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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梅因斯（Norman Mains） 博士最近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余，希望能够写一些文字来寄托哀思。他是我在华尔街的第一位老板，也是彻底改变我人生的一位导师，虽然他离世的时候子孙满堂，事业圆满，但我和前同事以及朋友们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传奇的一生
诺曼出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属于美国的婴儿潮（Baby boomer）一代。他的家族上百年以前来自于德国和英国，由于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他的父母后来加入了数十万美国东部的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落魄家庭，西迁到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州在美国属于高原地区，除了落基山脉就是牧场和矿山。记得他说起过，他小的时候是二战刚结束，老百姓开始学习滑雪，特别是去欧洲战场回来的老兵，开始把欧洲的假期滑雪概念带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开始修建雪场，发展旅游业。在此以前，科罗拉多基本上是个非常落后，人迹罕至的地方。
诺曼那一代人，由于童年经历过物资匮乏，因此有一种从小养成的努力工作的习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do your job as long as you can put any food on the family table.”（“好好干活，这样晚上就可以有吃的。”）同时他们又经历过二战后的大繁荣，所以非常乐观。我记得在他手下工作的几年，从来没有一次听他抱怨过哪个任务不可能完成。
诺曼高中毕业后，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去了他家附近的大学。他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经济学。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越南战争的强制征兵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石。那个年代也是黑人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各种游行示威不断。他大学毕业后，就是在彷徨中寻求出路。他在60年代各种激荡的社会上飘摇了两年。有的时候他说起那一段日子，会露出不可言喻的微笑。经历这些后，他最后选择了留学英伦，并在华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回到美国后，他先加入了一个经济咨询公司，然后在1973年加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部。说起在DC的日子，他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联储总部的职能主要是做数据和研究，他的工作比较偏学术，所以不温不火。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收入有限，而且很难找到女朋友。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利用他们的统计知识，在晚上和周末开办了一个赌博公司。据他的回忆，当时他们的标的主要是各种体育赛事，特别是华盛顿的棒球队。他们公司多数时候盈利很好，所得算是补贴生活费用。但是也有爆了冷门，结果反向而导致大亏的。由于资金有限，在出现这种黑天鹅的情况时，他和他的几个合伙人就需要出门几天，以躲避债主上门索债。
工作之余，他分析了他在“婚姻市场”的竞争情况，发现自己的条件在多数场合难于超过对手，只能进入细分市场。他发现跳芭蕾舞的女生比男生比率高很多，于是报名参加了华盛顿的业余芭蕾舞团。几年后，他和舞团的一个同事结了婚。可以想象联储的高级经济学家，既兼职做赌场的做市商，又参加芭蕾舞演出的场景吗？
加盟华尔街
在联储工作6年多，诺曼认为需要转变职业生涯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华尔街最新兴的行业是高收益债券（垃圾债券），诺曼加入了高收益债券最厉害的公司德雷克斯勒。德雷克斯勒的老板是大名鼎鼎的米尔肯——垃圾债券之王。米尔肯的故事已经有很多书和电影描述过了，笔者不再赘述。诺曼当时是米尔肯的研究部负责人，对于公司整个运作了如指掌。因为米尔肯的总部在加州好莱坞，诺曼带着他的芭蕾舞演员妻子和孩子们搬到了好莱坞。
诺曼经常回忆起他的德雷克斯勒生涯，不管是严肃的量化计算垃圾债券的违约率，还是天文数字一样的奖金。但有一点，在其他人疯狂分钱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直是冷静的。他说过，在1987年，他在米尔肯手下的工作到第五年的时候，米尔肯因为垄断垃圾债券的发行以及公司后来的私有化，当年的奖金收入曾超过一亿美元。诺曼对他自己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任何人一年工作的收入都不值一亿美元。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就如他担心的那样发生了。
于是他在德雷克斯勒倒闭后，离开好莱坞，加入在芝加哥的一个券商，担任总裁。这个券商几年后被收购，于是他加入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80年代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此前CME是以交易鸡蛋、黄油等期货为主的交易所，在芝加哥三大交易所中排名最后，也是交易量最少的。
由于当时的全球金融市场需要金融期货的风险管理，CME是此时最早推出股指、外汇等期货的交易所，也是最早推动电子化交易的市场。由此开始，CME一跃成为芝加哥最大的期货市场，继而又成为世界最大的期货市场，利润超过老牌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0倍以上。就在诺曼担任研究部主管期间，他们锐意进取，不断推出新产品，包括推出电子化交易期货和期权，最终吞并了多家纽约传统人工交易的期货交易所。CME的金融期货交易从零开始，最后占据了80-90%的全球期货交易量。
我有一次问诺曼，在CME期间，是如何有此前瞻性设计，最终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的？他的答复是不断试错。他说他在领导CME做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强调的就是推出大量新产品，曾有过一年推出40多种新的期货和期权产品的记录。95%以上的CME新产品最后都因为没有成交量，慢慢关闭。但是每年最后成功的一两个产品，就成了CME的支柱。由于诺曼在CME研发的巨大成功，他被道琼斯公司邀请，加入并担任了该公司金融指数衍生品部的执行副总裁。在90年代，他加入摩根士丹利，担任芝加哥的对冲基金和量化投资负责人。他在芝加哥期间，笔者有幸被他面试，并被招聘入团队参与资产管理工作。
当时我刚刚开始工作，对于金融只有很少的理解。诺曼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让我探索各种交易系统的优劣，尝试多种交易信号。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十几个人，分布于芝加哥、纽约、香港、苏黎世和伦敦。各种文化背景，各种教育程度，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与冲突。诺曼在那几年管理我们非常地公平合理。我有一次问他，在处理公司内部团队中各种复杂关系时，他是如何做到公平公正的？他说，Kevin，记得我的这句话，以前我的老板就是这样带我们的，将来你也要这样带手下。 转眼几年过去了，华尔街见过了巨大的繁荣期，然后金融危机大爆发。我记得诺曼在2005年底就和我们打招呼，准备大危机。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只要你站在任何一个窗前，看看外面房地产投机的盛况，你就应该明白泡沫是长不了的。诺曼在90年代就被美国一个最大的家族的元老邀请，在这个元老逝世后，担任这个家族信托的受托人。这个家族信托后来转型，诺曼工作量加大，他决定全职担任这个家族的“守门员”，并搬去加州。虽然我们此后工作不再在一个公司，也不在一个城市，但我们还是经常联系。一般是在我遇到困难，情绪低落的时候，会给他打电话。他也是一如既往地乐观向上，给我很多鼓励。我问他现在主要在做什么，他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签字同意这个家族的很多后人使用家族信托资金的款项。但是，除了这个，他一样非常繁忙，快80岁的老人了，还写了一本专著 Winning With Liquid Alternatives，担任了一个新的投资新兴市场的基金公司合伙人。
和中国的感情
回忆诺曼的一生，不能不提到他对于中国的感情。也许是60年代欧美社会发展，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等等，他一直对于新中国非常向往。在他逝世后，他的妻子在发给我的邮件里面写到“As you probably know， Norman was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read many books to educate himself further on the nation. ”（“你可能知道，诺曼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非常有兴趣，自学了很多关于这个国家的书籍。”）
记得有过一次，诺曼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炫耀他的新手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小儿子刚刚去过中国，给他带回一块手表，表面有中国的五星红旗的图案。他说这是他儿子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诺曼和华尔街很多元老是同龄人，他经常认为华尔街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看法过于片面，过于负面。他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研究报告，发表于5月12日，题目就是《在索罗斯和中国人民银行之间，我选择中国人民银行》。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认为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以后，总体对于一篮子货币的稳定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很多对冲基金经理过于宣扬了这方面的负面因素，放大了外汇市场的波动率，不利于社会发展。
诺曼在今年3月份诊断出疾病，我在4月份和他的电话通话中，像往常一样问他近况如何。在我认识他十多年来，他第一次说 “Kevin， I am not feeling too well”。这句反常的话让我非常诧异。然后他说他已开始积极治疗，也在继续工作。在5月份，他发出了最新研究报告的电子邮件。但是到了6月份，我们几个朋友发现和他的电话联系不上了。不久噩耗传来，我们收到了他太太的电子邮件，诺曼6月22日在农场的家中安详离世。由于病情发展太快，他没有经历太多的病痛折磨。当时，他的太太和三个儿子，多位孙子和孙女在家中陪伴他。他留下遗言，说很高兴这一生，很高兴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很好，要求大家以享受生活来纪念他。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华尔街第一位老板。掷笔而泣，祝诺曼在天堂安好！
（作者为纽约金融论坛（NYFF）联席发起人，目前在纽约管理一个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同时在多所大学任教。）
传奇的一生
诺曼出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属于美国的婴儿潮（Baby boomer）一代。他的家族上百年以前来自于德国和英国，由于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他的父母后来加入了数十万美国东部的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落魄家庭，西迁到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州在美国属于高原地区，除了落基山脉就是牧场和矿山。记得他说起过，他小的时候是二战刚结束，老百姓开始学习滑雪，特别是去欧洲战场回来的老兵，开始把欧洲的假期滑雪概念带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开始修建雪场，发展旅游业。在此以前，科罗拉多基本上是个非常落后，人迹罕至的地方。
诺曼那一代人，由于童年经历过物资匮乏，因此有一种从小养成的努力工作的习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do your job as long as you can put any food on the family table.”（“好好干活，这样晚上就可以有吃的。”）同时他们又经历过二战后的大繁荣，所以非常乐观。我记得在他手下工作的几年，从来没有一次听他抱怨过哪个任务不可能完成。
诺曼高中毕业后，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去了他家附近的大学。他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经济学。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越南战争的强制征兵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石。那个年代也是黑人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各种游行示威不断。他大学毕业后，就是在彷徨中寻求出路。他在60年代各种激荡的社会上飘摇了两年。有的时候他说起那一段日子，会露出不可言喻的微笑。经历这些后，他最后选择了留学英伦，并在华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回到美国后，他先加入了一个经济咨询公司，然后在1973年加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部。说起在DC的日子，他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联储总部的职能主要是做数据和研究，他的工作比较偏学术，所以不温不火。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收入有限，而且很难找到女朋友。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利用他们的统计知识，在晚上和周末开办了一个赌博公司。据他的回忆，当时他们的标的主要是各种体育赛事，特别是华盛顿的棒球队。他们公司多数时候盈利很好，所得算是补贴生活费用。但是也有爆了冷门，结果反向而导致大亏的。由于资金有限，在出现这种黑天鹅的情况时，他和他的几个合伙人就需要出门几天，以躲避债主上门索债。
工作之余，他分析了他在“婚姻市场”的竞争情况，发现自己的条件在多数场合难于超过对手，只能进入细分市场。他发现跳芭蕾舞的女生比男生比率高很多，于是报名参加了华盛顿的业余芭蕾舞团。几年后，他和舞团的一个同事结了婚。可以想象联储的高级经济学家，既兼职做赌场的做市商，又参加芭蕾舞演出的场景吗？
加盟华尔街
在联储工作6年多，诺曼认为需要转变职业生涯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华尔街最新兴的行业是高收益债券（垃圾债券），诺曼加入了高收益债券最厉害的公司德雷克斯勒。德雷克斯勒的老板是大名鼎鼎的米尔肯——垃圾债券之王。米尔肯的故事已经有很多书和电影描述过了，笔者不再赘述。诺曼当时是米尔肯的研究部负责人，对于公司整个运作了如指掌。因为米尔肯的总部在加州好莱坞，诺曼带着他的芭蕾舞演员妻子和孩子们搬到了好莱坞。
诺曼经常回忆起他的德雷克斯勒生涯，不管是严肃的量化计算垃圾债券的违约率，还是天文数字一样的奖金。但有一点，在其他人疯狂分钱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直是冷静的。他说过，在1987年，他在米尔肯手下的工作到第五年的时候，米尔肯因为垄断垃圾债券的发行以及公司后来的私有化，当年的奖金收入曾超过一亿美元。诺曼对他自己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任何人一年工作的收入都不值一亿美元。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就如他担心的那样发生了。
于是他在德雷克斯勒倒闭后，离开好莱坞，加入在芝加哥的一个券商，担任总裁。这个券商几年后被收购，于是他加入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80年代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此前CME是以交易鸡蛋、黄油等期货为主的交易所，在芝加哥三大交易所中排名最后，也是交易量最少的。
由于当时的全球金融市场需要金融期货的风险管理，CME是此时最早推出股指、外汇等期货的交易所，也是最早推动电子化交易的市场。由此开始，CME一跃成为芝加哥最大的期货市场，继而又成为世界最大的期货市场，利润超过老牌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0倍以上。就在诺曼担任研究部主管期间，他们锐意进取，不断推出新产品，包括推出电子化交易期货和期权，最终吞并了多家纽约传统人工交易的期货交易所。CME的金融期货交易从零开始，最后占据了80-90%的全球期货交易量。
我有一次问诺曼，在CME期间，是如何有此前瞻性设计，最终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的？他的答复是不断试错。他说他在领导CME做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强调的就是推出大量新产品，曾有过一年推出40多种新的期货和期权产品的记录。95%以上的CME新产品最后都因为没有成交量，慢慢关闭。但是每年最后成功的一两个产品，就成了CME的支柱。由于诺曼在CME研发的巨大成功，他被道琼斯公司邀请，加入并担任了该公司金融指数衍生品部的执行副总裁。在90年代，他加入摩根士丹利，担任芝加哥的对冲基金和量化投资负责人。他在芝加哥期间，笔者有幸被他面试，并被招聘入团队参与资产管理工作。
当时我刚刚开始工作，对于金融只有很少的理解。诺曼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让我探索各种交易系统的优劣，尝试多种交易信号。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十几个人，分布于芝加哥、纽约、香港、苏黎世和伦敦。各种文化背景，各种教育程度，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与冲突。诺曼在那几年管理我们非常地公平合理。我有一次问他，在处理公司内部团队中各种复杂关系时，他是如何做到公平公正的？他说，Kevin，记得我的这句话，以前我的老板就是这样带我们的，将来你也要这样带手下。 转眼几年过去了，华尔街见过了巨大的繁荣期，然后金融危机大爆发。我记得诺曼在2005年底就和我们打招呼，准备大危机。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只要你站在任何一个窗前，看看外面房地产投机的盛况，你就应该明白泡沫是长不了的。诺曼在90年代就被美国一个最大的家族的元老邀请，在这个元老逝世后，担任这个家族信托的受托人。这个家族信托后来转型，诺曼工作量加大，他决定全职担任这个家族的“守门员”，并搬去加州。虽然我们此后工作不再在一个公司，也不在一个城市，但我们还是经常联系。一般是在我遇到困难，情绪低落的时候，会给他打电话。他也是一如既往地乐观向上，给我很多鼓励。我问他现在主要在做什么，他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签字同意这个家族的很多后人使用家族信托资金的款项。但是，除了这个，他一样非常繁忙，快80岁的老人了，还写了一本专著 Winning With Liquid Alternatives，担任了一个新的投资新兴市场的基金公司合伙人。
和中国的感情
回忆诺曼的一生，不能不提到他对于中国的感情。也许是60年代欧美社会发展，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等等，他一直对于新中国非常向往。在他逝世后，他的妻子在发给我的邮件里面写到“As you probably know， Norman was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read many books to educate himself further on the nation. ”（“你可能知道，诺曼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非常有兴趣，自学了很多关于这个国家的书籍。”）
记得有过一次，诺曼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炫耀他的新手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小儿子刚刚去过中国，给他带回一块手表，表面有中国的五星红旗的图案。他说这是他儿子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诺曼和华尔街很多元老是同龄人，他经常认为华尔街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看法过于片面，过于负面。他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研究报告，发表于5月12日，题目就是《在索罗斯和中国人民银行之间，我选择中国人民银行》。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认为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以后，总体对于一篮子货币的稳定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很多对冲基金经理过于宣扬了这方面的负面因素，放大了外汇市场的波动率，不利于社会发展。
诺曼在今年3月份诊断出疾病，我在4月份和他的电话通话中，像往常一样问他近况如何。在我认识他十多年来，他第一次说 “Kevin， I am not feeling too well”。这句反常的话让我非常诧异。然后他说他已开始积极治疗，也在继续工作。在5月份，他发出了最新研究报告的电子邮件。但是到了6月份，我们几个朋友发现和他的电话联系不上了。不久噩耗传来，我们收到了他太太的电子邮件，诺曼6月22日在农场的家中安详离世。由于病情发展太快，他没有经历太多的病痛折磨。当时，他的太太和三个儿子，多位孙子和孙女在家中陪伴他。他留下遗言，说很高兴这一生，很高兴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很好，要求大家以享受生活来纪念他。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华尔街第一位老板。掷笔而泣，祝诺曼在天堂安好！
（作者为纽约金融论坛（NYFF）联席发起人，目前在纽约管理一个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同时在多所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