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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欧小卫（1977-），汉族，贵州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提起移民，多数人就会想到三峡移民，那是20世纪末人类最大的一次居住地集体迁徙。然而在此之前，20世纪中期60年代湖北十堰地区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居民迁徙，原因也和三峡工程一样，是由于修建丹江水利大坝。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搬迁到其他地方的居民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样大规模搬迁过程中，原住地居民搬迁到环境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搬迁的居民家庭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而在这些外在环境变化中，性别分工的重新建构又是怎样，其中女性又承担着怎样的压力？她们对家庭成员适应新环境过程中又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入眼，选取了移民家庭作为访谈对象，来探讨女性在社会环境变化下对家庭关系重构的影响力。
关键词：社会性别；移民；女性；家庭关系重构
一、丹江移民的社会背景
20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基础建设高涨时期，各种基础工程、水利工程等开工兴建，而湖北丹江库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工建设。湖北丹江（现称丹江口市）位于鄂西北部，西毗邻中国道教文化名山——武当山，东北部紧邻河南省，南部为文化名城襄阳，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其地势西北高且多山，东南地势较平坦，是两种地形交接之口，区域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横贯流过，并有汉江最大支流丹江汇集于此，水资源丰富，是修建大坝蓄水发电的天然优选之地。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兴建丹江大坝。1973年丹江口大坝建成蓄水，丹江口库区也因此形成，形成后的库区为当时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2012年国家规划南水北调工程，丹江水库因其良好的水源而被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大坝再次加高，建成后库区将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省市沿线地区的20多座城市供水，成为北方各省重要的水源地。
丹江口移民也正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修建大坝前大规模迁移出来的原居民。国家对于搬迁出来的居民在新定居地重盖房屋，并帮助居民搬迁。丹江移民和后来的三峡移民略有不同，当时丹江移民不是“整体搬迁”到一个地方定居，而是分散搬迁，即原来住在一起的同村人、邻居、亲属等全部以家庭为单位，分散搬迁到不同的新地址。因而，当时的移民不仅生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内在情感上也有很大的触动，但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更看重奉献精神，人们虽不愿意，但却接受国家的统一安排，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本文也希望通过对当年这段历史的重新回访，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探讨当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改变时，女性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并为家庭关系重构及家庭成员幸福感重建起着怎样的作用？
二、生活环境的突变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人是社会生物，需要群居，同时也对自己“熟悉的环境”具有内在的安全感和亲切感，而这个“熟悉的环境”包含的内容很多，如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生产资源、生活环境、情感环境、民俗等等。移民却部分或全部打破这种“熟悉的环境”，重新组合，移民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除了自己家里几个人是熟悉的外，其他所有都是陌生的，包括生活环境中的所有人和物。这种感觉对于当时的移民是种内在的惶恐：陌生的环境、亲属的分开、生存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情感问题，不仅仅是女人和儿童，包括成年男性也会有，使得原有的家庭平衡和自我满足感被打破，具体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首先，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移民是个巨大的挑战。丹江库区属于山区，居民依山而居，搬迁移民后多数在江汉平原地带居住。移民前，“山”是人们生存资源的主要来源，田地多以旱地为主，虽有部分水稻田地，但数量却很少，农作物也以玉米、小麦、红薯等为主；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男性是生产的主体，女性多以家庭和辅助劳动为主；移民到江汉平原地区后，土地是平坦的水田，农作物也以水稻为主，部分地区一年两季水稻，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平原地带女性和男性在生产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移民男性和女性都要重新学会新的生产方式。另外女性承担的劳动量加大，不仅插秧、锄地、打农药等工作量轻的活要做，甚至“肩挑、背扛”等重活，女性也要一样和男性分担。生产方式的改变对家庭是种巨大的挑战，而面对这些需要重新学习的“劳动技能”，很多家庭在移民到新地址后存在很大的生存压力，很多女性甚至很多年都无法适应新的生产方式。
其次，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家庭的影响。在移民前，家庭生活方式是山地居民生活方式，家庭的作息时间也以山地耕种周期来变动，食物以玉米、面食为主，辅以大米；移民后因平原地带是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所以在饮食方面和山地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主食以大米为主，辅以少量的面食，玉米就更少，基本不种植。食材的改变使得相应的烹饪方式也随之而改变。原来烹饪方式是面食的方法，而现在以大米为主食，习惯上口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小孩和年青人等适应力较强，能够较快适应新的生活习惯，但对于中老年人要改变这种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却是非常困难。其中一个细节是家庭生活燃料的改变所带来的不适应，原来山地生活家庭主要燃料是山上的木材，居民就地山上取材，而平原地區多以晒干后的水稻秸杆作为做饭燃料；两者虽然都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燃料，但却有很大的不同，木材不容易点燃，火焰少但却燃烧缓慢，耐烧；而水稻杆易燃、火焰大，但却燃烧很快，用其方言讲“不ao（熬）火”。很多移民在搬迁到新环境后，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新的燃料，无法把握火候；做饭时，饭不是被烧糊，就是做成“夹生”，引起家人的不满和抱怨。另外对于移民中的老年人，几十年都习惯于柔软的面食，如面条、玉米糊、蒸的馒头、包子等，而移民到平原地区后，主食换成生硬的大米，食后胃很不舒服，消化较慢；很多中老年女性为了能够适应新的主食，就将米饭煮很长时间，煮的很烂，这样的米饭迎合了老人的口味，却又被年轻人所不习惯，为此很多移民家庭在移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庭内部就“吃饭”问题让负责做饭的妻子或母亲们非常为难。 再次，就是人们情感的缺失。以前无论是亲属还是邻居、同村人，大家都属于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族群，有祖祖辈辈生活熟悉的环境，移民后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种情感的分离对人的影响较大，也是造成人们内心不愿搬迁的主要原因。然而当时的移民政策却单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搬迁，家族中其他亲属家庭分散在不同区域；同时由于当时通讯业的不发达，搬迁后联系不方便，对女性而言，最大的感觉就是搬迁以后没了“娘家”，这在女性情感中是种很大的冲击。
三、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
虽然丹江移民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环境的改变，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其中的女性承担的压力比男性更大，主要体现在家庭压力，新环境适应性等方面。
女性不仅跟男性一样，需要承担周围环境的变化，更承担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男性在外面无论环境如何改变和陌生，他回到家里总希望能够找到熟悉的感觉和环境，而多数男性则认为这种熟悉的环境应该由家里的女人来营造和维持，而忘记了女人其实也跟男人一样，需要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丹江移民后男人认为能否在家里找到以前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感觉、甚至熟悉的食物口味，那都是女人应该做的。调查中一位移民现在还记得其母亲曾费尽心思为家人做顿面食的事情，仅仅只是顿面条，但当时的幸福感却能在人心中持续很多年还能被回味。
除了家庭的压力外，移民中的女性更多的时候承担着来自新环境的适应压力。女性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刚搬迁到现在居住地时，受关注程度太高而让人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引得本地居民十分好奇，很多同村的女性都喜欢到移民家里“串门”，而“串门”后发现的新的事物、新不同就成了女人们闲聊时的话题；以往很平常的一些习惯都会被现居住地的女性拿来“探讨”，例如丹江山地女性居民很多有吸烟习惯，但他们抽的烟和男性不同，男人喜欢“旱烟”，而女性吸烟则使用一种叫“水烟袋”的工具，里面装水，上面填上烟丝，这样烟丝燃烧后产生的烟不会太“冲”（“辛辣”的意思），适合女性抽，这让本地人很是好奇，因此而被当地居民议论过很长一段时间，这让移民中的女性感觉很不舒服（被置于众人目光的“聚光灯”下的感觉），心理上觉得自己很另类，很长时期都无法融入本地女性群体中。
另外，本地女性自小就接触水田的生产劳动方式，熟悉而擅长，而移民中的女性对这些却基本不懂，所有的水田生活方式都要重新学习。例如插秧，那是本地女性居民充分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如果哪个本地女人不会插秧会被别人耻笑的，甚至都找不到婆家。农忙时节，在宽阔平坦的水田里几十个妇女一字排开，弯腰、低头、微屈膝、左右手分工协作，倒退着插秧，左手拿秧把，右手分秧，然后快速插入田中，要求深浅适中，距离大致均等；谁插的又快又齐整，在平坦的田地中一目了然，干活的同时也是女性们相互暗自比拼的时候。然而这些都不是山地女性所擅长的，那些不懂插秧，或是插的慢，又不齐整的移民女性将在这种无言的竞争中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四、中国传统家庭中女性对家庭关系重构更具影响力
社会环境变化中，人的社会价值也必然会发生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女性对家庭的影响力要高于男性，对家庭关系重构更具决定性。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传统中国女性多以家庭为主，是家庭中的主导因素，即“女主内”，二是中国女性身体中所具有的千年传承的“美德”对家庭成员更具影响力。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很多家庭成员都是从家庭主导女性——妻子或母亲身上寻找原来熟悉的情感。虽然面对环境的变化，女性和男性同样面临着恐慌和不安，但在“家”这个环境中，女性却比男性更擅长营造出家的温暖，丈夫从家庭布局、熟悉的饭菜获得安慰，孩子从母亲身上寻求保护。
丹江移民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自己都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移民后的女性无论是否跟男人做同样的农活，家庭事务始终都应该属于女人来打理的。调研中丹江移民多次提到一个词——“姑娘家”，这里的“家”是指家庭，而“姑娘”并不是指那些没结婚的女孩子，而是代指家庭中的妻子。“姑娘家”在他们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表层含义，家有了妻子才能算是个完整的家，而那些家里没有妻子、单亲父亲带着孩子的家庭在他们眼中，不能算是完整的“家”；二是深层含义，妻子是家庭幸福与否的根本原因和外在代表，能干的妻子可以很好的照顾好家人，也能很好的操持好整个家庭事务，例如财务管理、人情世故、邻里关系等，这两层含义总结理解就是“有妻子才算是完整家，有好妻子才算有幸福的家”；那些虽然也“身为人妻”却不能把家庭操持好的就不能算是好妻子，自然在旁人的眼中，其家庭幸福指数就要降低很多。这个观点很符合中国儒家关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标准，但又超出儒家的要求，不仅要对内贤惠，更要能够对外应对各种关系，甚至家庭财务管理。关于丹江移民的这个观点，本人在调查中也曾访谈过本地的居民，他们对于这个观点也持赞同态度，但对“姑娘”所代指的范围略有不同，本地人理解不仅仅可以指代“妻子”，还可以是那些可以取代妻子地位的其他家庭女性，例如祖母、长大但尚未出嫁的女儿；如果有的家庭妻子不在了，但家庭中能够有以上可以取代其“管理”地位的人，并能很好的操持家庭事务的，这个家虽不完整，但也算幸福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早就提出“男女平等”的观念，但在传统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甚至很多都市现代家庭认为男性应该负责赚钱养家，负责家庭经济来源，女性只需要在家做个“全职太太”，负责相夫教子就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观念说明家庭幸福与否与家庭收入高低有一定关系，但财力绝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其中家庭核心女性——妻子（也是母亲角色）才是维系家庭成员幸福感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家庭中下一代成员尚未成年，这种对家庭关系重构以及追求幸福的自信心的作用就更强。
20世纪60年代丹江库区的移民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当时的移民现在早已经融入本地居民的中，老一辈的人多数已经去世，二代以后的与本地的居民在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已无差別。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中，女性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压力和角色转变，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家庭中的男性，还有移居地的社会压力，以及女性本身自我的压力，但她们却坚韧的度过那段特殊时期，成为家庭幸福重构的主导力量。半个世纪过去，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新生代的产生，“移民”这个词也很少在当地人中提起，而当年的“移民”的后代也与本地人建立各种关系，还有很多人也走出家门，到外地工作生活，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移民，但在这个历史的迁徙中，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对家庭关系重建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深思。（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德]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林耀华. 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3]庄孔韶. 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摘要：提起移民，多数人就会想到三峡移民，那是20世纪末人类最大的一次居住地集体迁徙。然而在此之前，20世纪中期60年代湖北十堰地区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居民迁徙，原因也和三峡工程一样，是由于修建丹江水利大坝。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搬迁到其他地方的居民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样大规模搬迁过程中，原住地居民搬迁到环境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搬迁的居民家庭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而在这些外在环境变化中，性别分工的重新建构又是怎样，其中女性又承担着怎样的压力？她们对家庭成员适应新环境过程中又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入眼，选取了移民家庭作为访谈对象，来探讨女性在社会环境变化下对家庭关系重构的影响力。
关键词：社会性别；移民；女性；家庭关系重构
一、丹江移民的社会背景
20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基础建设高涨时期，各种基础工程、水利工程等开工兴建，而湖北丹江库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工建设。湖北丹江（现称丹江口市）位于鄂西北部，西毗邻中国道教文化名山——武当山，东北部紧邻河南省，南部为文化名城襄阳，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其地势西北高且多山，东南地势较平坦，是两种地形交接之口，区域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横贯流过，并有汉江最大支流丹江汇集于此，水资源丰富，是修建大坝蓄水发电的天然优选之地。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兴建丹江大坝。1973年丹江口大坝建成蓄水，丹江口库区也因此形成，形成后的库区为当时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2012年国家规划南水北调工程，丹江水库因其良好的水源而被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大坝再次加高，建成后库区将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省市沿线地区的20多座城市供水，成为北方各省重要的水源地。
丹江口移民也正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修建大坝前大规模迁移出来的原居民。国家对于搬迁出来的居民在新定居地重盖房屋，并帮助居民搬迁。丹江移民和后来的三峡移民略有不同，当时丹江移民不是“整体搬迁”到一个地方定居，而是分散搬迁，即原来住在一起的同村人、邻居、亲属等全部以家庭为单位，分散搬迁到不同的新地址。因而，当时的移民不仅生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内在情感上也有很大的触动，但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更看重奉献精神，人们虽不愿意，但却接受国家的统一安排，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本文也希望通过对当年这段历史的重新回访，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探讨当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改变时，女性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并为家庭关系重构及家庭成员幸福感重建起着怎样的作用？
二、生活环境的突变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人是社会生物，需要群居，同时也对自己“熟悉的环境”具有内在的安全感和亲切感，而这个“熟悉的环境”包含的内容很多，如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生产资源、生活环境、情感环境、民俗等等。移民却部分或全部打破这种“熟悉的环境”，重新组合，移民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除了自己家里几个人是熟悉的外，其他所有都是陌生的，包括生活环境中的所有人和物。这种感觉对于当时的移民是种内在的惶恐：陌生的环境、亲属的分开、生存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情感问题，不仅仅是女人和儿童，包括成年男性也会有，使得原有的家庭平衡和自我满足感被打破，具体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首先，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移民是个巨大的挑战。丹江库区属于山区，居民依山而居，搬迁移民后多数在江汉平原地带居住。移民前，“山”是人们生存资源的主要来源，田地多以旱地为主，虽有部分水稻田地，但数量却很少，农作物也以玉米、小麦、红薯等为主；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男性是生产的主体，女性多以家庭和辅助劳动为主；移民到江汉平原地区后，土地是平坦的水田，农作物也以水稻为主，部分地区一年两季水稻，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平原地带女性和男性在生产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移民男性和女性都要重新学会新的生产方式。另外女性承担的劳动量加大，不仅插秧、锄地、打农药等工作量轻的活要做，甚至“肩挑、背扛”等重活，女性也要一样和男性分担。生产方式的改变对家庭是种巨大的挑战，而面对这些需要重新学习的“劳动技能”，很多家庭在移民到新地址后存在很大的生存压力，很多女性甚至很多年都无法适应新的生产方式。
其次，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家庭的影响。在移民前，家庭生活方式是山地居民生活方式，家庭的作息时间也以山地耕种周期来变动，食物以玉米、面食为主，辅以大米；移民后因平原地带是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所以在饮食方面和山地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主食以大米为主，辅以少量的面食，玉米就更少，基本不种植。食材的改变使得相应的烹饪方式也随之而改变。原来烹饪方式是面食的方法，而现在以大米为主食，习惯上口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小孩和年青人等适应力较强，能够较快适应新的生活习惯，但对于中老年人要改变这种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生活方式却是非常困难。其中一个细节是家庭生活燃料的改变所带来的不适应，原来山地生活家庭主要燃料是山上的木材，居民就地山上取材，而平原地區多以晒干后的水稻秸杆作为做饭燃料；两者虽然都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主要燃料，但却有很大的不同，木材不容易点燃，火焰少但却燃烧缓慢，耐烧；而水稻杆易燃、火焰大，但却燃烧很快，用其方言讲“不ao（熬）火”。很多移民在搬迁到新环境后，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新的燃料，无法把握火候；做饭时，饭不是被烧糊，就是做成“夹生”，引起家人的不满和抱怨。另外对于移民中的老年人，几十年都习惯于柔软的面食，如面条、玉米糊、蒸的馒头、包子等，而移民到平原地区后，主食换成生硬的大米，食后胃很不舒服，消化较慢；很多中老年女性为了能够适应新的主食，就将米饭煮很长时间，煮的很烂，这样的米饭迎合了老人的口味，却又被年轻人所不习惯，为此很多移民家庭在移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庭内部就“吃饭”问题让负责做饭的妻子或母亲们非常为难。 再次，就是人们情感的缺失。以前无论是亲属还是邻居、同村人，大家都属于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族群，有祖祖辈辈生活熟悉的环境，移民后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种情感的分离对人的影响较大，也是造成人们内心不愿搬迁的主要原因。然而当时的移民政策却单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搬迁，家族中其他亲属家庭分散在不同区域；同时由于当时通讯业的不发达，搬迁后联系不方便，对女性而言，最大的感觉就是搬迁以后没了“娘家”，这在女性情感中是种很大的冲击。
三、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
虽然丹江移民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环境的改变，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其中的女性承担的压力比男性更大，主要体现在家庭压力，新环境适应性等方面。
女性不仅跟男性一样，需要承担周围环境的变化，更承担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男性在外面无论环境如何改变和陌生，他回到家里总希望能够找到熟悉的感觉和环境，而多数男性则认为这种熟悉的环境应该由家里的女人来营造和维持，而忘记了女人其实也跟男人一样，需要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丹江移民后男人认为能否在家里找到以前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感觉、甚至熟悉的食物口味，那都是女人应该做的。调查中一位移民现在还记得其母亲曾费尽心思为家人做顿面食的事情，仅仅只是顿面条，但当时的幸福感却能在人心中持续很多年还能被回味。
除了家庭的压力外，移民中的女性更多的时候承担着来自新环境的适应压力。女性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刚搬迁到现在居住地时，受关注程度太高而让人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引得本地居民十分好奇，很多同村的女性都喜欢到移民家里“串门”，而“串门”后发现的新的事物、新不同就成了女人们闲聊时的话题；以往很平常的一些习惯都会被现居住地的女性拿来“探讨”，例如丹江山地女性居民很多有吸烟习惯，但他们抽的烟和男性不同，男人喜欢“旱烟”，而女性吸烟则使用一种叫“水烟袋”的工具，里面装水，上面填上烟丝，这样烟丝燃烧后产生的烟不会太“冲”（“辛辣”的意思），适合女性抽，这让本地人很是好奇，因此而被当地居民议论过很长一段时间，这让移民中的女性感觉很不舒服（被置于众人目光的“聚光灯”下的感觉），心理上觉得自己很另类，很长时期都无法融入本地女性群体中。
另外，本地女性自小就接触水田的生产劳动方式，熟悉而擅长，而移民中的女性对这些却基本不懂，所有的水田生活方式都要重新学习。例如插秧，那是本地女性居民充分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如果哪个本地女人不会插秧会被别人耻笑的，甚至都找不到婆家。农忙时节，在宽阔平坦的水田里几十个妇女一字排开，弯腰、低头、微屈膝、左右手分工协作，倒退着插秧，左手拿秧把，右手分秧，然后快速插入田中，要求深浅适中，距离大致均等；谁插的又快又齐整，在平坦的田地中一目了然，干活的同时也是女性们相互暗自比拼的时候。然而这些都不是山地女性所擅长的，那些不懂插秧，或是插的慢，又不齐整的移民女性将在这种无言的竞争中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四、中国传统家庭中女性对家庭关系重构更具影响力
社会环境变化中，人的社会价值也必然会发生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女性对家庭的影响力要高于男性，对家庭关系重构更具决定性。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传统中国女性多以家庭为主，是家庭中的主导因素，即“女主内”，二是中国女性身体中所具有的千年传承的“美德”对家庭成员更具影响力。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很多家庭成员都是从家庭主导女性——妻子或母亲身上寻找原来熟悉的情感。虽然面对环境的变化，女性和男性同样面临着恐慌和不安，但在“家”这个环境中，女性却比男性更擅长营造出家的温暖，丈夫从家庭布局、熟悉的饭菜获得安慰，孩子从母亲身上寻求保护。
丹江移民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自己都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移民后的女性无论是否跟男人做同样的农活，家庭事务始终都应该属于女人来打理的。调研中丹江移民多次提到一个词——“姑娘家”，这里的“家”是指家庭，而“姑娘”并不是指那些没结婚的女孩子，而是代指家庭中的妻子。“姑娘家”在他们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表层含义，家有了妻子才能算是个完整的家，而那些家里没有妻子、单亲父亲带着孩子的家庭在他们眼中，不能算是完整的“家”；二是深层含义，妻子是家庭幸福与否的根本原因和外在代表，能干的妻子可以很好的照顾好家人，也能很好的操持好整个家庭事务，例如财务管理、人情世故、邻里关系等，这两层含义总结理解就是“有妻子才算是完整家，有好妻子才算有幸福的家”；那些虽然也“身为人妻”却不能把家庭操持好的就不能算是好妻子，自然在旁人的眼中，其家庭幸福指数就要降低很多。这个观点很符合中国儒家关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标准，但又超出儒家的要求，不仅要对内贤惠，更要能够对外应对各种关系，甚至家庭财务管理。关于丹江移民的这个观点，本人在调查中也曾访谈过本地的居民，他们对于这个观点也持赞同态度，但对“姑娘”所代指的范围略有不同，本地人理解不仅仅可以指代“妻子”，还可以是那些可以取代妻子地位的其他家庭女性，例如祖母、长大但尚未出嫁的女儿；如果有的家庭妻子不在了，但家庭中能够有以上可以取代其“管理”地位的人，并能很好的操持家庭事务的，这个家虽不完整，但也算幸福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早就提出“男女平等”的观念，但在传统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甚至很多都市现代家庭认为男性应该负责赚钱养家，负责家庭经济来源，女性只需要在家做个“全职太太”，负责相夫教子就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观念说明家庭幸福与否与家庭收入高低有一定关系，但财力绝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其中家庭核心女性——妻子（也是母亲角色）才是维系家庭成员幸福感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家庭中下一代成员尚未成年，这种对家庭关系重构以及追求幸福的自信心的作用就更强。
20世纪60年代丹江库区的移民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当时的移民现在早已经融入本地居民的中，老一辈的人多数已经去世，二代以后的与本地的居民在生产、生活、习惯等方面已无差別。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中，女性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压力和角色转变，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家庭中的男性，还有移居地的社会压力，以及女性本身自我的压力，但她们却坚韧的度过那段特殊时期，成为家庭幸福重构的主导力量。半个世纪过去，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新生代的产生，“移民”这个词也很少在当地人中提起，而当年的“移民”的后代也与本地人建立各种关系，还有很多人也走出家门，到外地工作生活，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移民，但在这个历史的迁徙中，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对家庭关系重建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深思。（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德]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林耀华. 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3]庄孔韶. 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