死亡境遇的残酷的描述，而是隐讳曲折地表现为对生命流逝的一种不堪言说的无奈。《花凋》中美丽的川娥得了肺病，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在死神的凌虐下一点点损耗和消亡：
现在，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余美增穿着娇艳的衣服，泉娟新近置了一房新家具，可是这对于川娥失去了意义。她不存在，这些也就不存在。
这段文字对死亡本质的剖析令人寒彻骨髓，川娥同样也无法正视这种死亡的真相，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留情》中的米先生对于死亡的伤感同样令人感到凄恻：
米先生仰脸看着虹，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他和她共同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不算了。米先生看着虹，对于这个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
《金锁记》中，曹七巧在物欲与情欲的双重诱惑下，轰轰烈烈地爱过、恨过，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人老了，一切都行将逝去，唯有虚无吞没了所有，一切的终点只是死亡，人的奋斗、挣扎、努力、希望最终意义上化为乌有，这是怎样的虚空啊!《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结合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对死亡带来的虚无的恐惧。正是在战争中，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们才明白“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位、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于是，在这种死亡威胁的启示下，他们结合了，然而这种结合却因了死亡和虚无的介入而显得格外悲哀而苍凉。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存在的荒诞不仅仅体现为死亡的虚无，更重要的是在人沉溺于日常生活的溷浊状态中表现出来。依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存在于世界中”，人与世界同时存在并与之相纠缠相凝结，而世界之中总是存在着与人的自由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因此人无法摆脱世界对自己的控制，而只能陷入某种无法克服的“沉沦”状态，这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就总是处在这种困境中，他们经历的多是一些找不到具体对手的挣扎与困惑，与之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就是每个人都生存于其中，但又是摸不到触不着的溷浊现实人生。一切幻想、希望、奋斗、执著，在现实人生“这堵墙”面前都会碰得粉碎，而这现实人生又是人生活的根本、生命的依托，无从解脱，无从逃避。于是，人只能在这种现实中委屈、苟且地活下去。这种生存形态的无法回避成为了人类共同的存在悲剧。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汝良原本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轻人，在他看来，他那喜欢用油炸花生米下酒的父亲和喜欢听绍兴戏的母亲、庸脂俗粉的姐姐、脏而惫懒的一大群弟妹是那么庸俗不堪。他梦想着进入另一个合乎理想秩序的世界，过一种洁净、健康、可爱的生活，因此他所爱的德国女孩沁西亚被他一厢情愿地赋予了玫瑰般的色彩。在后来的进一步交往中，沁西亚却以其个性的平庸与处境的困窘粉碎了汝良对于生活的幻想，他终于明白，生活的本质是无诗意可言的。《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更是一个陷入现实泥沼的典型，与他相比，汝良只不过是一个被现实和家庭漫不经心地忽略了的浪漫青年，而对于传庆，他的那个腐朽的弥漫着鸦片烟香的家庭、他的遗少父亲及后母组成的世界却牢牢地束缚着他，传庆厌恶身边的一切但却无法拒斥和摆脱。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知道 自己曾有可能作为别人的孩子而脱离这个让他厌憎的家庭，这一点虚妄的念头整日折磨着他，使他不得安宁。对丹珠的狂热的爱与恨都是幻想摆脱身边溷浊现实的表现，而作品中一再出现的“跑不了”、“他跑不了”，清楚地揭示了他无法摆脱现实的宿命。于是我们看到，现实作为异己的力量，成为一种外在的恒定的秩序，不能被破坏，人只能沉沦其中，无法自拔。在这里，人的存在展现了它荒诞、难堪的本来面目：人无论怎样挣扎与奋斗，都摆脱不了溷浊的现实秩序，无法拥有纯粹理想的生活图景，而只能在一种“不明不白的、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中苟活着，这种屈服使得生命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正如傅雷所概括的：“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流废。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这就是张爱玲笔下人生本来的面目：苍白、空洞而虚妄。
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只有曹七巧，在情欲与金钱的战场上苦苦挣扎过，她轰轰烈烈抗争的结果却是陷入了另一个更加罪恶的泥沼。于是，在溷浊的现实中苟且地过下去便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传奇》中也就挤满了这样委曲、黯淡的生命，破败而无谓的人生。《等》正体现了这种无聊的生存状态，一大群不幸的太太们在候诊室里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哀叹着，然而也止于抱怨和哀叹，在抱怨与哀叹中，时间就像墙檐上那只悄然而过的猫，无声无息地、自顾自地走了。这种存在状态的虚空和无聊是残酷而哀伤的，存在于期间的人一旦直面这种真实，便会感到恐惧，于是人总是在逃避。《封锁》中，电车上的人们在封锁期间的刹那闲暇中也立即用看报、看发票、看名片、看一切可以看的东西来填充那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阿小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为她突然间模模糊糊窥见的人生真相所震慑，于是她在一种令人发疯的孤独与空虚中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接回，以恢复生活常态来逃避那种巨大的恐惧。然而，人无论怎样逃避，也逃不了存在的孤独和虚妄，因此张爱玲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苍凉。
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以他自己的方式，通过他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维度。”沈从文和张爱玲正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的存在境遇进行了追问，并且这种追问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即认同存在的悲剧性。但是这样的认同必然带着创作主体自身的人格印记，因而他们作品中关于存在的悲剧性又表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沈从文作为一个怀着“民族品德重造”的理想型作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深深地忧虑，他对存在的思考主要是对短暂、易逝、偶然而又永恒不变的生命人生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建立在一种对历史人性的沉沦和人类理想的焦虑和忧患之上，具有积极人世的精神，又是一种终极理想一种深度人文关怀，因而显得深邃而厚重。张爱玲作为一个自己认定的“俗人”，只想通过对现代人庸常世俗生活的描绘揭示人之存在的永恒境遇，其生命形态是近于出世的，悲剧生命观中更多地让人感到人类学的意义，因而显得阔深而苍茫。对于生命本质的荒诞，沈从文流露出深深的悲悯和焦灼感，他努力想超越存在的虚无，给人以理想和希望，因而他的作品里书写了更多的美，他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所以他的湘西叙事以浓郁的抒情性著称，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隐伏着生命的忧伤，这使他对存在的思考表现出悲剧性的美感。张爱玲对于存在的荒诞没有焦灼，只有宿命式的认同。“作为叙述者，张爱玲从来不曾，从来不想，从堕落中自拔出来，升越在题材之上，促生出叙述的高度。……她的眼睛虽然寒冷透彻，语声却是沉溺性的，而且可以沉溺到自虐，虐待和被虐待的地步，不但不建筑尊严，反倒冷静地和人物一步步地塌陷下去，一起落入无光的深渊，……在自身的悲运里，并不从事悲剧性的抖擞……”这种缺乏大悲大痛的心态使得她的小说中上演的永远只是些“郑重而轻微的骚动”，在审美上接近悲剧却永远无法抵达真正的悲剧，不能引起悲剧的崇高感，只能让人产生一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
对“存在”思考的超越性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缺乏独立的“人”的概念，个人身份总是被赋予种种社会角色，如父亲、丈夫、儿子、母亲、妻子、女儿等，人从来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本质的个体而被关注，而是淹没在一片强大的、让人习而相忘从而无法超越的文化规范中。因此，中国人对个体生命的存在就显然缺乏一种宗教式的终极思考，缺乏形而上的悲剧感。当人都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概念时，又怎么会有对生命本质的深切关注呢?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说：“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朝这方面想”，“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漠然反映到文学中，就表现为对个体存在思考的缺失，作品中“人”的形象总是深深地印刻着社会、文化、观念的痕迹。
这种现象到了具有彻底颠覆力量的“五四”时期开始有了变化，“人”的概念穿透历史文化厚重坚固的障壁，庄严浮出地表。陈独秀提出了“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一系列文学观念；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鲁迅及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和创造社“自我表现”的文学观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觉醒。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现实政治革命的迫切需要，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强劲的革命思想文化语境的形成，使得五四“人的发现”的结果也只不过是个体从家庭结构中解放出来，却参与到一种以普遍性和同质性为核心标准的民族国家意志的构成中，个人命运从属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原来家庭里的人演变为社会的、民族的、阶级的人，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思考也囿限于此，现代人依然是一种缺乏个性色彩的“群体”的人。在这样一种观念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公共话语”的显在特征，“力的文学，争斗的文学，为群众而写的文学，刺激的、呼号的、热烈的文学，这——：乃是我们所需要的!”“革命文学”、“左翼话语”、“抗战文学”所主导的阶级文学观和进步文学观以压倒一切的气势成为文学界的主流意识，对个体的人及人的生命的凝视被决然地驱逐于表现领域之外。文学在整体上从属于革命从属于政治而不是从属于人本身，这种明确的功利性目的使得描写人性的作品被指责为逃避现实、没有文学良知而被排斥，在文坛处境艰难，从人性角度提升的对人类命运的关照和反思更加无从谈起。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归依》一文中曾引用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的一段话来说明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真相：“文学中的人物，尽管他 们遭到历史外部接蹬而来的艰辛困厄，却终究不是大不幸的人。以外部世界为舞台的灾难在这里屡见不鲜。然而最大的悲剧，以人的心灵为战场、甚至无需厄运的特殊的拨弄的悲剧，却没有同等程度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背景下，沈从文和张爱玲执着于“存在的追问”在现代文坛上显示出了他们的独异性和超越性。
当然，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致力于生命探讨的作家不止他们两位。钱钟书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探询也不乏深刻，对“围城”境遇的书写充满悲剧感和哲理性，其中蕴含着反讽的幽默，但是他只是将目光对准了知识分子，从而使这种思考缺乏普遍意义。萧红对于生存苦难的书写也感人至深，但是其文本中由于革命话语的介入而显得驳杂暧昧，难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老舍一直对老北京人的生存状况深深关注不断剖析，但是他更多的是在文化反思的角度探讨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联系。与他们相比，沈从文和张爱玲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显得更加专注而深刻。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直面存在的真实并且冷静的表现这种真实的作家，虽然他们时常被曲解和误读。沈从文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性，因而常常被称为是“田园牧歌”，但他自己却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这隐伏的悲痛正是生存之痛，是直面生命真实之后的冷寂之痛。沈从文以美的形态展现真的生存悲痛，这悲痛却常常为读者所忽略，而只看到作品中的理想之美，因而他是孤独的。他的作品深入到生命的本质层面，将存在的思考上升到哲学高度，并提升为对人类命运的关照，这显示了他对存在思考的超拔之处。张爱玲却是站在民间的立场，着眼于都市中凡俗琐碎的人生，通过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揭示着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存在悲剧，其中透出的世界性眼光更为显在。王德威将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归结为“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认为“张爱玲对世纪末视野的洞悉，才是她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沈从文和张爱玲作品中的人，是真正的作为独立个体而被关注的人，他们笔下“存在的悲剧”正是以人的心灵为战场，“无需厄运特殊拨弄的悲剧”，这对于悲剧感严重匮乏的中国文学无疑是一种填充与提升。在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时代，西方文坛以人为本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对人的精神现象、生命本能、存在境遇等问题的深入探讨成为世界现代性文学的共同主题。沈从文与张爱玲对“人”的存在的关怀既是受了世界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是他们与世界文学同步思考的结果。正是他们以及其他少数作家的这种现代性思考，使得中国文学才有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