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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但“学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義。在延安时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整人的手段。对于一个领导集体而言，“学习”本是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胡锦涛时代使“学习”回归其本意。
2010年1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第十七届政治局就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第18次集体学习。这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人进行的第62次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一代领导人回归了“学习”的本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视学习的领导集体。
从2002年11月十六大结束到2010年1月，两届政治局先后组织了62次集体学习。这些学习内容广泛深入，为提高执政能力以应对国际和国内的种种挑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设学习型政党作出了优秀典范，为形成学习型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探索一条兼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符合自身历史条件的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
“学习”本意的回归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但“学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延安时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延安整风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全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整人的手段。参加“学习班”的大多是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进入邓小平时代，“学习”更多侧重科学技术。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人民需要尽快把“文革”中浪费了的时间补回来，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学习浪潮。
进入胡锦涛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成熟期。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全面深入，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过去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如何把握历史机遇、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是对新一代领导人的严峻考验。在这个历史关头，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人决定通过学习来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应对措施，使中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有序、健康、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对于一个领导集体而言，“学习”本是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胡锦涛时代使“学习”回归其本意。
十六届政治局建立集体学习制度
中央领导人进行集体学习，早在1980年代中就开始了。时任司法部长的邹瑜在2009年4月的《百年潮》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新宪法刚刚公布，各地积极进行普法活动。其中，本溪钢铁公司的做法最为突出。邹部长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办讲座的方法效果很好。1983年他在本溪问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知不知道宪法。老奶奶说，“知道，宪法是妈妈，其他法律是儿子，妈妈比儿子大。”1986年是“一五普法”的第一年，邹瑜于当年6月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建议在中南海举办法制讲座。胡耀邦很快批示，表示支持。邹瑜随之请有关专家学者为中央领导人举办了4期法制讲座。首位为中央领导上课的是孙国华先生，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1988年邹瑜离开司法部后，法制讲座没有继续。8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重新开启法制讲座。1994年12月9日，时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的曹建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讲了《国际商贸法律制度及关贸总协定》。随后到2002年为止，中央领导又组织了11次集体学法。
2002年12月26日，是一生酷爱读书的中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09年纪念日。这天，刚刚上任不到一个半月的十六届政治局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带领下，进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时说，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除了自学以外，中央政治局还要进行集体学习。今天这次学习活动，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第一次，开了个头。这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
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开始，学习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法学范畴，而扩展到经济、文化、科技、军事、能源、环境等各个领域。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以党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提出“努力建立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并强调“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
从2002年12月到2007年9月，十六届政治局共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据报道。政治局集体学习基本上是由中央办公厅、相关部委、相关科研机构三层协作实施。由中央办公厅牵头，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选题。从课题选定到正式讲课，要经过四大步骤。首先是选题。选题着重于重大现实问题和党与国家的长远建设问题，涉及法律、国防、党建、文化、历史、三农、教育、民族、民主、社会等16个方面的内容，而以法律、经济、国防、党建、三农为多，其中法律最多，平均每年一次。
其次是选学者。根据选定题目，选择有关问题专家。第三是备课。一般来说，从拿到课题到正式讲课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但每位讲员的情况各异。孙国华只准备了两周，就开讲。曹建明1998年第二次进中南海讲课时，准备了一个月。而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则准备了4个月。在很多情况下，一个题目需要集体备课，三轮试讲方能通过。
第四步骤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正式讲课。课堂是一个同心的椭圆形会议桌。参加学习的领导，由外向里，依次是各部委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就坐椭圆桌前面，与讲课老师正好相对。每一堂课大约120分钟。讲课80分钟，两位专家各讲40分钟。大家提问、讨论30分钟。最后，总书记做总结讲话。
44次集体学习共有89位国内学者参加讲课，除了第四次集体学习是3个人讲课外，其余都是两个人。讲课人来自38个单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15人，军事科学院8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7人，中国人民大学6人次，中央党校5人，北京大学4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4人，清华大学3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课人数最多，占89人的近17％，为中国智库之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是唯一应邀讲课两次的学者。他先后于2004年和2007年给政治局领导分别讲授“法制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12次)和“关于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第40次)。另外，讲课人中有5位是女性。
十七届政治局继续集体学习制度
2007年11月27日，新一届政治局进行了上任以后的第一次集体学习。这一次学习与十六届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遥相呼应。2002年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学习的内容是“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2007年十七届政治局第一次学习的内容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反映了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从宪法着手、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有关宪法的主讲人是曾参与制订“54宪法”和“82宪法”的宪法学泰斗、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崇德教授和来自武汉大学的周叶中教授。有关法律体系的主讲人是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春鹰研究员。
从2007年11月到2010年1月，十七届政治局共进行了18次集体学习。这些学习涵盖法律、宗教、经济、服务、气候变化、奥运会、科学发展、农业、社会保障、党内民主、军民融合、党建、财税制度等12个方面的内容。跟上一届政治局集体学习相比，这一届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针对性更强。
18次集体学习共有36位国内学者参加讲课，每次讲课两人。讲课人来自19个单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7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4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人，国防大学3人，中国人民大学2人，中央党校2人，中央党史研究室2人，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2人。很显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仍然是最重要的中国智库。执政能力的提高
从题目的选择可以看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在学习上有三大特点。第一，注重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中汲取营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十六届政治局的第九次集体学习讨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第16次探讨“我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问题”；第17次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第24次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回顾和思考”；第33次进行“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第42次学习“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十七届政治局的第16次集体学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政治局领导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是纵的坐标。
第二，着力研究世界发展趋势、树立正确的国际观。在十六届政治局的44次集体学习中，18次是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超过总数的40％。其中涉及世界经济形势、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当代科技发展、世界军事变革、世界文化产业、世界格局、世界农业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能源资源形势、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国外安全生产制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国外医疗卫生体制、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国外区域发展、以及世界金融形势。到目前为止17届政治局的18次集体学习中，7次是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超过总数的1/3。讨论题目涉及世界宗教、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全球气候变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世界经济形势、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等。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更好的把握。这是横的坐标。
第三，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整体执政能力。这是两届政治局学习中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历史题目还是国际题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焦点都会落实到中国的政策上。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中探索应对措施。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是为了更好地制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熟悉世界就业发展趋势是为制定中国的就业政策提供参考；掌握国际能源资源形势有助于谋划中国的能源资源战略。
事实上，很多次集体学习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如2003年4月28日十六届政治局的第四次学习“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科技发展”是为了运用科学技术来加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另外2005年6月27日的十六届政治局的第23次学习“国际能源资源形势和我国能源资源战略”为胡锦涛主席3天后访问俄罗斯、开展“石油外交”提供了重要参考。还有2008年6月27日的十七届政治局的第6次学习“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战略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2010年1月8日的十七届政治局的第18次学习“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对纵、横坐标的把握、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科学执政的概率得以提高、政策失误相对减少。
总之，通过这一系列的集体学习，第四代领导人的整体执政能力大大提高。这一代领导人在过去的7年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直到2009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沉着应对，经受了种种挑战。
“中国模式”是一个学习模式
应当说，中国在过去的30年内之所以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与中国人的学习、首先是中国领导人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模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成功模式。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使中国领导人的学习系统化、制度化，为建设学习型政党作出了优秀典范、为形成学习型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探索出的一条兼容本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符合自身历史条件的新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在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因“政治挂帅”而使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苏联、东欧放弃党的领导，使国民经济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条件恶化。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人审時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模式”。
应当指出，“中国模式”目前还不是一个终极模式，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中国领导人还应当继续学习，不仅要向国内的专家学者学习，而且要向海外的专家学者学习，甚至要向外国的专家学者学习，使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不流于形式、不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不停留于眼前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将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共产党作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应当不断学习，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试想如果一个拥有近7600万党员的执政党能够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它的执政能力怎能不强?如果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形成一种“勤奋学习、学以致用”的良好风气，这样的国家怎能不繁荣富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中国模式”将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模式，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终极模式。
2010年1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第十七届政治局就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第18次集体学习。这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人进行的第62次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一代领导人回归了“学习”的本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视学习的领导集体。
从2002年11月十六大结束到2010年1月，两届政治局先后组织了62次集体学习。这些学习内容广泛深入，为提高执政能力以应对国际和国内的种种挑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设学习型政党作出了优秀典范，为形成学习型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探索一条兼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符合自身历史条件的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
“学习”本意的回归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但“学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延安时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延安整风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全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整人的手段。参加“学习班”的大多是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进入邓小平时代，“学习”更多侧重科学技术。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人民需要尽快把“文革”中浪费了的时间补回来，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学习浪潮。
进入胡锦涛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成熟期。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全面深入，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过去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如何把握历史机遇、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是对新一代领导人的严峻考验。在这个历史关头，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人决定通过学习来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应对措施，使中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有序、健康、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对于一个领导集体而言，“学习”本是为了提高执政能力。胡锦涛时代使“学习”回归其本意。
十六届政治局建立集体学习制度
中央领导人进行集体学习，早在1980年代中就开始了。时任司法部长的邹瑜在2009年4月的《百年潮》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新宪法刚刚公布，各地积极进行普法活动。其中，本溪钢铁公司的做法最为突出。邹部长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办讲座的方法效果很好。1983年他在本溪问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知不知道宪法。老奶奶说，“知道，宪法是妈妈，其他法律是儿子，妈妈比儿子大。”1986年是“一五普法”的第一年，邹瑜于当年6月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建议在中南海举办法制讲座。胡耀邦很快批示，表示支持。邹瑜随之请有关专家学者为中央领导人举办了4期法制讲座。首位为中央领导上课的是孙国华先生，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1988年邹瑜离开司法部后，法制讲座没有继续。8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重新开启法制讲座。1994年12月9日，时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的曹建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讲了《国际商贸法律制度及关贸总协定》。随后到2002年为止，中央领导又组织了11次集体学法。
2002年12月26日，是一生酷爱读书的中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09年纪念日。这天，刚刚上任不到一个半月的十六届政治局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带领下，进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时说，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除了自学以外，中央政治局还要进行集体学习。今天这次学习活动，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第一次，开了个头。这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
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开始，学习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法学范畴，而扩展到经济、文化、科技、军事、能源、环境等各个领域。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以党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提出“努力建立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并强调“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
从2002年12月到2007年9月，十六届政治局共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据报道。政治局集体学习基本上是由中央办公厅、相关部委、相关科研机构三层协作实施。由中央办公厅牵头，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选题。从课题选定到正式讲课，要经过四大步骤。首先是选题。选题着重于重大现实问题和党与国家的长远建设问题，涉及法律、国防、党建、文化、历史、三农、教育、民族、民主、社会等16个方面的内容，而以法律、经济、国防、党建、三农为多，其中法律最多，平均每年一次。
其次是选学者。根据选定题目，选择有关问题专家。第三是备课。一般来说，从拿到课题到正式讲课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但每位讲员的情况各异。孙国华只准备了两周，就开讲。曹建明1998年第二次进中南海讲课时，准备了一个月。而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则准备了4个月。在很多情况下，一个题目需要集体备课，三轮试讲方能通过。
第四步骤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正式讲课。课堂是一个同心的椭圆形会议桌。参加学习的领导，由外向里，依次是各部委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就坐椭圆桌前面，与讲课老师正好相对。每一堂课大约120分钟。讲课80分钟，两位专家各讲40分钟。大家提问、讨论30分钟。最后，总书记做总结讲话。
44次集体学习共有89位国内学者参加讲课，除了第四次集体学习是3个人讲课外，其余都是两个人。讲课人来自38个单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15人，军事科学院8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7人，中国人民大学6人次，中央党校5人，北京大学4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4人，清华大学3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课人数最多，占89人的近17％，为中国智库之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是唯一应邀讲课两次的学者。他先后于2004年和2007年给政治局领导分别讲授“法制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12次)和“关于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第40次)。另外，讲课人中有5位是女性。
十七届政治局继续集体学习制度
2007年11月27日，新一届政治局进行了上任以后的第一次集体学习。这一次学习与十六届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遥相呼应。2002年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学习的内容是“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2007年十七届政治局第一次学习的内容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反映了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从宪法着手、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有关宪法的主讲人是曾参与制订“54宪法”和“82宪法”的宪法学泰斗、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崇德教授和来自武汉大学的周叶中教授。有关法律体系的主讲人是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春鹰研究员。
从2007年11月到2010年1月，十七届政治局共进行了18次集体学习。这些学习涵盖法律、宗教、经济、服务、气候变化、奥运会、科学发展、农业、社会保障、党内民主、军民融合、党建、财税制度等12个方面的内容。跟上一届政治局集体学习相比，这一届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针对性更强。
18次集体学习共有36位国内学者参加讲课，每次讲课两人。讲课人来自19个单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7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4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人，国防大学3人，中国人民大学2人，中央党校2人，中央党史研究室2人，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2人。很显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仍然是最重要的中国智库。执政能力的提高
从题目的选择可以看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在学习上有三大特点。第一，注重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中汲取营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十六届政治局的第九次集体学习讨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第16次探讨“我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问题”；第17次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第24次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回顾和思考”；第33次进行“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第42次学习“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十七届政治局的第16次集体学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政治局领导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是纵的坐标。
第二，着力研究世界发展趋势、树立正确的国际观。在十六届政治局的44次集体学习中，18次是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超过总数的40％。其中涉及世界经济形势、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当代科技发展、世界军事变革、世界文化产业、世界格局、世界农业发展、经济全球化、国际能源资源形势、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国外安全生产制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国外医疗卫生体制、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国外区域发展、以及世界金融形势。到目前为止17届政治局的18次集体学习中，7次是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超过总数的1/3。讨论题目涉及世界宗教、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全球气候变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世界经济形势、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等。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更好的把握。这是横的坐标。
第三，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整体执政能力。这是两届政治局学习中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历史题目还是国际题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焦点都会落实到中国的政策上。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中探索应对措施。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是为了更好地制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熟悉世界就业发展趋势是为制定中国的就业政策提供参考；掌握国际能源资源形势有助于谋划中国的能源资源战略。
事实上，很多次集体学习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如2003年4月28日十六届政治局的第四次学习“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科技发展”是为了运用科学技术来加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另外2005年6月27日的十六届政治局的第23次学习“国际能源资源形势和我国能源资源战略”为胡锦涛主席3天后访问俄罗斯、开展“石油外交”提供了重要参考。还有2008年6月27日的十七届政治局的第6次学习“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战略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2010年1月8日的十七届政治局的第18次学习“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对纵、横坐标的把握、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科学执政的概率得以提高、政策失误相对减少。
总之，通过这一系列的集体学习，第四代领导人的整体执政能力大大提高。这一代领导人在过去的7年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直到2009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沉着应对，经受了种种挑战。
“中国模式”是一个学习模式
应当说，中国在过去的30年内之所以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与中国人的学习、首先是中国领导人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模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成功模式。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使中国领导人的学习系统化、制度化，为建设学习型政党作出了优秀典范、为形成学习型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探索出的一条兼容本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符合自身历史条件的新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在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因“政治挂帅”而使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苏联、东欧放弃党的领导，使国民经济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条件恶化。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人审時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模式”。
应当指出，“中国模式”目前还不是一个终极模式，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中国领导人还应当继续学习，不仅要向国内的专家学者学习，而且要向海外的专家学者学习，甚至要向外国的专家学者学习，使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不流于形式、不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不停留于眼前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将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共产党作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应当不断学习，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试想如果一个拥有近7600万党员的执政党能够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它的执政能力怎能不强?如果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形成一种“勤奋学习、学以致用”的良好风气，这样的国家怎能不繁荣富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中国模式”将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模式，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终极模式。