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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鲁迅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地方民俗的描写，这种写法不仅是为了让读者获取一种独特的美感体验，还体现了启蒙之难。中国传统乡村是一种“熟人社会”，流传于乡村的习俗也以代代相传的模式延续不变，任何外来的观念要想融入这一环境都是极难的，在这种旧的习俗失去效力并且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困难及损失之前，任何改变都是难的。从鲁迅的启蒙者形象看他笔下一些恶旧民俗的描写，会发现那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民俗对人的精神毒害之深，以至于给启蒙本身带来极大的困难。
关键词： 鲁迅小说 民俗 启蒙 启蒙者
一、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启蒙者眼中的民俗。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①，关于民俗，钟敬文认为：“民俗，不管在文明的或文化不发达的民族里都是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或部落的社会生活里会没有什么民俗而能够兀然生存的。换一句话说，民俗是人类各集团的共同生活里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②在朱晓进的《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中提到“鲁迅终于发现，由民俗文化养育成的‘风俗’和‘习惯’，造成最广大阶层对改革的抗拒心理”③。鲁迅在杂文《习惯与改革》中写道“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无不加以阻挠”，为我们指明了改革极难施行的根源在于“风俗”和“习惯”④。本文从民俗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出发，发掘鲁迅小说中一些恶旧民俗对于启蒙的影响，正如鲁迅在杂文《习惯与改革》中提到“倘不深入到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时”⑤。
现代文学中许多乡土作家都关注到了“民俗”，比如说台静农的《拜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许杰的《惨雾》等，透过一些古老的毫无科学根据的民俗展示闭塞乡村的惨淡人生。那么，现代文学中鲁迅作为这种写法的开創者，以他启蒙者身份回顾《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对一些恶旧的民俗的展现还是有不少的。《药》中的“人血馒头”，《祝福》中的“捐门槛”，《阿Q正传》中“断子绝孙”对于阿Q的缠绕让他对吴妈说出“我和你困觉”这样一番话，《风波》和《故乡》里“赵七爷”和闰土的一声“老爷”，《长明灯》中人们出门要看“皇历”和不能灭的“长明灯”等这些鲁迅作品中的大量“民俗”描写。
（二）无形的民俗。
王元忠的《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中“在鲁迅的笔下，民俗文化最为常见的形态并不表现为可以视见的物或者事项，相反常常表现为一种心理或氛围的存在，成为空气一样、风一样视之无形、听之不闻、触之不觉，又时时处处都弥漫的存在”⑥。把鲁迅笔下的民俗作为隐形的存在来看。这种隐性的东西更可怕，民俗就像影子般缠绕着小说里的人物，无法摆脱。
《祝福》中民俗作为一种氛围贯穿整篇小说，小说开篇过年的热闹场景与接下来祥林嫂的死形成鲜明对比。我在拜访朋友的途中遇到了祥林嫂，并进行了关于有无“灵魂”的对话，祥林嫂之死是在过年的时候，于是就有了四叔这句“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⑦。作为雇主的四叔对于祥林嫂的死显然是冷漠无情的，在鲁镇热闹的过年气氛中死去的祥林嫂与鲁镇流传的“捐门槛”的民俗暗地里有着某种联系。《阿Q正传》中阿Q担心自己死后变成野鬼游魂，《伤逝》中涓生对于子君之死的忏悔，《故乡》中关于闰土名字的来历，《药》的结尾阴惨惨的坟地里的两个母亲，这些都可以看出死鬼对于活人世界的影响，而且“这死鬼，往往并非实指死去之人，多为一种虚指，其可能的内容可以引申到各种前人的经验，如历史，传统，旧俗，惯例，遗范，国粹，等等”⑧。研究鲁迅笔下的民俗时可以从它作为一种隐性的存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来看。
二、生长着的民俗
（一）口口相传的习俗。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⑨。当《祝福》里祥林嫂从柳妈那里听到“捐门槛”的说法，《药》里面康大叔对于吃下“人血馒头”而高声说“包好”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出现在鲁镇，这些习俗代表着乡村世代累积的经验，也就是传统，城市也有传统，“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⑩。无论是祥林嫂还是华老栓在乡土社会中他们的行为必须跟随着先人留下来的传统，在这样的语境下是合理的。这些缺乏科学依据的习俗在今天看来自然十分荒谬，但在封闭的乡土社会中有它存在的价值，即使在当下许多乡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古老的民俗。
（二）习俗，真的有用？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写到“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1}。表明乡土的人口流动性弱，在这样一个狭小空间里，代代如是的空间中经验可以从祖辈父辈那里传承，只要不是面对巨大的时代变动，先辈的经验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天地就能够应对生活上的难题。在《乡土中国》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了自己抗战时在昆明乡下的一段经历，刚出生的孩子啼哭不止，找到房东老太太请教，才知道是生了“假牙”，只要用咸菜和蓝青布擦拭孩子的口腔，就好了。这段经历可见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做法偏偏能行之有效。阿城在《艺术与催眠》中分享的一个小故事，阿城在乡下做知青的时候，有一个上海来的知青牙疼，从别人那听说山上有个寨子的巫医会治，只见那巫医拿牛粪糊在脸上，在太阳下面晒，把牙里面的虫拔出来，牙便不疼了，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是阿城这样说：“不要揭穿这一切。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虫齿牙不是真有虫，天天牙痛是因为牙周炎。好，你说得对，科学，可你有办法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穷山沟里减轻他的痛苦吗？没有，就别去摧毁催眠。只要山沟里一天没有医、没有药，催眠就是最有效的，巫医就万岁万万岁。”{12}这里有一个词“催眠”，由此我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讲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13}熟睡的人们不就是被催眠的人吗？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就是昏睡的国民们的代表，这些人正是被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给催眠，祥林嫂、阿Q、华老栓等这些形象正是铁屋子里熟睡的。乡土社会里这种行之有效的经验，已经深入华老栓、祥林嫂等一类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中。 三、陷入困窘的启蒙者
（一）失败的启蒙者。
《药》这篇小说有着两条线索各自又相互并行，明线就是华老栓为小栓求药，暗线则是革命者夏瑜之死。但是通过华老栓找“人血馒头”，与刑场上死去的革命者夏瑜发生了关联，小说中“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地往下滴”{14}。这里的描述正是夏瑜之血浸满馒头的场景，华老栓就是从这个人手中接过了“人血馒头”，这时叙述者并未透露出死去之人的身份，在下一个场景“茶馆”里热闹的对话中才道出革命者夏瑜。华老栓接过这馒头，“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可见华老栓的精神受到了极深的毒化，“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15}。华老栓希望借着夏瑜充满精气的生命热血注入小栓的病躯中获得新生。鲁迅曾对别人讲过《药》的写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16}从这段话来看这篇小说正是反映出民众的愚昧，革命者或者说启蒙者夏瑜在华老栓、康大叔、花白胡子等一众人只不过充当了看客的材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乐趣，康大叔说出真实看法：“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17}痨病患者小栓吃下“人血馒头”，最终还是无法逃脱死亡的噩梦，在小说的结尾小栓葬在路的右边，夏瑜葬在路的左边，重重叠叠的坟头就“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18}，无论是穷人还是苏醒的启蒙者们不过是强大的旧力量面前的点缀。
（二）尴尬的启蒙者。
《祝福》开头旧历年底热闹的庆祝气氛，“我”碰到了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19}。这一段对于祥林嫂的白描真实道出了下层妇女生活的艰辛，被生活的真实折磨得面目全非。祥林嫂不是鲁镇人，她是通过中人卫老婆子带到四叔家做女工，那时候的祥林嫂刚死了丈夫，“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四婶看她做活勤快耐劳，就留下来了。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到“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20}，为给小叔子筹钱娶亲婆婆找上并强迫祥林嫂嫁给一户深山里的人家。祥林嫂只有屈服，“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21}。不久这个丈夫也死了，有了孩子，孩子却被狼给衔去了，她孤身一人被大伯给赶出去了，除了生存的艰辛，精神的痛楚更不可言。所以祥林嫂又回到鲁镇做工，并向周围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被人咀嚼完了悲痛而成了笑料，众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四婶的“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让祥林嫂在一年中最重大的活动“祭祀”中无事可做，镇上的人们依旧叫她祥林嫂，但是音调不同，笑容也是冷冷的。
祥林嫂为了改变现状，听从柳妈的话用所有的积蓄去庙里“捐门槛”，可现实是她已是不祥之人，依旧是祭祖时节，祥林嫂想去帮忙，仍听到四婶的“你放着罢，祥林嫂”，无情的现实下，才有了“我”见到的祥林嫂，就有了那场关于“有无灵魂”、“地狱”的追问，而“我”只能以“说不清”来搪塞，这里显然有着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对于自身和启蒙的一种怀疑，下层的民众愚昧但真遇到他们的发问，启蒙者们同样变得游移不定。在小说《在酒楼上》中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什么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22}启蒙行为本身就是希望做出改变，可是在广大国民中，儿子变成父亲，媳妇终究成为婆婆的现实中，启蒙是极难施行的，鲁迅深知启蒙之难，在那篇著名论文《我们怎样做父亲》中说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23}
四、结语
前面提到过习俗在鲁迅的小说中作为一种氛围无处不在，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萦绕在鲁镇上空的各种隐性的习俗早已内化为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在乡土社会，人一生处在一个“循环”的圈子里，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人自觉受一些习俗和规范生活着，任何新的改变在巨大的传统和历史的惯性下是绝难施行的。像祥林嫂、阿Q等在生活的惯性下，一生都被一种歪曲的东西所束缚，意识不到自己的悲剧性，只能麻木地浑浑噩噩地走完一生，这种不良习俗的危害之处就在于对于个体生命的极大破坏性，它不尊重“人”，让人成为一种工具。
注释：
①⑨⑩{1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2，22，48，48.
②钟敬文.民俗学入门[M]（序）.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③朱晓进.历史转换期的文化启示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181.
④⑤{20}{21}{23}鲁迅.鲁迅集[Z]（杂文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337，338，8，9，15.
⑥王元忠.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91.
⑦⑧{17}{18}{19}{22}鲁迅.鲁迅小说全集[Z].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49，103，006，026，029，030，147，165.
{12}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183.
{13}{14}{15}{16}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3.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钟敬文.民俗学入门[M]（序）.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3]朱晓进.历史转换期的文化启示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4]王元忠.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6]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关键词： 鲁迅小说 民俗 启蒙 启蒙者
一、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启蒙者眼中的民俗。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①，关于民俗，钟敬文认为：“民俗，不管在文明的或文化不发达的民族里都是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或部落的社会生活里会没有什么民俗而能够兀然生存的。换一句话说，民俗是人类各集团的共同生活里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种社会现象。”②在朱晓进的《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中提到“鲁迅终于发现，由民俗文化养育成的‘风俗’和‘习惯’，造成最广大阶层对改革的抗拒心理”③。鲁迅在杂文《习惯与改革》中写道“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无不加以阻挠”，为我们指明了改革极难施行的根源在于“风俗”和“习惯”④。本文从民俗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出发，发掘鲁迅小说中一些恶旧民俗对于启蒙的影响，正如鲁迅在杂文《习惯与改革》中提到“倘不深入到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时”⑤。
现代文学中许多乡土作家都关注到了“民俗”，比如说台静农的《拜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许杰的《惨雾》等，透过一些古老的毫无科学根据的民俗展示闭塞乡村的惨淡人生。那么，现代文学中鲁迅作为这种写法的开創者，以他启蒙者身份回顾《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对一些恶旧的民俗的展现还是有不少的。《药》中的“人血馒头”，《祝福》中的“捐门槛”，《阿Q正传》中“断子绝孙”对于阿Q的缠绕让他对吴妈说出“我和你困觉”这样一番话，《风波》和《故乡》里“赵七爷”和闰土的一声“老爷”，《长明灯》中人们出门要看“皇历”和不能灭的“长明灯”等这些鲁迅作品中的大量“民俗”描写。
（二）无形的民俗。
王元忠的《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中“在鲁迅的笔下，民俗文化最为常见的形态并不表现为可以视见的物或者事项，相反常常表现为一种心理或氛围的存在，成为空气一样、风一样视之无形、听之不闻、触之不觉，又时时处处都弥漫的存在”⑥。把鲁迅笔下的民俗作为隐形的存在来看。这种隐性的东西更可怕，民俗就像影子般缠绕着小说里的人物，无法摆脱。
《祝福》中民俗作为一种氛围贯穿整篇小说，小说开篇过年的热闹场景与接下来祥林嫂的死形成鲜明对比。我在拜访朋友的途中遇到了祥林嫂，并进行了关于有无“灵魂”的对话，祥林嫂之死是在过年的时候，于是就有了四叔这句“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⑦。作为雇主的四叔对于祥林嫂的死显然是冷漠无情的，在鲁镇热闹的过年气氛中死去的祥林嫂与鲁镇流传的“捐门槛”的民俗暗地里有着某种联系。《阿Q正传》中阿Q担心自己死后变成野鬼游魂，《伤逝》中涓生对于子君之死的忏悔，《故乡》中关于闰土名字的来历，《药》的结尾阴惨惨的坟地里的两个母亲，这些都可以看出死鬼对于活人世界的影响，而且“这死鬼，往往并非实指死去之人，多为一种虚指，其可能的内容可以引申到各种前人的经验，如历史，传统，旧俗，惯例，遗范，国粹，等等”⑧。研究鲁迅笔下的民俗时可以从它作为一种隐性的存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来看。
二、生长着的民俗
（一）口口相传的习俗。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⑨。当《祝福》里祥林嫂从柳妈那里听到“捐门槛”的说法，《药》里面康大叔对于吃下“人血馒头”而高声说“包好”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出现在鲁镇，这些习俗代表着乡村世代累积的经验，也就是传统，城市也有传统，“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⑩。无论是祥林嫂还是华老栓在乡土社会中他们的行为必须跟随着先人留下来的传统，在这样的语境下是合理的。这些缺乏科学依据的习俗在今天看来自然十分荒谬，但在封闭的乡土社会中有它存在的价值，即使在当下许多乡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古老的民俗。
（二）习俗，真的有用？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写到“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1}。表明乡土的人口流动性弱，在这样一个狭小空间里，代代如是的空间中经验可以从祖辈父辈那里传承，只要不是面对巨大的时代变动，先辈的经验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天地就能够应对生活上的难题。在《乡土中国》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了自己抗战时在昆明乡下的一段经历，刚出生的孩子啼哭不止，找到房东老太太请教，才知道是生了“假牙”，只要用咸菜和蓝青布擦拭孩子的口腔，就好了。这段经历可见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做法偏偏能行之有效。阿城在《艺术与催眠》中分享的一个小故事，阿城在乡下做知青的时候，有一个上海来的知青牙疼，从别人那听说山上有个寨子的巫医会治，只见那巫医拿牛粪糊在脸上，在太阳下面晒，把牙里面的虫拔出来，牙便不疼了，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是阿城这样说：“不要揭穿这一切。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虫齿牙不是真有虫，天天牙痛是因为牙周炎。好，你说得对，科学，可你有办法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穷山沟里减轻他的痛苦吗？没有，就别去摧毁催眠。只要山沟里一天没有医、没有药，催眠就是最有效的，巫医就万岁万万岁。”{12}这里有一个词“催眠”，由此我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讲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13}熟睡的人们不就是被催眠的人吗？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就是昏睡的国民们的代表，这些人正是被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给催眠，祥林嫂、阿Q、华老栓等这些形象正是铁屋子里熟睡的。乡土社会里这种行之有效的经验，已经深入华老栓、祥林嫂等一类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中。 三、陷入困窘的启蒙者
（一）失败的启蒙者。
《药》这篇小说有着两条线索各自又相互并行，明线就是华老栓为小栓求药，暗线则是革命者夏瑜之死。但是通过华老栓找“人血馒头”，与刑场上死去的革命者夏瑜发生了关联，小说中“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地往下滴”{14}。这里的描述正是夏瑜之血浸满馒头的场景，华老栓就是从这个人手中接过了“人血馒头”，这时叙述者并未透露出死去之人的身份，在下一个场景“茶馆”里热闹的对话中才道出革命者夏瑜。华老栓接过这馒头，“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可见华老栓的精神受到了极深的毒化，“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15}。华老栓希望借着夏瑜充满精气的生命热血注入小栓的病躯中获得新生。鲁迅曾对别人讲过《药》的写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16}从这段话来看这篇小说正是反映出民众的愚昧，革命者或者说启蒙者夏瑜在华老栓、康大叔、花白胡子等一众人只不过充当了看客的材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乐趣，康大叔说出真实看法：“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17}痨病患者小栓吃下“人血馒头”，最终还是无法逃脱死亡的噩梦，在小说的结尾小栓葬在路的右边，夏瑜葬在路的左边，重重叠叠的坟头就“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18}，无论是穷人还是苏醒的启蒙者们不过是强大的旧力量面前的点缀。
（二）尴尬的启蒙者。
《祝福》开头旧历年底热闹的庆祝气氛，“我”碰到了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19}。这一段对于祥林嫂的白描真实道出了下层妇女生活的艰辛，被生活的真实折磨得面目全非。祥林嫂不是鲁镇人，她是通过中人卫老婆子带到四叔家做女工，那时候的祥林嫂刚死了丈夫，“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四婶看她做活勤快耐劳，就留下来了。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到“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20}，为给小叔子筹钱娶亲婆婆找上并强迫祥林嫂嫁给一户深山里的人家。祥林嫂只有屈服，“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21}。不久这个丈夫也死了，有了孩子，孩子却被狼给衔去了，她孤身一人被大伯给赶出去了，除了生存的艰辛，精神的痛楚更不可言。所以祥林嫂又回到鲁镇做工，并向周围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被人咀嚼完了悲痛而成了笑料，众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四婶的“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让祥林嫂在一年中最重大的活动“祭祀”中无事可做，镇上的人们依旧叫她祥林嫂，但是音调不同，笑容也是冷冷的。
祥林嫂为了改变现状，听从柳妈的话用所有的积蓄去庙里“捐门槛”，可现实是她已是不祥之人，依旧是祭祖时节，祥林嫂想去帮忙，仍听到四婶的“你放着罢，祥林嫂”，无情的现实下，才有了“我”见到的祥林嫂，就有了那场关于“有无灵魂”、“地狱”的追问，而“我”只能以“说不清”来搪塞，这里显然有着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对于自身和启蒙的一种怀疑，下层的民众愚昧但真遇到他们的发问，启蒙者们同样变得游移不定。在小说《在酒楼上》中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什么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22}启蒙行为本身就是希望做出改变，可是在广大国民中，儿子变成父亲，媳妇终究成为婆婆的现实中，启蒙是极难施行的，鲁迅深知启蒙之难，在那篇著名论文《我们怎样做父亲》中说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23}
四、结语
前面提到过习俗在鲁迅的小说中作为一种氛围无处不在，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萦绕在鲁镇上空的各种隐性的习俗早已内化为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在乡土社会，人一生处在一个“循环”的圈子里，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人自觉受一些习俗和规范生活着，任何新的改变在巨大的传统和历史的惯性下是绝难施行的。像祥林嫂、阿Q等在生活的惯性下，一生都被一种歪曲的东西所束缚，意识不到自己的悲剧性，只能麻木地浑浑噩噩地走完一生，这种不良习俗的危害之处就在于对于个体生命的极大破坏性，它不尊重“人”，让人成为一种工具。
注释：
①⑨⑩{1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2，22，48，48.
②钟敬文.民俗学入门[M]（序）.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③朱晓进.历史转换期的文化启示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181.
④⑤{20}{21}{23}鲁迅.鲁迅集[Z]（杂文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337，338，8，9，15.
⑥王元忠.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91.
⑦⑧{17}{18}{19}{22}鲁迅.鲁迅小说全集[Z].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49，103，006，026，029，030，147，165.
{12}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183.
{13}{14}{15}{16}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3.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钟敬文.民俗学入门[M]（序）.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3]朱晓进.历史转换期的文化启示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4]王元忠.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阿城：阿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6]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